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景平，《中國環境報》高級編輯，山西省作家協會生態文學專業委員會主任。著有《綠歌》《20世紀的綠色發言》《走過時光》《風在心間行走》《云下山河》等。獲中國新聞獎、中國環境文學獎、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趙樹理文學獎、《黃河》年度文學獎等。

肖亦農，作家，河北保定人。內蒙古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曾創作中篇小說《虹橄欖》《灰騰梁》、長篇小說《穹廬》；創作生態文學報告文學《綠色壯歌》《人間神話：鄂爾多斯》《毛烏素綠色傳奇》。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

與環境文學同步：沙漠治理戰略開啟 生態寫作起步

李景平：肖亦農老師好。最近在媒體看到，塔克拉瑪干沙漠“鎖邊”，被稱為“中國沙漠治理的又一壯舉”。在中國作家中，你是早就以書寫沙漠生態治理而聞名的生態文學作家。你的生態文學書寫大多聚焦于鄂爾多斯的沙漠生態治理，沙漠生態治理是怎樣引起你文學關注并開啟文學書寫的？

肖亦農：鄂爾多斯曾是一片被黃沙覆蓋的土地，如今已成為世界荒漠化治理標桿。其標志性事件是《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13次締約方大會，于2017年在額爾多斯舉行，發布了《鄂爾多斯宣言》。這個宣言肯定了鄂爾多斯“沙漠綠色經濟”模式，旨在推動“綠富同興”，強調政府領導，多方合作，動員社會化力量共同治理荒漠化，在2030年前實現土地退化零增長。這一壯舉，證明鄂爾多斯治沙具有現代化國際水平，為世界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一個“中國樣板”。

20世紀60年代，我在知青時代就進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當時，鄂爾多斯還是一片沙漠，人在沙漠，常常窗外狂風亂作，黃沙飛揚，屋里塵土彌漫，落滿細沙，吃飯嘎巴嘎巴嚼著沙礫。后來我到了交通部門，天天修路護路，實際上是天天和沙漠較勁。我當時已經開始寫小說了，雖然感受到了沙漠對人的威脅，但不知道這是生態環境問題，即使寫小說寫到沙漠種樹，也沒認識到是生態環境保護，沒想到把生態環境問題放到創作中，更沒想到人可以改變沙漠。

沙漠對于外人來說是新鮮的，對久居沙漠的人卻是十分無奈。后來，沙漠上的人和事，教會我認識人與沙漠的關系。我當時在公路養護道班上班，偶有牧民路過道班歇腳，就教我們怎樣防沙，怎樣在院墻四周種樹、怎樣在院外種植苗圃。生活在大漠中的人摸索了許多生存技巧，這讓我感受到，只要和沙漠抗爭，還是能戰勝風沙的。我們在公路養護中汲取了牧民經驗，終使小小道班被交通部命名為“紅旗道班”。我以這個素材創作發表了小說《灰騰梁》《山風》，并被《小說月報》轉載，成為我早期創作的代表作。

我真正介入環境文學創作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雖然當時我已經寫了沙漠治理的題材，但我并不知道環境文學是什么。創作完全源于我對沙漠治理的深刻感受和對治理工程的濃厚興趣。當時，鄂爾多斯正啟動一項巨大的沙漠工程：“兩翼一體”戰略和“3153”工程，鋪開治理鄂爾多斯東部的砒砂巖山地、西部的庫布齊沙漠和毛烏素沙漠。這么大的工程，是鄂爾多斯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做過也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我當時以極大的興趣選擇了對治理工程的書寫。

之后，我跟蹤鄂爾多斯生態治理歷程近40年，經歷了鄂爾多斯的生態環境治理歷史，見證了鄂爾多斯生態環境保護的艱辛。我在環境文學或生態文學的書寫中，發現了鄂爾多斯，也發現了自己。我覺得，寫環境文學或生態文學，是一種注定，我希望我的環境文學或生態文學作品，不僅記錄鄂爾多斯生態治理的歷程和成就，也傳遞一種生態理念，使更多人懂得生態治理的重要意義，從而激發人們保護環境的意識和行動。為此，我被稱為生態文學作家。

