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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亞明（1906—1996），江蘇丹陽人。1923年考入蘇州第一師范學校，次年因從事革命活動被開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學，同年8月加入共青團，9月入黨。曾先后任上海滬東、滬西、閘北區共青團區委書記，共青團無錫中心縣委書記及江蘇省委巡視員。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兼《大眾日報》社長、總編輯，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政治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1955年后，先后任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82年后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曾兼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中國孔子基金會會長等職。主持編寫“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著有《孔子評傳》《求索集》《匡亞明教育文選》等。

在解放戰爭的艱難歲月里，匡亞明曾向友人講述自己的理想：“將來革命勝利了，我志在振興教育。”1954年，時任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的匡亞明婉拒擔任某省領導的安排，多次請求：“讓我去辦教育吧！”他終于如愿以償，先是赴長春出任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63年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直至“文革”開始。“文革”后，匡亞明初心不改，1978年“梅開二度”，再次擔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82年擔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至1996年去世。

匡亞明是一位飽經戰爭洗禮的革命者。他1906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蘇丹陽導墅鎮匡村一個貧苦的塾師家庭。1923年考入蘇州第一師范學校，次年因從事革命活動被開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學，同年8月加入共青團，9月入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匡亞明在白區開展革命活動，先后四次被捕，受盡酷刑，堅貞不屈，1937年被營救出獄，奔赴延安。

新中國成立后，在前后幾十年的校長歲月中，這位老革命以振興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為己任，殫精竭慮，敢作敢為，成為有情懷、有格局、有建樹的教育家。

匡亞明（中坐者右二）和南京大學化學系師生合影。作者供圖

幾度披肝瀝膽人

1955年執掌東北人民大學時，匡亞明旗幟鮮明地提出：“標志一所大學水平的，不是看別的，而是看大學擁有教授的數量和水平，如果沒有可觀的教授，就不成其為大學。”他對大學有一個明確而形象的定位：“學校是通過老一輩知識分子產生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工廠。學校是搞藝術的，不是機關。校長不能凌駕于教授之上，教授跟校長應該在一條線上。”

匡亞明曾經多次到北京，懇請著名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到吉林工作。于省吾深為感動，欣然應聘，舉家遷往長春。匡亞明安排他與自己同住一棟樓，以此表明“在我們東北人大，教授和校長在同一條線上”。此事很快被傳為美談，引發了連鎖效應，著名先秦歷史學家金景芳、著名詩人張松如（筆名公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詞作者）等相繼應聘前來，一時俊才云集。

匡亞明深知，當時大學發展的關鍵所在，是能否處理好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他理解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做教授學者的知心朋友。1956年，吉林大學在教師中發展了33名共產黨員，其中包括唐敖慶、金景芳等知名學者。1963年，當吉大師生歡送匡校長到南京大學任職時，中文系一位副教授賦詩一首贈送校長，其中兩句是：“八年和風細雨里，幾度披肝瀝膽人。”還有教授感慨：“他知道知識分子是要面子的，他給足了你面子；他知道知識分子是要尊嚴的，他給足了你尊嚴；他知道知識分子是要讀書的，他盡一切可能為你創造讀書的條件；他知道知識分子是要有發明的，他提供一切能夠爭取到的條件讓你發明，鼓勵你冒尖，破格給你榮譽和地位。這樣的校長，你除了‘服’，還能說什么？”

