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希望年輕人將“三十而立”的《天涯》當好朋友。“不厚名家，不薄新人”一直是《天涯》的用稿原則之一。今年是《天涯》改版三十周年，三十正是當打之年，我們不僅永遠向那些有才華的年輕人敞開，當年輕人的好朋友，也希望年輕人將“三十而立”的《天涯》當好朋友。這幾年，我們大力推薦更年輕的90后、00后寫作者，除了“小說”欄目的子版塊“新人工作間”，還連續在“小說”欄目中推出了“自然來稿里的文學新人”小輯，既然“小說”欄目已經“收獲多多”，“散文”欄目也不甘示弱。

《天涯》2025年第2期“散文”欄目，我們重磅推出“散文新銳榜”2025，曾春艷、莊越之、羊一、李冼和李欣雨五位新人的散文新作，寫山川大地、異想世界、女性命運、恐懼戰栗和人間親情。這些文字，如潺潺細流，滲入人事物及情感的縫隙，得散文內向性、精神性之精髓。假以時日，這些新人必將在散文領域大放異彩。

微信推送“散文新銳榜”2025這個小輯的散文時，我們還是按照慣例，采取閉環互評的方式，即后一位作者評前一位作者的作品，第一位作者評最后一位作者的作品，形成閉環。相互發現同期作者各自的長處和短處，是為了讓年輕作者在《天涯》這個平臺迅速成長。在《天涯》發表作品，不僅是為了亮相和稿酬，更是一次參加交流會、改稿會、互助會的難得機會。

今天推送的是李欣雨的散文《石榴樹下》。

石榴樹下

李欣雨

緣分一場

那天，春節假期結束，我將行李草草地堆進行李箱，獨自在臥室里站了很久，不敢走出去。我看著墻上爸爸的那張照片，是之前他送我到北京讀書時，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他腰板筆直地站著，眼睛炯炯有神地看向前方，那時候的他多么神氣啊。我盯著他的眼睛，他也看著我，冷峻的空氣在我們之間凝固，連呼吸都被定格在寂然無聲中，一切都好像停止了。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想一直躲在房間里，直到我聽到門外一陣劇烈的咳嗽聲，我該出去了。

臨近晌午的客廳被窗外投射進來的陽光照得慘白，仿佛籠罩在一層朦朧的虛幻中。爸爸弓身坐在沙發上，手臂搭在膝蓋上，低垂著頭，好像睡著了。陽光打在他身上，他也變得朦朧起來。聽到我出來，他抬起疲憊的眼睛看看我，想努力擠出一絲笑容，但因癌細胞擴散侵蝕而潰爛發膿的半邊臉和多次手術導致牙齒脫落、牙齦萎縮而凹陷歪曲的嘴巴，使他的笑容看起來非常凄涼和無助。他好像突然意識到這一點，像一頭受傷的老黃牛一樣瞬間又低垂下了雙眼。我想說點什么，但喉嚨哽塞著，我想挨著他坐一會兒，但身體僵硬著沒有向前。我麻木緩慢地向門口走去，陽光照得我有點眩暈。我一步一步艱難地走到門口，轉過身看著他，他也看著我，我看到他眼睛濕潤，欲言又止，但他始終沒有說一句話，就這么深深地看著我，我看到他眼睛里的委屈、悲痛、無可奈何和深深的不舍。我的淚水馬上要涌出來了，不敢再看他，低下頭，聲音顫抖地丟下一句“爸，我走了”，轉頭逃走了，沒有再看他一眼，把他一個人丟在慘白的陽光下。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他。四個多月后，正在上班的我，接到姐姐的電話，讓我回家一趟。我忐忑地趕到家，天真地期待還能看到那雙眼睛，卻看到門口已經搭上了靈棚，他安靜地躺在棺材里，身上瘦到只剩一層松垮的皮，臉上的顴骨高高隆起，潰爛的傷口已經發黑結痂，整個下巴和半張臉頰都深陷在黑色的漩渦中。聽媽媽說，爸爸那天已經虛弱到了極點，可他執意要回家，媽媽用輪椅推著他，從醫院回家的一路上，他一句話沒有說，神色平靜，坐得筆直，好像要奔赴一場重要而嚴肅的盛會。回到家后，他呆呆地坐在客廳中央，沉默不語。幾分鐘后，他終于痛苦地叫了一聲，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個家，沒有留下一句話。那年他才四十六歲。

在我很小的時候，家人和親戚就常對我說：“你長大后一定要孝順你爸爸，要不是他，你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兒呢。”我出生后沒多久，就生了一場重病，在醫院的保溫箱里待了數月仍然不見好轉，用他們的話來說，當時的我干巴又瘦小，跟個“猴子”似的。那時候家里經濟條件困難，家底掏空也不一定能救活我，所有親戚、家人，包括媽媽，都考慮把我扔掉算了，只有爸爸堅決不同意，他對所有人說：“她就算死，也要死在我懷里。”他堅持給我看病，我需要換血時，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血輸給我，為了付醫藥費，他把能借的親戚朋友都求了一遍，把能賣的東西都賣了，連家門口的樹也砍掉賣了。為了照顧我，他每天早出晚歸，奔波往返在醫院和家之間，筋疲力盡時也沒說過一次放棄。他曾經說：“父母和子女也是需要緣分的……”因為緣分，我成為他的女兒，因為他的不放棄，我們父女的緣分才能繼續。