李景平：鄂爾多斯治沙行動和你對治沙行動的關注，在時間上，恰好也是中國環境文學起步并逐漸勃興的時期。當時，中國許多作家應環境保護部門的邀請，開啟了中國文學界的“環境文學行動”，曾一度掀起中國的環境文學熱。對于當時中國文學界的環境文學熱潮，你有印象嗎？

肖亦農：我的生態寫作，與沙漠治理同步，也幾乎與環境文學同步，只是開始生態寫作的時候，我還不知道環境文學的概念。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十月》雜志主編張守仁到鄂爾多斯考察，我第一次知道了環境文學。張守仁此行的目的是考察生態環境治理，他對砒砂巖治理和沙漠治理很感興趣。我當時并不知道張守仁的來訪目的，只想著他對這片土地和它的環境治理充滿興趣，我陪同他進行了考察。當時我已經離開沙漠回到城市。我陪他看了一棵樹。這棵樹是我在沙漠時親手種的，我在樹上還刻了一行字。多少年過去，我帶張守仁找到這棵樹時，樹已長到碗口粗，我刻在樹上的字還依稀可辨?？吹阶约悍N的樹，看到自己刻的字，我不禁淚眼婆娑。

就在這時，張守仁向我透露了他的另一個目的，他正和一群老編輯創辦一個刊物，專注于環境文學作品的發表。這應該就是后來創刊的《綠葉》。張守仁說，這個刊物將匯聚國內著名文學編輯和作家，共同推動環境文學發展。他說，盡管過去文學也反映社會問題，但環境問題作為緊迫的社會問題，直接關乎人類生存發展，更應成為文學反映的問題。他預測，環境問題將成為未來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我當時對環境問題不熟悉，聽起來懵懵懂懂，但張守仁的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開始關注環境文學，思考環境問題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正好這時，鄂爾多斯啟動了“一體兩翼”戰略。

如今再看，正如張守仁先生所言，環境問題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環境文學也迎來了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自那以后，在我的腦海中，環境保護概念和環境文學概念清晰起來，我再回頭看鄂爾多斯，無論是東部的砒砂巖還是西部的沙漠，在我的認識里概念完全不一樣了。鄂爾多斯這片山地、這片沙漠，看似不適合人類生存，實際上，鄂爾多斯人早就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開始了獨特的治理之路，譬如小流域治理、砒砂巖治理、荒漠化治理，那都是鄂爾多斯人尋找生存、生產、生活之道的生態修復工程，是一項生命工程。這時，我已經清醒地知道，我要寫什么樣的文學作品了。

于是，我深入鄂爾多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從荒涼的溝壑到漫天的黃沙，我見證了鄂爾多斯人為治理環境所做出的艱苦奉獻，與許多基層干部和普通勞動者結成了深厚的友誼。基于實地采訪和體驗，1990年，我連續創作了多篇關于鄂爾多斯環境治理的報告文學。一篇名為《準格爾傾訴》的作品，記錄了鄂爾多斯人在“3153”工程上的奮斗歷程和成果。作品一經發表，就受到廣泛關注和好評，領導不僅對作品給予高度評價，還提議我進行深度探索，將鄂爾多斯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故事傳播得更高、更遠，鼓勵我與中央報刊合作，讓中央層面關注鄂爾多斯在沙漠治理和生態保護上所做的事情。

我滿懷激情投入鄂爾多斯大地實踐探索，跑治沙工地，住施工工棚，吃在沙漠，寫在沙漠，很快又完成報告文學《綠色壯歌》。這篇作品記錄了鄂爾多斯沙漠治理和生態保護的奮斗英雄和輝煌歷程。我將作品投稿給《人民日報》，得到編輯的青睞，報紙用了整整一個版面予以發表?！毒G色壯歌》的發表，不僅是我個人環境文學創作的里程碑，更標志鄂爾多斯環境與文學之間有了一種緊密的聯系。從此，在鄂爾多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環保與文學之間，環境文學與環境治理之間，我的文學創作與沙漠治理之間，總能產生某種奇妙的共鳴。這時，在我的自覺意識里，我的創作已經成為環境文學創作。

