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冬令時的英國，下午四點就已天黑，實在不是旅行的好時節，但不甘心荒度周末，我還是決定前往利茲（Leeds）。不過就托爾金足跡探訪來說，利茲實在是個游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地方。1920年至1925年，托爾金在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執教，但這段時光在《托爾金傳》等諸多相關書籍中，都只留下寥寥幾頁紙的敘述。

《托爾金作品導讀與指南》（The J.R.R. Tolkien Companion and Guide）里記錄，托爾金于1920年10月開始執教，但他們一家1921年才完全搬到利茲，一度在大學附近的圣馬可巷（St Mark’s Terrace）租房居住。如今這些排屋早已拆除。托爾金的大兒子約翰和小女兒普莉西拉將這處靠近利茲市區的居所描述為：“昏暗而遍布煙塵，空氣嚴重污染，以至于窗簾半年就爛了，還是嬰兒的（二兒子）邁克爾放在手推車里在戶外待一陣身上就蓋了一層煤灰；托爾金自己每天得換三次衣領！”（斯卡爾與哈蒙德，《托爾金作品導讀與指南》）——當然，實際上出生于1929年的普莉西拉不可能經歷過利茲的歲月，因為托爾金一家在1925年就回到了牛津，她對利茲的認識多半是來自家人的回憶。或許是受了這段描述的影響，一下火車，我仿佛聞到利茲的空氣中彌漫著煙塵味。

利茲火車站

料想利茲作為一座前工業重鎮，本身沒什么值得參觀之處，我決定先直奔火車半小時距離的溫泉小鎮哈羅蓋特（Harrogate）。1917年初，托爾金被安排在這里的弗內斯戰備醫院（Furness Auxiliary Hospital）養病，此時距離他因患戰壕熱從索姆河前線被送回英格蘭已經過去三個月，經過在伯明翰住院和在大海伍德村居家休息之后，前線的指揮官迫切地希望托爾金回到戰場，以彌補軍官短缺的問題。但正如《托爾金傳》所述，他本人自然不希望回到索姆河的戰壕，“畢竟他剛開始自己的偉大創作，不想上演被德國人一梭子送命的悲劇，但他又能做什么呢？”（卡彭特，《托爾金傳》）托爾金的假期在1917年1月12日結束，但他又病倒了，等到他在1月23日再次接受醫療委員會檢查前，高燒已經反復兩次，軍醫又給了他一個月的休假。2月下旬，他仍未完全康復，被認為不宜回到前線，于是被派去約克郡海岸線的防守部隊服役，在上任前，軍醫安排他去同屬于約克地區的哈羅蓋特住院療養。

往哈羅蓋特去的火車上，窗外風景逐漸從城市轉為典型的英格蘭鄉村景觀，間或點綴著林地，雖已上午10點多，但冬日的晨霧還未散盡，陽光射下來，顯得頗有仙氣。哈羅蓋特給人的第一印象相當好，街道是整齊的維多利亞時期建筑，沒有礙眼的新樓房，這里曾經連續三年被選為英國“最樂居城市”。自16世紀此地發現溫泉以來，這里就成了全英國聞名的療養地，富人們拖著病體接踵而至，也讓城市財富得以積累。一圈走下來感覺這里明顯是流淌著“老錢”的地方，當地人似乎對自己的城市歷史非常自豪，幾乎每走幾步就會看到建筑物上掛著銘記歷史的“藍牌”——不過這兒統一用的是棕色底。