那個年代大多數家庭重男輕女，老二常常不被待見，但我從小卻是他最疼愛的孩子。出門買東西時他總喜歡叫上我一起，即使一路上我們不怎么說話。走親訪友時他總讓我陪他一起去，即使那時候我笨拙孤僻得不愿意開口叫人。他總是向別人夸耀我，即便我只是個灰頭土臉的笨小孩，沒有任何優秀的地方，但好像我只是我自己，就已經很值得他驕傲和疼愛了。小學時的我調皮，經常和班上的男同學打架，他從不指責我，只是告訴我：“如果打不過，旁邊有磚頭可以扔磚頭。打贏了，回家煮雞蛋給你吃。”他用這種野生的教育方式盡量避免我受欺負。再大一點，我學習壓力越來越大，只有初中學歷的他不能給我更多的幫助和指導，只能默默支持著我。北方的冬天冰冷刺骨，屋里比屋外更加陰冷，即使我穿著厚重的棉衣，寫作業時依然會凍得渾身發抖。有一天他從外面帶回來一臺淡黃色的小小的電暖器，開心地擺弄好放在我的腳邊，白色的發熱管瞬間燒得通紅，烤得我渾身暖洋洋的。后面幾天，媽媽抱怨這個東西太費電了，但他不管，堅持一直給我開著。怕媽媽生氣，爸爸不在家時，我就把電暖器關掉，蜷縮著寫作業。爸爸在家時，我忐忑不安地窩在寫字桌前，享受著獨屬于我的一片溫暖。他總是叮囑我不要學習到那么晚，我常常看書到很晚直接趴在桌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常看到他開門進來，無奈地說一句：“怎么又趴桌子上睡了。”他輕輕地把我抱到床上，給我蓋好被子，收拾好桌上的書本，才輕聲地關上燈和門離開。

我從初中開始在學校寄讀，每兩周回家一次，到了高中，只有月末才能回家待兩天。在我不回家的那些周末，他風雨無阻地騎車十五六公里到學校看我，每次都帶上燉好的羊肉和各種零食，在校門口張望著等我下課。中午我們一起在食堂吃他從家里帶來的飯，無論秋冬晴雨，打開飯盒，香噴噴的飯菜總是熱氣騰騰，我們聊聊這一周家里的事情、學校的事情，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沉默著，希望陪伴彼此，但常常又不知道說些什么。他不會像媽媽那樣問我吃的什么、叮囑我天冷要多穿衣，他總是沉默不語，但又每周都來學校看我，給我帶來吃的穿的，陪我吃完午飯，看著我進教室了才走。初中升高中時，一向成績優異的我，分數距離市重點高中錄取分數線差了八分，成績出來的那天中午，我站在學校空曠的操場上，六月的陽光將泛白的塑膠跑道曬到卷起層層熱浪，熱瘋了的知了躲在曬蔫兒了的梧桐樹葉間，煩躁地叫個不停，我感覺被罩在一個巨大的蒸籠中，沉悶得喘不過氣。我猶豫地撥通了爸爸的電話。“爸……”顫抖的聲音瞬間出賣了我的情緒，“中考成績出來了……額……我沒考上，差了幾分……”我聽到自己蚊子般越來越弱的聲音，我的臉羞愧得發燙，炙熱的陽光快把我點著了。電話那邊安靜了兩秒鐘，隨即傳來那個熟悉溫暖的聲音：“哦哦，沒事兒，這有什么，咱努力了就行，下次就能考好了。你什么時候回家？……”我心里一陣絞痛，眼淚唰唰流了下來，我不知道是在心疼自己還是心疼爸爸。后來聽媽媽說，中考成績出來之前，鄰居朋友們在聊天的時候常對爸爸說：“你家二閨女成績這么好，考哪個高中都不成問題。”爸爸開心地聽著他們的話，內心滿是對我的驕傲。

爸爸做過很多工作，小時候挑過大糞，年輕的時候煮豬牛的下水賣，推著平板車走幾十公里到鄉間收沉重的下水，運回家后清洗、煮熟，再拿到市集上賣，又臟又累，特別是到了冬天，雙手泡在冰水里凍得滿是凍瘡。從我記事起，爸爸開始“販牛”，在北方買了牛賣到揚中地區，一家六口人的日常開銷、三個孩子的讀書費用，全靠他一個人支撐。在販牛生意開始做得有點起色時，爸爸接手了一家瀕臨倒閉的化工廠，整個廠子只有足球場大小、十幾個工人，因為舅舅做得負債累累，每天被放高利貸的人追債，在姥姥姥爺的極力建議下，爸爸心軟，一腳踏進了這個他一竅不通的化工行業。我看到他常常靜坐著抽煙，地上堆滿了煙頭，我看著他早起晚歸，應酬越來越多，越來越忙，我看到他短短幾周，就花白了頭發，蒼老憔悴了很多。在我高二的一個周末，他到學校看我，唯一一次沒有從家里帶飯，中午他帶我到學校附近的一家小菜館，點了幾樣我喜歡吃的菜，他坐在對面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煙，靜靜地看著我吃。突然，他嘆了口氣：“真難啊。”我抬頭看到他愁云密布的臉：“怎么了？”“廠子的生意不好做。”說完這句話，他抽了口煙，不再說什么了，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我說生活的不容易。我不知道再問些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幫他減輕煩惱，我又低下了頭。后來的無數次，我問我自己，當時為什么不多問幾句？為什么不多聽聽他的傾訴？那時候他一定有很多心事吧！

