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詩時，他署名“穆旦”，而作翻譯時，他則多署本名“查良錚”（還署過“梁真”）。翻譯家查良錚，盡管其譯作曾在讀者中影響巨大，但是隨著古典詩人普希金、拜倫的社會關注度降低，以及人們對于翻譯家價值的忽略，常常被拋出人們的視線。我卻深深地記得王小波在《我的師承》中談到，對查良錚所譯《青銅騎士》，他哥哥告訴他：“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他則說：“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么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翻譯文學有意無意參與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建，這與查良錚的初衷一致，他說：“我認為中國詩的文藝復興，要靠介紹外國詩。人家真有兩手，把他們的詩變為中國白話詩，就是我努力的目標，使讀者開開眼界，使寫作者知所遵循。普希金和拜倫正好比我們現有的水平高而又接得上……”（查良錚1977年2月12日致巫寧坤信）

我也買過不少查良錚的舊譯本，有時興起，拿出來隨便讀一讀，在鏗鏘的節奏中感受來自詩人遙遠的教諭。比如心灰意懶時，普希金的短詩曾激起我“感受的歡欣”：

呵，不，我沒有活得厭煩，

我愛生活，我要活下去；

這心靈還沒有完全冷卻，

盡管我的青春已經虛擲。

它還能對新奇的事物

保留著感受的歡欣，

還能喜于幻想的美夢

和對一切……的感情。

（《“呵，不，我沒有活得厭煩”》）

謝謝你

使這本書在這種譯法中得以出版

在成為翻譯家查良錚的道路上，巴金、蕭珊夫婦和平明出版社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過的查良錚所譯普希金詩歌的單行本有：《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加甫利頌》《歐根·奧涅金》《普希金抒情詩集》；另有《拜倫抒情詩選》（署名“梁真”）、季靡菲耶夫的《文學原理》三部。這些書出版于1953-1955年間，短時間內能夠出版這么多譯作，難怪讓人嫉妒，也不難看出巴金夫婦對于查良錚的格外看重。

查良錚的夫人周與良曾回憶：1953年初，他們從美國返回中國，途經上海時，西南聯大的“學長”蕭珊在國際飯店宴請他們，席間談起今后的打算，查良錚說他準備翻譯俄國文學作品。蕭珊得知查良錚在美國對俄文下過一番苦功后，立即大加鼓勵，希望他能夠多搞翻譯。由此，查良錚將相當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譯事業中去，從《文學概論》開始，到譯普希金、拜倫。周與良說：“那時是良錚譯詩的黃金時代。當時他年富力強，精力過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課,參加各種會議，晚上和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于埋頭譯詩。為了詩的注釋，他跑遍各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等處去查閱有關資料。”（《懷念良錚》）

從蕭珊與巴金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們在精心對待這位詩人的譯稿：“我們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沒有?查良錚已譯好一部，但沒有插圖。你能告訴我，我們的放在哪個書架嗎？”（蕭珊1953年9月20日致巴金信）插圖，是平明出版社出版世界名著的標配，查良錚的這些普希金中譯本中都配有多幅插圖，看來好多是編者蕭珊之功。作為社外的業余編輯，蕭珊參與了查良錚譯稿的編校。“我替祝慶英看一部譯稿，查良錚一部普希金詩篇，現在采臣要我看《白求恩大夫》。”（蕭珊1953年10月23日致巴金信）對待朋友的稿子，平明社照樣很認真、慎重，蕭珊還請卞之琳幫忙看過譯稿，并提出意見請譯者修改：“我請他（按：指卞之琳）把查譯《波爾塔瓦》看了一遍，他覺得比得過一般譯詩，那么就夠了，我想再寄回去給查改一下。” （蕭珊1953年10月5日致巴金信）

蕭珊還利用在上海的資料便利，為查良錚提供翻譯底本，這底本在查良錚的翻譯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蕭珊曾贈送給查良錚一部英文《拜倫全集》。“良錚得到這本書，如獲至寶。他對我說，他本來就打算介紹拜倫的詩給中國讀者，有了這本全集，就可以挑選拜倫最優秀的詩篇來介紹了。”（周與良《懷念良錚》）

巴金對查良錚的譯稿也參與過意見。從現存的文字看，尤其是那部《歐根·奧涅金》。1954年9月10日巴金在北京給蕭珊的信上提到：“我給查良錚去過一信，談《奧涅金》事。他有一信來，說起要送唱機來。”可惜，這封信現在我們未能看到，不然會更清楚巴金的意見。在留存下來的查良錚的贈書中，他有這樣的題簽：

巴金先生：

謝謝你使這本書在這種譯法中得以出版。雖然，此刻，我對自己的能力不免感到慚愧。

良錚 一九五四年底

第一句話很值得品味。“這種譯法”指什么呢？查良錚譯詩有自己的想法和實踐，他給蕭珊的信上也說過，不希望編輯隨意修改他的譯詩。而巴金做編輯工作，給作者、譯者更大地發揮個性自由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

希望你

好好保存這個小手提箱的譯稿

我在巴金故居和中國現代文學館曾見過查良錚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五種譯著，它們是珍貴的特裝本、題簽本。巴金故居藏的是四種普希金的作品：《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俘虜》和《普希金抒情詩集》，都是方形的28開本。前三種是藍色綢布封面，燙金的書名，每種扉頁上都有題簽，是查良錚雋秀的字體：“給蘊珍，良錚。”（蕭珊本名陳蘊珍）另外一種《普希金抒情詩集》封面則更為精美，顯示了那個時代印制水平的高度。它是有暗花的藍布，下端，燙銀的書名，而封面的主體部分，則是壓印的主題圖案，整個封面簡潔又豐富。中國現代文學館所藏的《歐根·奧涅金》，是題贈給巴金先生的，這本書用的是大紅底金絲線繡花的緞面做書封，張揚恣肆，又精美絕倫，讓人大開眼界。

為作者、譯者裝訂少量的特裝書，給他們送人，是巴金辦出版社的老習慣，也是文人趣味的體現。這些書是他們友誼的見證：巴金、蕭珊夫婦和平明出版社成就了翻譯家查良錚。然而，查良錚在譯詩上的追求并未止步于“平明”時代，在后來哪怕最艱苦的歲月里，詩歌和譯詩成為他的精神寄托。“良錚譯詩，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創作，經常為一行詩，甚至一個字，深夜不能入睡……他跌傷腿以后，還拄著拐杖去南大圖書館找注釋……去醫院進行手術前……他還對最小的女兒小平說：‘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這個小手提箱的譯稿，也可能等你老了，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周與良《永恒的思念》）他每天譯詩十幾個小時，最后的歲月是與這些譯稿相伴。

巴金對于穆旦的關注和友誼也并未隨著蕭珊和查良錚的去世而終止。查良錚1977年去世后，巴金至為痛惜，他為查良錚未出譯稿的出版又在努力。為《唐璜》的出版，他托人向出版社打聽消息，又曾向上海譯文出版社推薦。他說：“良錚譯稿出版的事我記在心上，總得盡一點力……新華社徐同志是我一個熟人，我曾托他去講過……我到北京去見到人文外編室的人，總要講一講。”（巴金1978年1月16日致楊苡信）——“我記在心上”，這是一位文學前輩和友人對這位才華非凡的詩人、翻譯家的惦念。這里面的溫暖翻過發黃的書頁，今天我仍能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