哈羅蓋特街景

穿過市中心的商業街區，在城市西邊的林谷路（Valley Drive）95號也有屬于托爾金的那塊銘牌。建筑是典型的三層樓高的聯排別墅，前面有小花園，環境相當舒適，看門上的標志，托爾金和伊迪絲當年住過的這一棟現在似乎改成了精品小旅館。林谷路上房子都在東側，西側則是茂密的樹林，從地圖上看，這是一片名為林谷花園（Valley Gardens）的綠地。1917年初，托爾金的妻子伊迪絲跟隨他北上，和她表姨詹妮一起租下林谷路95號居住，托爾金本人住的醫院就與她們隔著狹長的林谷花園，一個月住院結束后，他又獲得三周假期，便也搬入了林谷路房子與她們同住。1917年4月中旬，托爾金中學時的文學小團體T.C.B.S.“四杰”中的另一位幸存者克里斯托弗·懷斯曼終于能從海軍告假，上岸來拜訪朋友——1924年11月，托爾金第三個兒子出生在利茲，就取名克里斯托弗，以紀念與懷斯曼的友情（克里斯托弗·托爾金也正是在其父親去世后編輯整理托爾金手稿并使之付梓的文學遺產執行人）。

《托爾金與世界大戰》中提到，懷斯曼幾乎是不請自來，“在托爾金太太的允許下，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會闖入你在文學中的獨處時間。”他宣稱，“哈羅蓋特會議就此召開。”（引述于加思，《托爾金與世界大戰》）在懷斯曼這番故作夸張幽默的說辭背后，是一個沉痛的事實，T.C.B.S.中的另外兩位好朋友，吉爾森和史密斯，已在1916年先后死于索姆河戰場，“不朽的四杰”只剩下“倆兄弟”。1917年初，懷斯曼曾給托爾金寫信道：“整件事真是難以言喻的神秘，看到這樣兩位上帝的巨人在眼前走過，且我們還與他們一同生活、歡笑過，向他們學習過，并發現我們和他們是如此相似，而最終卻又看著他們重新回到來時那迷霧中。”出于對摯友陣亡的悲痛，懷斯曼建議托爾金和他這兩個幸存者應該關照一下史密斯的文學遺產——1918年，由托爾金和懷斯曼編輯整理的G.B.史密斯詩集《春日的豐收》（A Spring Harvest）出版。

與此同時，懷斯曼也關心著托爾金自己的創作，曾寫信敦促他說：“你該開始寫那個史詩了。”實際上，在“哈羅蓋特會議”發生時，托爾金已經開始一陣了，年初在大海伍德村休養時，他“在一本廉價筆記本的封面上，用藍色粗鉛筆寫下他為這個系列神話取的名字：‘失落的傳說’，筆記本里寫的故事，最終將演變成《精靈寶鉆》。”（卡彭特，《托爾金傳》）他此時寫下的第一個故事，就是《剛多林的陷落》。這個故事發生在中洲第一紀元接近尾聲的時刻，講述了凡人圖奧來到最后的精靈國度剛多林，并見證了黑暗魔君魔茍斯如何攻陷這座美麗的城市，故事最后圖奧和他的精靈妻子伊綴爾（她正是國王圖爾鞏之女）帶領殘存的剛多林居民逃出生天，其中包括他們的幼子埃雅仁德爾（Earendel，托爾金會在很多年后才會改用我們熟悉的埃雅仁迪爾［E?rendil］這個拼寫）——最后這個情節也將他1914年寫的埃雅仁德爾詩歌與中洲的神話傳說關聯起來。沒有記錄說明托爾金花了多久時間寫這個故事，但從這一文本的體量來看，可以推想其寫作很可能延續到了哈羅蓋特療養期間。這個故事中最值得注意之處不是人類與精靈的聯姻，而是對剛多林陷落時那場慘烈大戰的描寫，尤其是其中出現了許多怪異的武器，似乎更像是來自他剛剛經歷過的索姆河戰場。約翰·加思在《托爾金與世界大戰》中提到，1916年9月，托爾金在前線看到了人類最新的戰爭機器：坦克，這一形象經過文學轉化，出現在《剛多林的陷落》中，

“米爾冦將他最出色的鐵匠和妖術師都召集起來，他們用鐵和火制造了一大群怪物。那些怪物只在當時存世，不到‘大終結’時不會再現。有些怪物全身都是鐵造的，連接十分精巧，可以像金屬河流那樣緩慢流動，也可以盤卷起來，包圍或攀上一切攔在它們前面的障礙；在它們內部最深處載滿了手持彎刀和長矛的最殘忍的奧克。另一些怪物是用青銅和紅銅造的，被賦予了烈火的心和靈，能用恐怖的鼻息燒焦擋在它們面前的一切，再踐踏逃過它們噴吐之烈炎的人。”（托爾金，《剛多林的陷落》，“失落的傳說之剛多林的陷落”）