那次吃飯半年過后，爸爸因為腦出血住進了ICU，等我后來知道并趕到醫院時，他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媽媽說除了我，爸爸誰也不記得了。那天中午陽光很好，我攙扶著爸爸到醫院后面的小花園里曬太陽，腦出血造成他整個右半身幾乎麻木癱瘓，他只能在我的攙扶下一點點拖著右腿往前挪，像蹣跚學步的嬰兒。在花壇邊上坐下后，他雙眼空洞地望著不遠處的樹，右手像斷了一樣沒有生命力地垂在腿上，安安靜靜地坐著。“你記得我是誰嗎？”那一刻，我忍不住地問。他緩緩地轉過臉看著我，腦出血同時造成他說話困難，他用盡全力吐出的每個字都變得含糊不清，但我還是能聽到他小心試探地說：“你是……你是楠楠吧？”那一刻，我的眼淚奪眶而出。“你記得我姐姐和弟弟嗎？”他茫然地看著我，無助地搖搖頭，那神情好像做錯事的孩子一樣凄然，我不忍心再問了。

出院回家后，為了防止右半身的肌肉逐漸萎縮，爸爸需要自己做康復訓練，他每天捶打、按摩自己僵硬的右半身，拖著麻木的腿艱難地保持著平衡，一點點挪動著重新學習走路，每次不一會兒就累得大汗淋漓。他的右手不受控制地抖動，絲毫使不上力，連勺子都握不住，只能先學習用左手拿筷子、勺子，常常夾不住將飯菜弄自己一身。他的嘴巴歪扭，說不清楚話，只能吃力地將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吐出來，但聽起來仍然像是嘴巴里塞滿了棉花一樣模糊。除了身體上的疼痛和改變，他同時備受精神上的煎熬。作為一家之主、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他難以接受現在這樣的自己，他變得更沉默寡言了。工廠效益不好關掉了，他沒有了工作，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門，他不想讓任何人看到他現在的樣子，有可能的話，他大概希望連我們也躲掉。除了康復訓練外，他其余的時間都坐著。他或者安靜地坐在院子里，從烈日當頭坐到日落西山，一言不發，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或者打開電視坐在客廳，眼睛呆滯地盯著電視屏幕，任憑屏幕上播放什么節目。很多次，我看到電視上播著動畫片或者廣告，他仍然落寞地呆坐著，好像看電視的另有其人。我不知道那幾年，爸爸是怎么一分一秒熬過那一個個孤獨的日子的，當后來有一天他拖著殘廢的身體終于打開家門走向外面時，他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氣，來說服自己去面對別人和面對自己的。

爸爸腦出血兩年多后，我的奶奶——爸爸唯一能在其面前做孩子的人——不堪忍受命運的捉弄，選擇自殺了。這是繼我從未謀面的爺爺、叔叔之后，爸爸第三個至親的人自殺。葬禮那天，爸爸平靜地面對來吊唁的親朋好友，熟練地處理現場出現的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他從十幾歲開始辦理的爺爺、叔叔的葬禮一樣。他表面的平靜使我忽略了他內心的悲痛，那時候我只沉浸在自己的情緒里，沒想過他在最難的時候又失去母親的心情。直到我失去了他，直到我在他的葬禮上機械麻木地面對來來往往的親朋，面對眾人的圍觀怎么也哭不出來，可葬禮后的第二天在衣柜里看到他曾經穿過的衣服，在家里的墻上看到他的字跡，突然意識到他——我最愛的爸爸——永遠不會再出現在我面前，我永遠地失去了他時，我嚎啕大哭，那一刻，我意識到奶奶走的時候，爸爸是多么痛苦！奶奶走后，爸爸很久都沒再提起她，只是常常蹣跚著走到她曾住過的房間，默默地待很久，這里看看，那里看看。