在南大，匡亞明同樣成為許多學者的知音和摯友。

匡亞明到南大任職沒有幾天，在漢口路71號門前與著名聲學專家、物理系教授魏榮爵邂逅。令魏榮爵稱奇的是，“下車伊始”的匡校長竟然一口道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專業特長。誠如古人所言：“一旦相遇，即成神交。”不久后，匡亞明事先沒有通知，就到物理系聲學樓實驗室了解情況，讓正在做實驗的魏榮爵和他的同事有些愕然，但校長的幽默寒暄很快讓大家擺脫了拘束。在五樓試聽室中，匡校長在魏榮爵引導下體驗不同聲學處理下音樂和戲曲播放的效果，眾人談笑風生，忘了來者是學校的“一把手”。后來，匡校長和夫人還多次到魏榮爵住所串門。當時魏榮爵的年紀還未過半百，卻被嚴重的失眠困擾。匡校長說：“50歲是人生最佳的年齡，是頂峰，既有足夠的生活和工作閱歷，精力又很充沛，不能因為失眠辜負了這大好時光，影響了事業發展。”匡亞明動員魏榮爵暫時放下一切，積極治療以解決失眠頑癥，還安排他到廣州療養。1996年匡亞明病逝后，年過八旬的魏榮爵院士以“人亡國粹，痛失良師”八個字表達他的哀痛、惋惜之情。他還說：“人生本如白駒過隙，我自認識匡老以來，情誼深厚，豈桃花潭水深千尺可喻！”

1978年4月，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胡福明應《光明日報》編輯部之邀，赴京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回到南京后，他把改稿的情況向匡校長匯報。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之名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兩天后，胡福明去校辦，甫一見面，匡校長就贊許說：“你那篇文章《光明日報》發表了，我看了，寫得很好嘛！要祝賀你！”當時對這篇文章有多種評價，贊成者有之，叫好者有之，但也不乏反對者，讓胡福明倍感壓力。南大黨委及時組織了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座談會，匡校長到會并首先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慧眼識珠聘英才

匡亞明對知識分子的理解與愛護，對人才的尊重，在他1978年復出再次執掌南大后，體現得更加突出，更加淋漓盡致。他慧眼識珠，果斷拍板，聘來一批在“文革”中遭受沖擊且尚未落實政策的著名學者。

原《人民文學》主編、著名劇作家陳白塵，20世紀30年代即加盟左聯，投身革命。1978年，匡亞明在北京找到這位老戰友，誠懇相邀：“跟我南下吧，南大正缺少一個中文系主任呢。”陳白塵曾深有感慨地說：“我這個知識分子的政策落實，本來是不歸南京大學管的。我雖不是諸葛亮，但是匡校長卻‘三顧茅廬’，我被匡校長的精神感動了，才決定來南大的。”作為1978級新生，筆者進南大讀書時，這位曾經寫過《升官圖》《烏鴉與麻雀》《宋景詩》等劇作的大作家也剛剛履新，擔任中文系主任。我還記得當年的中文系迎新會上，陳主任拱手抱拳，別具一格地自我介紹：“我是南大中文系第108位教工，一百單八將啊！”我還記得，趙瑞蕻教授激情飛揚，即席朗誦雪萊的詩篇《西風頌》：“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確確實實，匡校長的復出、陳主任的履新，就是報春的飛燕，告訴我們：嚴冬已過，充滿生機的春天到了！匡老不僅聘任陳白塵先生擔任系主任，而且又先后延攬文史學家程千帆、劇作家吳白匋、西方文藝理論家張月超等著名學者加盟助陣，南大中文系名師云集，人才濟濟，真可謂極一時之盛！

“文革”后，原在湖北一所大學任教的程千帆，剛剛走出人生的陰霾，就不得不“自愿退休”。這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只能賦閑在家，領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境遇，引起在蘇州參加學術會議的南京大學洪誠、山東大學殷孟倫、南京師范學院徐復三位教授的關注。他們推選洪誠向匡校長匯報，請他“施以援手”。了解到程千帆確有真才實學，匡亞明當即作出決定：“這樣的人才，別人不用我們要用。如果調動手續辦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讓他有用武之地。”他委派時任中文系副主任的葉子銘教授趕去武漢接洽。葉子銘費盡周折，輾轉找到東湖邊緊挨小漁村的程千帆家，轉達了匡校長聘他為南大中文系教授的意向。當時已65歲的程千帆來到南大，在給我們77級、78級學生上第一堂課時，匡亞明特地約了副校長范存忠等一起前來聽課，并叮囑所有同事和學生都應以“教授”稱呼程老。程千帆受聘至南大之初，仍未恢復過去的工資待遇，南大黨委專門研究后決定，先按每月150元的標準發放工資。