但托爾金也在他的故事中加入了不屬于現代戰爭的莊嚴感和儀式感——

“就在他們（魔茍斯的大軍）的使者奔忙的時候，他們聽見剛多林的大軍中奏響了動聽的音樂。他們不知這是何意，心生恐懼。看啊！埃克塞理安和涌泉家族的戰士們來了……他們長笛齊奏，穩步而來，在殷紅的火光和漆黑的廢墟當中，他們那水晶與白銀的服飾顯得亮麗無匹。

“突然間，樂止音消，嗓音悅耳的埃克塞理安高聲下令拔劍。不等奧克反應過來，他已發起猛烈的進攻，閃著寒光的白刃已經殺到了敵人中間。”（托爾金，《剛多林的陷落》，“失落的傳說之剛多林的陷落”）

現實中，當他與懷斯曼于1917年4月在哈羅蓋特見面時，德軍已經撤離了索姆河，但不是因為吃了敗仗，而是戰略性后撤，以便縮短戰線，更易于防守。正如加思寫道，“這讓連續幾個月的艱苦戰斗和可怕的傷亡人數顯得像個笑話”，英國和盟軍得到的“不過是幾公頃爛泥地”（加思，《托爾金與世界大戰》）。如此多年輕人沖鋒陷陣和犧牲，最終毫無意義。一戰結束后的20世紀20年代，許多關于這場大戰的回憶錄、詩歌和虛構作品都彌漫著虛無感，以最大程度地表達反戰情緒，這些文字一方面拒絕了那些強調“責任、愛國和榮譽”之類的美化戰爭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它們將這段歷史描繪成被動且無意義的苦難，加思認為，這種對戰爭的觀點“剝奪了在許多退役士兵看來對他們生命有塑形作用的那段經歷的意義感”（加思，《托爾金與世界大戰》）。托爾金痛斥過“戰爭帶來了愚蠢的浪費，不僅是物質層面，更是道德和精神層面的”（托爾金書信第64號），但他也拒絕將自己和數千萬被迫中斷學業和日常生活的年輕人共同經歷過的恐怖、創傷和死亡僅僅看作某種毫無意義的事情，從最早的“剛多林的陷落”到后來《魔戒》中的多場壯烈戰役，托爾金一次又一次在兩軍交戰的場景上耗費筆墨，不是為了謳歌戰爭本身，而是將意義還給那些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人們。

遺憾的是，與其他托爾金或長或短住過的房子一樣，林谷路95號雖然掛了牌，卻也并未開放參觀——恐怕內部也不會是當年原貌——在門口拍了幾張照片，便也沒更多可做的了。過了街沿林谷路向南走幾步，有林谷花園的一個入口，原本只是想穿過花園去看一眼托爾金曾經住過的弗內斯戰備醫院大樓，卻發現林谷花園意外的迷人，尤其在這難得的冬日暖陽中，雖已12月，許多樹木還未落葉，也有一些剛剛開始變得金黃。這片占地17英畝的公共花園如今屬于英國二級遺產保護名錄，1887年，為了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登基50周年，這片遍布溫泉的低地被設計改造成花園。靠近林谷路的一側有一條小溪，似乎是最低處，花園從小溪開始向西延展，坡度緩緩上升，噴泉、建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名貴古木點綴在草坡上，給花園的空間布局增加了立體感。步道縱橫交錯，最主要的三條與林谷路平行的步道分別位于緩坡的三個不同高度，當然，花園在2018年有過一次修復，目前的布局或許不會與一個多世紀前完全一致，不過我所查到的資料中并未提到一戰期間花園有任何嚴重損毀，那也可以想象，托爾金和伊迪絲居住在林谷路期間，或許常常在這片美麗的溪谷散步，而他在《剛多林的陷落》中描述逃出屠城的精靈在“垂柳之地”南塔斯林暫歇，是否也是托爾金自己在林谷花園這兒休養時的心情寫照？

