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蘇煒是出色的文學家（小說、散文、詩詞皆有代表作）、書畫家、音樂家，也是重要的學者、師者，諸藝皆得心應手、頗有成就。蘇煒的長篇小說《迷谷》，“以怪力亂神之奇幻，續接《山海經》之神話，再現屈賦之南方雄奇浪漫。《迷谷》創造無與倫比的感覺及審美世界，作者集神話、歷史及現實為一體，于天大地大中樹立人之大，是難得一見的奇書與大書，其貌及狀，有如在赤水及昆侖之間遺失的玄珠”，《迷谷》得遇天賦極高、語言能力極強的翻譯家溫侯廷，因翻譯而被重新發現，“為中西文明之通，提供極佳的文本”（1）。《米調》《迷谷》《磨坊的故事》可視為蘇煒書寫歷史的“三部曲”，另有《渡口，又一個早晨》《遠行人》等小說，在美學境界、文體及敘事手法等方面，都達到很高的水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散文集《聽大雪落滿耶魯》《耶魯札記》《走進耶魯》《獨自面對》等，心懷溫暖和光亮，始終持有至善的力量與眼界，對人與己皆有卓越的認知。蘇煒為交響敘事合唱《歲月甘泉》作詞，歌詞五味雜陳，用情極深，幾代人之青春記憶的復雜性，躍然紙上，個中悲天憫人之意，暗合前賢康有為的心聲——“眾香國土薫歷劫，微塵世界逰諸天”（蘇煒懸于自家廳堂的對聯）。蘇煒另創作有交響清唱劇《鐵漢金釘》劇本，發掘被歷史湮沒的華工血淚史；舊體詩集《袞雪廬詩稿》，再續傳統詩教之道；人物傳記《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亦可納入長篇隨筆的范疇，這些文字為歷史留下珍貴史料。學術隨筆集《西洋鏡語：一個留學生的札記》，不拘于八股文體，常以寥寥數語，道出學問真知。另有若干文藝批評及隨筆散見于《讀書》《書屋》《書城》《萬象》《文學評論》等海內外多種刊物，文章兼具美學及史學價值。

若以“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戲解之，蘇煒算得上是當代不多見的“游于藝”之士。偏偏這“游于藝”之人，又不執著各種名頭，毫無“成圣”之心，更無占山為王之念。有學者曾疑惑，按蘇煒的天分，繼續寫小說，或專事某一藝，會有更大的成就及影響——盡管蘇煒已在不少領域去到“無人之境”。對此，蘇煒的高徒溫侯廷答曰：在蘇煒眼中，世界上有趣的事情可太多了。溫侯廷真解人也，這個回答，大概能很好地解釋，蘇煒有“游于藝”之能，有滿腔的熱情與天賦的才華，但無執著之世俗心（文章寫出來，有時候就隨寫隨丟，有些很重要的論題，點到為止，不迷戀長篇大論，經歷極為豐富，閱人無數，但在文字上并不用到盡），要知道，赤子之心可比執著之心有趣得多。執著之心有諸多“不可一世”的小聰明，可得盡世俗好處，但赤子之心非有大智慧不可，比如存己修身與舍己為人的大智慧。以孔夫子為例，若無赤子之心，不可能懂得“不亦樂乎”之道。“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人若天天想盡辦法“要人知”，執著于小道，哪里有什么“不亦樂乎”，想來想去，怕是只有“慍”，追來逐去，怕是只有“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畋獵”及“難得之貨”能滿足斯人的胃口。赤子之心好比《紅樓夢》里刻有文字的石頭，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紅塵里雖有許多樂事，但若少了這塊刻有文字的石頭，則無趣得多。人心不“補”，世有諸相。世間若無赤子之心，則相當于賈寶玉的失玉（失魂落魄）。赤子之心是補地補人之材，它以“美中不足”之至慧境界，為斷壁殘垣留下些不可磨滅的光澤。“游于藝”，但又懂得適可而止，眼近深淵，又深知光亮與溫暖的重要，這是另一種赤子之心。蘇煒最看重的，也許不是什么文學家、音樂家、書畫家等，而是其師者的身份。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上》），于蘇煒而言，他至少得到了第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樂”。蘇煒花了大量的筆墨談師道與學記，有情懷有故事有方法，有趣味有智慧，微言見大義，堪稱現代“師說”新語。這些基于“知行合一”的“師說”新語，既續接傳統師道的精華，又為現代教育書寫格外新鮮的學記，在當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在需要重溫韓愈“師說”、梁啟超之教育趣味論的時代，在有必要追溯師道與學記之古今變遷的時代，這些“師說”新語有振聾發聵之功，其美學價值和思想遠見值得重視。