命運總是在你猝不及防時給你一記重擊，無論你之前被它打擊過多少次，只要你還能站得起來，它那無情的拳掌又會毫無理由伸向你，直到把你徹底打倒，直到你看輕所有為生命做出的努力，乖乖地感嘆“這就是命啊”。當一切不幸被沉默地承受，當一切動蕩慢慢歸于平靜時，2017年年中，我那可憐的爸爸，身體還沒完全從腦出血的影響中恢復，又被診斷出了鱗形細胞癌。他經歷了那么多變故和痛苦，命運仍始終不肯放過他。剛開始他只是牙痛，鎮診所的醫生看過后連忙勸他去市醫院，在市醫院拍片檢查，發現癌細胞已經遍布他的口腔和下頜，他又要做手術了。等我得到消息趕到醫院，已經是他手術后的第三天。他的頭發剃光了，人瘦了一大圈，罩在舊衣服里顯得更加單薄。他的左半邊臉、下巴、脖子都纏在厚厚的紗布里，從脖子處的紗布中伸出一條棕色的管子，連著床頭邊上的一臺儀器，紗布和管子的連接處被血浸透了。他躺在床上看到我，無奈地咧了咧半邊嘴，好像在嘲笑自己：“你看，我怎么又生病了？”當天晚上，我堅持留下陪床，因為醫院床位緊張，爸爸只能睡在走廊盡頭靠墻的一張床上，我在他斜對面兩三米遠處支起一張躺椅。晚上九點多，病人們基本都躺下休息了，昏暗的走廊上只有幾個人在走動，我蜷縮著躺在狹窄的躺椅上，瞇著眼睛假裝睡著了。我看到爸爸坐在床邊，靜靜地看著我，昏暗的燈光下，他顯得那么消瘦、遙遠，一滴淚從我眼角滑落，我心疼他，不敢哭出聲，但淚水止不住地涌出來。他坐在對面，看著我不說一句話，他都懂。

我在醫院照顧了爸爸一個多月，我們住在專門治療癌癥病人住的一棟樓里，那是一棟灰色的三層樓房，五十多年的老建筑，板磚一樣方方正正，在灰色水泥的襯托下顯得更加破舊。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每天充斥在長長的昏暗的走廊里，在這里，只有走廊盡頭和幾間醫生辦公室的窗戶投射進來的光，能讓人感知黑夜和白晝的變化。每天早上醒來，爸爸先量血壓、血糖，有時候一大早就會掛兩瓶點滴，靜靜地等到九點鐘主治醫生來查房。每次主治醫生查房時，都會帶一群科室醫生和實習醫生，他們朝氣蓬勃的樣子，給每間死氣沉沉的病房帶來一絲生氣。主治醫生常對病人說：“你今天氣色不錯。你看這治療效果還是挺明顯的嘛，再耐心看一段時間……”他嘴里簡單說幾句安慰的話，就像是發了一張張活命符一樣，給病人帶去無限的期待和希望，即使病房里每隔一段時間就傳出有病人沒了的消息，即使有些病人已經住院一年多還沒能出院，即使身體每況愈下，他們聽到這種話，仍像被上天眷顧一樣開心，希望真是個好東西啊！醫生查完房，爸爸就要開始掛一天的點滴了，每隔兩三天，午飯過后還要去做化療。化療是在三四公里外一棟專門的化放療樓里進行，每到化療的時間，病人們在住院部門口集合，有專門的面包車負責接送他們。每次化療時，爸爸就像幼兒園的小孩子，謹慎乖巧地聽從醫生的安排。化療后，他經常躲到洗手間里難受地吐，躺在床上緩很久很久。他的體重越來越輕、越來越消瘦，但他從沒喊過疼，從沒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近兩個月后，我不得不回去上班了。不得不，不是走投無路的別無他選，而是內心權衡下的厚此薄彼。那一年我剛大學畢業，在大城市艱難地尋求一席之地，幾個月以來，爸爸的病情沒有變好，醫生也沒有說明顯地更差，那時候我對死亡的迫近沒有意識，即使知道那是癌癥，但從沒有真正把死亡和爸爸聯系到一起。我短暫地想過要不就留在老家，找份工作，一邊上班一邊照顧爸爸，但想到家鄉的環境、就業條件，我還是就這么走了。二十多年前，他在各種壓力下都沒有放棄我，二十多年后，我在各種權衡下離開了他。我離開爸爸，離開家鄉，遠離了那些煩惱，一個人躲到大城市里，如常地吃飯、工作、交友，漸漸地好像那些煩惱也遠離了我。給家里打電話時，家人總是說挺好的，爸爸的狀態挺好了。我把這些善意的謊言當真了，我愿意聽到這些好消息。聽媽媽講，主治醫生后來不再鼓勵他了，委婉地勸爸爸出院。爸爸后來一整天都不說幾句話，臉上、脖子上被癌細胞侵蝕得千瘡百孔，只能喝些流食。癌細胞后來擴散到肺上了，他痛得死去活來，但仍不言語，默默承受一切痛苦。有一次朋友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終于悲痛無奈地說了一句：“命真孬啊。”

如今爸爸離開六年了，我常常想起他，風吹過時想他、抬頭看星星時想他、云飄過時想他、人潮擁擠時想他、一個人安靜時想他。有一次我參加馬拉松比賽，當我準備起跑時，突然在兩邊歡呼的人群中看到了他，他穿著那件自己喜歡的灰色運動服，站在那里認真地看著我。他沒有笑，也沒有像旁邊的人一樣歡呼，只是安靜地站在那里。早上八點的陽光打在他的身上，他看起來如此地真實，但和周圍鼎沸的人群比起來，他又安靜得那么不真實。恍惚中我的淚水涌了出來，我想他應該是很喜歡這樣的我——向前奔跑的我，所以才會來看我。后來我又參加了很多次馬拉松比賽，抱著同樣的期待能夠再次見到他，但再也沒有過剎那間的恍惚了。那一次也足夠了。

