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以來，新大眾文藝浪潮在中國大地上蓬勃興起，方興未艾。這不僅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果的生動映照，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生動體現，更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程的時代強音。西吉縣是中國首個“文學之鄉”，近年來，全縣文化文學事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嶄新面貌，特別是新鄉土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更成為當前新大眾文藝浪潮的一個生動注腳。

何為新鄉土文學，與以往的鄉土文學寫作有何不同？有哪些本質特征？

首先，西海固文學一脈相承的鄉土性，為西吉新鄉土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根基。西海固地區特殊的地域與發展條件，使其長期作為以農業為主的鄉土社會存在，這一現實土壤孕育出鄉土題材，成為西海固文學貫穿始終的核心主題。文學是現實生活的映射，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發軔期，到世紀之交西吉文學蓬勃發展的漫長歲月，西吉的眾多作家及其作品，都深深扎根于鄉土，以文字勾勒出鄉土社會的方方面面。

西吉籍作家火仲舫在本世紀初創作出版的長篇小說《花旦》，堪稱一部描繪西海固的宏大史詩。這部作品以百科全書式的筆觸，細致入微地勾勒出西海固的風土人情，全方位展現了西海固人的生存狀態與生活百態。從鄉村的傳統習俗到民間藝術，從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到時代浪潮下的命運起伏，都在書中得以生動呈現。

郭文斌的創作，則將西吉文學的鄉土性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歷經十二年精心打磨的長篇小說《農歷》，是他獻給鄉土的深情贊歌。書中對鄉村家庭生活的細膩刻畫，讓讀者仿佛置身于那充滿煙火氣的農家小院；對節日氛圍的生動還原，更是將傳統節日蘊含的文化內涵與鄉土情感展現得淋漓盡致。每一個情節、每一段描述，都飽含著他對鄉土的眷戀與熱愛，描繪出一幅文化傳承的生動畫卷，成為西吉文學鄉土性的典型范本。

馬金蓮作為西吉文學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字里行間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情懷。在短篇小說《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中，她以敏銳的觀察力和質樸的文字，生動展現了西海固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日常艱辛與堅韌。而她的長篇巨著《親愛的人們》，則是一部記錄鄉土變遷的鴻篇巨制。從鄉村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到村民思想觀念的轉變，再到年輕一代在時代浪潮中的探索與追求，馬金蓮以細膩的筆觸，描繪出西海固鄉村在時代變遷中的深刻變革，延續著西吉文學對鄉土的深情書寫。

新近出版的董順學的長篇小說《月亮山下》，如一部西北民俗風情的百科全書，向讀者展示了西海固厚重的歷史文化、豐富的知識底蘊和獨特的民俗風情。董順學以其獨特的視角，將許多正在消逝或已然消失的大西北民俗風情重新呈現在讀者眼前，續寫了西吉鄉土文化的脈絡。

綜觀西吉文史發展歷史，鄉土文學始終是西吉作家堅守的精神家園。他們憑借對這片土地深刻的理解和真摯的情感體驗，用文字書寫著西海固人民的創業史、奮斗史與生活史。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西吉作家們形成了一脈相承、獨具辨識度的寫作風格，這種堅實厚重的文學表達，不僅構成了西吉新鄉土文學的現實基礎，更是其內在的文化基因，使其在當代文學的舞臺上綻放出獨特的光彩。

第二，西吉新鄉土文學是在鄉村振興的新時代背景下產生的，是新時代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西吉曾“苦瘠甲天下” ，但在時代的變革中，正煥發出新的生機。西吉作家們敏銳地捕捉到這些變化，用手中的筆書寫著新時代的篇章。盡管他們書寫的主題仍然是鄉土，但從回憶過往到審視現實，從描寫苦難到書寫新山鄉巨變，從低沉悲壯到充滿樂觀主義的表達，其書寫的視角、內容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而呈現出極為不同的面貌。