壹

“誨人不倦”：師者的樂乎之道

由古至今，教育確實是神圣而長久的事業，但教育有其復雜性及艱巨性，人生而平等，但天賦秉性不一，時代常治亂無序，這又使得師者并不能總是保持樂觀的強大意志。難怪孔子會有朽木之斥。韓愈會發出嗟乎之嘆：“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師說》）。連朱子都承認教育之難，“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近思錄》）。梁啟超倒是罕見的樂觀主義者，他自稱信仰的是趣味主義，“什么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頭，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所做的事情常常失敗——嚴格的可以說，沒有一件不失敗——然而，我總是一面失敗一面做作。因為，我不但在成功里頭感覺趣味，就在失敗里頭也感覺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覺外，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積極的活動”（2）。梁啟超主張趣味教育，他認為孔子特別過人之處就在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并根據自己的經驗，得出相應感受，“學不難，不厭卻難；誨人不難，不倦卻難”“人類活動的蒸汽在哪里呢？全在各人自己心理作用——對于自己所活動的對境感覺趣味。用積極的話來表他，便是‘樂’，用消極的話語來表他，便是‘不厭不倦’”（3）。誠哉斯言，要做到不厭不倦，非有積極之意志不可。“師道之不傳”的風險，時不時會出現。歷史上，時而師道昌隆，時而師道落魄，而今，隨著人與手機的合而為一，人工智能進入世俗生活指日可待，人的主體性根基搖搖欲墜，教書育人所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如何做到“不驕不倦”，確實是師者需要認真對待的難題。要在師者群里尋找“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大概是很難的。踐行者不少，迎難而上者不少，但知行合一、有情懷有行動有宏大理想的樂觀主義者，是少之又少。讀者大概能在蘇煒的隨筆散文里體會到這種久違的“誨人不倦”之道。“誨人”難，“不倦”是難上加難，身為師者，蘇煒也算得上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的“師說”新語，是不多見的、能與梁啟超趣味教育之音遙相酬唱的濁世清音。蘇煒視師道為安身立命之所，“作為漂泊海外的讀書人，回到書本、回到專業，是擺脫這個‘正午的地獄’的唯一可行之道。在我自己，則是回到寫作，回到母語中文，在自己熟悉的領域里開拓耕耘，才能找回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4）。蘇煒能在師道安身立命且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個人的大幸運，當然，所謂“運氣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這一俗語用在此處也通。有此大幸運，又能以無比澄靜的心境和無比熱情的心腸投入師道，蘇煒距“不倦”之至樂境界不遠矣。

從自身經歷出發，蘇煒多層次地書寫了師者之“不倦”。

首先是身體的“不倦”。關于這一點，蘇煒稍微動用了一點神秘浪漫的色彩。蘇煒在自述耶魯20年從教記時，寫到自己的兩個綜合征（兩朵“奇葩”）。一個是“開學失眠癥候群”，20年來，但凡開學第一夜，“我就一定會經歷這么一個輾轉無眠、腦子過電影的通宵”，如新生一樣興奮失眠，原因如何？“因為和你們一樣，蘇老師，永遠都是耶魯校園的‘新鮮人’哪！”（5）幾十年都能保持新鮮感（當然，不建議以失眠來保持新鮮感），身體的感受是最真切的，這種興奮與激動，實與梁啟超的趣味信仰有異曲同工之處，新鮮感除得力于個人性情及毅力之外，當得益于師者對師道的信守，當然，也得益于師道環境的優良。另一個是“全勤上崗”，小病小災都“堆”到假期——很會挑時間，只要是上課，小病小災全消失，比如過敏性鼻炎，一上講臺，噴嚏、“涕淚橫流加昏頭昏腦”全消失，“馬上，鼻子歸鼻子眼睛歸眼睛的，喉頭潤澤，氣管通暢，人五人六的，從孔孟老莊到魯迅莫言，一切就全都順當下來了”（6），更神奇的是，一下課，回到辦公室，噴嚏震天響的癥狀又來了，有過敏性鼻炎的人，對個中痛苦想必能感同身受。從經驗的角度看，這也許是一種身體的“忘我”反應，站在講臺，身體的“自我”變得至簡，能量與精氣神最大限度地聚焦于教學，激情“忘我”的師者，多能體會這種身體理性的玄之又玄。這20年的“全勤上崗”，是“教書比天大”的理念所致，也與耶魯建校以來極其重視本科教學有關。蘇煒記述了耶魯的這一傳統，2011年初，美國東部遭遇暴風雪，得系主任通知，可以取消課程，蘇煒有此“圣旨”，也就樂得停課改課，第二天才得知，年過60的孫康宜教授（東亞系最資深、唯一的中國文學講座教授）為了不耽誤正常上課，早已提前兩天入住學校招待所，原來，“按課程表，昨天全校共有五十八門專業課要開，世紀大風雪中，其中五十門照常如期開講；而敝人所任課程，正是那八門的停課之一”，五十門課的資深教授，多在課程前一兩晚入住學校附近旅舍，有的甚至住在辦公室，保證Professional的教學，此事讓蘇煒深深感受到耶魯精神的強大，“全力聚焦本科生的教育，重視課堂教學，對教書有一種幾近宗教的崇敬”，任何教授，“絕對不可以丟下學生去參與任何課程以外的活動”（7）。