“他們終于還是來到了那片大池塘所在的地方，來到了那最柔美的垂柳之地邊緣。那里吹拂的風給他們帶來了安寧與平靜，那些為死在那場慘烈陷落中的親友哀悼的人，心中的悲痛因為這地的舒適而得到了緩解。女子在這里恢復了美貌，病患得以康復，舊傷也不再疼痛；然而，唯獨那些有理由擔憂自己的親族仍活在鐵地獄，經受痛苦奴役的人，既不歌唱，也不歡笑。”（托爾金，《剛多林的陷落》，“失落的傳說之剛多林的陷落”）

三條主要步道中最高的那條毗鄰康沃爾路（Cornwall Road），這里的石柱廊正在進行圣誕集市，聚集了各種當地手工藝小攤，但更引起我興趣的是柱廊入口處的一株紫藤，這顯然是棵老樹，主干盤結，木化的藤枝與柱廊頂棚纏繞在一起，一時分不清是紫藤托舉了柱廊，還是柱廊支持了紫藤。可以想象，五月紫藤花開時，這一定會是能讓人聯想到明霓國斯的盛景——“辛葛的宮殿……有眾多寬敞的走廊延伸到地下深處，通往各處鑿自天然巖石的高廳與私室，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使得這座宮殿被命名為明霓國斯，‘千石窟宮殿’……各類飛鳥與走獸的雕飾，或奔騰于墻壁之側，或攀爬于廊柱之上，或隱現在繁花盤繞的枝條間。”（托爾金，《精靈寶鉆》）不過，托爾金本人應當未曾見過此處紫藤柱廊的盛景，因為柱廊是1933年才建造的，那時托爾金早已離開了利茲。

從柱廊一頭的小樓梯上去，可以到達康沃爾路，這條街對面仿佛“布達佩斯大飯店”一樣華麗而宏偉的大樓，就是曾經托爾金住過的醫院。這棟似乎雜糅了哥特、拜占庭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始建于1903年，原本倒真是豪華酒店，一戰期間用作戰備醫院，現在是辦公樓。這里并未掛任何歷史相關的紀念銘牌，也無法進入，只能在外邊看幾眼。

如此，哈羅蓋特的尋訪算是告一段落，從熱鬧的商業街逛回火車站，發現原本時間算得剛剛好的火車取消了，等坐上一小時后的班次，天已開始擦黑，但回利茲市區前，還有一處需要去看看，那是托爾金一家搬回牛津之前在利茲最后的住處。

根據《托爾金傳》中的簡略記錄，1924年，32歲的托爾金獲得利茲大學的教授席位，“這個歲數以英國大學的標準，算得上相當年輕”（卡彭特，《托爾金傳》）。同年，他和伊迪絲買下了市郊達恩利路（Darnley Road）2號的房子，四周有開闊的田野，相比污染嚴重的市中心，托爾金一家的居住環境大為改善。達恩利路位于利茲西北邊，剛好在哈羅蓋特回利茲的火車線上，可以在黑丁利站（Headingley）下車，步行大約半小時，不過冬日天色暗得早，我決定搭公交車過去。達恩利路所在的威斯特帕克（West Park）一帶是典型的城郊中產住宅區，一幢接一幢小房子，門口是修剪整齊的矮樹籬，這個冬天周六的傍晚，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達恩利路2號這房子似乎比周邊的還更氣派一些，兩層樓高，還有尖尖的閣樓，前院不僅停了一輛車，邊上還有一小片草坪和花壇。房子燈火通明，從為車道留出的樹籬缺口可以看到，底樓一扇窗邊掛了藍色圓牌，那看起來是廚房的窗，一位女士似乎在窗邊的水池洗菜。這樣居家的場景，倒讓我想起《魔戒》故事的結尾，“而山姆轉往傍水鎮，就這樣，他再次在一天將盡之時回到了小丘。他往前走，那里有暖黃的燈光，屋內有爐火，晚餐已經備好，家人正在等待。”（托爾金，《魔戒》，卷六第九章）整整一個世紀之前，托爾金每天從利茲大學回到家中，是否也會見到如此的溫馨場景？車道入口離房子距離頗遠，站在樹籬邊根本看不清藍牌上的字，但我在那兒徘徊良久，一心希望能和屋內的人對視，然后獲得進院子拍照的默許，只是今天這位傍晚五點不到就在廚房忙碌的女士專心致志，絲毫沒留意到外面的情形。在寒風中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拍到照片的欲望占了上風，于是繞過停著的汽車私入院子來到墻邊，近距離拍下那塊紀念托爾金在此居住的藍牌。