馬金蓮的《親愛的人們》，這部長達80余萬字的長篇巨著，從20世紀80年代末橫跨至當下，以一個西海固農民家庭脫貧奔小康的奮斗歷程為主線，生動呈現了西部山鄉的巨變。在書中，村里第一次通電時的新奇與興奮，村民齊心協力修橋修路時的團結與干勁，還有村里年輕人緊跟時代潮流做起直播帶貨時的活力與朝氣，無一不是鄉村振興的真實寫照。馬金蓮出生于西吉縣什字鄉扇子灣自然村，對這片土地的貧困與變遷有著切身體會。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讓扇子灣迎來易地搬遷，也促使她想要記錄下這個時代的變革。她深入采訪，潛心創作，深情書寫，完成了這部作品，其內在洋溢著對鄉村發展的希望與贊美，是鄉村振興時代背景下西吉文學的典型代表，也被稱作新時代書寫鄉村振興的典型樣本。

農民作家單小花同樣用文字記錄著時代的印記。在2023年底出版的散文集《櫻桃樹下的思念》中，單小花專設“扶貧記憶”章節，記錄脫貧攻堅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展現了西吉在時代發展中的蛻變，從側面反映出鄉村振興給百姓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

董順學的《月亮山下》同樣彰顯出西吉文學的時代性。這部66萬字的長篇小說以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前后五十余年的社會發展變遷為背景，講述主人公周思甬一家三代扎根西北黃土高原，帶領群眾擺脫貧困的故事。書中描繪了鄉村在政策扶持下基礎設施逐步完善，村民們從為溫飽發愁到追求美好生活的轉變。比如村里通了公路，農產品有了更好的銷路，孩子們也有了更好的教育條件。董順學通過這些情節，將鄉村振興的偉大進程融入故事之中，反映出時代發展對鄉村的深刻影響 。

這些西吉作家的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出鄉村振興時代背景下西吉的新風貌、新發展。他們扎根鄉土，以真摯的情感和樸實的筆觸，記錄著時代賦予西吉的機遇與變革，使得西吉新鄉土文學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也為文學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內涵，見證著西吉在新時代的偉大跨越。

第三，西吉農民作家群的涌現，有力地彰顯了西吉新鄉土文學獨特的主體性。西吉長年堅持寫作的人數達1600多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農民作家，他們以我筆寫我心，真誠地書寫平凡的生活，理直氣壯的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譜寫了一曲曲對生活和生命的贊歌，實現了從鄉村建設者到鄉村書寫者、從文化建設的對象到社會主義文化創造者的身份轉變，這一現象在中國鄉村建設進程中意義重大。

農民作家單小花出身普通農家，以親身經歷為藍本進行創作。在散文集《櫻桃樹下的思念》中，“鄉土物語”篇章里，她用樸實的文字描繪西吉縣的山川大地、風土人情以及堅韌的鄉親。“扶貧記憶”里的《王民印象》，則從自身視角出發，講述了昔日窮山惡水的王民鄉在鄉村振興等政策推動下的巨大變化，她以農民的身份記錄鄉村發展，讓作品充滿了真實的生活氣息和鄉土溫度。

農民作家康鵬飛的《麥子》《糜子》等10余篇小說，以自身經歷和對家鄉變化的敏銳觀察為基礎，通過往昔對比，將自己對土地的情感、對農業生產方式變革的感受融入作品，生動展現了家鄉在時代發展中的變遷。

楊秀琴的作品充滿了對鄉村女性命運的關懷。她以細膩的情感和質樸的語言，講述西吉農村女性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生活經歷和奮斗故事，深入刻畫鄉村女性的堅韌與勇敢，從女性視角展現了鄉村生活的多面性，凸顯了西吉農民作家對鄉村生活獨特的觀察和表達。

鄉村振興最終是農民的自我振興，前提是農民普遍的文化覺醒。農民作家李成山，青年時代就酷愛文學，后因生活所迫，為了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放棄了成為詩人的夢想，中斷寫作二十多年。這份埋藏多年的摯愛，在鄉村振興的新時代，又重新喚醒。他的兒子，同樣是農民作家的李劍釗，曾經在一首詩里這樣寫他的父親：“我讀著三十年前的手稿/父親泡上一杯春茶/在甘苦回味間提筆/這一次/以農民的名義”。曾經的李成山，多么想通過文學寫作，去掉祖祖輩輩留在身上的“農民”的標簽，但今天，他理直氣壯地以農民的名義開始寫作，體現了新時代背景下農民的文化覺醒、審美覺醒。