當行政管理的規則、邏輯和辦學之道發生碰撞、產生矛盾時，需要果斷決策，靈活變通。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大學的薪酬制度高度剛性，財務管理高度集中，通常情況下難以變通，但人才引進，特別是學術帶頭人的引進刻不容緩。匡校長深知人才難得，必須當機立斷，為他們解除后顧之憂，運用行政決策權力，破解了難題。程千帆說：“匡老延長了我20年學術生命！”在程先生的帶領下，南大中文系在全國率先建成中國古典文學博士點，培養了莫礪鋒等一批俊才，南大也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重鎮。匡亞明果斷運用校長的行政權力為學科發展服務，在當時是破例之舉，是權變之法，其實恰恰遵循了辦學正道。后來我在編纂《南京大學百年史》時查閱校史檔案方才知道，1979年，在匡校長的積極努力下，程千帆等教授終于落實了政策，薪資問題得以圓滿解決。

慧眼識珠于風塵之中，伯樂相驥于困厄之境，這需要遠見卓識，更需要胸襟和膽略！

匡亞明（右）授予物理學家吳健雄南京大學名譽教授證書。作者供圖

赤誠敢為天下先

在吉大和南大，師生都贊賞匡校長是“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勇于創新，敢于擔當，善于突破，留下了諸多佳話。

20世紀60年代中期，原法屬殖民地紛紛獨立，加上1964年中法建交，外交和外經貿戰線對法語人才的需求量激增。匡亞明急國家之所急，應教育部要求，決定將南大法語本科的招生數由每年20人擴大為30人，并著手籌建法語專科，當年招生200人。當時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教室在哪里？師資在哪里？外語人才的培養不能粗放草率，如此擴招，質量如何保證？匡亞明認為，國家需求緊迫，作為國家重點大學的南大責無旁貸！同時，培養質量也需特事特辦，不能馬虎。他果斷決策：將校部機關從北大樓搬遷到三棟小平房辦公，將北大樓作為法語本專科的教室。針對機關一些人的疑慮和埋怨，匡亞明說：“為什么我能到簡易房辦公，你就不能去？我有言在先，只要我當一天校長，就要把好房子供教學科研第一線使用。”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復出的匡校長以及他的后任郭令智、曲欽岳等校領導，都一如既往，在面積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辦公。教室的問題解決了，但合格的師資仍無著落。那時國門尚未打開，思想解放的大潮尚未到來，匡亞明作出了常人不敢想的決定：到法國去請教師！他多方聯系，先后從法國、瑞士和越南聘來15位法語教師。南大培養的法語人才，陸續走上外交、外經貿戰線，國家的需求得到滿足，南大的法語學科也得到充分發展，一時成為全國高校“翹楚”。

