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人從誕生演化至今，大概經歷了兩三百萬年的歷史。盡管人類早已懂得用火，能夠使用一些粗糙的石器，但臨近至十萬年前，面對自然界中的兇猛野獸，依然沒有優勢。真正讓人躍升至食物鏈頂端，除了弓箭等物質性工具的陸續發明外，最重要的是系統語言的誕生。系統語言極大提高人與人交流的效率，增強彼此的協作能力，以至于爆發出超強的群體戰斗力。

語言需要人作為載體，掌握豐富經驗和智慧的人不僅稀罕，更有壽命的限制。文字的發明突破了這種局限，使得族群中最精華的經驗和智慧可以下載、復制、傳輸、關聯、疊加、完善等等。信息自從有了“文字”這個超越人身的強大載體，文明發展的速度就一日千里了。在人類文明史上，文字也由此成為區分“史前時代”與“有史以來”的“劃時代”發明。

一個民族語言（語）和文字（文）的最初發生與發展，簡單來說，是與物建立對應的關聯系統。從更深層次上講，語言文字建立在對客觀自然以及萬物的認識與理解之上。不同的民族，因為對萬物的認識角度、理解層面、表達方式相對不同，會衍生出不同的語言與文字，從而發展出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明類型。

中西文明的深刻差異，首先根植于并表現在各自語言文字系統的不同。如果進一步考察，中西方“文字”在形態、性質、功能和形式方面，一開始就走上了不同的路。

二

西方在遠古時代有自己的“象形”刻畫符號，但始終沒有演化出象形文字系統，最終被拼音文字系統所取代。拼音文字的性質是模擬語言，功能是記錄語言，因此表現為拼音字母的組合。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文明的“語言”與“文字”是一體的。

中國從遠古開始就有自己的“象形”刻畫符號，各個時段的考古遺跡也都能看到，從賈湖遺址龜腹甲上的“目”形文，到大汶口陶尊上的刻畫文，再到良渚文化中的符號文，最終在殷商時代形成系統的“象形文字”。

西文文字以“音”為主，可以籠統地以“拼音文字”指稱之。中文文字以“形”為主，可以籠統地以“象形文字”指稱之。與拼音文字相比，象形文字主要的性質和功能，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不是為了記錄語言，而是摹寫自然以及自然中具體的人、事、物。如果說拼音文字模擬的對象是人自身的語言，那么象形文字模擬的對象是人置身其中的自然。

拼音文字記錄語言，沿著“聽說”的路線發展，根植于人的思維邏輯。象形文字記錄“物”，人、事、物皆是“物”，沿著“觀看”的路線發展，根植于自然的物象。

因為拼音文字記錄的是語言，天然就重視語言學。語言從根本上講，是人思維邏輯的表達，所以語言和語言學的底面是邏輯和邏輯學，這也是為什么“語言”和“邏輯”在西語中最初是同一個詞（λóγο?/logos）。語言是人思維的表達，語法則是人思維的邏輯，是思維的“法”，從而是“語言”的“法”。

也就是說，語言與邏輯其實都根植于人的思維，語言是思維的“表”，是思維的合法演繹，邏輯是思維的“里”，是思維的合理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講，拼音文字本質上是對人思維的呈現，從而根植于人的思維，根植于人。西方哲學在很大程度上發軔于此，奠基于此，也決定于此，所以西方哲學始終帶有強烈“語言哲學”的性質。無論是康德在哲學上“哥白尼式的革命”，還是黑格爾認為世界是“意識”的展開，或者海德格爾將“語言”視為“存在的家”，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這些都是語言現象、語法問題，一切哲學問題都是語言問題，因而終究是人自身的“思維”問題。維特根斯坦極其自覺維護著的那條可說與不可說的邊界，也就是語法的邊界、思維的邊界、邏輯的邊界。

由于以拼音文字為載體和媒介，西方思想與哲學很容易滑入二元論，也就是理念與現實的二分。在拼音文字以人思維邏輯為根據的前提下，人對世界“現實”的認識、理解與表達，最終都是在表達人自身。因為整個認識與表述世界的語法和邏輯都根植于人的思維，以至于這些“想法/理念（idea）”似乎先天就鐫刻在人的大腦中，從而演化為“理念論/觀念論（idealism）”，發展為“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的本質，是“形而上”為“形”奠基，人的思維為世界的存在奠基。

三

最初，象形文字的產生主要不是為了記錄語言，而是為了摹寫“物”象，一個字是一個“物”。也就是說，文字中保留了現實中“物”的真實信息。文字要對應物，意味著要提煉出物本身最具代表性的信息，濃縮為一個符號。換句話說，造字意味著人在實踐過程中精準認識物最根本、最與眾不同的特點，然后以最簡潔的方式，也就是以“文字”符號的方式表達出來。象形文字誕生的過程，背后是古人“格物”的過程，文字是格物的結果。

象形文字是人格物的結果，文字里面既有作為主體的人，也有作為客體的物，更有人在實踐過程中與物所發生的實際生產生活關系。一個字，往往可以展現為一幅生動的生產生活圖景。如果說拼音文字根源于語言，語言根源于思維，根源于邏輯，那么，相對而言，象形文字首先并不根植于語言與人的思維。象形文字來自人對物的認識與模擬，因此，象形文字的根既不在人這邊，也不在物那邊，而是在人與物的互動關系里、實踐關系中。