達恩利路2號，托爾金一家居住過的房子

在城郊繞了這么一圈，天早已全黑，便坐公交車回利茲市區住酒店。這條沿著主干道歐特利路（Otley Road）直通利茲大學的巴士線會不會也是托爾金在一個世紀前上班通勤所乘坐的？

周日的探訪就集中在利茲市區了。自維多利亞時期開始，利茲就是一個紡織和服裝制造業中心，利茲大學的前身即是1874年創辦的約克郡科學學院（Yorkshire College of Science），其中的學科包括紡織和印染；1887年，它合并了其他一些院校后成了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的一部分；1904年，愛德華七世國王（King Edward VII）為其頒發了皇家特許狀，獨立為利茲大學。校園距利茲市中心一英里的樣子，穿行在其中，可以看到150年來各種不同的建筑風格，從紅磚的哥特復興建筑到裸露混凝土的粗野主義建筑，如今這校園的面貌想來必然與托爾金在一個世紀前看到的大為不同了——尤其讓我比較意外的是，二戰之后興起的粗野主義成了利茲大學最主要的視覺印象，與保持古典風貌的牛津以及紅磚的伯明翰大學都形成了鮮明對比。粗野主義重實用且避免裝飾，當年在建筑界就有著兩極分化的評價，很難想象托爾金會對此有什么正面看法。不過，如今很多粗野主義建筑已經獲得了文化偶像地位，比如倫敦的南岸藝術中心（Southbank Centre）。在利茲大學校園穿行，最初的驚詫過后，倒也能體會粗野主義建筑的另類美感，它只是不同于托爾金所熱愛的那種美，比如工藝美術運動風格。

托爾金在利茲大學的五年富有成效，他設計了盎格魯-撒克遜語和中古英語的教學大綱，和新來的講師E.V.戈登（E. V. Gordon）一起新編纂了一版中古英語詩歌《高文爵士與綠騎士》（Sir Gawain & the Green Knight），他們還在學生中組建了一個維京俱樂部，經常在小酒館聚會，閱讀薩迦，用古諾斯語唱飲酒歌，這一俱樂部讓他們成為廣受歡迎的老師。只可惜，《托爾金傳》里列舉了他在利茲的這些“事跡”，卻未能提到任何明確的地點，網絡上也完全查不到托爾金當年那個維京俱樂部常去的酒館的名字，只能先在校園里找找英語系。時逢周日，很多教學樓都關閉著，倒是發現臨著主干道有一幢宏偉的白色希臘復興式建筑有人進出，便也跟進去看看。這正是始建于1938年但因二戰爆發停工，直到1951年才落成使用的帕金森樓（Parkinson Building），利茲大學主要收藏藝術和人文學科的布拉澤敦圖書館（Brotherton Library）就位于其中，這個圖書館不僅周日開放，咨詢臺甚至還有員工上班，正好可以問問。咨詢臺坐了三位圖書館員，他們告訴我英語系現在的位置，但并不清楚一百年前的英語系到底在哪個樓，一番搜索之后，他們說似乎圖書館所在的帕金森樓就在利茲大學英語系的原址之上。而提到托爾金，他們提供了一個更重大的信息，原來就在這個布拉澤敦圖書館里，藏有托爾金寫給E.V.戈登和其家人的信件，這套藏品是利茲大學2015年從戈登女兒手中購得，包括6封書信、11份手稿、托爾金送給戈登一家的初版《霍比特人》以及非常罕見的學生自印小冊子《獻給語文學家的歌謠》（Songs for the Philologists）！托爾金和戈登的友誼在他搬回牛津之后還一直持續，20世紀30年代，他們原本計劃繼續合作，編撰整理古英語詩歌《珍珠》（Pearl），因此通信往來不斷，托爾金還從牛津寄去了不少詩歌手稿。遺憾的是，1938年戈登突然病故，享年42歲。與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對托爾金手稿藏品的“嚴防死守”截然相反，利茲大學的這套“托爾金-戈登”檔案甚至可以向公眾開放，只需提前三天在圖書館系統預約，即可近距離接觸到托爾金的親筆——就為了這一點，利茲也值得重訪。雖然我這一次臨時來看不到這批藏品，但三位圖書館員還是非常好心，允許我到布拉澤敦圖書館那個漂亮的圓形大廳參觀。早上還陰沉的天此時突然放晴，陽光圓形大廳拱頂上一圈玻璃窗射進來，頗有點圣殿的感覺。