1979年，中美建交，匡亞明率中國大學校長代表團訪問美國，其間訪問了霍普金斯大學。1981年秋，霍普金斯大學代表團訪問南大。經過深入研討，雙方簽署了一個學術交流協議，決定“為了促進人類的教育、科學、經濟、文化的發展，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在南京大學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學術研究中心，定名為‘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辦一個高層次的教學實體，由美國的教授給中國學生上課，中國的教授給美國學生上課，美方主任與中方主任共同主持“中心”的日常事務……這在當時被許多人視為“天方夜譚”。但是，在匡校長鍥而不舍的努力下，奇跡居然出現了！不久，國務院正式批準“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86年9月，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開學。近四十年來，這個中心培養了一大批較高水平的中美事務專門人才，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人們在回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由醞釀、決策到成立、發展的過程時，無不佩服匡亞明的遠見卓識和“敢為天下先”的膽略。有人總結了匡老辦學的一個特點：“任何事情一經匡老之手總是辦得有聲有色；可在辦的過程中，人們又為他捏一把汗，說他總走‘險棋’……”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教育界和科技界有兩件堪稱“雙璧”的大事前后輝映：“835建言”與“863計劃”。1983年5月15日，南京大學匡亞明、浙江大學劉丹、天津大學李曙森和大連工學院屈伯川四位大學老校長聯名向中央提出“關于將50所左右高等學校列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的建議”。這個建議指出，我國高校出現的“向綜合化、多科性發展”的趨向，“是符合科學技術和高教發展規律的，應予肯定并加以提倡”。為了國家長遠的發展，建議從全國700余所高校中，遴選50所基礎好、力量強、教學和科研水平高的院校，“作為高等教育建設的戰略重點，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重點投資”。5月19日，匡亞明又單獨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直率指出：“目前我國整個教育投資和經濟建設投資很不適應，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滿足不了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對科學技術力量，特別是高級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這種情況如不采取緊急措施加以解決，到90年代勢必更加突出。”匡亞明在信中重申了“像抓重點經濟建設項目那樣抓重點大學建設”的建議，認為這一舉措將“從根本上改變現在各大學經常不安定的狀態，建立穩定的教學和科研秩序（兩個中心），以帶動整個高教戰線穩步發展，培養后十年以至2000年后長期間經濟和文化建設所需要的各類高級人才”。從“七五”時期建設一批“重中之重”的大學，到此后的“211工程”“985工程”，再到如今的“雙一流”建設，四位老校長的建議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部分著作。作者供圖

叢書二百成豐碑

在戰爭年代，匡亞明就思考過如何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1982年，他主動辭去南大黨委書記和校長職務以后，立即著手把這一縈繞在心四十年的愿望付諸實踐。

經教育部批準，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匡亞明為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提出了一個宏大的建設規劃，擬定了“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跨越中國社會兩千多年時空的260多位思想家，在全國范圍遴選優秀學者撰寫人物評傳，系統總結、承繼這一份寶貴的文化歷史遺產。他不顧年邁體弱，奔波于全國各地，登門邀請知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向有關部門講述自己的設想，呼吁重視和支持編纂“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他率先垂范，在短短幾年內撰寫了三十余萬字的《孔子評傳》，成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開篇之作。耄耋之年的匡亞明全身心地投入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之中。他有一種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期望在“去見馬克思、毛澤東之前，能完成這套叢書”；他更有一種忠于使命、舍我其誰的責任感，把這項學術研究工程與當代學者的歷史使命聯系起來。1996年5月，匡亞明以90歲高齡、羸弱之軀，帶著叢書業已出版的50種評傳赴京召開新書發布會，見之者無不驚詫、欽佩。匡亞明壯心不已：“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夠再活十年，看到這套書全部出版。”

然而天不假以年，1996年12月16日，匡亞明溘然長逝。在去世前一個月，他還風塵仆仆驅車數百公里，專程到徐州看望叢書作者。1991年，吉林大學歷史系教授金景芳來寧參加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21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匡亞明“私下有約”：“我們要活到21世紀，你完成你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我干完我的事情，不把事情做完不走。”當匡老病逝的噩耗傳至長春，金老非常哀痛：“這不是真的！你怎么能爽約，不辭而別呢！”他擬就一副挽聯，請人帶赴南京：“是老革命，早歲與惲代英鄧中夏相交，九死一生，恨未睹中國騰飛廿一世紀；亦大學者，終身共馬列書孔孟文為伴，朝乾夕惕，已預見叢書耀眼百五十篇。”

2006年，“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00本全部出版，匡校長的夙愿實現了。這套叢書，也成為匡亞明不朽的豐碑。

（作者：龔放，系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