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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浙江督軍時的呂公望

呂公望(1879-1954)，原名占鰲，字戴之，浙江永康人。光復會會員，辛亥革命志士，浙江歷史上第一任省長。作為政治活動家、一代鄉賢，呂公望無愧于“浙東健兒”的稱譽。

清光緒五年二月初八日(1879年2月28日)，生于永康縣西鄉三十里坑橫溪莊（今永康市花街鎮新溪村）。父呂春梧，半商半農，有房屋五所，田一百二十畝。呂公望八歲入私塾。光緒二十五年（1899），中生員。兩年之后，補廩生，先后在橫溪、易川設館授徒。

光緒三十一年春，讀到梁啟超編《新民叢報》，痛感清廷腐敗，萌發民族主義思想，計劃外出求學，以謀求救國之道。至杭州，入金衢嚴處四府公學求學。三十二年，以縉云呂逢樵、丁載生之介，結識秋瑾、徐錫麟，改名公望，加入光復會。遂棄廩貢生涯，求入浙江撫署衛隊當兵，其呈文有云：“揆之初度，本自桑弧蓬矢而來；念厥前途，還當馬革裹尸而去。”（全文未詳，轉引自《呂公望親筆稿》）經浙撫張曾敭首肯，得入撫署衛隊，在隨營學堂當學員。即利用同鄉關系，在撫署衛隊、隨營學堂與浙江新軍中秘密展開革命活動。三十三年春，浙江選派四十人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校前身）速成科，呂公望、童保喧、張鴻翔等均在內。五月十二日，呂公望一行乘船離杭，十四日至滬，次日介紹童保喧、張鴻翔等，訪秋瑾于上海女報館，童保喧等一并參加光復會。六月初六日，秋瑾就義于紹興古軒亭口，童保喧等聞紹興知府貴福搜出黨人名冊，終日不安，呂公望極力慰勉，其后當局不了了之。七月入堂，第一學期為普通班。年底分班，習炮科。

宣統元年（1909）畢業后回浙，由督練公所派為第八十二標第二營見習官。同年冬，廣西籌辦新軍，呂公望應召前往省城桂林，歷任兵備處軍事科、考功科、經理科科員，與尹昌衡、覃鎏鑫、趙正平等人創辦《指南月刊》，秘密鼓吹革命。因涉譏諷被查封，改出《南風報》，又遭封閉。再更名《南報》，復被查禁。是時廣西巡撫為張鳴岐，對呂公望嚴加監視，遂辭職，隨冷遹離桂林至香港，會晤同盟會負責人黃興、胡漢民、趙聲等。二年秋，返回杭州，任督練公所經理科科員，負責財政及統計等工作。在浙時與廿一鎮八十一標代理標統朱瑞等重整光復會，以太廟巷寓所作為黨人秘密聯絡點。三年春，升任第八十二標第二營督隊官。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興，是時呂公望因事晉京，聞訊趕返杭州。十月十三日，與陳其美、褚輔成、童保喧、朱瑞等在西湖白云庵密議，決定分派王金發、姚勇忱、呂公望等分往紹興、寧波、臺州、金華各屬集合同志來杭起事。同日，出席光復會在城隍山四景園召開之秘密會議，會上與朱瑞、顧乃斌、韓肇基、朱健哉等即席決定：(一)浙江起義時，推湯壽潛為都督，以資號召；（二）促王金發速返紹興謀獨立，并由呂公望至縉云促呂逢樵密運革命隊伍往富陽獨立，誘杭州駐軍馳援，以分其眾，以便杭州易于舉事；（三）決定新歷十一月九日（夏歷九月十九日）為舉事日期，呂公望于舉事前回杭協助一切；（四）派褚輔成赴上海,秘密運手槍二百支來杭。會后，呂公望即離杭進行。