李景平：你之前是以小說創作獲譽文壇的，在當時的環境文學寫作和后來的生態文學創作上，為什么選擇了報告文學作為創作主攻方向？這與和你幾乎同齡的作家哲夫有所相似。哲夫也是由小說創作轉向生態環境小說創作，又由生態環境小說創作轉向生態環境報告文學創作的。

肖亦農：哲夫先生確實是一位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家。作為一位作家，我深感選擇恰當的文學形式反映社會現實和時代變遷的重要性。書寫鄂爾多斯這一特定地域的生態變化，我選擇了報告文學，是因為我覺得它能夠最直接、最迅速、最鮮活地捕捉并反映這種變化。

當然，我也并非一開始就自覺地意識到報告文學在反映生態變化上的優勢，而是在創作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其獨特魅力。報告文學作為一種介于新聞與文學之間的體裁，它不僅要求真實還原事件，更強調文學性的表達。對我而言，也是給自己提出一個實踐命題：如何保證在非虛構真實性的基礎上，賦予作品以文學性和生動性？

文學性無疑是報告文學的第一要素?？梢哉f，鄂爾多斯生態環境治理的火熱第一線，每天都有新的事情發生，對于奔跑在第一線的作家來說，從報告文學的新聞性來講，我采訪到素材是不成問題的。那些事跡，本身就具有觸動人心的地方，但如果沒有文學性的升華和深化，充其量只能算新聞報告或通訊報道，無法深切地打動人心，也無法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的創作始終將文學性放在首位，力求通過細膩的筆觸、細節的描寫、形象的塑造和深刻的思考，將鄂爾多斯生態變化的真實面貌生動地呈現給讀者。這就是我選擇以報告文學反映社會現實和時代變遷所追求的獨特價值。

報告文學作者不僅要具備扎實的文學功底，更要有深入生活的勇氣和毅力。我覺得，我只要有了自己的環境文學初心，這初心就如同鄂爾多斯人對待環境治理的態度一樣，堅定而執著。對于創作生態報告文學，我也如同鄂爾多斯人在艱難中造綠一樣，就像愚公移山，本身是一種深刻的磨礪。我在幾萬千米的行走中，采訪、體驗、思索，見證了鄂爾多斯人治理沙漠付出的艱辛和創造的輝煌。真實的治理歷程和真情的文學抒寫，融合、成就了生態環境報告文學之“真”。這是我深深感受到的報告文學的獨特魅力。

應該說，我的環境文學或生態文學創作選擇了報告文學的道路，但當我提及我的生態環境報告文學時，我深感它與郭小川當年在鄂爾多斯創作的報告文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郭小川20世紀60年代在鄂爾多斯寫出烏審召人治沙的報告文學《牧區大寨》《英雄牧人篇》，我認為這算是環境文學的開山之作。

我的生態環境文學作品，則是他創作波瀾之后掀起的又一個波瀾。我們都為鄂爾多斯生態環境文學歷史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郭小川的報告文學到我的報告文學，不僅記錄了鄂爾多斯人在沙漠之地的奮斗，也都在鄂爾多斯文學史上留下了生態環境文學的鮮明印記。我為之感到自豪和欣慰。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可以說是我環境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我的文學創作作品有《虹橄欖》《灰騰梁》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環境文學創作作品有《綠色壯歌》等紀實文學作品。

以生態文學塑像：《英雄中國》走向世界 世界看到中國形象

李景平：可以看出，你的生態書寫，到《綠色壯歌》，已經由自發抒寫到了自覺書寫。從作家的視角而言，現實鋪開如此波瀾壯闊的一幕，確實應該大書特書。我想知道的是，采訪這樣空前的工程，你的采訪是否得到空前的支持？因為涉及現實環境問題，官方持什么態度？

肖亦農：鄂爾多斯在沙漠鋪開跨世紀的治理工程，可以說是歷史性的、劃時代的。我的環境文學或生態文學采訪，也是我歷史性的、劃時代的采訪。我始終受到鄂爾多斯高層的重視和支持。應該說，政府既然敢于鋪開這樣前無古人的工程，一定敢于讓作家、記者宣傳這樣的偉大實踐。

