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文作者和陳子展先生（右）在一起

“書須零碎讀，花向整齊看。”這是我碩士研究生入學初，導師陳子展先生擷取前人之語，書寫給我的話，其意是指，讀書要零碎地讀，這是因為讀書，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不可能整部書一股腦兒地吞讀，但觀花，就要整齊地看了，即需整體地欣賞，才能領略花的整體美，如零碎地看花，就無法欣賞到它的美——把花拆散得支離破碎，會破壞它的整體美感。陳先生用這兩句話來指導我的學業，告訴我，做學問，既須從微觀上細讀原著，也要能宏觀上有整體把握，宏微觀的結合，方能使學問做得扎實。他老人家這兩句話的親筆手跡，至今仍擺放在我的書桌上，可讓我時時體會領悟。

一

我是“文革”前的老三屆高中，恢復高考，1977年末考上了復旦歷史系，1978年初入學，屬于77級本科生。入學后，第二年跨系跳級，考上了中文系研究生，從此拜在久負盛名的陳先生門下。在我看來，陳先生的名望和學問都是最好的，我后來才知道，他因年事已高，一輩子只帶了我一個研究生，他當年招我的時候已經81歲了，比我整整大50歲，屬于我的爺爺輩。

剛入學的時候，陳先生家住長樂路，我每周六下午去他家上課，他開了書單讓我讀書，這些書包括《詩經》《楚辭》《說文解字》《爾雅》《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以及涉及先秦兩漢時代的諸多文史典籍，我讀后寫讀書報告，向他匯報。平時我也會按照他的吩咐，幫他買書，做些協助他研究工作的雜事。當時錢鍾書的《管錐編》剛出版不久，他對此書評價很高，特意讓我幫他去買。

陳先生提攜學生從來不遺余力，早在三四十年代時就有許多后來成名成家的學者教授，是他極力提攜培養的。這里有幾件事情讓我特別感動。“文革”后楚辭學界第一次在湖北召開全國性學術會議，湖北方面專門給陳先生發了邀請函，當時陳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他不可能親自與會，但他很鄭重地寫了兩封推薦信，一封答復湖北方面，一封給復旦中文系——推薦我帶著當時已基本完成還沒參加答辯的碩士論文，代表他參加會議。但這事最終沒成功，因中文系認為，研究生代替導師參加學術會議，系里從無先例。1984年，成都召開楚辭研究國際會議，批駁日本學者對屈原的懷疑否定，陳先生又一次接到邀請，也又一次囑我撰寫論文，推薦我代他參加會議，當時我已畢業留系工作，任他的助手，老人家又一次鄭重地用毛筆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成都邀請方，一封推薦信寫給中文系，但中文系還是沒同意，理由是成都太遠了。陳先生的這兩次主動熱情推薦，讓我這個還沒出茅廬的學生十分感動，陳先生這是有意識地在推我走向學術界。

我讀研時，學校規定有一筆研究生科研經費可以去外地訪學，陳先生專門給我寫了多封介紹信，讓我去拜訪一些學界專家，其中包括殷孟倫、常任俠、廖沫沙、林庚等，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或學生，有他的介紹信，我肯定不會被拒之于門外；而對我個人來說，這絕對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求教機會。我畢業留校后，先做陳先生的學術助手，后陳先生正式退休，他建議我到北大繼續深造，特別推薦我到北大林庚先生門下，攻讀博士。陳先生和林庚先生父子，都比較熟悉。林庚先生父親林志鈞老先生，是清華的名教授，也是清華國學院的導師之一，曾受梁啟超生前所托，負責整理編輯梁的《飲冰室合集》。我是帶著陳先生的推薦信，專程北上，到北大林府拜訪林庚先生的，林先生看了陳子展先生的推薦信后，對我十分熱情，在全面了解了我的情況后，同意我報考他的博士生。入學后我才知道，林先生招我時，就想要我畢業后留在北大，當他的學術助手。但遺憾的是，我妻子執意不肯北上，我不得不忍痛割愛離開北大，這方面情況，我在懷念林庚先生的專文中有詳細講述。

陳先生于耄耋之年為勉勵我學業進取，特寫下這段長語：“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此顧亭林語也。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此乾嘉樸學家常語也。學由悅入，此明清之際四川學者唐甄《潛書》中語。文自怨生，此太史公《屈原傳》中語，謂《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愚嘗以學由悅入、文自怨生，作為聯語，懸諸座右，意味不悅不學，不怨不文也。”其意高度概括了他畢生之學的經驗、態度和心得，他本人就是依循著這些哲理之語，一步步邁入了學術殿堂，成為一代學術大家。由此，他書寫此長語，教誨自己的唯一嫡系弟子，也應遵循這些哲理名言，讀書、作文、從事學術事業，將來努力成為卓有成就的學者。先師的這段寄語，自始至終是鞭策我在學術道路上奮進的動力。