除了利茲大學，其實這座城市跟托爾金生平有著直接關聯的地點就告一段落了，但若對于托爾金本人的研究領域感興趣，倒還有兩處存有相關文物，都與古英語詩歌《貝奧武甫》（Beowulf）中提到的傳奇鐵匠韋蘭（Wayland the Smith）有關，雖然他在《貝奧武甫》中只有兩行——

“這副甲胄之冠，護衛我胸膛的鎧環之王：

雷澤爾的遺贈，巧匠威蘭的作品。”（選自馮象的中文譯本，他在此處用了另一種音譯“威蘭”）

不過，鐵匠韋蘭的故事在諸多日耳曼和古諾斯神話中都有講述，不同版本或許在細節上有差異，但故事主體都差不多：鐵匠韋蘭被一位國王囚禁在島上，只能聽命打造各種物品，但他殺死了私自上島的兩位王子，然后靠自己的巧工制造了翅膀，飛出島去找國王報仇。記載這些故事的文本，包括冰島的《詩體埃達》（Poetic Edda）恰恰都是托爾金的研究興趣，而他與《貝奧武甫》則淵源更深。1936年，托爾金發表了演講《貝奧武甫：怪物與批評家》（Beowulf: The Monsters and the Critics），被視為該領域的一大突破，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關于此古英語詩歌的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在牛津，托爾金開設過一門《貝奧武甫》的通識課，卡彭特在傳記中寫道：“每個他教過的學生都會記得這個最著名的例子，即《貝奧武甫》系列講座的第一堂開場。他默默進入講堂，聽眾們在他的凝視下安靜下來，突然他用洪亮的嗓音慷慨陳詞，以原汁原味的盎格魯-撒克遜語誦讀開篇詩行，大吼一聲 ：‘聽！’……這與其說是背誦，不如說是表演，是在模仿蜜酒大廳中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游吟詩人。”（卡彭特，《托爾金傳》）另外，1920至1926年（其中有五年正是在利茲度過的）托爾金將《貝奧武甫》翻譯為現代英語，只是這部分手稿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兒子克里斯托弗整理并于2014年出版。