這種做法，在鄂而多斯的高層是一貫的態度。

在20世紀末，我采訪“一體兩翼”戰略工程時，當時的鄂爾多斯盟委書記陳啟厚接受了我的采訪。他告訴我，“一體兩翼”是戰略設計，“3153”工程是量化工程。量化工程規定了每一戶農民在整個環境治理中的具體事情，譬如說建造多少標準田，建設多少水澆地，種植多少經濟林，養殖多少豬和羊，等等。量化工程看起來“農民化”了許多，但動員農民行動起來，就得設立可操作、易執行的“農民化”指標，必須讓農民直觀地看到自己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責任和利益，從而投入這項偉大的生態環境戰略工程中。他說，這樣大規模的沙漠治理工程，必須發動農民這個主體。

21世紀初，我采寫生態環境保護的時候，當時的鄂爾多斯市委書記云峰接受了我的采訪。他和我做了深入的交談，講述了鄂爾多斯生態環境治理的政策措施。譬如，從每噸煤炭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綠化費。這絕對是一個具有大格局、大眼光的創新舉措。他說，鄂爾多斯作為新的資源型城市，必須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不能一邊治理荒漠，一邊污染環境，而應該一手開采煤炭，一手修復生態。因而鄂爾多斯大量資金投入荒漠化治理，也投入采空區修復。他說過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生態建設不僅關乎環境改善，更關乎老百姓幸福指數。一定要把生態建設融入老百姓的經濟生活?！?/p>

在2011年采訪創作《尋找毛烏素》的時候，我有幸見到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的領導。當時，鄂爾多斯工業發展一舉躍上內蒙古工業強市的前沿，沙漠治理也走在了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的前列。領導們說，我們不是單純的環境保護主義者，也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論者，而是以現代生態文明思想和現代綠色發展思想為引領，推進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我深刻感受到了領導者對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洞察。他們對鄂爾多斯沙漠治理有遠見卓識，對鄂爾多斯工業發展的決心堅定，他們的見解讓我對鄂爾多斯道路有了深刻認識，也為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靈感和思想。

可以看出，領導同志們的決策思路，前后一致。就是要讓中國看見鄂爾多斯，讓世界看見鄂爾多斯。應該說，這不只是是否支持作家創作和宣傳的問題，而是執政者是否具有執政能力和政治遠見的問題。

領導們的熱情和決心感染了我，我感受到了他們對農民的深厚感情和對環境治理的堅定信念，這也使我堅定了從事環境文學或生態文學創作的決心。他們為我的創作打開了采訪的通道，也為我的構思拓展了思維空間。

李景平：你對生態文學書寫這么有信心，并且信心這么堅定，那么，在基層采訪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么波折？或者受到什么阻力？據我所知，生態環境新聞采訪或者生態環境文學調查，因為涉及環境問題，在基層往往遭到阻撓，即使是從正面宣傳報道出發，也往往遭遇尷尬。

肖亦農：阻力倒是沒有遇到，但說實話，那時候人們對作家的認知，并不像對記者那樣深刻。我到現場去采訪，很多人覺得作家飄忽不定，心里沒有底。我清晰地記得，日本老人遠山正英帶著他的協力團第一次進駐恩格貝，恩格貝試驗區成立的消息吸引了眾多人參觀采訪。我也去了，但我沒有地方吃喝，沒有地方住，處于如此窘境，我沒有氣餒，就獨坐在大沙梁上仰望星空。我看著廣袤無垠的大漠黃河宛如一條巨龍蜿蜒而過，想著恩格貝注入的新的活力，我頓時感到，這片古老的沙漠正呈現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氣息。

第二天清晨，我滿懷期待地闖進了翻譯的辦公室，急于見到遠山正英。我迫不及待地告訴翻譯：“我要采訪遠山正英，希望你能配合?！狈g愣愣地看著我，疑惑地問：“你是哪個媒體的？”我微笑著說：“我是個作家?！狈g似乎對我的身份并不在意，態度卻因我的堅持而變得友善：“好吧，作家先生，我陪你。”就這樣，她領我見到了遠山正英。整個采訪過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沒有過多談論自己的成就和榮譽，而是告訴我：“我是來贖罪的，替民族贖罪，彌補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傷害。”這種坦誠和謙遜讓我深受感動。

