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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貽斌的中篇小說新作《最后的銅像》（《長城》2025年第2期）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省城小巷為切片，通過雜志記者張才華與江湖客劉光頭的命運共振，揭開了轉型期“出走者”的現實困局、文化撕裂和精神潰敗。

一

姜貽斌近年的小說主人公大多在“出走”或逃離，從小鄉村、小縣城，去往省城大都市。小說集《你會不會出事》（北岳文藝出版社）收錄的六個中篇小說中，《我們是親戚》開篇就寫“湘子說要到城里找事做”，他從邵陽鄉下進省城長沙的時候“左手提著裝衣物的蛇皮袋，右手提著布袋子，布袋子里裝了十斤花生”。《我在城里的抵抗》“我”在老婆的喋喋不休下，想到了“到城里碰碰運氣”，于是進了省城。《雪白的月亮》主人公林立去了省城發展，成了“村里最后一個外出打工的中年人”。《十月懷胎》里的呆子15歲就從一個小山村跑到了長沙。《跟老鼠說聲拜拜》里不相信小縣城的工廠會關門、不愿意去省城打工的董子最后也不得不去長沙買毯子。《你會不會出事》的主人公胡丁之從小城先去了海南，后回到省城長沙發展。他們都在以各種方式“出走”小縣城。在他們看來，“出走”才是出路，事實上又成了無法逃離的“困局”。

《最后的銅像》里，“有幸調入省城”的雜志社記者張才華“永遠跳出了那個偏遠的小縣城”。在家鄉替村里人打抱不平被通緝的劉露明（劉光頭）為躲避追捕逃到了省城。兩個被命運放逐的異鄉人，同在省城人員混雜的底層社區租房相遇，各自攜帶的不僅是行囊，更是小城基因里根深蒂固的文化密碼。省城那條“百十米長的小巷”成為一面棱鏡，折射出出走者的生存困境。

張才華的出走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突圍。當他帶著木匠的繭手踏入省城編輯部時，那個他一心想要逃離的小縣城賦予他的不僅有基層工廠油污，也有對文字救贖的原始信仰。在《生活》雜志撰寫奇人異事時，他始終保持著小縣城知識分子的道德潔癖。他渴望用文字叩開省城美好生活的新世界，又警惕著江湖故事的虛妄性。他內心的這種矛盾在劉光頭表演魔術的現場達到頂峰。他既驚嘆魔術的魔幻，又焦慮報道的真實性，恰似小縣城文化對都市奇觀的應激反應。

劉光頭的逃亡則是鄉土規則的暴力外延。這個在小鄉村以拳腳建立威權的江湖客，因身懷硬功夫和魔術絕技，逃亡到省城在一次打架事件后被正在尋找傳奇故事的記者張才華找到。報道發出后，雜志、記者張才華都成了受益者，而劉光頭本人更是成為江湖傳奇人物。他組建公司，行走江湖，日子過得紅火，并收留了眾多生活在貧困線上的親友，將宗族社會的生存法完整地移植到省城，他收容鄉親時表現出的家長式庇護，處理公司糾紛時沿用的鄉約調解。最終他沒能逃出“出走”的困局，卻不明不白地中毒身亡。這一切都印證著小縣城的鄉土倫理在都市語境中的水土不服。那間“地板上擺著一對啞鈴，半空中吊著肥腸樣的沙袋，木椅上擺放著幾本發黃的舊書”的出租屋，成為他調和鄉土俠義與都市規則的中轉站，卻終究未能完成文化基因的突變和人物身份的重構。

