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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2001年6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八大處召開的“《魯迅全集》修訂座談會”,已超過20年;距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舉行的“新版《魯迅全集》新書發布會”,已將近20年。20年來,2005年版《魯迅全集》曾多次重印,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工作者的案頭必備。20年來,魯迅的佚文、佚信又時有發現,《魯迅全集》中注釋的條目也有了不少新的增補成果,在魯迅文本的校勘方面,也取得了許多進展。因此,對2005年版《魯迅全集》進行修訂是非常必要的。

對于即將修訂的《魯迅全集》而言,?？蔽谋尽⒃鍪肇摹⒀a正注釋都非常必要,但最為重要的,是要確定新版《魯迅全集》的編輯體例,體現科學性、規范性、統一性,最終目的是為讀者提供一個完備、可靠、實用的版本?，F就平時閱讀和思考的情況,略陳管見。

一、關于《魯迅全集》的收錄范圍

1938年6月,在魯迅去世一年八個月之后,許廣平等人編輯出版了第一部《魯迅全集》,這部全集分為20卷,最大限度地收入了魯迅的創作、翻譯和輯錄古籍,限于當時的條件,魯迅的書信、日記未能收入。這部全集的編輯體例基本是求“全”,意在反映魯迅一生的業績。

1958年版10卷本《魯迅全集》與1938年版的20卷本作了明確的區分,即專收魯迅的創作、評論和文學史著作以及書信,其編輯體例是求“?！?意在反映魯迅的文學成就。此后的1981年版、2005年版基本沿襲了這個體例,只是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古籍序跋集、譯文序跋集、日記以及新發現的佚文、佚信等。但實際上,這幾個版本的《魯迅全集》所收錄的也不完全是魯迅的文學著作,比如,收在《墳》中的《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收在《集外集》中的《說鈤》,收在《集外集拾遺補編》中的《中國地質略論》《生理實驗術要略》(此篇被2005年版刪除)等就不屬于魯迅的文學著作。另外,魯迅的輯校古籍序跋、翻譯作品序跋、日記以及大量的書信,也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著作,因此,這幾個版本的全集就不免存在“自亂體例”的問題。

魯迅是中國文化的巨人,他的主要成就固然在文學方面,但是,他在翻譯、科學普及、古籍整理以及美術推介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全集》就應該是在收錄魯迅全部文學著作的基礎上,盡量擴大收錄范圍,將魯迅的原創性作品全部收錄進來,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魯迅全集》。

具體而言,新版《魯迅全集》應補充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中國礦產志》和《人生象敩》?！吨袊V產志》是魯迅和顧瑯合著的一部地質學著作,1906年由南京啟新書局、上海普及書局和日本留學生會館聯合出版,經清政府農工商部和學部鑒定,被推薦為“國民必讀書”和“中學堂參考書”,此后再版三次?！度松髷肥囚斞?909年在浙江杭州兩級師范學堂講授生理學的講義,反映了魯迅的早期教育實踐活動。這兩種著作雖已歷經一百余年,但仍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和史料價值,不應該被長期排除在《魯迅全集》之外。