迄今依然有大量的甲骨文字未能釋讀，更有不少能釋讀或記錄在《說文》中的文字早已廢棄不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導致人與物相互作用的關系改變。就像“玉”，如今不再廣泛且深度地參與政治秩序的建構，或政治身份的標識，所以《說文》中“玉”部下大量的字，在今天都喪失了實踐的生活場景，從而幾乎不會再用。在古代，馬與馬車在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舉足輕重，但在今天，大量關于“馬”的字與馬車部件名的“字”，很少有人認識，更別提使用，這都是因為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

象形文字，可以看作人與自然以及萬物相互建構的結果，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格物”，文字是格物之后總結的物象。“物象”不是物，但也不脫離物，反映的是人對物的把握，里面沉淀的是人對物的認識、理解、應用等系列實踐經驗。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為什么文字創作之際，上天像下雨一樣降下糧食，為什么鬼神夜夜哭號？“天雨粟”代表文字創作本身是對萬物物性與天道運轉規律客觀且深刻的認識、把握與應用，當這一系列的實踐經驗以文字的方式總結與記錄下來，農業生產的產量就能往上提升一個大臺階。天雨粟，不是天像下雨一樣降下糧食，而是人因循天的力量，不斷調整與精確農作物最佳的播種時間、土壤環境、田間管理，以“人參天地”的方式，保證糧食的豐收。此前，人們生活在對未來生存境況不確定性的恐懼中，這種不確定性尤其以糧食生產豐歉的不確定性為代表，從而生出對鬼神的崇拜和依賴。當人們逐漸通過文字記錄實踐經驗，從而保證族群生存的“糧食安全”，以至于有更多的力量加強與提升其他方面的生存安全，滿足更高的生活需求以后，對“鬼神”的崇拜、依賴以及相應的祭祀就大為減少了。鬼神因為不再能得到人的祭祀與供奉，“鬼夜哭”。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通過“說文解字”，回到文字生成與使用的歷史場景，重建文字構成的“所以然”，抵達古人在實踐中呈現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這個過程相當于在還原古人的“格物”歷程。反復進行文字的“拆解-還原”練習，就能逐漸明白古人怎樣認識事物，怎樣看待與思考問題，怎樣構建社會秩序與人生意義，這才是我們“說文解字”的目的。

格物的思路與精華，濃縮在文字中。文字是民族精神的法，是一個民族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認知體系和價值體系。文字系統的誕生，是從“文”到“字”的過程，代表著人的精神世界不斷擴展，反映的是人的實踐不斷展開的歷史進程。

如果說拼音文字主要根植于人的語言進而根植于人的思維，那么，象形文字主要根植于實踐，根植于格物。“格物”，可以說是“實踐”的古典表達。正是因為象形文字根植于實踐，所以伴隨著政治實踐的變化，文字本身的構形與含義也會發生相應變化，比如說“王”字。

“王”字甲文與早期金文的寫法取象于斧鉞之形，以此象“王”者掌握最高的生殺權力。到后來篆文，形象如許慎引用孔子的話說“一貫三為王”，也就是貫通天地人者為“王”。《說文》給出的總結性解釋是“天下歸往也”，總結的是商周之變以來周代的政治實踐，尤其是春秋時代以降的政治亂象所激發出對理想“王”者的政治期許。所以無論是作為斧鉞之形側重強調權力的“王”，還是作為貫通三才側重強調德行的“王”，都源于各自時代的政治實踐，從而凝聚著時代精神。一旦脫離、忽視、抽空當時的政治實踐和生產生活實踐，對文字的說解就容易變得教條、空洞、專斷，似乎文字就應該是一成不變的。這既不符合文字發生發展的演化邏輯，也不符合社會政治實踐本身的歷史邏輯。

象形文字以物象為表征，實際根植于實踐，根植于格物。實踐的變遷，會導致文字內涵的變遷，甚至會推動文字寫法的變遷。所以，象形文字背后隱含著人與自然萬物的互動關系，它不是意識決定存在，邏輯支配實踐、判斷實踐，而是存在決定意識，實踐生成邏輯、改革邏輯。

四

文字是“文”的一部分，“文”是人與自然漫長且殘酷的互動過程中，經綸自然與人世的經驗表達、觀念沉淀、秩序構想。因此我們今天才能通過出土“文物”，鉤稽當時的政治秩序架構，生產生活實際，還原人置身其中的復雜社會圖景。作為“文”的文字，可謂整個時代物質與精神世界的浮標、民族文明秩序的符號。

當我們說“文”解“字”時，首先需要明白，作為符號的文字是“民族文明秩序”的符號，只有理解了民族文明秩序建構的過程以及旨歸，才能反過來理解“文字”符號中的文明含義，才能將作為“浮標”的“文字”關聯到托住浮標的、涌動演進的歷史世界。因此，文字研究，不是把作為文字的“浮標”拎起來看，而是要通過文字浮標傳遞的信息，觸及歷史的洪流、文明的圖景和人的深邃。

象形文字的一個個生成，是先民格物經驗的漫長積累。某個文字可能誕生于歷史中的某一刻，但那一刻依然且必然是文明傳統中的一刻，是文明傳統這棵大樹上綻放出來的一朵花。只有把文字放在歷史文明的坐標中，才能在“說文解字”的時候，不是純粹借助人自己的聰明去闡釋它，而是借助文明本身的大樹去綻放它。

（作者：吳小鋒，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