二

社會轉型時期，每個人都在進行著殘酷的身份實驗，在金錢與道義的拉鋸戰中，現實的失敗恰恰印證著精神的潰敗。

與張才華和劉光頭的“出走”不同，劉小英是省城人，在印刷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只是父母沒有工作，需要劉小英補貼家用。她與張才華的愛情始于白紙裱糊的素樸理想，終結于五糧液的刺目金光。當印刷廠的工資無法填補原生家庭的貧困溝壑時，劉光頭公司的財務權杖成為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她收集劉光頭報道為“出走”做準備，匕首首先刺死純真的愛情。她的“出走”本質上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底層突圍，金飾加身的背后，是無數個深夜對賬本時滴在數字上的眼淚。劉小英的道德底線隨著存款數字攀升而不斷下沉。她的轉變并非簡單的物質沉淪，而是在生存壓力下完成的底層突圍。當她戴著金飾重返省城時，首飾的耀眼光芒恰似小人物在時代裂變中灼傷的疤痕。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未將劉小英的轉變簡化符號化，而是通過她偷偷保留劉光頭銅像，在電話里流露對張才華的眷戀等瞬間的柔軟采擷到資本異化尚未完全吞噬的人性微光。同樣作為“出走”者，她身上攜帶著揮之不去的小縣城文化胎記，她接濟父母、供養妹妹，這些都是鄉土倫理的延續。當然，另一方面，她又用簽訂勞務合同這種最現代的契約精神來踐行道德義務，甚至最后要以市中心買大房子來誘惑張才華。

張才華的妥協顯露的是一代“出走”知識分子的精神潰敗。他們最初拒絕當“托”，有著強烈的道德焦慮，在日復一日的消耗中，開始默許雜志打擦邊球操作，又接受了主編安排的現實婚姻，他的每次退讓都在消解小縣城賦予他們的理想主義。那個在省城湘江邊瘋狂尋找未婚妻的小縣城青年，最終成為在這套現實體制黃昏中等待解散的中年。這種身份褪變恰恰印證著轉型期知識分子的集體彷徨。當劉光頭的銅像隱入市井、雜志社解散、人員面臨重新安排，廢墟上作者或在詰問，在狂飆突進的城市化進程中，那些帶著小縣城記憶的出走者，究竟是被新時代接納的移民，還是永遠流浪的文化棄兒？答案或許就藏在小巷深處那盞昏黃的孤燈里。

雜志社與劉光頭的江湖公司構成轉型期的命運共振。《生活》雜志靠獵奇故事維系著五十多萬份發行量的輝煌業績，劉光頭靠世間罕見的硬功夫闖蕩江湖獲得盛名，二者本質上都是消費主義初潮催生的文化奇觀。當木匠記者張才華在鐵匠主編的授意下將劉光頭包裝成“奇人”時，文字與拳腳共同淪為商品符號。這種共謀關系在雜志停刊與公司破產時轟然瓦解，暴露出轉型期文化生產的速朽本質。

三

當劉光頭的銅像從寶慶飯店門前消失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江湖傳奇的隕落，更是一個時代精神基座的震顫。姜貽斌用手術刀般的筆觸，在省城陋巷與江湖風云的接縫處，為我們保留了歷史的橫截面，剖開最隱秘的病灶。

張才華的鋼筆與劉光頭的拳套，在省城出租屋里形成的奇妙共生關系，恰恰印證著這種文化遷徙的陣痛。當縣城木匠成為都市記者，當鄉村武夫變身江湖明星，他們的身份轉換始終帶著原鄉的烙印。張才華報道奇人異事時下意識的道德猶疑，劉光頭管理公司時慣用的宗族思維，都是小縣城文明植入的精神胎記。這種文化基因的頑固性，在劉光頭堅持不用“大師”稱號的細節中尤為刺目——與其說是江湖道義的堅守，不如說是小縣城倫理對都市規則的悲壯抵抗。那條藏污納垢的百十米陋巷，儼然成為轉型期的文化飛地。在這里，木匠的刨花與武夫的汗臭奇妙交融，知識分子的啟蒙敘事與江湖客的生存哲學激烈碰撞。當張才華為是否加入江湖公司輾轉難眠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選擇困境，更是兩種文明形態在個體精神空間的慘烈廝殺。

“最后的銅像”從飯店門前消失的瞬間，鄉土倫理、江湖道義與宗族紐帶正在集體性消亡，宣告著一個依靠肉身技藝與道德信義生存的時代的終結。然后，銅像終未被徹底銷毀，而是被劉小英秘密收藏，暗示江湖俠義雖被時代放逐，卻仍在民間記憶的褶皺中倔強留存。當我們在小說結尾處回望這座蒙塵的銅像時，看到的不僅是奇人劉光頭的執念，還有那些被時代放逐的“不合時宜者”的張才華、劉小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