他在生病期間和媽媽去我在大城市住的地方看我，當他推開門看到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出租房，一張床、一個窄柜就是所有的家具，我們三人同時站在房內都感覺擁擠時，我看到他滿眼的驚訝和心疼，媽媽在旁邊感嘆：“老家的房子多大，在這里住成這樣……”他站在那里，眼睛濕潤著，一句話沒說。

曾經我被問過一個問題：“最想回到什么時候？”我想回到爸爸最開心的時候，可能是他孩童時和鄰居小孩們打打鬧鬧的時候，可能是他年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時候，可能是他體驗初為人父的時候，可能是生意紅紅火火的時候……總之是在他快樂幸福的時候。我愿意相信有一個平行時空，他美好的精神還在、他健康的體魄還在、他自由的靈魂還在，他只是從一個地方到了另一個地方，在那里，他是那么自由和快樂。他仍記得我們，他常常會來看我們，風會把他帶來，光會把他帶來，思念會把他帶來。

避而不見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在牢里，我遇到過很多因被家暴而殺人入獄的女人，她們是殺了人，但你能說她們是壞人嗎？”這是在我還在艱難消化高中課本知識，從未對人性、善惡、對錯這樣的哲學命題有過多思考時，小姑拋給我的一個問題。直到現在，我仍無法判斷她是好人還是壞人，如果非要對她做出評價，在我眼里，她是有過一些善舉，但仍是個不折不扣極度自私自利的人。

再次見到小姑，是在我上高二的一個周六中午，距離上一次見她已經十多年了。她和媽媽一起接我放學回家，尷尬的簡單寒暄后，我坐在電動車后座，看著前面的她，和我記憶中的完全不一樣。微胖的身材沒有了曾經的曲線和緊致，一頭亂蓬蓬的微黃短發在午日炙熱的光照下顯得很枯糙，身上穿著泛舊的白色T恤，皺巴巴的黑色寬松九分褲，腳上一雙藍色塑料涼拖鞋，看上去和小鎮上的農家婦女沒什么兩樣。她沒有化妝，臉顯得有些浮腫，她的皮膚很白但很粗糙，高高的顴骨，一雙上揚的丹鳳眼上還殘留著泛青了的文的眼線痕跡，左手無名指及手背上各有一塊洗掉的刺青，模糊得看不出形狀，但在陽光下如此刺眼。我難以將眼前的她和印象中十幾年前黑絲紅唇的時髦女人聯想在一起。

作為奶奶四個孩子中最小的那個，小姑從小就離經叛道。打架、逃課是家常便飯，十幾歲的時候和鄰村一個小伙子堂而皇之地談起了戀愛，這在1980年代初閉塞保守的蘇北農村簡直是傷風敗俗，對極其愛面子的爺爺來說更是家門恥辱，為此爺爺不知和小姑吵了多少次。最后一次爭吵后，小姑便在深夜離家出走了，具體去了哪里，去做什么，沒人知道。家里還在尋人無果、雞飛狗跳時，流言蜚語早已傳到了家家戶戶，有說小姑和別人私奔了的，有說她未婚先孕怕丟人跑了的，這些污言穢語像臟水一樣往爺爺身上潑去，越抹越黑。小姑離家出走后不到一個月，爺爺就喝農藥自殺了。

我模糊地記得，在我五六歲時，小姑光鮮亮麗地回來過一次。在我們大多數人還穿著哥哥姐姐穿剩下的衣服、兩毛錢的冰棒都不舍得買時，她穿著高跟鞋、黑絲襪、緊身包臀短裙，眼上文著眼線，化著煙熏妝，涂著大紅唇，一頭波浪卷發，像電影海報上的明星一樣突然驕傲地出現在我家平房屋前。不知道爸爸和奶奶見到這位多年未謀面的親人是什么心情，對于年幼的我和姐姐、弟弟來說，這位陌生人的出現讓我們那幾天簡直比過年還要開心，因為她給我們帶了一大包從來沒有見過的零食，也讓我們三個小孩都穿上了難得的新衣服。她來到的第二天下午，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去西街頭買吃的。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喜悅和虛榮，穿著新衣服，跟著像電影明星一樣的小姑出門，好像自己也瞬間變得時髦起來了。

但驕傲的日子沒持續幾天，小姑就走了，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之前在哪里，做的什么，依然沒人知道。只是很久以后聽媽媽講，小姑那次帶回來很多金子，后來又陸續讓爸爸寄給她了。她走得沒有一絲猶豫和不舍，就像她來時一樣任性和隨意，或許她那次回來只是為了證明自己，讓大家看看當初那個叛逆的孩子現在過得有多好，但最需要她證明的那個人早已不在了。又或許她只是像浮萍一樣，在外面漂累了，想往家的方向靠一靠，但她始終只是浮萍，她的根不在岸上。