二

和陳先生關系比較好的老教授，我知道的有趙景琛、賈植芳、杜月村等，王運熙當時屬于他指導的青年教師。趙景深先生曾經這么評價陳先生的近代文學史著作：“這本書是我極愛讀的。坊間有許多文學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別人的議論掇拾成篇，毫無生發，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書則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時帶詼諧。書中文筆流暢，條理清楚，對文學大勢說得非常清楚，讀之令人不忍釋手。”

陳先生跟周谷城先生關系很好，他們都是湖南人，上世紀20年代，在湖南長沙船山學社自修大學任教時，他們就是同事朋友。我70年代末到陳先生家里上課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輛三輪車停在他家門口，進門以后才知道，原來這是周谷城先生的包車，其時兩人相談正歡。兩位先生因友情關系，經常來往。不過，周谷城先生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以后，陳先生就主動“敬而遠之”了。

同輩或下輩的學人里，陳先生很欣賞湖南的楊樹達和上海的楊廷福、范祥雍。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楊樹達先生，說他學問好，是湖南人中的杰出學者。楊廷福是做隋唐史的，在上海教育學院任教，陳先生和我多次講到他的學問好。楊廷福一直沒離開上海教育學院，據說，是因為教育學院領導對他太好了，楊覺得離開有點對不住領導。陳先生的《楚辭直解》一書扉頁上有“范祥雍、杜月村校閱”，這是陳先生這部著作曾請范、杜兩人共同參與校閱。陳先生在我面前，曾多次提到范祥雍，說他學問很不錯。

陳先生剛正不阿的性格脾氣，在他的朋友熟人中是有口皆碑的。早年曹聚仁先生就稱他“笑傲王侯，不作鶴舞”；賈植芳先生曾對人道：“中國知識界沒幾個真正的狂狷之士，復旦陳子展算一個……”然而，作為學生、助手，我一直覺得陳先生對待學生輩循循善誘、關愛備至，這在他抗戰時期的學生，如中文系黃潤蘇教授等人的回憶中都談及，1980年我結婚時，陳先生特地挑選了一個周末，在南京東路燕云樓請我們夫婦吃飯，后因周末該店人太多，又改到福州路的老半齋飯店，此事使我們夫婦很感動。

陳先生晚年一直想回湖南，講了多次，那個時候他已年近九十。陳先生是1992年去世的，當時我已經從北大重回復旦了，但不巧的是，他去世的時候，我正好不在上海，回到上海后才得悉噩耗，很遺憾沒能為他送行——他沒讓舉行任何辭世儀式，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符合他的性格和愿望——去世前他就早定了“四不”原則：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不留骨灰，不發訃告。當然，最后一條是肯定做不到的，復旦還是按慣例發了訃告。

陳先生在中國文壇久負盛名，他雖曠達不羈，但在政治上卻極為低調，不求聞達、不慕虛榮，復旦學人對他過往經歷的傳說與故事，常常有一種神秘感，然陳先生一直以來卻對媒體和外界，緘口不提他早年在長沙交往的好朋友——他們中不少人1949年后成了國家領導人。

三

早在上世紀30年代，陳先生在上海文壇縱橫馳騁、鼎鼎有名，他不僅被復旦、滬江大學、上海法政學院等多所大學聘為教授，而且撰著的兩部扛鼎之作《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在學界具有廣泛影響，即便從今天看來，這兩部近代文學研究著作，也依然具有開創性意義，為近代文學研究界所稱道。在這兩部近代文學史中，陳先生專門論述了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所忽視的、而在近代時期曾出現的舊體詩詞創作及其作者群——宋詩運動、同光體代表詩人、近代四大詞人等。在陳先生看來，1898年應是“近代文學”的真正開端，原因在于：甲午戰敗，對中國的刺激太大了，警醒了中國人，文人們才從八股文中解放出來，接受外來影響，開始倡導“新文體”，從而產生了“詩界革命”，乃至文學革命。

這以后，陳先生開始教中國古代文學，先后編寫、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講話》，以及《唐代文學史》《宋代文學史》（后合編為《唐宋文學史》行世）。另外，陳先生還曾開設過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并專門編寫了講義，此講義在時間上要早于國內不少著名文學批評史家的批評史論著。