第二,魯迅書信所附錄的文字。魯迅的一些書信往往要附錄一些內容,有的是文稿,有的是抄錄的資料,有的是補充說明,有的是他人的書信。這些文字都和魯迅書信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密不可分。遺憾的是,《魯迅全集》在編輯時并沒有做嚴格的界定,有些被收錄,有些被剔除,不僅造成體例上的不統一,關鍵是人為割裂了這些文字和魯迅書信的關系。比如,魯迅1912年7月27日致周作人信后有一個附件,涉及兩個日文詞語的解釋,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均將其刪除。再比如,魯迅1921年7月13日致周作人信后附了一篇《斯拉夫文學史》譯文片斷,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一并收錄,附在書信正文之后。但是,1921年8月25日魯迅致周作人信后附錄的有關《斯拉夫文學史》中三個名詞的譯文卻均被刪除。實際上,如果仔細閱讀魯迅的這封信,就會發現這個附錄的重要性,因為魯迅在據德文翻譯捷克作家約瑟夫·凱拉綏克的《斯拉夫文學史》時,頗感吃力,尤其是對其中的一些詞語沒有把握,于是抄下譯文求教于周作人,魯迅在信中特意提示周作人“名詞一紙,望注回”。如果將附錄刪除,就不知道魯迅在翻譯上究竟遇到了怎樣的難題。再比如,魯迅1927年10月4日致臺靜農、李霽野的信中說:“藹覃的照相,我以為做得很不好看。我記得原底子并不如此,還有許多陰影,且周圍較為毛糙。望照原本重做一張,此張不要。我前信言削去邊者,謂削去重照后之板邊,非謂連陰影等皆削去之也?？傊Ｖ刈鲆粡?悉依原來的樣子。”(1)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7頁。魯迅在這封信后特意附了一張藹覃的照片,在右方注明“此各處似乎還有陰影”,在下方注明“原圖似乎沒有如此之光滑,如刀切一樣”(2)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2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39頁。。這張照片和注文都非常重要,和原信密不可分,可惜的是,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均將其遺漏了。再比如,1935年6月24日魯迅致曹靖華信,其中有這樣一句:“E.君信非由VOKS轉。他的信頭有地址,今抄在此紙后面。”魯迅所抄錄的這個地址是“Paul Ettinger Novo-Bamannaya 10—92 Moscow(66)U.S.S.R.”(3)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6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89頁。,卻被1981年版和2005年版刪去了。

還有更重要的遺漏。魯迅1935年9月11日致鄭振鐸信中談到了編印瞿秋白的譯文集的事,除了告知鄭振鐸上下冊所收錄的內容之外,特意注明“草目附呈”。信后就是魯迅編寫的瞿秋白譯文集(即《海上述林》)的目錄,上冊包括:“1.現實(現實主義文學論) 2.論Trotsky(Lenin) 3.M.Gorky論文選集 4.M.Gorky論文拾遺 5.譯文雜拾”,下冊包括:“1.市儈頌(M.Gorky) 2.沒工夫唾罵(D.Bedny) 3.解放了的Don Quixote(A.Lunacharsky) 4.M.Gorky早期小說三篇 5.M.Gorky短篇小說選集 6.M.Gorky四十年(殘稿) 7.第十三篇小說(P.Pavlenko)”。(4)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6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54頁。

可惜的是,這一頁目錄也被1981年版和2005年版刪除了。

周海嬰出生之后,在北平的魯迅母親很是惦念,時常給海嬰寄吃食和衣物。海嬰逐漸懂事之后,魯迅便讓他以口述的形式給祖母寫信。這些信按理說不屬于魯迅的書信,本可以不收入《魯迅全集》,但是,信中有魯迅的痕跡。如魯迅1934年10月20日致母親信中在介紹了海嬰的情況后說:“有一封他口講,廣平寫下來的信,今附呈?！?5)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33頁。許廣平的代筆信寫在一張紙的兩面,第一面魯迅括注“(后面還有)”,第二面魯迅添加了“孫 海嬰叩上 廣平代筆”。(6)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第5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94頁。再如,1934年12月16日致母親信中一開頭便說:“海嬰要寫信給母親,由廣平寫出,今寄上。話是他嘴里講的,夾著一點上海話,已由男在字旁譯注,可以懂了?！?7)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9頁。海嬰這封由許廣平代筆的信,魯迅在“儂”字旁加注“你”,在“把”字旁加注“給”,在“格”字旁加注“了”。再如,魯迅1935年1月16日致母親信中最后說:“海嬰有幾句話,寫在另一張紙上,今附呈?！?8)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5頁。在海嬰信的末尾,魯迅親筆署上了“海嬰”的名字。海嬰的這些信,可以說是由魯迅、許廣平、周海嬰共同完成的,是不應該舍棄的。筆者的建議是,在新版《魯迅全集》中,將周海嬰的這些信作為魯迅書信的附錄,并在注釋中說明魯迅添字、加注的情況。