小姑走后，我們的生活又回到了老樣子，她買的一堆零食很快就吃完了，新衣服也漸漸穿得有了痕跡。爸爸那時在鎮上經營販牛場，從各個鄉鎮收購牛，再賣到揚中，勞碌奔波，常常看不到他的身影，媽媽總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偶爾去農貿市場上賣菜，賺點零花錢，奶奶每天琢磨著給我們三個孩子做什么好吃的，一家人的日子雖然過得不富裕，但很平靜幸福，直到我上小學四年級時，小姑的一通電話將這平靜打破了。

那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奶奶吃完飯早早去睡覺了，我們坐在客廳里看電視。電話響了，爸爸起身去接，電話打了很久，爸爸臉色凝重，說話的聲音很低很沉，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才緩緩掛下電話，呆立在那里。媽媽問他是誰的電話，他才恍惚地抬起頭，低聲說了句“沒有誰”，轉身進了臥室。媽媽感覺不對勁，也跟了過去，直到很晚了我們看完電視去睡覺，也沒見他們出來。

過了幾天，媽媽偷偷告訴我：“前幾天晚上的電話是你小姑打來的。”“誰？”我一時沒反應過來，這是從她在我很小的時候回來又離開后第一次聽到她的消息。“你小姑，這么多年沒回來的那個。她從昆明看守所打過來的，說是販毒被抓了，判了十年。”還沒等我從震驚中緩過來，媽媽繼續憤憤地說道，“這么多年不聯系，連電話都不知道打一個，對你奶奶不管不顧，現在出事了，知道打電話了。還一張口就要一萬塊錢，都坐牢了，要這么多錢干什么？”“一萬塊錢！咱家哪有一萬塊錢？”在2000年初，一萬塊錢對我們家來說是一個巨額數字。“你爸就是傻，就這樣還要把錢給她寄過去，這幾天正借呢。還要去昆明看她，我給攔住了，那么遠的地方，聽說又亂，他去了萬一有什么事，咱這一大家子怎么辦？”媽媽說著說著要抹眼淚，“他身體又不好，這幾天上火，愁得不行，還不敢和你奶奶說，你奶奶知道了非得氣死。這么個閨女，一點孝沒盡，惹了多少事了，現在又販毒坐牢，說出去不得丟死人……”看著媽媽一邊哭一邊埋怨這個她也沒見過幾次的小姑子，我童年時對她的美好濾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后來，爸爸沒有去昆明，但東拼西湊把錢給小姑寄了過去，聽說他找大姑借錢時吃了閉門羹，大姑是爸爸的妹妹，小姑的親姐姐。大姑說：“我這里一分錢沒有。她這么多年在外面都不知是死是活，現在要錢了想起我們了。她的事情和我沒一點關系，你要是想管，你就去管吧。”

此后很多年的傍晚或晚上，我們常常接到從昆明打來的電話，每次聽到電話鈴響，恐懼和壓抑就會襲滿我的全身，因為電話過后，就會迎來爸媽的爭吵，爭吵后爸爸仍毫不猶豫地將全家省吃儉用的錢寄給小姑。而這一切一直都在瞞著奶奶。有幾次是我接的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很溫柔：“是楠楠吧？”我很想大聲地說：“你不要再打電話給我們了！”但我不敢，每次都丟下一句：“我去叫媽媽接電話。”就逃走了。對她的電話的恐懼持續了幾年，隨著我到外地寄宿讀書，一個月只回家兩天，就沒有再接到她的電話了。后來我的生活被繁重的學業占據，媽媽怕影響我學習，不再和我說她的消息，漸漸地我把她遺忘了。直到讀高二的一天，媽媽打電話說：“你小姑提前釋放出獄，快回來了。”

離開家鄉二十多年，回到家后的小姑，對一切都要重新熟悉起來：全新的環境、陌生的鄰居、生疏的親人。因為我們搬過一次家，別人對她的過往一無所知，再加上她活潑火辣的性格，所以很快就和鄰居熟絡起來，但我剛開始對她仍有一些擔心和戒備。在我看來，毒販的生活和我們普通人的生活是完全兩個世界，那個世界充滿了黑暗、骯臟、欲望和暴力，是一種超過了常人能理解和承受的生活狀態。后來我難以將她和她曾經歷的事情聯系起來，因為回到家后的她，勤勤懇懇地幫著媽媽忙活店里的生意，那時候媽媽在鎮上開了一間花圈店，常常忙到很晚，她不嫌累不嫌苦，每天跟著媽媽忙前忙后。她幫著奶奶做飯，陪奶奶買菜、散步、聊天，常常講笑話把奶奶逗得笑不攏嘴。爸爸腦出血住院期間，她在醫院貼心地照顧，出院回家后的爸爸落寞了很長一段時間，她耐心寬慰著他，能看出來，她曾真心心疼過他。她心態很好，我們三個孩子有什么心事，常常會和她講，她總能給我們合理的建議，說些令我們開心的話。相處半年多后，我覺得她不只是親人，而是我們的家人，是我們家的一分子。小姑和大姑，同樣保持著非常親密的關系。她經常到大姑家陪大姑聊天、幫大姑做些力所能及的瑣事，時間久了，大姑也改變了曾經對小姑的看法，倆姐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親近，連家里的銀行卡密碼，大姑都告訴了小姑。不過這期間，小姑一直和之前的“朋友”保持聯系，爸爸提醒過她交友要慎重，但并沒有干涉，也沒有過多在意。

