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今年年初，DeepSeek橫空出世。

不少文字工作者為此焦慮，文學更成為了一大“重災區(qū)”。

“最近大家都在談DeepSeek對文學沖擊很大。但其實，最受沖擊的是那些通過寫作獲利的人，他們對此惶惶不可終日。但對讀者來說，一部好的作品是誰寫的重要嗎？一點不重要。”

3月22日，在以“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與AI時代的文學批評”為題的思南讀書會上，60后文學批評家王侃這樣說：“有作家說人工智能寫作沒有靈魂、沒有感情、沒有溫度。請問這些作家：你寫的東西有靈魂嗎？有感情嗎？有溫度嗎？DeepSeek寫的東西，可能比他/她寫的東西好多了。”

他也認為人工智能會深刻地改變讀與寫的關系。“未來‘寫’不再是一個問題，現(xiàn)在要思考的其實是如何成為一個理想的讀者。”

最后的作家和批評家？

在王侃看來，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可能會讓文學進入“私人定制”的階段。

過去，文學基于公共閱讀，比如王安憶寫出一部作品，很多人參與閱讀與討論。但是未來可能出現(xiàn)“讀者想讀什么，就讓人工智能寫出什么”。“一旦公共閱讀喪失，整個文學史的范式都會發(fā)生巨大的改變。我們分享的作品對方都沒有看過，但我們都可以說出優(yōu)雅的句子、漂亮的故事，震撼對方或者被震撼。”

他難以想象今后的文學史如何面對這樣一個寫作場面。就像21世紀過去20多年了，迄今中國大學里面沒有關于這20多年的文學史教材，因為這20多年已然非常難寫，出現(xiàn)了很多難以命名的狀態(tài)。“我想DeepSeek介入后，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只批評家，是連讀者自己都不能命名的時代。”

他預感未來的文學批評也會“很麻煩”。未來的文學批評不會談論具體某部作品的語言、結構、人物等等，而是會談論人機互動的深度、文化編碼的程序。未來的文學批評，也一定會有理工科生的進入。

“2016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最后的作家》，我說我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最后一代作家的落幕。文學批評也是如此。未來我們都會被人工智能淘汰。”王侃說，“我希望一個高度發(fā)達、高度完善、高度成熟的人工智能時代趕緊來，這樣現(xiàn)在的文學批評就會被終結掉。那么我作為最后一代批評家，會被歷史永遠記住。”

文學批評的“理想主義”？

批評家方巖說，他已經(jīng)開始后悔自己過去只在文科上下功夫，如今想在理科方面對AI有更多了解，只能借助AI，才能有了解的可能性。

“學文科的人多少有點狂傲，但我們要承認，我們大部分人都是庸人。”他直言今天的大部分文學批評其實都流傳不下去，之所以還有那么多批評家在寫，也因為大家要生活，“只是在解決吃飯問題以后，有時也會不甘心，在想能不能再寫得稍微好點。”

至于AI能不能取代人類寫作，方巖認為“該來臨的時候終會來臨”。“在改變?nèi)祟愡M程的新技術面前，在社會結構重組面前，我們的職業(yè)并沒有那么重要，其實也沒有什么損失，因為我們都太平庸、太渺小了。”

批評家木葉沒有那么悲觀。他說，在不遠的未來，99%的文字工作都會被AI超越或取代，但最重要的是剩下的那1%甚至0.1%，那是最精華最代表人之為人，以及人如何與AI共同升級甚至“合為新智慧體”的理由。

他對未來的文學批評依然抱有一種“理想主義”。就像曾經(jīng)有人說作家寫作是原創(chuàng)，但批評家寫作只是“寄生”，木葉并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好的文學評論會有自己的主體性和獨立性。說到底，時代和科技注定不斷變化，但文學批評是審美，更要是美。”

難題還沒有被更多人意識到

王侃說，批評家曾經(jīng)是文學藝術的立法者，別林斯基是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今天，批評家基本成為了闡釋者，于是產(chǎn)生了“寄生性”一說。

“中國的文學批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提‘學院派’的時候，有一個巨大的努力，就是試圖重新成為立法者，而不是寄生的闡釋者。”盡管自己也來自高校，但王侃毫不掩飾他對“學院派”批評的失望，“當時‘學院派’批評的出現(xiàn)是反對庸俗社會學，也試圖擺脫寄生的狀態(tài)，但是今天‘學院派’批評的‘庸俗’和‘寄生’比九十年代初還要厲害，這是很糟糕的地方。”

王侃也提到AI寫作對于倫理秩序的沖擊。“莊子在2000多年前就擔憂這件事，在井里裝了一個轱轆，這是最早的機器，他說人使用機器就有了‘機心’，然后我們的道德就開始有‘污點’，他憂患幾千年后的世界由于‘機心’的不斷發(fā)展，倫理會徹底崩壞。”

“技術一定是帶來進步的，但技術帶來的倫理難題沒有被更多人意識到，包括DeepSeek帶來的倫理難題是什么還沒有被充分討論過。在這個問題上真正憂慮的人，是真正對這項技術有了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