第三,魯迅的一些殘簡。魯迅一生寫了大約五六千封書信,這些信大部分都沒有保留下來,因此,即使是魯迅的斷簡零箋,也如同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不應該被遺漏。如魯迅1933年9月29日致母親的信,只剩了下半頁,成了一封殘簡,所剩的文字是:

……上海前幾日發颶風,水也確……寓所,因地勢較高,所以毫無……。此后連陰數日,至前日始……,入夜即非夾襖加絨繩背心……來,確已老練不少,知道的事……的擔子,男有時不懂,而他卻十……鬧。幼稚園則云因先生不……往鄉下去玩,尋幾個鄉下小……得安靜,寫幾句文章耳。……亦安好如常,請勿念為要。

……隨叩。

九月二十九日

盡管是殘存的文字,但依然含有豐富的信息。1946年,許廣平將其收入了《魯迅書簡》,這封殘簡的手稿也被收錄進了《魯迅手稿全集·書信》,但是,1981年版、2005年版卻將其歸入了書信的附錄,顯然是自亂體例。因為,附錄中的書信是指來自魯迅友人的回憶文章,未見手跡,屬于“二手資料”,而這封殘簡是手跡,理應收入書信正文。順便帶上一句,近年新發現的魯迅1929年10月2日致郁達夫信也是一封殘簡,缺失了第一頁,希望就此機會,收入新版《魯迅全集》書信卷的正編。

二、關于魯迅個別作品的異文以及文本的取舍

魯迅的作品,大部分都經他自己編入了不同的集子。這些作品,主要是根據已經在報刊上發表的文本為依據的。但是,也有一種情況,就是本來準備在報刊上發表,由于出現變故,原擬發表的文稿不便索回,因此只能就記憶所及,再重新做一篇,這就出現了“異文”現象。今舉一例:

1927年2月18日至19日,魯迅應邀到香港青年會發表了兩次講演,題目分別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由于魯迅不會用粵語發表演說,而香港的大多數人又聽不懂魯迅的紹興官話,因此便由許廣平將魯迅的話翻譯成粵語,再由他人記錄整理出來,準備在當地報刊發表。擔任《老調子已經唱完》講演記錄的是劉隨(又名劉前度)。1927年3月2日,魯迅收到了劉隨的記錄稿,隨即進行了校改。3月3日,魯迅在致劉隨的信中說:“講演稿自然可以答應 先生在日報發表,今寄還。其中僭改了幾處,乞鑒原為幸?！?9)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2—23頁。這就說明,魯迅是認可這篇經過校改的講演稿的。但是,由于香港當局的阻撓,這篇講演稿沒有能夠發表出來。魯迅只好又根據這個題目重寫了一篇,約在1927年3月的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同年5月11日由漢口《中央日報》副刊轉載。1937年5月12日,劉隨在報刊上看到許廣平征集魯迅書信的啟事后,立即將魯迅1927年3月3日的信和記錄稿寄給許廣平保存。那么,如何判定這篇記錄稿呢?首先,它是魯迅講演的原始記錄而且是較為忠實魯迅原意的記錄,因為魯迅在原稿上改動并不是很多;其次,它是經過魯迅認可、同意發表的記錄稿,可以看作魯迅的一篇重要作品;第三,盡管有魯迅的重作稿在,但也不能否定記錄稿的價值,因為兩者存在很大的區別。

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斷,劉隨的記錄稿應該看作魯迅的一篇佚文或異文,理應收入《魯迅全集》,至少,應該作為收在《集外集拾遺》中的《老調子已經唱完》的附錄。

