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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文壇出現了一系列以“新”字引領的文學命名，繼“新南方寫作”“新東北作家群”等之后，“新工業詩歌”“新工業文學”又成為文學生活領域的“熱詞”。這輪“新”字命名潮主要植根于對新時代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的藝術感知，但“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主要是從地方路徑出發，“新工業文學”雖然以傳統的“行業文學”為基礎，卻還包含著兩個值得高度重視的新特征：一是以科技文明新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新階段為現實背景，二是聚焦高科技生產力與技術思維影響下的新型生產、生活形態。

“新工業文學”涌現的科技背景

人類現代文明以科技生產力為動力和引領，工業與工廠既是科技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又是科技創新的載體。現代化進程中的三次工業革命，大幅度地推動了人類社會從生產、生活到生存方式的變革，帶來了人類社會形態的根本性改變。換言之，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科技文明建構了現代人類世界。

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從近代以來，也始終存在一條向往科技生產力、追求現代科技文明的歷史線索。洋務運動由“自強”到“求富”的轉變，張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實業救國”主張，孫中山《建國方略》中作為物質文明建設綱領的《實業計劃》，都以通過現代科技生產力發展“實業”為宗旨。毛澤東早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了“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中國在確立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之后，迅速走上了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并于1964年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目標。新時期以來，“四個現代化”更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整個國家進入了工業化加速發展的狀態，在短短的時間內走過了先行工業化國家200多年的歷史進程。

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了敏銳而真切地表現中國工業化歷史風貌的現代中國工業文學。從茅盾的《子夜》《清明前后》《霜葉紅似二月花》，到草明的《乘風破浪》、艾蕪的《百煉成鋼》、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等，展現了從舊中國工業化嘗試中的矛盾與弊端到新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艱苦與豪情。從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到談歌的《大廠》、曹征路的《問蒼茫》，揭示了改革開放年代中國工業加速發展的雄風和管理體制市場化轉型的“陣痛”。從肖克凡的《機器》到羅日新的《鋼的城》、阿瑩的《長安》、李鐵的《錦繡》，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縱貫全局地審視了當代中國工業的發展與演變歷程。

2010年前后，從德國等歐洲國家開始，大家又先后提出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理念。以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和生物技術等作為驅動力和突破口，人類社會進入了高科技文明的新階段。

針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針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新時代中國實施了“推進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首先，以高科技轉化和應用為基礎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呈現出工業化發展的道路之新。從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飛機場到城市軌道交通都在大量建設，以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數字化為核心的高科技基礎設施建設也在蓬勃發展。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建設甚至形成了一個“基建狂魔”的網絡流行語。其次，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并聯式”“疊加”發展的趨勢，呈現出工業化發展的形態之新。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一種“串聯式”發展的歷史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建設逐步展開。中國的現代化則是各方面同步規劃、一體化推進，新時代以來更形成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充分表現出工業化發展的形態之新。再次，將區域差異化布局和區域內部一體化發展相結合，表現出工業化發展的格局之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采取差異化發展戰略，允許一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先富起來。新時代以來，又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整體規劃，體現出以區域為中心推動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新格局。

“新工業文學”的具體創作實踐

“新工業文學”的概念就建立在這種社會歷史大前提、新背景的基礎上，也確實顯示出對于這種歷史狀況的概括力，作為文學命名的意義就從中充分體現出來。

在具體的審美實踐中，“新工業文學”已經形成了不少引人矚目的創作現象。大國工程題材長篇報告文學領風氣之先。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就有李鳴生“航天七部曲”初始之作《飛向太空港》；到了新時代，這類創作蔚為壯觀，表現了科技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主題。“工業黨”穿越小說風行網絡空間。“工業黨”穿越小說作為一種類型文學，敘事建構以中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的藝術感知為背景和基礎，往往將個人創業與中國奇跡相結合，明顯表現出一種“專家治國論”思維和“技術中心主義”的價值傾向。“新工業詩歌”創作處于嶄露頭角的狀態。從2023年11月“全國新工業詩歌聯盟”揭牌，到2024年9月首屆“全國新工業文學征文大賽”啟動，再到2024年12月《騰飛協奏曲——新時代新工業詩選》出版發行，鮮明地體現出關于新工業詩歌創作的組織層面的自覺。以“新工業”“新發展”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漸入佳境，出現了老藤的《北愛》、劉銘的《潮涌東方》等作品，在表現產業或企業憑借新質生產力脫困騰飛的同時，生動地塑造出了體現新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人物形象。總之，“新工業”作為創作題材和文學現象，時強時弱、時隱時顯地逐步積累和發展著。當我們站在人類科技文明新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新階段的高度回顧和打量，即可發現這種審美積累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和分量。