其次是情感的“不倦”。深沉的情感，來自對母語的熱愛與虔誠。遠離故土，又因個人勤奮、個人悟性及機緣巧合，蘇煒幸運地獲得在耶魯教中文的教職。這種與故土有距離的教學，反而使蘇煒更懂得中文的精妙，與天下英才的交流，更為蘇煒提供不同的視角以體會母語之“奇麗、奇艷和奇偉”。比如說從識字蒙學、讀經據典等方面，甚至從翻譯以及雙語對比的角度，來重新體會每一個漢字之妙，“遠離了故土卻更加貼近了原鄉故土，品味淺近的日常漢語卻讓你更加親近、貼緊了自己美麗深邃的母語——調動起內心的美來教學，用內心的美來感受母語、品味中文，然后再用內心的美、中文之美感染學生，如是，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都可以澄懷觀道，都可以花雨滿天”（8）。有了距離感，有了多語對照，再回到母語的教與學、讀與寫，感受大不一樣。在母語環境里，“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等話語，但凡是讀書人都會背，但是，會背的人多，做到的人極少。蘇煒自己可能也想不到，這樣的話語會在異域落地開花，有些學生參透了這句話，在行動上落到實處。中文母語讓蘇煒擁有澄懷之心，師道讓蘇煒有安居之所，在立命之余，又能得超越之境。

身體及情感的不倦，歸結起來，是對人的不倦，對無論是上知還是下愚的不倦。不用說，耶魯的學生是萬里挑一，但要老師以“誨人不倦”之態面對每一個學生，估計也是難的，學生也是人，人的復雜度有時候遠超教育的把握能力，耶魯的學生當然也不例外。對人的“不倦”，是現代社會奇缺的性情、見識及能力。它不是簡單的情商高，而是對美好人事的珍重、憐惜與感恩，深沉的情感后面，有卓越的見識和非凡的定力。人類文明的進步，很大程度是由日常生活的平常幸福來維系的，而不是由激烈的仇恨、無盡的怨恨來維系的。蘇煒一定見識過最惡之惡，也見識過最善之善。從《“人生緊要處”的引路人》《大個子叔叔》《藍手》《書箱渡海》《膠杯豬肉》《對著大山讀書》《隊長的眉頭》《班長的身手》《巴灶山的蛇神》《那一個早晨我被掛在樹上》等篇目的省略意味看，其經歷雖然可以讓讀者想象時代之惡，但蘇煒顯然無意以此反復地消耗生命。更讓讀者記憶深刻的是，蘇煒筆下的那些心懷大善之人，比如不遠千里奔赴海南促成蘇煒被“破格錄取”的中山大學金欽俊教授、黑暗中叮囑蘇煒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的大個子叔叔、為蘇煒“護駕”兩箱書登船渡海的阮鏡清與陳偉強、鄰家長輩（秦牧）、蘇煒的忘年交張充和先生、蘇煒的命中貴人孫康宜教授等，這些充滿善意又有智慧的前輩、恩師、同道中人、絕境中偶遇的貴人等，常常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改善一方人文水土，善意和善智，最值得人間珍惜。也許正是這些珍貴的人事際遇，使蘇煒深刻領悟到至善對人的世界的重要性，在黑暗與光亮之間，蘇煒選擇的是光亮。