盡管幾個版本的《魯迅全集》都經過認真的?？?但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所依據的文本和處理方式存在差異,把握的尺度、取舍的原則也不盡一致,因此,就留下了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比如,魯迅作于1933年5月16日的《天上地下》一文,5月19日發表于《申報·自由談》,而收在《偽自由書》中的這篇雜文除了末尾的“五月十六日”之外,又加了一段這樣的話:“記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養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這就完結了?！湃昭a記?！?10)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48頁。這是什么意思呢?原來,魯迅在拿到5月19日當天的《申報》之后,發現自己的這篇文章末尾的幾句被刪改了,這在當局的重壓之下,并不是新鮮事,但是,這篇雜文的原稿已經給了《申報·自由談》的編輯,魯迅無法核對,只能憑借記憶將末尾的幾句話補記在了樣報剪報的下面。這篇雜文在收入《偽自由書》時,就照《自由談》的發表稿和魯迅的補記排印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許羨蘇、葉淑穗等人曾花費很大的力氣征集魯迅手稿,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就包括從上海顧家干手中征集到的《天上地下》手稿。看到手稿之后,人們才發現,《申報·自由談》見報的文字不僅僅刪改了末尾的幾句,而且還刪除了整整一個段落,即“買飛機,將‘安內’也,挖地洞,‘無以攘外’也。因為‘安內急于攘外’,故還須買飛機,而‘非安內無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边@段話,是對蔣介石政權所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一種嘲諷,在發表時或是因為編輯膽小怕事,或是被當局新聞檢查官直接刪除。末尾的一段堪稱神來之筆,魯迅印象深刻,而中間的那段有些拗口,魯迅未能回想起來,也就沒有憑記憶補充。正因為如此,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特意將刪除的這段文字以注釋的方式加以說明,現在看來,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只需按照原稿編排就可以恢復魯迅這篇雜文的原貌。

三、關于魯迅集外文字的處理方式

魯迅的第一部集外文字是《集外集》,由楊霽云搜集整理,魯迅校訂、作序并題簽,于1935年由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這本書在出版前,經過國民黨當局的審查,被刪去了《老調子已經唱完》《上海所感》《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以及《題〈吶喊〉》等10余篇。為此,魯迅決定親自編輯,將《集外集》中被刪除的以及尚未收集者一并集中起來,再編一本《集外集外集》(暫定名)以示抗議,后因病而中止,直到1938年才由許廣平完成,定名為《集外集拾遺》,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第7卷。隨后,唐弢又繼續搜集魯迅的佚文,分別于1946年和1952年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和《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唐弢的部分輯佚成果,被1958年版《魯迅全集》所吸納,編入第七卷的《集外集拾遺》。這就使得第七卷的部頭超出常規,在篇幅上超出了第八卷和第九卷的總和。為此,1981年版《魯迅全集》又基本恢復許廣平編的《集外集拾遺》的原貌,將唐弢的輯佚成果和新發現的佚文合編為《集外集拾遺補編》,成為其中的第八卷。2005年版《魯迅全集》延續了1981年版的做法,第八卷仍然是《集外集拾遺補編》,這就形成了疊床架屋式的格局,使用起來非常不方便。比如,從收錄佚文的時間上來說,各集的附錄之外,《集外集》起自1903年的《斯巴達之魂》,止于1933年的《選本》;《集外集拾遺》起自1912年的《懷舊》,止于1936年《〈城與年〉插圖小引》;《集外集拾遺補編》則起自1901年的《重訂〈徐霞客游記〉目錄及跋》,止于1936年的《關于許紹棣葉溯中黃萍蓀》。魯迅所作的詩歌數量本來就不多,但卻分散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和《集外集拾遺補編》的附錄中,尤其是《題〈彷徨〉》和《題〈吶喊〉》,是魯迅在1933年3月2日同一天題贈給日本人山縣初男的,但卻被分別編入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

正因為如此,筆者建議此次修訂《魯迅全集》,可以將魯迅的集外文字以寫作或發表時間為序,編為《集外文》(上下),以利于使用和研究。這里需要克服一個顧慮,就是《集外集》是魯迅生前出版的,如果將其打亂重排是否有違魯迅、楊霽云原意。筆者認為此種顧慮大可不必,因為《集外集》當初就被當局刪改得不成樣子了,已經不是魯迅和楊霽云最初編訂的本來面目,將其和《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進行重新編排并無不妥。