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拂曉，革命黨人在杭州提前起事，拘浙江巡撫增韞，舉湯壽潛為都督。次日，呂公望聞訊，雇快船趕返杭州。七日，在浙江臨時參議會第四次會議上，呂公望提議浙江應即出兵進攻南京，以便民軍底定江南，鞏固浙江光復后的局勢。與會諸人委托呂草擬動員計劃。呂公望草就動員計劃后，即交臨時參議會審議通過。臨時參議會派朱瑞任浙軍攻寧支隊支隊長，呂公望任浙軍攻寧支隊參謀長。十九日，呂帶參謀、參軍各一人，副官兩人赴上海，向江南制造局交涉，領到最新過山炮四尊，編入支隊，并為浙軍過境設營便利計，留副官一人在滬接洽，一面通告滬軍都督陳其美、吳淞都督李燮和速籌出兵會攻南京。以浙軍出發在即，親至無錫采購糧秣，并偵察敵情。江浙聯軍士氣高昂，經烏龍山、幕府山、孝陵衛和天保城等多次作戰，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呂公望建議乘機擴充浙軍實力，增編新兵兩師，可為攻寧官兵之酬功憑藉。但沒有被采納。五日，以朱瑞短于遠謀，坐失良機，頓萌消極之心，以請假養病為由，離寧返杭。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由于呂公望在光復杭州、南京之役的突出表現，得以脫穎而出，任浙軍第十一協協統（旅長）。七月，前浙軍攻寧支隊長朱瑞接蔣尊簋任浙江都督，浙軍改稱第六師，朱瑞兼師長。八月，呂公望繼任師長，仍兼第十一旅旅長。九月二十八日，授陸軍中將。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發生，任嘉湖戒嚴司令，駐嘉興。十一月初解嚴，返杭仍任第六師師長。同年發起成立浙江體育會，并創辦浙江體育學校，任會長兼校長。浙江體育學校是全國最早創辦的體育專門學校之一。一九一四年七月，轉任嘉湖鎮守使，駐湖州，師長交由葉頌清接替。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凱密謀稱帝，冊封呂公望為一等男爵，呂不為所動。同月二十九日，一等侯、興武將軍朱瑞電袁請早正大位。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浙軍第二旅旅長童保喧、省會警察廳廳長夏超等逐走朱瑞，宣布浙江獨立，推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為都督，屈推辭不受，僅允以巡按使名義兼浙軍總司令，并密電袁世凱報告。十四日，袁電復屈映光，加將軍銜，命兼署督理浙江軍務。十七日，屈映光改稱浙江都督。五月一日，屈映光派兵捕殺中華革命黨浙江司令夏爾嶼于杭州。屈映光出爾反爾，輿論嘩然。五日，屈映光辭職，眾舉呂公望為浙江都督，兼攝民政。呂公望履新后，當即組織浙江護國軍，響應反袁護國運動。六月六日，袁世凱去世，黎元洪繼任。七月六日，黎元洪令改各省督理軍務長官為督軍，民政長官為省長，任呂公望為浙江督軍兼署省長，呂公望由此成為浙江歷史上第一任省長。

十二月，與省會警察廳廳長夏超發生沖突。呂公望得國務總理段祺瑞之助，將夏超調任全省警務處處長，由傅其永（歷任浙軍攻寧支隊參軍、二十一團團長、憲兵司令官等職）繼任省會警察廳廳長，夏超不服，聯合督軍公署參謀長周鳳岐等與呂對抗，以警察欠餉為名,指使巡邏隊長林文忠兇毆傅其永，全城警察罷崗，軍隊配合，與警隊包圍柴木巷呂公館，呂公望疏于防范，處境尷尬，被迫發表辭職通電。一九一七年元旦，北京政府準呂公望辭本兼各職，并接受副總統兼江蘇督軍馮國璋的提名，以松滬護軍使兼第四師師長楊善德為浙江督軍，調參政院參政齊耀珊為浙江省長。呂公望遂于一月十二日、一月二十日，相繼交卸督軍、省長職務。

呂公望主持浙江軍政期間，廢除道制，裁撤機構，整頓財政，與省參議會（不久恢復為省議會）竭誠合作，很想做一番事業。任內設立浙江修筑省道籌辦處（省道辦事處）、招勸華僑興辦實業事務處、浙西水利議事會、疏浚西湖工程事務所，為推進交通建設、發展水利事業、改善西湖環境，更是多所謀劃，不遺余力。其間邀請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來杭游歷，對于提升西湖與杭州的美譽度，作出了努力。由于任期只有短暫的八個多月，難有大作為。

