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記》:以詩性之筆,敘寫滬上風華
“你也在懷舊,我也在想象,這公園也與你有關——你想到它,它就與你有關了。我們內(nèi)心大同小異,所以都成為寫詩的人?!睆团d公園的法式亭子里,友人廖先生對汗漫如是說道。在全書近500頁的篇幅中,這段有關作詩與作文的插曲微不足道,卻在不經(jīng)意間概括出汗漫最新散文集《上海記》的創(chuàng)作風貌。作為一位詩人,一位由中原移居上海二十余年之久的異鄉(xiāng)人,汗漫抒寫上海的散文里始終涌流著鮮明的詩性特質(zhì)。他既是局外人,又是親歷者,因而詠上海在不即不離;他將個人視點與私人經(jīng)驗作為創(chuàng)作原點,主觀敘事里飽含鋒芒與深情,追溯海上前塵舊夢,也談東方都會今日勝景。
散文集以街巷地標為經(jīng),以與之相連的紛繁人事為緯,讓我們隨作者穿行于城市間隙的同時穿越古今,從沉浮起落的歷史長河間打撈起一代風流往事。目錄排列為參差錯落的矩形,以地理之維劃分上海,既是組建也是解構(gòu),具有拼圖式的時空隱喻。作者從地域出發(fā),卻不囿于城市景觀的紀實性描摹,而兼顧寫實與寫意。每一章節(jié)小標題都極富象征意味,不翻開對應書頁便難以猜到它們的具體指向。南京路是“混血之作”,肩負上海“到海上去”的宏大使命,融匯異域風情,見證百年間變幻無定的洋場塵焰;福州路則流露“芬芳的激烈”,是風月場煙花巷,溫柔鄉(xiāng)里卻裹挾著冷冽的諜戰(zhàn)暗影,源于田漢隨筆集的“芳烈”一詞中重疊著情場與戰(zhàn)場;常德公寓是“朵云軒信箋上的月亮”,是張愛玲在大陸的最后一個落腳點,牽引起幾番幽咽情緣;白馬咖啡館里留下“一個仁慈的黃昏時刻”,窗外層疊的洋蔥頭建筑揭示猶太人曾在此躲避二戰(zhàn)炮火。當黃昏再度降臨,百年前的仁愛與苦難依然縈繞不散。
馬克斯·韋伯俯瞰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將其歸納為理性戰(zhàn)勝非理性,提出“對世界的祛魅”,即從神圣化到世俗化、從神秘主義到理性主義。但抒情性的文學場域離不開賦魅,在此主觀情思高踞于客觀分析之上,理性思維讓步于感性思維。《上海記》的詩性特征恰由對萬物彌合無間的賦魅彰顯。興之所至,想象與抒情信手拈來,令沉厚凝固的史實活化為涓涓細流,靈韻飛揚。電燈、霓虹燈、電氣公司為20世紀的上海街頭帶來不滅的燈火,“光”里充滿啟蒙意義;鐵路與蒸汽火車是“猛進如潮”的時代號召,而車輪無窮無盡的圓周運動里則暗藏上海的詩意肖像,一列火車聯(lián)結(jié)起天南海北的錯雜人事,是“人與時代的敘事詩、抒情詩、命運交響詩”;由復興公園的旋轉(zhuǎn)木馬,作者唏噓人情易變,思緒又漂移至幼年居于鄉(xiāng)間,真正騎在馬背上的回憶。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在上海這個跑馬場相逢又離散,時代變革的節(jié)點、個人生活的變遷、頭腦中騰躍的想象交織為富麗的詩篇,汗漫在對萬物賦魅中完成了對上海記憶的詩性重建。
海飛曾言,上海是個奇特的城市,不論世界如何變幻,它都能守住那份繁華的腔調(diào)。汗漫敏銳地捕捉到上海萬象迭變中恒久的、長存的獨特秉性,去尋覓流動的盛宴中一脈相承的生活情調(diào)。汗漫寫上海的湖心亭,自己臨窗而坐,將目光散漫投放,溫存地注視著滾滾紅塵,如張岱《西湖七月半》中“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一般,卻又不同于張岱的隱含疏離、居高臨下。湖心亭如紅杏,九曲橋如枝條,年糕團、蟹殼黃、熱白果、酒釀圓子交換著熱度與氣息,城隍廟、豫園的商販叫賣帶來蓬勃生機,正是春和景明。游走在上海錯雜交織的巷弄,“老克勒”們考究精致,出入于茶館、舞廳、咖啡館,他們追慕舊時代的光影,不懈地找尋往昔繁華的腳注,而他們本身也成為上海日常記憶里一抹經(jīng)典的時代刻痕。
汗漫的文風開闊、浩大、自由,他穿梭于迥異的時空,時而關注凡塵瑣事,時而連綴名士逸聞,時而放眼澎湃浩闊的時代興變,在低維體察平凡人生,在高維概括歷史況味。他善于揭開歷史與現(xiàn)實暗沉的皮膚,觸摸底下溫熱的血流與有力的脈搏。他的散文有著近乎詩歌一般的韻致,疊加多重意象,短句多于長句,字里行間常含嘆息般的感喟。西洋與古典在上海合流,也在作者的散文中呈現(xiàn)出斑斕色彩。一面是弄堂深處混雜著“曖昧與紛亂、明艷與隱疾”,愛神花園里盤旋而上的樓梯恰如“充滿動感的風中青藤”;一面是思南路梅家庭院,“如風似水,洽和為一”,名流聚會不過“綺宴終有人散時,酒剩殘卮一夢空”。
汗漫自稱“上海生活實驗者”,在介入與旁觀上海的同時,也被周遭事物介入與旁觀。二十余年來,一個人、一座城不斷地進行著心靈對話與雙向互動,由狹路相逢的過客轉(zhuǎn)變?yōu)榍樯盍x重的摯友。他鄉(xiāng)與故鄉(xiāng)、歸人與過客、追尋與守望在散文中反復回響,現(xiàn)實的、歷史的、想象的建構(gòu)與消解交錯駁雜,共同匯就漢語的汪洋,留下《上海記》里風華無限的詩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