令人深思之處在于，這幾類創作雖然在各自的具體領域頗受贊賞，卻并未“出圈”作為創作思潮獲得充分的認可和較深入的理論探討，更未在總體上以“新工業文學”名之。究其原因，雖有個體本位立場、日常生活美學、邊緣化敘事和地方路徑之類文學風尚與慣性思維的影響，更重要的則是現有創作還未曾展現出“新工業文學”應有的意涵格局、精神氣象和藝術韻味。所以，究竟應該進行怎樣的思想與藝術突破，才能更充分地發掘出“新工業文學”的審美潛能？這亟需形成一種理論認知的自覺。

“新工業文學”創作的突破路徑

第一，“新工業文學”需要構成一種“人學”話語層面的新突破。“文學是人學”，“新工業文學”所面對的，是個體人生在科技思維與人文精神之間的新型生命狀態，深入理解這種新形態、新趨勢，將構成創作中“人學”話語建構的新內涵。

“新民”是現代中國的一種重要理論話語，系統地形成了“科學與迷信”“文明與愚昧”“國民性批判”等中國新文學的思想主題。但科學技術在造就人類生活進步的同時，也催生了大量復雜的新矛盾、新問題，由此甚至妨礙了人們對于科學的服膺與信仰。從魯迅“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思想觀點，到20世紀20年代學界關于科學與玄學的論爭，再到新時期文學對民間神秘文化的書寫，都表明科技文化始終沒有成為中國人的全部生活內容，也沒有占據中國人的全部思想空間。但在新型工業化的時代背景下，高科技越來越成為一種“總體性權力”，使得人類生活世界大幅度地“科技化”了。“手機控”“電子商務”“電子銀行”等生活新形態，已經在大量拋棄難以用網絡技術作為貼身伴隨的老年人群。科技手段和技術思維共同建構的科層體制、網格化生存，也正在成為嚴重壓抑人們的生活與精神、卻又似乎難以擺脫的困境。表現和闡釋這種人間生活的新狀態、新問題，構成了“新工業文學”“人學”話語新質的深厚基礎。

第二，“新工業文學”需要構成一種文明話語層面的新突破。“新工業文學”所提示的其實是科技創新與人類文明命運的關系。一方面是新型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另一方面是對唯科學主義的反思和“后人類社會”的憂思。如何理解這種關系，將決定“新工業文學”具備何種文明話語品質。

現代科學技術大大促進了人類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但如果不進行人文的引導，有時也會造成災難與危害。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就已指出，“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自近代以來，對于現代科技之破壞性的藝術反思可謂此起彼伏。近年來，趙德發《人類世》、趙本夫《無土時代》、陳應松《森林沉默》等作品，對此類議題都有深入的表達。回到當下，在高科技文明的背景下，科技發展已經能夠創造出近乎人類智慧的機器人。談到人機關系，這不再是人類如何對其加以利用的問題，而是它是否會根本性危及人類文明本身的問題。在這樣的文明演變語境中，感知高科技發展將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怎樣的影響，必定能為“新工業文學”的文明話語建構提供堅實的思想新質。

第三，“新工業文學”需要構成一種“工業美學”話語層面的新突破。“新工業文學”不再將工業僅僅作為一門生產技術，而是作為一種新型的人類生活形態，因而必將從審美感知、敘事元素到意義邏輯等多方面，構成美學話語建構的突破與創新。

傳統的工業題材創作曾有過各種生產技術描寫，但由于很多創作者對工業文明的體驗與領悟有欠深入，將生產技術轉化為藝術表現時大多失之生硬、枯燥。廣大讀者也缺乏對科技知識的豐富掌握和對工業生產技術的深切體驗，難以具備對工業技術書寫的審美親切感和藝術共鳴基礎。在新時代，以中小學義務制教育和大學擴招為基礎，各類科技文化知識在新生代中已經大大普及。正因為具有這種新型的知識和心理基礎，新時代網絡文學的“技術流”敘事和科幻文學的科技“硬核”書寫，在社會接受層面不僅未被冷落，反而廣受青睞。在工業文明審美接受新現實的背景下，創作者進入科技文明詩學、新工業美學的思維境界，以之為基礎敘述生活場景、塑造人物形象，必將開掘出一種重要的新型審美潛力區，進而形成與高科技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深度融合的“新工業美學”。

第四，“新工業文學”需要構成一種“未來詩學”的基礎性理論思維新突破。“新工業文學”的雄健發展，還有可能形成貫通人類文明過去與未來的深層次思想視野，建構起一種可稱之為“未來詩學”的基礎性理論思維。

以“新”命名本身就意味著內含理論與實踐的前瞻性，但這種前瞻性不能汲汲于“文學圈”內部，而應當基于社會歷史演變的全局與大勢。“新工業文學”以高科技發展對人類命運的影響為核心問題意識，基本思路往前延伸，將可貫通科幻文學對宇宙異質文明碰撞背景下人類未來命運的構想；往后反觀，也可以參照和對比農業文明的人類生活世界，包括重新打量其中的神秘文化境界。創作者以由此生成的全局性審美駕馭力，建構起一種立意高遠的“未來詩學”的思想眼光，必將有力地促成“新工業文學”審美建構的精神縱深和藝術大氣象。

［作者系河北大學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當代文學的科學話語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0AZW01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