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彭曉玲的散文充滿女性的溫潤和纖細，當我讀到她最新的作品——厚厚三大卷的長篇小說《譚嗣同》時，沒想到一位擅長感性抒懷的弱女子竟然能寫出如此厚重之作。我想，首先是因為她和譚嗣同是瀏陽老鄉(xiāng)，老鄉(xiāng)的情感在彭曉玲身上表現(xiàn)得格外淳真。譚嗣同在瀏陽留下了大量的遺跡，關(guān)于他的生平事跡也在這里口口傳頌，彭曉玲從小耳濡目染，逐漸在心中樹起了一個令人景仰的榜樣。當她決定為譚嗣同寫史立傳時，是將此作為一種神圣而嚴肅的許諾，因此她并未輕易動筆，而是作了長時間的寫作準備，其中她用了4年時間陸續(xù)去了20多個城市與地區(qū)尋訪譚嗣同以及其親友的故地和后代，搜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

彭曉玲為譚嗣同立傳，不是寫他完整的一生，而是從他短暫的一生中截取25歲至33歲就義前夕這8年的經(jīng)歷來寫。截取一段是聰明的寫法，不去表現(xiàn)譚嗣同早期的成長，而是寫他成熟之后的情景。不去剖析譚嗣同政治思想的具體內(nèi)涵，而是表現(xiàn)他的精神品質(zhì)的成色。因此就截取了從譚嗣同安葬兄弟起到接到光緒皇帝的旨令赴京去見光緒皇帝這一時段來寫，這樣寫的好處是可以更集中地展現(xiàn)譚嗣同的內(nèi)心世界。見到光緒皇帝后，譚嗣同全身心投入到變法之中，這應該是他政治實踐最重要的階段，也是人生的高光時刻，應該濃墨重彩寫才對。但這樣寫就必須正面去寫譚嗣同的政治主張和理念。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譚嗣同的政治主張和理念并非代表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但我們敬仰譚嗣同，不是因為他的具體的政治理念，而是因為他的精神品質(zhì)。彭曉玲寫譚嗣同不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而是關(guān)乎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的。

小說有一種穿越感。彭曉玲對譚嗣同的了解，如同她在“寫在后面的話”里所說的，超越了歲月的阻隔。她在瀏陽的街道、故址、河岸，都能看到譚嗣同的身影，她走進了譚嗣同的生活，如此經(jīng)年，她覺得譚嗣同也認識自己了，想要再跟自己說點什么，他們倆就這樣“說”了起來。于是，彭曉玲有了為譚嗣同寫本傳記的沖動，因為她已經(jīng)穿越到了那個年代，進入到了譚嗣同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些非常客觀的敘述，分明讓我們能感到背后其實還有一個彭曉玲，她用心記下了眼前的這一切。這些客觀敘述的文字，有著彭曉玲的情感的溫度。

小說沒有特別的結(jié)構(gòu)、沒有特別的手法，不同于傳統(tǒng)歷史小說強調(diào)的戲劇性和情節(jié)連貫，彭曉玲采用了紀實性敘事，幾乎事無巨細地將譚嗣同這一段的經(jīng)歷記述下來，專注于人物精神層面的刻畫。這種手法更接近散文或傳記，但通過精心篩選和重點描寫，賦予了作品獨特的文學深度。正是這種娓娓道來的“不特別”構(gòu)成了小說的特別之處，作品沒有在連貫的故事情節(jié)、戲劇性沖突等方面發(fā)力，只是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甚至可以說這不是小說，是一部散文化的傳記。這種寫法是冒著風險的，很容易流于“流水賬”似的枯燥乏味。從這個角度說，彭曉玲選擇這種寫法也體現(xiàn)出她在寫作上有一種挑戰(zhàn)的勇氣。

作品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對譚嗣同的深入了解和透徹理解，紀實性筆法中有主有次，詳略得當。比如，譚嗣同喜愛琴和劍，琴和劍正是其精神境界的外化物，因此彭曉玲會反復寫到這兩者。在第一卷里，還專門有兩章叫“得琴”和“斫琴”。另外，彭曉玲也抓住了譚嗣同的精神成長和發(fā)展軌跡來寫，三卷的書名分別叫“萌動”“覺醒”和“怒放”，恰好概括了譚嗣同精神成長的三個階段。其次，彭曉玲把鮮明的個性帶入寫作之中，這是作品成功的另一個原因。作為譚嗣同的同鄉(xiāng)，彭曉玲將個人情感和地域文化融入創(chuàng)作中，通過實地尋訪和情感投射，使作品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和親歷實感。這種“穿越感”的營造，讓讀者感受到作者與歷史人物的深層對話，超越了單純的歷史再現(xiàn)。

彭曉玲打通了虛構(gòu)與非虛構(gòu)之間的連接點，嘗試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來寫小說。這部小說是建立在非虛構(gòu)的基礎(chǔ)之上，人物、事件、物件以及文獻檔案等都是有母本的，彭曉玲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chǔ)上去發(fā)揮想象、虛構(gòu)細節(jié)，充分發(fā)揮了譚嗣同留下的大量詩文的作用。就這一人物而言，許多生活細節(jié)可能是虛構(gòu)的，但細節(jié)所傳遞出的精神則是非常真實的。彭曉玲以譚嗣同詩文、地方志、口述史料為基礎(chǔ)，虛構(gòu)生活細節(jié)，填補歷史記錄的空白。這種“以虛寫實”的手法，既避免架空歷史的輕率，又賦予人物以血肉。譚嗣同的一笑一顰躍然紙上，雖然來自作者的文學想象，但我覺得它甚至比一本由史官留下的人物傳記還要真實可信。譚嗣同是戊戌變法的點火者，這把火引燃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變革，彭曉玲告訴了我們，譚嗣同以其俊逸才華、深邃思想和高潔人品，才勝任了這一沉甸甸的歷史擔當。

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近20年來在寫作理念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彭曉玲第一次寫歷史小說就能夠不循規(guī)蹈矩，勇于大膽嘗試，無疑是非常難得的。她的寫作忠實于自己的情感體驗，而不是已有的寫作法則，同時，以文學的方式抒發(fā)對譚嗣同的景仰之情，她的書寫也是真誠的。忠實與真誠，不僅是一個作家的品性，也應將其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忠實與真誠能夠引導作家尋找到最佳的表達方式和語言。《譚嗣同》的獨特性在于，它既未沉溺于歷史奇觀的編織，也未陷入虛無主義的解構(gòu)，而是以“精神紀傳體”重塑了歷史書寫的倫理維度。彭曉玲通過地域情感、虛實交融與散文化敘事，展現(xiàn)歷史小說不必依附于政治斗爭或史詩框架，亦可憑借對人性深度的開掘與對理想主義的禮贊，成為“歷史與當下的精神橋梁”。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