他告訴我，他有一個宏偉的計劃，就是在恩格貝種下100萬棵樹。這個計劃已經開始，而且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遠山正英的堅持和執著讓我銘記于心。采訪結束后，我被遠山正英的精神深深打動。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環保人士，更是一位具有人類情懷和民族擔當的智者。后來，他帶著他的團隊在鄂爾多斯種樹14年，不僅改變了恩格貝的沙漠，更喚醒了人們對環保與和平的思考。這個人是真實的，這個人的故事也是真實的，他的整個治理過程更是真實的。如果我剛開始遭遇冷遇就退縮，我是抓不到這樣真實感人的典型人物的。

李景平：鄂爾多斯的生態環境治理行動，引來了國外團隊的參與，說明它的治理戰略和治理工程是具有世界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在這場鄂爾多斯沙漠生態治理中，你又發現了什么樣的中國式生態治理典型？塑造了哪個中國式的生態環境治理典型，并且是怎樣塑造的？

肖亦農：采訪體驗中，我意識到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對于鄂爾多斯的重要性。這種認識反映在我的作品中，就是我更加注重突出作品的環境意識和生態理念。但文學作品的生態意識和生態理念不是直接說出來的，而是以塑造具有生態精神的人物來體現出來的。因而，我的生態報告文學寫作，特別注重突出生態人物和環保英雄的塑造。

鄂爾多斯8萬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曾經高達96%的面積遭受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惡劣的生態狀況導致水資源極度匱乏，老百姓生活用水都按照時間表嚴格供應，中央領導到鄂爾多斯視察，賓館連提供熱水都成了難題。但是僅僅10年之后，鄂爾多斯成為一個生態環境優美、經濟繁榮發展、百姓生活幸福的生態旅游城市。其生態治理的成功經驗為其他城市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啟示。

這里，有許許多多具有生態精神的人，在創造這一切。

在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計劃出版一套名為“英雄中國”的系列叢書，叢書之一是一部講述鄂爾多斯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的作品。這部作品落在了我頭上。我深知，書寫這樣一本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作品，是我的責任和使命。于是，我采訪創作了《英雄中國：人間神話鄂爾多斯》，全景式地展現了鄂爾多斯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的成就和經驗，向社會呈現了一個充滿希望和活力的鄂爾多斯。

我有幸結識了一位杰出的生態治理者——殷玉珍。一個看似平凡卻毅力非凡的中國女性，一位來自沙漠的巾幗英雄。我初見殷玉珍時，她正躬身在荒野，手握著鐵鏟子，在埋頭種樹。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用鐵鏟在沙地上挖出一個又一個樹坑，栽種一棵又一棵樹苗，終于將6萬多畝荒漠栽種成6萬畝綠洲。這個成就背后，是無數個日日夜夜的付出和堅守、奉獻與創造。她以堅韌的毅力，在荒漠化嚴重的土地上書寫著綠色的奇跡。她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奮斗史，更是一群人的創業史，還是鄂爾多斯人的創造史。她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我深感殷玉珍女士的偉大與不凡，特意將她的事跡寫入《英雄中國：人間神話鄂爾多斯》。

2011年，我受到了美國艾斯比基金會的邀請，前往美國訪問。我特意帶去了關于殷玉珍和另一位治沙英雄寶日樂岱事跡的書，以及她們治沙所使用的工具，旨在向美國人展示中國女性在生態環境治理上的卓越貢獻。當我向美國基金會代表講述殷玉珍和寶日樂岱的故事時，他們臉上露出了驚嘆與敬佩的表情。美國朋友被這兩位東方女性的堅韌與毅力所打動，對中國人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的贊賞。我還記得，當我展示她們所使用的治沙工具時，美國代表們紛紛表示，這些看似簡陋的工具背后，蘊含著巨大的智慧與力量。我一直想向世界推薦我們的治沙英雄，這次訪問，恰好給我提供了一個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巾幗英雄的機會。

由此，我深感自豪，因為我知道，殷玉珍和寶日樂岱的事跡和精神，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全世界。她們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真正的奉獻。

2000—2010年，可以說是我生態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我的文學創作作品有長篇小說《黑界地》及中篇小說集《灰騰梁》；生態文學創作作品有《人間神話：鄂爾多斯》。

