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個題目化自臧克家的詩作《炭鬼》：“一直醉成一朵泥塊，黑花便在夢里開滿。”本指礦工在危險的勞累、忙碌之余，也有輕松一刻，即“白干直向喉嚨里灌”；所謂醉成泥塊、開滿黑花云云，則是描述這“快活”的。但筆者讀到這兩句詩時，卻覺得拿它來形容《故紙堆里覓真相》作者吳心海對現代文學史料——“故紙堆”的癡迷、沉浸、劬勞，是再貼切不過了。

本書第一部分“求索與發現”，主要收錄了作者發掘中國現代作家或詩人（如戴望舒、李白鳳、郁達夫、梁實秋、臧克家等）佚文佚簡的若干成果，同時旁及周作人落水期間的一篇重要訪談、少年金庸“痛擊”李白鳳的“莽撞組合拳”，以及吳宓日記等材料；第二部分“史料與求實”，通過史料考辨，一方面對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傳聞乃至言之鑿鑿的“定論”進行挑戰，如吳奔星的兩樁“公案”與“九葉詩派”的命名問題，另一方面對某些研究著作或紀實文章的舛誤、失實處進行指謬，如某人某書將為開放女禁而奔走鼓呼的謝楚楨誤認為女性、某年某報聲稱“海明威在中國打過鬼子”；第三部分“詩情與詩魂”，顧名思義都與“詩”，當然是與新詩息息相關，其間所涉的既包括冰心、陳夢家、臧克家、吳興華、戴望舒、邵燕祥等知名詩人，也對“被低估”的詩人水天同及陳子展、周而復、蕭也牧、劉白羽、孫犁等“不以詩人聞名的作家的新詩”多有關注。全書23萬字（其中不少篇幅是附錄的原文）、長短文章28篇，鉤沉了豐富的文獻史料，破解了文學史上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補充了殘缺不全的文學地圖，抽絲剝繭、巨細靡遺、入情入理，對我們揣摩懸想該書所涉及的多位中國現代作家、詩人，以“設法貼近，尋找相遇的契機和相容的軌跡”（李丹夢語），并重構現代文學的歷史原境，實在大有裨益。

史料工作雖不免煩瑣、辛苦，卻有“發現的愉悅”（陳子善語）作為慰藉。每當“求真”的渴望被饜足，長期埋首故紙堆的疲憊、倦態、陰影一掃而空——作者給新著取名“故紙堆里覓真相”，必定積貯著豐富的肉身經驗。而“覓真相”所呈現出的治學態度，構成了理解、欣賞此書的另一路徑。

作為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并在新華日報社工作的一名“新華人”，作者對“覓真相”的執著似乎是種“職業病”。書中所收《海明威在中國打過鬼子嗎？》一文，最能說明這一點。尤其值得欽佩的是作者刀刃向內的勇氣，為存其真，愿在全書第一篇文章后面附上陳子善、金傳勝兩位學者的質疑；借用作者的話說，這是一種“非常嚴肅的態度”。而尋覓歷史的真，需要的往往不只是嚴肅的態度和冷靜的分析，還有挑戰“定論”、顛覆權威、同流俗決裂的勇氣，一如殷海光所反復申言的那樣：“我覺得人必須要有真是真非，而且有勇氣拿出真是真非。”在《趙瑞蕻：九葉詩派根本不存在》一文中，作者便顯示出這樣“不合時宜”的勇氣——當然，不合時宜的并非作者一人，吳奔星、趙瑞蕻等人斷言“當時一段時間以來一個炙手可熱的詩歌流派”——也就是“九葉詩派”——“根本不存在，不成立”（趙瑞蕻語）或“實為誤傳”（吳奔星語），同樣是逆“勢”而動，不知要開罪于“多少研究新詩流派的論者，砸掉多少人的飯碗”，而這么一種觀點的提出，也“的的確確是下筆維艱啊！”（第218頁）白璧微瑕的是，作者一時沒有找到趙瑞蕻信中提到的那期《鐘山》，只得用《離亂弦歌憶舊游》一書中的相關篇章代替。筆者查閱了一下資料，愿補充于此：1997年《鐘山》第3期刊出《烽火弦歌憶舊游——懷念穆旦，并憶西南聯大》一文，篇末署明“1996年10月5日，修訂”，是年《新文學史料》第3、4期刊出《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懷念穆旦，并憶西南聯大》一文，篇末署明“1996年10月25日訂正”，后者增刪了若干篇幅，并對內容作了符合《新文學史料》語境的調整，但總體上不妨看作“同一篇文字”。

作者認為“趙瑞蕻先生身為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新詩的耕耘者，作為詩人穆旦西南聯大的同學，對當時的新詩格局及流派，是有很大的發言權的”（第218頁），這是富于啟發性的。雖然親歷者往往無法脫開自身經驗局限，對曾經置身其中的時代進行全面、客觀的把握，但他們的經驗與言說，仍是我們觸摸、理解歷史所不容忽視的關鍵。如果我們能夠憑借親歷者的觀察、思考及生命經驗，以求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陳寅恪語），又何必“非要等上幾百年，讓那些已不易回到過去境界的后人再來做歷史還原的工作呢？”（楊奎松語）

中國現代文學的親歷者多已遠去，他們留給后人的經驗與言說終究有限。今人所能為，恐怕是借助于一定的文獻史料，嘗試修復歷史的現場，逼近歷史的原貌，尋找歷史的真相。“故紙堆里覓真相”便是最準確的定位，因為尋覓永遠在路上。而這“覓真相”的拼圖游戲般的愉悅，也是作者愿在故紙堆中“醉成一朵泥塊，黑花開滿夢里”的原動力之一吧。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