值得一提的是呂公望力推的“浙江修筑省道案”，先從干線入手，計劃分四期修筑，為期四年八個月。

第一期，自省城經余杭、富陽、新登、桐廬、建德、蘭溪、龍游、衢縣、常山等縣，至江西玉山縣界，長五百九十余里（舊稱浙贛路線）。

第二期，自省城經蕭山、諸暨、東陽、永康、縉云、麗水、云和、龍泉、慶元等縣，至福建政和縣界，長八百六十三里（舊稱浙閩副線）。

第三期，自省城經蕭山、紹興、上虞、馀姚、鄞縣、奉化、寧海、臨海、永嘉、瑞安、平陽等縣，至福建福鼎縣界，長一千零十三里（舊稱浙閩正線）。

第四期，自浙余杭、臨安、於潛、昌化四縣，至安徽交界之昱嶺關，長二百零二里（舊稱浙皖正線）。

十月二十七日此案提交省議會審查，當即議決開辦。十一月修筑省道籌辦處正式成立，制訂并公布《浙江修筑省道籌辦處簡章》《浙江修筑省道籌辦處旅費規則》《浙江修筑省道收用土地條例》等規章，并責成省財政廳于民國五年度預算案內先安排修筑省道費四十萬元，其余公款補助及募捐事宜另行籌備。沿線各縣發動與調查測量工作隨后鋪開。

呂公望為何煞費苦心，如此注重省道的建設？

這與他對交通事業的理念息息相關。正如他在《浙江省議會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省長宣布政見》之時所強調的：“總之，交通便利，則人民之進化易，社會之進化易，則各種實業之提倡亦易。故交通事業，各國皆以國家提倡，費出國稅。今中國上不能賴于國家，下不能托諸人民，只能由省妥籌，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公望所由有修筑省道案之提出。若浙江果有千萬款儲以待用，何待公望提倡，今明知無錢而不能不極力求成，希望將來之利益。惟尤須注意者，此種事業，非十年無可比較，無可判斷，惟望我浙人共策進行而已耳。”遺憾的是省道尚未開工，呂公望已匆匆卸任。

相隔多年，輿論依然給予高度評價：“浙省創設省道之動機，遠在民國五年間。時呂公望氏長浙，曾規劃全省設三大干線，以杭州為中心，一至江西之玉山，一至安徽之廣德，一至福建之浦城。另又分設支線，聯絡省內各縣。路長數千里，需費數千萬元，分年建筑，期以必成，誠一偉大事業。后以呂氏旋即去位，繼任當道以省庫支絀，停止進行。”（《浙省之省道縣道觀》，原載《申報》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論者感嘆：“浙江呂公望兼省長，籌備省道，規模宏遠矣。齊耀珊繼呂長浙，而全部推翻。”（歐滄《山西通信》，原載《申報》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黎元洪任呂公望為將軍府懷威將軍。夏，府院之爭起，呂遠黎袒段。七月一日，張勛復辟，三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出兵討逆，呂公望積極追隨。十三日，廢帝溥儀第二次宣布退位。段祺瑞再度上臺，呂公望并未起用，遂閑居天津。其間，曾隨援川軍總司令吳光新入渝考察。

一九一八年四月，護法戰爭期間，浙軍第一師師長童保喧率部入閩，助北軍攻粵，進犯潮汕。護法軍政府總裁岑春煊以呂公望與浙軍有淵源，派秘書長章士釗至津，邀呂公望赴粵共事。五月，抵達廣東潮州。六月，童部攻占廣東大埔、饒平等縣。七月，呂公望冒險至飛鵝嶺前線，策動童部左路前敵指揮、團長陳肇英南投，童聞報，急忙下令北撤，粵軍趁機追擊，收復失地。八月十日，軍政府下令進攻福建，以沈鴻英為總司令，下分三路，以靖國軍方聲濤為左路司令，桂軍劉志陸為中路司令，浙軍呂公望為右路司令。八月二十九日，任護法軍援閩浙軍總司令，設司令部于饒平縣黃岡鎮。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任軍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次年七月，兼署軍政府參謀部長。

一九二〇年九月，閩督李厚基以馬步云為總指揮，派兵圍攻駐守安海的援閩浙軍，參謀長兼獨立旅旅長蘇璋（伏波）中彈陣亡。一九二一年二月下旬，陳肇英部在潮州為陳炯明部粵軍與北軍臧致平部合圍，經當地商會居間調停，被迫繳械遣散。呂公望以大勢已去，黯然離開廣東，經滬入京，旋蟄居天津。