用生態思想引領：毛烏素沙漠消失，《毛烏素綠色傳奇》誕生

李景平：2015年秋，在太原舉行的第25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上，我購買過你的《毛烏素綠色傳奇》。這是一部獲魯迅文學獎的生態文學作品。據我觀察，生態文學作品進入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評選并且獲獎，當時是少之又少的，可以說是稀缺。那么，你的這部獲獎作品是怎樣誕生的？

肖亦農：在我的創作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將生態思想正式納入了我的作品。這是不同于我以往生態報告文學的地方。這一轉變，不僅提升了我的人文意識，也讓我對土地及其土地上的萬物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感情。我開始意識到，生態文學創作不僅是關于生態環境的文學報告，更是對自然、對人類、對宇宙的一種世界觀表達。

2011年，我從鄂爾多斯舉行的新聞通氣會上得知一個消息：毛烏素沙漠即將消失！這消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讓我震驚不已。要知道，毛烏素沙漠是我們心中一片不可逾越的荒漠，它廣袤無垠，黃沙漫天，讓人望而生畏。毛烏素沙漠即將消失，我聽了特別振奮！當年郭小川筆下的“牧區大寨”曾轟動全國，也僅僅是在茫茫沙海中種了微不足道的一點綠，毛烏素沙漠將會消失，這簡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

我曾在毛烏素沙漠地區工作多年，對那里有著深厚的感情。所以，不等會議結束，就想著重返毛烏素。

我先后沿著四個方向進入毛烏素沙漠：東路、西路、南路、北路。從東路，我沿著國道和高速路前行，沿途的景象讓我驚嘆不已。原本荒蕪的沙漠，如今已被大片大片的綠洲所取代，綠意盎然，生機勃勃。向西、向南、向北探索，都看到了同樣的景象：森林茂密，綠洲遍布，綠意如海，令人心曠神怡。我深刻感受到了毛烏素沙漠所發生的巨變。這不僅是一個沙漠的消失，更是一個生態奇跡的誕生。

站在陜北和內蒙古交界處的毛烏素沙漠邊緣，我的心中充滿感慨和自豪。這樣的綠色奇跡，我不寫，誰寫？

我潛心研究了鄂爾多斯的歷史與文化，試圖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這片土地。這片內蒙古高原上的神奇土地，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與文化，更孕育了無數生命與奇跡。我的頭腦中逐漸形成對于鄂爾多斯歷史、文化、生態、哲學、現實、未來的發散性思維，一個全新的鄂爾多斯就在我的構想中漸漸凸顯出來了。我于是意識到，在人類與沙漠的較量中，只有現代生態思想誕生，沙漠才能真的變成綠洲。

回望過去幾十年的生態治理歷程，我們經歷了局部好轉與整體惡化的交替，沙塵暴的反復肆虐讓我們備感無奈與艱辛。過去，我們曾試圖通過傳統的農業耕作方式來開墾土地，但往往面臨著沙化反復的嚴峻挑戰。頭一年開墾的土地，第二年或許能迎來豐收，第三年又開始沙化，第四年便重新變成沙漠。這種被沙漠無情吞噬的現象，讓我們深感無力與絕望。農耕的文明方式解決不了人類治理與沙漠復辟的矛盾和沖突。

只有通過現代生態科學的引領，我們才能找到自然生態運行的規律，找到天人和諧的現代之道，也找到嶄新的沙漠治理途徑。諸如改善土壤技術、先進灌溉技術、防風固沙技術、植物種植技術、植被恢復技術，都是現代生態思想光照的生態修復與生態重建創新。具有了這種創新精神和創新開拓，就有了毛烏素沙漠的消失與毛烏素綠色的誕生。我決定將生態思想作為核心，將人文意識與土地情懷融入新的生態文學創作。

只有對土地有深刻的思想和感情，才能真正尊重土地上的萬物，也才能向大地萬物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深刻體會到生態思想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它不僅拓寬了我的創作視野，讓我關注自然、關注人類、關注宇宙，也讓我感受自然之美、生命之奇、宇宙之廣，從而，以此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的相互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創作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尋找毛烏素》，記錄了一片沙漠的綠色轉變和人類思想的綠色轉變。

