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涉土游方，覽觀河源。在尋訪黃河水道之前，阿來已經為這趟行程做好了“漫長的準備”，他用了二三十年走過河湟間的大片土地，又以半生的慎思為三江河源勾勒出人文地理的狀貌，這才有了《黃河源傳》這部征賦式的大書。

書寫起于游方。從最初錯認牛頭碑的措日尕則山，到最終未能到達的卡日曲，與其說是阿來在黃河上游尋找源頭，不如說黃河之源一直在耐心地等待他，等他帶著嘉絨一地的漢藏之風，來破譯河源的坐標，將一個搖擺于文化觀念與地理知識間的古老方位，重新辨認出來。

“這可能是我愿意到這片廣袤高曠地帶親歷一番的原因。如果只是要得一些公共知識，在今天這個時代，依靠衛星地圖和各種文字材料，就可以安坐書齋，作一次溯源之游。”

實地的考察要涉土訪跡、遍觀河川，這是古代地理游記常用的方法，包括《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徐霞客游記》，以及紀行賦類的《東征賦》《述行賦》《述征賦》等，大都是經史典籍的索引，加上山水土石等自然地貌，通過幾代行旅者不斷的書寫與更新，豐富著古老中國的人文地理。

所以從文體上，《黃河源傳》并不獨屬于新文學以來的任何形式，在溝通古典傳統的層面上，甚至也不局限在文學范疇之內。除了大量的數據、地理行跡與文史材料，書中征賦的寫法除了借鏡了傳統，還新增加了現代倫理的思考。《雁群與藏野驢》一節，作者欣喜于水澤吸引來的赤麻鴨、斑頭雁，還有結實漂亮的藏野驢。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珍稀動物的增加雖然滋養了草原的大生態鏈，牧人們卻被迫減少了牛羊數量，因為草都被日益增加的藏野驢群吃掉了。由此，生物學理論與藏民現實生活間的矛盾形成的倫理難題，讓作者深入思考了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提出的“生態新倫理”，“一種處理人與土地，以及人與在土地上生長的動物和植物之間的倫理觀”。顯然，這是紀行賦類、尤其是征賦體的寫作才會有的“主體性”。再有《時間深處的宗日》一節，作者以大量精準的數據論證了居址與灰坑的發現，對于重建幾千年前先民日常生活生產形態的意義。并通過詳細介紹地下土層的情況，解釋了處于不同深度的耕土層、灰黑色土層和黃褐色土層各自分屬的人類文明階段，將復雜理論中“歷史的巖層”與眼前的現實地貌聯系起來，也將本地的宗日文化和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等外來文明的融合演進，一一展現出來。

關注“人類文明在自然界留下的痕跡”，尤其要借此將一地的自然風物與他地相區別，這也是“征賦”與山水游記的最大不同之處。當作者在《后記》中談及寫作對象的處理，征賦便有了文體上的合法性。

“地理方面，三江源區都是雪山草甸溪流湖沼，差異不大，好多地方，除了名字各各不同，面貌卻大同小異。要寫得各有聲色，很難。從地質成因上講，三江源的形成，都由同一場漫長的造山運動所造就，其構造大戲，寫起來，又難免雷同。”

差異恰恰是在人文，在渾厚久遠的文化歷史傳統，“黃河上游，主流與支流上，自古迄今，多民族沖突融通，雜居共居，發展起了發達的灌溉農業，造成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征賦是重視文化影響的寫作，當作者穿行于山川植被、水利村落，目光所及的山水風景，喚起心中所念的，是千秋人類文化史。對于寫作者阿來，文體從不是束縛，而是翅膀，“詩性之美存在于我的文學觀念之中，不只是詩歌、散文、小說，而是所有藝術。”所以才有《黃河源傳》中時時浮動的社會文化生活史，曹魏至隋的茶馬互市、唐代的漢藏和親，清朝的邊地貿易，加上岑參、駱賓王、萬世德、劉憲等人的詩詞著述等等，有班彪《東征賦》潘岳《西征賦》等紀行賦體的撫今追昔、吊古評史，也有現代倫理意義上對于東西方人文歷史地理的宏闊描述。

當然，也許對于《黃河源傳》來說，重要的不是地理游記或紀行賦體的定義，甚至不是旅途盡頭關于“約古宗列曲還是卡日曲”的源頭辨識。而是借行旅之人涉土游方的雙眼，重新觀察生活過、且依然在生活著的華夏大地，更新當代關于世界、關于文化與文明的理解和認識。就像古代中國從《禹貢九州圖》到利瑪竇的《輿地山海全圖》，再到《坤輿萬國全圖》的整體性變化，是地理知識改變世界觀念的過程，也是中國人逐漸接受了“圓的地球”代替“九州五服天圓地方”的所在空間想象的過程。觀念革新的結果，是“坤輿萬國”囊括了華夏大地，是“世界”取代了“天下”，是中國位于世界萬國之中的自我認識。由此，古代中國也走向了近代世界。從地理認知更新與世界觀關系的維度看，討論人、地理與文明的互動也是《黃河源傳》的立傳之心。

“人與大地，大地與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寫此傳，地理層面的自然變遷要寫，而民族互動，文化演進，更是書寫重點。”

這是不是意味著，本就敏感于民族文化與文明進程間倫理關系的寫作者，也在黃河之源的尋訪過程中，被牽動了心思，思考諸如文化傳統的差異性與文明進程的消弭差異性；文化固定不變的性格與文明流動擴張的氣質；以及文化強調沿襲而文明主張改造等等文明互鑒中當代中國無法避免的問題。所以這才有了《黃河源傳》，有了三江水道上，掬著水草、捻著泥土的行旅寫作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