30年代，陳先生撰寫大量雜文，可謂在上海文壇叱咤風云，他不僅在大眾語文化運動中首舉大旗、在各種文壇論戰中鋒芒畢露，而且是左翼文化陣營中的驍將，堪與魯迅、茅盾、郁達夫、陳望道、鄭振鐸、朱自清、徐懋庸、夏征農齊名。陳先生的雜文，大多短小精悍、潑辣尖銳、刺中時弊，其辭鋒之犀利、諷刺之辛辣、識見之廣博，在當時文壇堪稱翹楚。這些雜文發表時，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筆名行世，他筆名中的這個“牛”字，很能體現湖南人的倔強個性。現代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在《申報·自由談》合訂本“序”中曾寫道：如要寫現代文學史，從《新青年》開始提倡的雜感文，不能不寫；如要論述《新青年》后雜感文的發展，黎烈文主編的《申報·自由談》不能不寫，它對雜文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陳子展先生正是這個報紙副刊的經常撰稿人，陳先生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的雜文數量，堪與魯迅比肩。

四

陳先生學術生涯的高峰，應該是他享譽海內外的“詩”“騷”研究。自40年代中期開始，陳先生開始涉足《詩經》語譯——將《詩經》譯成白話文刊登在報紙上，發現讀者反應不錯，頗受歡迎，由此，陳先生對《詩經》產生了濃厚興趣，結合教學，他開始著手對“詩三百”作逐一的注釋、今譯、評論和研究。他的《詩經》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問世于30年代的《詩經語譯》；第二階段，50年代出版《國風選譯》與《雅頌選譯》；第三階段，80年代集大成的《詩經直解》出版，此后，又有《詩三百解題》問世。可以說，陳先生畢生用力最多、體現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詩經》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辭》 研究。

陳先生認為，《詩經》三百多篇作品從各個不同角度和層面反映表現了上古時代的社會生活，它是上古社會和歷史的一面鏡子，堪稱上古社會的百科全書。對于歷來爭議較大的一些疑難問題，如孔子刪詩說、采詩說、詩序作者、風雅頌定義等，陳先生都旗幟鮮明地表述了個人看法。為了解析詩篇本義，特別是其中可能涉及的歷史與社會的多學科廣博知識，陳先生都會予以詳盡的引證，而這些引證的材料，很多要涉及天文、地理、歷史、風俗、生物、考古、農業、軍事、經濟等多學科、多層面，他都不厭其煩地引證各種資料予以闡釋和說明，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有：《曹風·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賓之初筵》《周頌·良耜》《周頌·潛》等詩篇。我見過他的一個筆記本，記錄了各種古代史料的原始資料，全部用毛筆小楷手抄。與學界其他《詩經》研究學者不同的是，陳先生特別注重對最新文物出土考古資料予以發掘與利用，及時地將這些資料運用于他的《詩經》詮釋中，從而對這部上古時代的百科全書，盡可能地做出切合歷史和時代的準確闡釋。毫無疑問，陳先生確是20世紀《詩經》研究的大家，他完全堪與魯迅、聞一多、郭沫若等近現代《詩經》研究諸大家并駕齊驅而毫無遜色。與他們相比，陳先生的《詩經》研究特別顯示了屬于他個人的獨特風格特色，既有郭沫若等人的今譯、注釋路子——“匯注”“章指”，也有聞一多等人的專題研究成果——“解題”（“今按”），他的研究可謂兼顧兩者而又能融為一體。無論從研究的深度乃至廣度看，陳先生的《詩經》研究都達到了時代的最高層。

陳先生的《楚辭》研究開始于60年代。他搞《楚辭》，是既和古人“抬杠子”，也和今人“抬杠子”，他要爬梳、澄清歷來在楚辭研究上籠罩的迷霧。我記得他當時明確說，他不贊同武漢大學劉永濟教授的觀點，由此，他下決心對楚辭作系統全面的梳理，對歷代和現代的各家注本作逐家評述，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陳先生翻遍了歷代的《楚辭》注本，認真系統地研讀了馬、恩和西方許多理論家關于人類歷史及社會發展的論著，參考了大量上古時代的出土文物資料和歷代文獻，努力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現代社會學眼光來看待和闡釋楚辭中所反映表現的上古社會的歷史與文化。可以說，集楚辭全部作品注、釋、箋、譯、論之大成的《楚辭直解》一書，確立了陳先生在現代楚辭學界的地位和影響，他自然被聘為了中國屈原學會的學術顧問，并被列為20世紀楚辭研究八大家之一。

陳先生作為經歷大革命時代的革命者、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和左翼文壇的斗士，一生經歷坎坷，令人感慨。2018年5月，上海市社聯隆重舉行大會，陳先生作為文學史家、雜文家，被學界公推為首批上海“社科大師”，這一殊榮，實乃眾望所歸，它是對陳先生一生學術成就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