李景平：生態報告文學與生態小說相比，其反映和表現的現實內容和真實程度，直接地逼近現實之“真”和真實之“真”。那么，你這部全景式反映鄂爾多斯沙漠治理和改造的作品完成之后，在鄂爾多斯乃至內蒙古自治區反響如何？出版之后，社會反響和社會影響又如何？

肖亦農：這部作品完成后，有幸全文發表在《中國作家》雜志上，并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內蒙古的出版機構迅速行動，將這部作品單獨成書，命名為《毛烏素綠色傳奇》出版，并進行了精心的包裝和熱情的宣傳。

《毛烏素綠色傳奇》出版后，受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關注與認可，當時，由李敬澤主持，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組織召開了作品研討會。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以及眾多知名評論家如雷達、張守仁、李炳銀等出席研討會。副委員長布赫高度贊揚了鄂爾多斯人民用雙手創造的人間奇跡。他認為，用筆將這一奇跡記錄下來，引起社會反響，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可以說，創作《毛烏素綠色傳奇》期間，我始終秉持獨立、自由的心態。我深知，文學作品的價值在于其獨立性和深度，而不是完成一個任務或迎合某種需求。雖然當地政府支持我的采訪和寫作，但提出與我簽訂合同時，我毅然決然地婉拒了。我認為，文學創作應該順應內心感受，不受外界因素干擾。只有這樣，才能讓文學光芒熠熠生輝，展現出獨特魅力。

我摒棄了一切商業的、遵命式的寫作方式，堅持用自己的筆觸去描繪毛烏素沙漠的綠色轉變，表達我對這片土地和治沙者的深厚情感和深刻思考。所以，這部作品的獨立性非常強，它有著自己獨特的聲音、獨到的見解和獨具的思想。

我始終強調，文學作品的價值在于其獨立性和深度。只有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才能夠創作出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這部作品，正是我秉持獨立精神、自由心態、深刻思想、科學價值，對文學創作理念的一次探索和實踐。

雖然當時沒有和地方政府有任何合同，但當稿子出來后，政府非常重視，領導特別感動。政府黨委第一時間組織了改稿會，邀請施戰軍、黃賓堂、關布、布仁巴雅爾、滿全等作家、學者參加。大家提出了很多建議，我據此進行了修改。正因為地方政府和文學界、知識界的高度重視，這部作品在2012年獲得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2014年又獲得了魯迅文學獎。

李景平：在中國，獲得魯迅文學獎是文學作品質量品格的一個“標桿”，也許不是唯一的標桿，但肯定是“標桿”之一。這部作品在獲得魯迅文學獎之后，又有什么樣的反響和影響？就你而言，有什么樣的觸動和反應？

肖亦農：獲得魯迅文學獎之后，我收到了來自黨委宣傳部、烏蘭夫基金會、鄂爾多斯市委以及自治區文聯等機構的獎勵和認可，這讓我感到非常榮幸。這些獎勵不僅是對我個人的肯定，更是對生態文學創作價值的認可和鼓勵。

其實，我最初并沒有想到能夠獲得如此多的榮譽和獎項。我只是順著自己的心走，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用文字去描繪它的美麗與變遷。能夠將自己的內心感受與生態文學創作完美結合起來，我覺得這是土地給予我的一個最大幸運和獎勵。

因此，在獲獎之后，我想了很多。

我想，《毛烏素綠色傳奇》對我個人而言，無疑是我創作生涯的巔峰之作。它不僅記錄了我對鄂爾多斯這片土地的深情厚誼，更見證了我對生態治理的關注與思考。這部作品讓我深刻認識到，荒漠化改造是踐行新時代生態思想的一項偉大實踐，毛烏素沙漠的綠色轉變正是這一實踐的生動體現。

我想，生態文學是我的一個追求。作品的成功，正是生態思想在故事書寫和形象塑造中獲得的成功。生態思想進入生態文學，像給我的創作安裝了一個助推器，讓我的生態文學創作像長了雙翼的“神馬”，飛翔起來。就因這部作品，我成功地進入了生態文學的行列，這讓我備感光榮和自豪。

我想，生態環境保護是現代世界的時代命題，也是未來世界的世紀命題。生態文學是最直接凸顯時代價值、歷史價值、現代價值、精神價值的文學。以文學反映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代，以生態文學記錄中國現代化，傳播中國生態文明思想，生態文學擔負著從來沒有過的時代使命和現實責任。

我想，鄂爾多斯沙漠的治理，阻止了沙漠南移威脅黃河的安全問題，而且，阻止了泥沙流失污染黃河淤積的問題。而今，黃河變清，千年萬年沒有解決的生態環境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變成了現實，這是中國和世界從來沒有的先例夢想。

鄂爾多斯沙漠改造，無疑是一項充滿神奇變化的偉大工程!