一切都風平浪靜，直到我的表哥——大姑唯一的孩子，出車禍去世。那天，他和大姑因瑣事發生爭吵，大吵后獨自開車去了外地，當天發生車禍當場去世。那是大姑人生的至暗時刻，悲痛、悔恨、自責使她像被抽走了靈魂，每天生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不到半年，大姑就得了腦出血，和爸爸當時一樣，她半個身體都癱瘓了，但不一樣的是，她的精神垮了。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回到家后的大姑，每天把自己關在家里，不說話，也說不清楚話，總是默默地哭。她放棄了康復訓練，每天坐在輪椅上或者躺在床上，任由肌肉萎縮，任憑身體一天天垮下去。

我大二那年，放寒假回家，到家后感覺氣氛不太對，爸爸滿臉慍色坐在院子里抽煙，媽媽埋頭收拾房間，一言不發，那天奶奶去鄰居家里聊天，不在家，姐姐和弟弟在外地上學還沒有回來。在家里待了半天，遲遲不見小姑的身影，我忍不住問媽媽，小姑去哪兒了？媽媽把我拉到房間里，關上房門，壓低聲音氣憤地告訴我，小姑跑了！帶著大姑半輩子的積蓄又跑了！原來，幾年相處下來，大姑無比信任小姑，前兩天，大姑讓小姑拿著她的卡去銀行取兩千塊錢。小姑把卡里所有的錢都取走后，消失得無影無蹤，剛開始打她電話不接，后來索性關機，家里她的一些衣物早已不見。大姑做了大半輩子小本生意積蓄下來的幾十萬塊錢，就這樣沒有了。

剛開始奶奶并不知道此事，爸爸很想瞞著，但終歸紙包不住火，小姑平白無故地消失了，大姑哭天喊地不想活了。我回家后第二天下午，爸爸終于和奶奶說了所有的事情。奶奶驚愕茫然地聽著這一切，聽完后安靜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平靜到我甚至懷疑她是不是沒有聽懂這些事情，是不是以為爸爸在講別人的故事。一周后的凌晨五點多，我還在睡夢中，被媽媽猛然搖醒，她悲痛驚慌地告訴我：“快起來，你奶奶沒了。”我整個人懵住了，大腦一片空白，慌亂地爬起來跟著媽媽來到院內，看到奶奶靠在她房門上，脖子上掛著一根繩子，爸爸呆滯地跪在她身旁……七點多，我鬼使神差地撥打小姑的電話，不抱任何希望，但電話居然接通了，電話那頭沒有聲音，我哭叫著：“我奶奶自殺了！”一秒，兩秒，三秒……電話那頭只有呼吸聲，仍然沒有聲音，我氣憤絕望地掛斷了電話，這是和她最后的聯系。兩個多月后，大姑因長時間的抑郁和不吃不喝，去世了。

一年多后，我無意間發現小姑的手機號注冊的一個微信，上面的簽名寫著“有一種思念，叫避而不見”，一瞬間，我覺得“避而不見”的人是我們，她曾經的親人，她一次次傷害過的這些人，但是已經不重要了。我曾想過有一天如果遇到她，會是什么樣的場景，我會不會大罵她一頓，會不會想打她，但是已經不重要了。我們短暫的緣分結束了，她無需再面對我們，她要面對的只有余生自己的良心。

天上的星星會說話

“這個是三星，看到了嗎？這三顆星星在一條線上。”“那個是不是像一把勺子？那是勺子星。”“月亮旁邊最亮的那顆，是啟明星”……夏風輕拂，庭院里，我坐在小板凳上，依偎在奶奶懷里，看著滿天繁星，聽她給我講星星的故事。周圍很靜很靜，偶有蟬鳴。天空很低很低，只有星星閃爍其中。我蜷縮在奶奶懷里，像在濕冷的冬日被干爽的棉絮包裹著一樣安全舒適，耳邊呢喃著她輕柔的聲音，漸漸地我跌進了沉沉的夢鄉。

夏日午后，我無精打采地躺在鋪在水泥地面的涼席上，出神地盯著無云的天空。除了屋后茂密的白楊樹上傳來的聒噪的知了聲，天地間像被裹挾在無邊的滾滾熱浪中，白茫茫一片，沉寂無聲。奶奶在院子中忙碌著，她把在井水里泡了很久的西瓜撈出來，咚咚敲了兩聲，用干抹布擦干凈水后切成兩半，鮮紅的瓜瓤盈溢著香甜的汁水，一股清甜的味道撲面而來，她滿意地將一半西瓜放在櫥柜里，一半拿給了我。我坐起來捧著大西瓜，拿著勺子一點點挖著吃，井水浸泡后的西瓜格外清涼，我吃得滿嘴鼓囊囊的，嘴角邊沾滿了西瓜汁。奶奶笑瞇瞇地一邊看著我，一邊拿著蒲扇給我扇著后背，涼風一陣陣襲來，空氣中氤氳著香甜的果香，夏天就在這清涼的甜蜜中一日日地過去了。