四、關于魯迅書信、日記中的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的處理

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曾隨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加之他長時間輯校古籍、碑刻,在文字學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在他的作品中,存在大量使用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的情況,尤其是在書信和日記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僅以1912年的魯迅日記為例,對照手稿就會發現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移”手稿作“迻”,“寓”手稿作“庽”,“集”手稿作“亼”,“假”手稿作“叚”,“托”手稿作“讬”,“附”手稿作“坿”,“搜集”手稿作“蒐集”,“火腿”手稿作“火脮”,“掛號”手稿作“卦號”,“惲冰”手稿作“惲氷”,“升叔”手稿作“升尗”,“見視”手稿作“見眎”,“《老學庵筆記》”手稿作“《老學菴筆記》”,“《王小梅人物冊》”手稿作“《王小某人物冊》”等等。

如果從文字學的意義上來說,魯迅的用字沒有任何問題,這也反映了魯迅在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如果一味改為通行的規范漢字,就會失去魯迅文字的獨到風格和特殊味道,因此,可以就魯迅作品中的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問題的處理方式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討,確定體例和原則,以利于修訂工作的開展。筆者的建議是,盡量保留魯迅手稿中的用字,做到“原汁原味”,這樣一來,可能會給一般讀者帶來一些閱讀上的不便,但可以采取加注的方式注明現今用字。何況,魯迅書信、日記也不是提供給一般讀者閱讀的。

五、關于魯迅致外國人士書信的編排

1981年版《魯迅全集》在書信的編排方面有一個明顯的突破,即所收書信統一按照寫作日期順序編號,如1904年10月8日書信,編號即為041008;1934年5月29日書信,編號即為340529。這種編排方式很令人稱道,一是便于查找翻檢,二是可以就魯迅書信中提及的人和事進行前后對照,有助于弄清一些事情的原委;而且,在全部書信之后,編制了《收信人姓名及書信編號索引》,從而有助于研究魯迅和收信人之間的關系。正因為其科學便捷,2005年版就延續了這一編排方式。

但是,1981年版和2005年版均將魯迅致外國人士的112封書信單獨編排、單獨編號,這就造成魯迅致國內親友的書信和致外國人士的書信人為割裂的現象。因為,在魯迅的日常交往中,并沒有對中外人士進行時空上的分割,比如,1932年5月13日,魯迅致增田涉的信中說:“此次上海炮火,商務印書館編輯人員的飯碗也打壞了約兩千個,因此舍弟明天要到外地找飯吃?！?11)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08頁。5月14日,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也提道:“喬峰事迄今無后文,但今茲書館與員工,爭持正烈,實亦難于措手,擬俟館方善后事宜辦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12)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4頁。魯迅兩封信中所指均為1932年1月28日中日軍事沖突中,商務印書館在上海閘北的印刷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均被日軍炸毀,王云五宣布商務印書館停業,職工一律解雇;隨后,又以受災慘重為由,扣減職工退俸金,從而引發沖突。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擔任編輯的周建人也在被解雇之列。如果將這兩封信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周建人的窘境,魯迅的為難,但是,按照原來的體例,這兩封信就分別編在了第14卷和第12卷,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再比如,魯迅1934年2月24日致鄭振鐸信中說:“日前獲惠函并《北平箋譜》提單,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閱,覺得實也不惡,此番成績,頗在豫想之上也。”(13)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2頁。2月27日,魯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說:“包內有《北平箋譜》一函。這是由我提議,得鄭振鐸君大力才得以出版的。原版為紙店所有,買紙付印后,集成一部書,似乎也不壞。”(14)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87頁。這兩封信,也是談到了同一件事情,如果排在一起,就會更加清楚地了解魯迅在收到《北平箋譜》之后很快與外國友人分享的愉悅之情。但因為將外國人士區別開來,就只能在不同的卷次中去體會了。

因此,建議借此次《魯迅全集》修訂的機會,將魯迅致外國人士的書信分別插入相應的日期,按時間順序統一編號,而不再單獨編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