西吉農民作家群憑借著對鄉村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切身體驗，用文學審視和書寫著鄉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們從鄉村內部出發，以農民的視角和筆觸進行創作，使西吉新鄉土文學帶有鮮明的農民主體色彩，真正成為從鄉村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文學，有力地證明了西吉新鄉土文學獨特的主體性。

第四，西吉新鄉土文學的實踐性，體現出社會主義文學的本質要求。西吉新鄉土文學打破了文學與生活之間的隔閡，讓文學深度融入鄉村建設，成為推動鄉村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一特性在西吉農民作家和基層作家的創作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李興民的《楊河村詩記》與西吉木蘭書院的建設緊密相連，是西吉新鄉土文學實踐性的典型例證。木蘭書院致力于鄉村建設實踐，而《楊河村詩記》正是這一實踐的生動反映。李興民扎根楊河村，將鄉村生活的點點滴滴化作詩行，這些詩作不僅描繪了鄉村的真實面貌，如村民們在田間辛勤勞作的身影、鄉村夜晚靜謐的月色等，更是木蘭書院在鄉村開展文化建設、改善鄉村精神風貌等實踐活動的記錄。從書院組織的文化講座，到村民參與的文藝表演，都在詩中留下痕跡。

同時，《楊河村詩記》中的意境意象及其展現出的鄉村自然之美、人文風情、人與人之間美好和諧的情感，都為木蘭書院的建設提供了指導。這種相互影響體現出文學不再僅僅是對鄉村建設的書寫和獨立的文學活動，而是深度參與到鄉村建設實踐中。

自覺地將文學轉變為變革生活的現實力量，把文學和生活完全統一起來，使文學成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西吉新鄉土文學的鮮明特征。西吉木蘭書院近年來推動的文學+農文旅融合發展創新，就是致力于將西吉的優勢文化資源、文學資源轉化為當地的發展優勢、發展資源，將文學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為彰顯中國鄉村振興中的文學力量作出中國首個文學之鄉應有的貢獻，也為西吉爭創全國鄉村振興示范縣作出文學人的貢獻、體現文學人的擔當，把社會主義文學的實踐品格書寫在大地上。

新鄉土文學倡導的是“文學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文學”的文學觀。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書寫的，就是他們相信的；他們相信的，就是他們在生活中堅守的、追求的。他們努力用文學創造一種審美的生活，把最平凡的生活過成一首詩，讓生活成為一種審美的、經過真善美愛洗禮的、審思的生活。

在西吉，大多農民作家和基層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目的都不是為了獲獎，為了發表，而是心有所感、不得不發，讓閱讀和寫作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創造一種具有審美意味和豐富精神世界的新生活。在他們那里，文學不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更要指導生活、歸于生活，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努力實現文學與生活的高度統一。

文學是包容的，而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復雜的。西吉新鄉土文學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經歷，為文學世界帶來了新鮮的氣息和深刻的思考。特別是農民作家的創作往往承載著更多的情感重量和生活體驗。文學對他們而言，不僅僅是文學，更是心靈的慰藉，是生活的希望，是尋找歸屬感和自我價值的途徑。他們的作品所展現的堅韌、樂觀和對生活的熱愛，是文學所追求和傳遞的正能量。農民寫作者的文學創作，作為一種文化建設的建構方式，對提升鄉村村民的文化素養和道德水平、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進程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西吉的新鄉土文學，以其鄉土性、時代性、主體性和實踐性，成為新大眾文藝浪潮中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文學現象。它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基層進程的生動折射。它不僅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也為其他地區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寶貴經驗。生于斯長于斯的西吉作家們，將在新鄉土文學的廣闊田野上不懈耕耘，書寫更多反映時代、貼近人民的作品，為當代中國新大眾文化的發展增添新的時代注腳，創造出屬于他們的詩與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