“賣豆腐嘍！賣豆腐嘍！”清晨還在睡夢中的我被嘹亮的叫賣聲驚醒，我無力地伸個懶腰，睜開蒙眬的雙眼，驚喜地看到窗外積滿了厚重的白雪，地上、樹上、屋頂上，天地間白茫茫一片，周圍安靜得出奇，只剩下清亮的賣豆腐的叫賣聲越來越遠。我興奮地坐起來，想到院子里玩雪，但刺骨的寒冷使我打了個響亮的噴嚏，奶奶趕緊把我拉到她懷里，溫暖的身軀瞬間包裹著冰冷的小小的我，她一邊和我念叨今天要去買什么菜、做什么飯，一邊把我要穿的衣服塞進被窩里暖著。等我身上熱乎乎了，便給我穿上衣服，包裹得嚴嚴實實，任由我去雪地里撒野。

冬天晚上，我在兩床厚棉被里縮了很久，總也暖不熱冰冷的雙腳，奶奶睡覺前摸一下我的腳，常常心疼地說：“腳上冰的，跟死孩子似的。”她打開燈，坐起來，披上一件棉衣，弓著腰，用手輕輕地攥著我的腳，或者把我冰涼的腳放在她胖胖的暖呼呼的肚皮上，溫暖瞬間襲滿了我的全身。

冬天，奶奶每次都是一大早就帶我去公共澡堂里洗澡，她覺得越早去，池子里的水就越干凈。但小的時候，家里沒有吹風機，公共澡堂里也沒有，每次洗完澡，濕漉漉的長發貼在后背上，將棉襖沁濕一大片，特別是剛出澡堂，頭發上立馬結滿了冰霜，不一會兒，披散的長發就像一扇硬邦邦的鐵片掛在頭上，又冷又沉。洗完澡回家的路上，常常會遇到一個大媽推著三輪車賣烤紅薯，誘人的香氣追到我們面前，此刻奶奶就會從衣兜里掏出一團包裹起來的寬布條，一圈，兩圈，三圈，打開后拿出一張皺皺巴巴的一塊錢，給我買一個熱氣騰騰的烤紅薯。她從不給自己買，即使她的頭發上也覆滿了冰霜。我捧著熱乎乎的烤紅薯，一邊走，一邊啃著，啃得滿臉都是，吃得身上暖洋洋的，她在旁邊，笑著看著我。

離春節還有大半個月，奶奶就開始準備大量的食物，炸丸子、炸焦葉、炸藕條、蒸饅頭、蒸包子、剁餃子餡兒，買零食、買過年幾天做飯的菜……奶奶小的時候家里窮，兄弟姐妹多，常常吃不飽飯，所以她總是會做很多很多吃的東西，她怕我們吃不飽、吃不好。她在家里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廚房，每天想著給我們做什么好吃的，常常還沒吃早飯，就問我們中午和晚上想吃什么。我初一開始在外地寄讀，開學那天，她跟著爸爸媽媽送我到學校，分別時，她哭得最傷心，怕我一個人在外面吃不好飯，照顧不好自己。后來每次我回家，她都提前站在大路邊上等著，我不知道她等了多久。等我在家待了兩天要回學校時，她就把省下來藏在床頭柜里的錢塞給我，讓我在學校多買些好吃的。

奶奶在家里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沒有上過一天學，小的時候照顧幾個妹妹弟弟，長大后嫁給爺爺，有了爸爸、叔叔和兩個姑姑，她經歷了家里接二連三的變故，也承受過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痛，她眼看著爸爸和大姑生病卻不能幫他們減輕一點痛苦，她遭受著小姑給她的家人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卻無能為力。奶奶走的那天早上，我走進她的房間，看到桌子上整齊地放著一沓鈔票，那是她攢下來的錢，那是她總念叨著要給我們買好吃的錢，她走之前，把錢拿出來留給我們……她是真的累了吧，否則怎么舍得離開我們？

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奶奶在我們家田邊種了兩排楊樹苗，她說等我弟弟長大了，楊樹苗也能長成大樹了，到時候賣了錢給弟弟娶媳婦。她常常去看那些楊樹，看著它們慢慢長大、越來越高，她也常常念叨著等弟弟長大了，她也老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娶妻生子。后來我們把田包給別人種了，奶奶走后，我們再沒有去過田里，漸漸地把這些樹給忘了。前兩年我回家，傍晚跟著媽媽散步，走著走著走到了田邊，媽媽指著眼前兩排筆直的大樹說，這是奶奶之前種的。那一瞬間，我的心被回憶這把利劍重重地擊碎了，奶奶種的樹，它們長大了！

【李欣雨，青年作者，現居上海。本文為其處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