由杜倫大學考古系統籌的《盎格魯-撒克遜石雕總匯》（The Corpus of Anglo-Saxon Stone Sculpture）第八卷記載了九塊來自利茲的八至十世紀石雕殘片，其中三塊遺失，四塊在利茲城市博物館（Leeds City Museum），另外兩塊在利茲大教堂（Leeds Minster），兩處的殘片均呈現了鐵匠韋蘭的故事。這些殘片都是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十字架柄，于19世紀利茲大教堂重建工程中被發現。這種古代十字架上并沒有現在教堂里常見的耶穌尸體，而是鑲嵌在圓上的等邊十字，底下則是四面帶浮雕的長柄。從利茲大學步行十來分鐘，在鬧市區邊緣正對千禧廣場的就是利茲城市博物館。此館體量不大，卻是個綜合博物館，從自然歷史到古埃及、從城市史到亞洲文物，都有永久陳列，但每個方面的展品都比較有限，倒感覺比較親民，不至于像大英博物館那樣讓游人迷失。這些盎格魯-撒克遜殘片在利茲城市史板塊，這里的展陳顯然更偏向公眾教育而非營造氛圍，它們被垂直固定在以單線條繪制了十字架柄復原圖案的背景板上，沒有幽暗的環境和聚光燈，如果不是因為提前知道其存在而特別留意，很容易錯過這些重要的文物。利茲城市博物館雖然1819年就成立了，但2008年才遷入現址，沒有記錄說明一個世紀前托爾金在利茲時這些殘片是否已被展出。另外兩塊殘片托爾金倒不無可能看到過，畢竟它們自1877年起就陳列在利茲大教堂里，即便作為天主教堂，托爾金不會去屬于圣公會的教堂做禮拜，但這樣一件與自己研究如此相關的文物就在咫尺之遙，我想任何人都會忍不住前去一觀吧——當然，這只是揣測，在目前公開的托爾金書信或手稿中，并沒有關于他參觀了這些殘片的只言片語。

從利茲城市博物館穿過市中心的商業街區，大約也是十來分鐘的步行，就可以到毗鄰艾爾河（River Aire）的大教堂。進去時一場彌撒剛剛結束，鐵盆里的香還未焚盡。公元10世紀的十字架就在祭壇右側，走到跟前才發現這幾乎是個完整的十字，大約有兩米五高，只是長柄部分的石料斷成了多截，又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襯著對面照過來的射燈和焚香的煙霧，整個場景瞬間喚起了對遠古的想象。然而，仔細閱讀介紹文字才會發現，真正來自10世紀的僅僅是其中極小的兩個碎片，而整個十字架其實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復原。按照專業觀點看，這樣的重構或許不能算“原真的”文物，而且如此渾然一體的復原違背了“可辨識”的原則，確實很可能誤導觀看者，若不是事前事后檢索了大量資料，我差點就以為如此壯觀的整個十字架都來自兩千年前。不過作為普通參觀者，我不可避免地認為利茲大教堂里的這種展示更具靈韻——將殘片重構成完整的石雕，這也正是托爾金的創作方式，他將日耳曼和北歐的古代神話傳說中那些支離破碎甚至充滿矛盾和混淆的殘片收集起來，然后重構出名為“中洲”的完整畫卷，我們可以如文物專家那樣去考據他的各個原型，但也完全可以（且更應該）僅僅去享受一個靈韻未曾消散的故事。

距離回伯明翰的火車發車還有些時間，作為利茲之行的尾聲，倒是可以去河對岸的皇家兵器博物館（Royal Armouries Museum）走一圈，這座免費的博物館收藏了上萬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的武器，在這里也能找到來自中洲的一個回響，常設展中有個影視兵器的特別板塊，其中陳列了《魔戒》與《霍比特人》電影系列中的三把劍，比爾博和弗羅多都用過的刺叮劍，以及阿拉貢和波洛米爾在《魔戒》第一部中各自的佩劍。虛構兵器之外，此館的大部分藏品都來自真實歷史，走在其間還是頗有矛盾的心情，一方面為那些鎧甲和刀劍的精美折服，另一方面想到人類的互相傷害有著如此悠久的歷史且傷害方式還在不斷演進，也實在悲哀。此情此景中，倒是想起托爾金曾借法拉米爾之口指出了我們該如何看待武器：“我不會因其銳利而愛雪亮的刀劍，不會因其迅疾而愛箭矢，也不會因其榮耀而愛戰士。我只愛他們保衛的對象——努門諾爾人類的城市。”（托爾金，《魔戒》，卷四第五章）

只不過，在這滿滿五層樓的真實歷史上的殺戮工具展示中，又有多少僅僅是為了保衛一座美好家園而制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