一九二二年，與張紹曾、金兆棪、董其蕙等在津籌辦女子儲蓄銀行，任董事長，經營年余，結果因常務董事胡志侖與經理徐某通同作弊，銀行以周轉不靈倒閉。次年，與吳鼎昌、吳天民等集股，在北京朝陽門外籌建跑馬場，因經費不足，亦未成功。其時，湖州張淡如至津，設立北洋交易所，堂弟呂臨權當經紀人，邀呂公望集股設立經紀號，不到三個月，亦歸于失敗。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呂公望與蔣尊簋、屈映光、褚輔成等在寧波組織浙江臨時自治政府，宣布獨立。九日，因浙江第一師二旅旅長伍文淵反對，歸于失敗。十三日，寧臺鎮守使王桂林、第一師一旅旅長郝國璽拘捕伍文淵，推呂公望為浙江自治軍總司令，寧波再度獨立。十八日，浙江第二師周鳳岐發兵攻占寧波，自治軍宣告失敗。

一九二五年二月，臨時執政段祺瑞在京召開善后會議，呂公望應聘為軍政門專門委員。五月，任臨時參政院參政。次年七月，北伐軍興，離津南歸。一九二七年一月，北伐軍入浙，任江北宣撫使，奉命招撫雜牌軍隊。不久去職。

隨后淡出政界，試圖在經濟與社會事業上謀發展。一九二八年，集資在上海開設永豫和記紡織公司。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一·二八事變”起，永豫公司因之停辦。三月，鑒于當時經濟恐慌、民生凋敝的形勢，雄心勃勃提出《開發西北棉紡織業計劃書》，體現了他關注國計民生的遠見卓識。但限于諸多原因，未能付諸實施。

一九三四年，至浙江昌化開采銻礦。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八月七日在金華《浙東民報》發表請纓通電。秋，礦場因日軍占領而停辦。十二月，杭州淪陷，返回故里永康。

一九三八年春，任難民救濟委員會浙江省分會委員，省政府撥款十萬元，委托呂公望創辦難民染織工廠，任總經理。

四月，擇定古鎮芝英開辦，收容大批難民，以速成方式，授予染織技術。因難胞來去自如，時有增減，每日多者五千人，少者二三千人，日出布二百匹。嗣以工人技能成熟，日出布增至千匹，其產品大部供軍政部軍需局，一部則供應市場。在當時海口封鎖之際，該廠對軍需供應及國民經濟貢獻頗大。十月，浙江省政府委員會決定，將難民救濟委員會浙江省分會改組為浙江省振濟會，呂公望應聘為振濟會常務委員，難民工廠正式改隸省振濟會，以呂公望為經理，黃人望副之。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進犯浙贛路，分兵占領永康，呂組織難民工廠拆卸機器設備，步行南撤。十月，抵達新省會云和，居于赤石。是時該廠房屋、機件，損失綦重，且原料來源中斷，幾無法繼續生產。為顧念難胞生計起見，呂公望仍勉力維持，該廠以浙江貿易公司名義，與上海東南公司訂約，以桐油易紗，始得復工。嗣為適應環境需要，增設煉油、化學、畜牧、電燈、醬油、肥皂等分廠或工場，增收難胞，并生產日用品，于救濟民生、穩定時局，均不無裨補。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難民工廠職工以國土重光，紛紛返籍，工廠遂告停辦，呂公望以主持難民工廠八年，自開辦至結束，產布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余匹；截至一九四三年，產紗二十余萬斤。將余款三百余萬元悉數交與省政府。

同年九月，浙江省參議會成立，呂公望由永康縣參議會選為參議員，并膺選為副議長。一九四七年十月，與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阮毅成、杭州市長周象賢等發起，商定就西湖白云庵原址建設辛亥革命紀念館，受推為籌備主任，建筑經費由杭州市政府解決，設計、施工，均責成杭州市工務局承辦。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以戰時救濟難民有功，獲國民政府題頒“加惠義民”匾額一方。

一九四九年一月，呂公望任浙江和平促進會常務委員，與促進會同仁聯名致電國共兩黨領袖，希望雙方即日派遣代表，以政治協商方式，解決國是，共謀和平。四月下旬，解放大軍接近杭州，呂公望以省參議會副議長身份被推選為杭州市臨時救濟會主任委員，杭州市參議會議長張衡、市商會理事長程心錦為副主任委員。臨時救濟會多方發動，并與省政府主席周喦一再交涉，積極爭取，為因應社會局勢、安定市民情緒、保護城市設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四月三十日，省主席周喦登門邀請呂公望全家前往臺灣，呂未應允。隨即托病躲入浙江醫院。