我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思想給鄂爾多斯帶來了無盡財富和福祉，鄂爾多斯實踐又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思想的最好詮釋。鄂爾多斯沙漠治理推出許多種植大戶、養殖大戶、造林大戶，甚至企業家，他們以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為中國和世界樹立了榜樣。

我怎么想都覺得，毛烏素沙漠的消失，鄂爾多斯的變綠，黃河的變清，其變化之大，變化之深遠，超出了我們作為一個作家的判斷力和想象力。然而，在這浩瀚的沙海桑田的巨大變革中，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順應潮流，順天而為，用自己的筆去記錄、見證這一歷史性的現代化進程。

《毛烏素綠色傳奇》2014年獲魯迅文學獎之后，2017年，聯合國在額爾多斯舉行世界治理荒漠化大會，發布了《鄂爾多斯宣言》。我很振奮，鄂爾多斯終于走向了世界。

從2011年至今，可以說是我生態文學創作的第三個階段。從2014年后，我的文學創作作品有長篇小說《穹廬》，它史無前例以整本期刊形式發表于《十月》，單行本出版后獲得長篇小說金榜第一名、“十月文學獎”；生態文學創作作品有紀實文學《精耕庫布齊》《我那詠不盡的庫布齊哦》和系列生態文章，向世界展示庫布齊光伏革命和產業革命。

李景平：最近又看到，《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16次締約方大會在沙特阿拉伯舉行，鄂爾多斯作為中國唯一城市在會上展示了形象。鄂爾多斯的治沙歷程，是你生態文學的創作歷程，實際上也是中國生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國生態文學創作出現空前繁榮發展的盛況，你對此有什么看法？

肖亦農：我也看到了鄂爾多斯再次亮相世界防治荒漠化大會的消息，這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形象的宣示展示。我為中國在世界上樹立起綠色形象感到振奮！就像你概括的，中國當代文學從環境文學發端走向生態文學發展，始終與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緊緊伴隨。

回顧自己走過的生態文學道路，付出了辛苦，也取得了成果，但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進程相比，與當前生態文學發展的空前走勢相比，我的努力和寫作不過是滄海一粟。盡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因為，在中國生態文學走向繁榮發展的歷程里，我盡了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責任和使命。

梳理我的生態文學作品，我深感自己的創作歷程充滿了挑戰和收獲。每一部作品都是我對生命、對自然、對生態環境的深刻思考和感悟。而現在，中國生態文學創作進入新時代，生態文學熱在中國重新勃興，我感到欣慰的是，肖睿也在生態文學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我更感到無比高興和驕傲。

我關注肖睿的創作走向，他的作品不僅走心向內挖掘，抓住了沙漠之魂，更在肆意汪洋的現代抒寫中，展現了沙漠的壯麗與神秘。我的創作，沿著郭小川的道路走過來，肖睿的成功，也離不開我們這一代作家的扶持、激勵和鼓舞。生態文學道路，就是這樣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發揚中走過來的。

我要感恩沙漠，感恩草原，感恩生態。是它們賦予了我們無盡的創作靈感和生命力。在沙漠和草原面前，我們必須保持崇高的敬畏之心，順應自然規律，也相信自己的力量。未來，我將繼續堅守生態文學的創作道路，用自己的筆和思考去記錄、傳遞、宣揚人類與自然的美麗與和諧。

生態理念是一種文化理念，生態文學是一種審美靈魂，它不僅是種幾棵樹的問題，它還有一種境界和情懷在里面，而有了境界和情懷，生態文學就斑斑駁駁，燦爛無比。我相信，生態文學注定是構建美麗中國的文化和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