五月三日，杭州迎來解放。呂公望作為民主人士，欣然接受杭州市軍管會的邀請，出任杭州市各界勞軍運動總會常務委員兼第七分會主任、杭州市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推銷委員會委員兼第五分會主任委員、杭州市鎮壓反革命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杭州市分會副主席等職，爾后應聘浙江省政協委員，當選杭州市人民代表，表現了擁護新政府的積極政治姿態。

晚年撰寫《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辛亥革命浙軍攻克南京紀實》《呂公望親筆稿》等回憶文章，為后人留下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呂公望因心臟病在杭州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綜其一生，早年結納志士，致力于民主革命，冒險參與辛亥光復杭州、南京之役，為建立民國，奮不顧身，多所奉獻。中年主政浙江，勵精圖治，為恢復社會秩序、建設城市交通、推進水利事業、吸引華僑興辦實業等，多方籌劃，可惜限于任期，壯志未酬。抗戰時期，為救濟難胞，創辦難民染織工廠，苦心孤詣，支持抗戰大業，厥功甚偉。杭州解放前夕，以古稀之年，為緩解市民疾苦、穩定時局積極奔走，深受社會各界贊譽。新中國成立之后，主動配合新政權工作，如贊同土改，支持“鎮反”，推銷公債等，有助于社會轉型，無不可圈可點。

呂公望著作散見各處，生前沒有結集，病故至今大半個世紀，也未搜羅成書。現將呂公望函電、飭、咨、呈、訓令、指令、布告（公布）、通告、照會、批、委任令、牌示等，論文、祭文、傳記、壽序、序言、譜序、信札、回憶錄、詩作、聯語等，盡可能整理收錄，既以保存文獻史料，亦用以告慰一代鄉賢。

前九卷，收入呂從政期間各類公文數以千計，按都督（督軍）兼署省長任期九個月，一個月為一卷，而鑒于篇幅關系，將此前第六師師長、嘉湖鎮守使、嘉湖戒嚴司令任內告白、呈文、聲明、電函等二十通置于卷首。卷十，收錄援閩浙軍總司令、護法軍政府參謀部長任內的函電一組。卷十一，收錄論文、自述、傳記、序言、函電等六十多題（通），詩八題二十三章、聯語十三副，其中論十九路軍抗戰、開發西北棉紡織業計劃書、浙江省振濟會難民染織工廠報告書，以及回憶辛亥革命與早年經歷的一組文章，尤其難得。

正文內，受文（函電、指令、訓令等）對象的回復或來件，收作附件。少量公文當時未單獨發布，從受文對象的呈文或訓令中析出，酌情插入相應位置。

附錄，包括聯署文章、同僚友朋函電、公牘、媒體報道、時人日記、紀念文章等六部分，以為知人論世之助。其中附錄一，聯署文章，包括電報、信函、啟事、布告等，三十篇；附錄二，函電，一百七十通；附錄三，公牘，七十七通。附錄四，報道，選自《申報》《民國日報》《時報》《大公報》《浙江日報》等，約五百五十條。附錄五，日記，收入童保喧、張棡、徐永昌、符璋、譚延闿、鄭孝胥、黃秉義、許寶蘅、余紹宋、黃郛、邵元沖、陳訓慈、宋云彬、夏承燾、竺可楨等十五家日記，兩百五十三則，其中童保喧、余紹宋兩家最多，各為一八〇則、三二則。附錄六，傳略，收錄紀念或介紹文章一組十三篇。本擬將友朋唱和之作單獨編成“酬唱”一組，鑒于數量有限，只好變通，將黃元秀《送呂鎮守使赴湖州》、黃菊裳《與呂戴之省長津門客感次韻》、汾南漁俠《即席呈呂公戴之》、查人偉《自永康撤退至慶元途中》等六題，視作別樣的傳記材料，一并歸入附錄六。此外，岑春煊、蔡元培、章太炎、張耀曾等聯名發起的《呂鳳鳴封翁暨德配馬太夫人七旬晉五雙壽征文啟》難以歸類，姑且編入附錄六，以殿其后。

卷后，主要人名索引，便于讀者查考。

呂公望作為晚近浙江的一位代表人物，相對而言，史學界于呂公望給予的關注較少，這與他的歷史地位與社會貢獻是很不相稱的，本集的整理與出版正當其時。

（本文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呂公望集》前言，見報時有刪節，標題為本報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