對人的“不倦”，說到底，是一個倫理與智慧層面的選擇。這種選擇，首先來自作者對文字的深刻領悟。文字對于人類世界，本來就是一道光亮，這光亮足夠照亮蒙昧的世界。這一點，可能是現代人很難明白的道理，現代人通常只看到每一個字的權利，而很難看到文字來到世界的使命。相對而言，古代人對書面語是審慎的，現代人對書面語的運用是隨意任性的。各式創世神話，大多只是告訴世人，鴻蒙之初的混沌狀態，需要人力之外的力量來破開，關于文字，神話多以非常修辭的方式暗示世人，文字與神秘的力量同在，文字對混沌初開有大功勞。假如我們愿意回到文字的源流，其實也不難發現，文字的神圣性與人的神圣性本該是同在的。蘇煒深悟文字對人的意義，所以他會發自內心地感慨這種幸運，“曾經走過早熟而孤獨的童年，曾經墜入過彌天黑暗與漫漫長夜，也曾經被陌路感、零余感、荒蕪感填滿成長道路上的每一個轉折溝壑、每一顆攔路石子的縫隙……首先是因為，文字—文學，漢字—母語，成為我跌宕生命中第一道自救的光亮，也成為臂助我半世人渡過各種挫折、危機、難關的永恒的光亮。文學，把我鍛造成一個追光人”“正是文字之光，劈開了鴻蒙，廓清了混沌，掰裂了暗晦，照亮了微塵”（9）。文字之光，當然也能“看見”黑暗與罪惡，但若沉湎于此，也許就忘記了文字的原初使命，文字是世界的光，文字的使命應該是與文明的進步同在的。要知道，善有教化的功能，惡同樣有“教學”的功能，在現實生活中，向善比行惡要難得多了（這一點，荀子比孟子看得更清楚，他深知爭斗之心與聲色之欲對人世之害），以文字為生的文學，對文字之原善的認知，遠遠不夠。也許有文友認為蘇煒的文字不夠“狠”“酷”，因而也不夠吸引眼球。殊不知，蘇煒對文字之原善的理解實在通透，“不必諱言：為人之道與為文之道，我始終喜歡自己的心中‘有火’與筆底‘有亮’。人生長路，心中有火，就不會被雪怒霜欺所凍僵；文學長程，筆帶光亮，驕陰黑霾就將無法將你吞噬。存真氣，秉燭行，少極端，循平常”（10），敬畏倉頡造字等傳說的偉大，不美化現實不回避歷史，以修辭之法隱去至暗人心，書寫有度，這是更有智慧的倫理選擇與更高的審美境界。對文字原善的領悟，也就是對人性的領悟與選擇。行師道，需要師者心中“有火”“有亮”，否則，師者很容易被恐懼、厭倦等情緒裹挾，止步于“誨人”，難達“不倦”。“不倦”本質上是一種“樂”，對人的“不倦”，在師道這里，無善不能及樂。“誨人”需要原善，就如蘇煒所講的，教書育人，即便是在“大學校園里顯得如此‘人微言輕’的語言教學職位上，其實也是性命攸關的——關涉到每一個年輕生命的走向，人生的色澤與光彩啊！”（11）那么，如何企及真正的“樂乎”呢？那又與文字之光有關系，文字點亮了這種“不倦”。“有什么樂土，比能讓自己的母語在異國的職業疆域里盡情馳騁，是更大的人間樂土呢？”（12）師道固然是職業之選，“誨人”之路上大概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絕處逢生”及勇往直前，但歸根到底，還是文字之光點燃了蘇煒的“樂乎之道”。諸位先哲的“師說”，早已為師道預設樂乎之道。孟子高度重視師者的作用，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人生第三樂，稱“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是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將君師相提并論，實際上也是將君師分而論之。荀子把師者的地位提得更高，他的“禮本說”談到禮之三本，他視天地為生之本、先祖為類之本、君師為治之本，三者皆不可偏廢，“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論》）。這些基于生命成長常識出發的師說（人活一世，誰能無師自通呢，夫子亦從周公，墨子亦強調師徒），為師道的合法性、連續性與超越性，提供了幾乎不可能更改的原道式理論預設。有此原道，師道才有可能立于天地不懼君道，有了不懼，才有可能不倦，孟子所說的第三樂才有可能實現。先哲所立的師道，是“誨人不倦”的前提，有此前提，師道才有可能抵達至樂，才有超越朝代、國別之限。我想，蘇煒也一定是深知歷史性與超越性對師道的意義，所以，他才會領悟到謙卑與責任對師者的意義，也深知“不懼”對師道的意義，太平時代，不需要師者不顧個人安危舍身殉道，但還需要不計個人得失的勇氣。蘇煒的語言課程，一直在耶魯維持著他的“火”，他的書法課亦然，“都知道語言教師在大學里‘人微言輕’，但我從來不敢輕慢自己的工作。在這片容閎、詹天佑、林徽因踏過的土地上，在這個衛三畏、趙元任、黃伯飛、趙浩生以及鄭愁予站過的講臺上，我學會了謙卑”“也許你并不自覺，自己其實同樣是站在歷史的隊列里；歷史，就在校園的某個轉角處，與你交會，顏色照人”（13）。

師道本該有樂，對此，孟子看得很清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至樂，是與“王天下”之“威”樂不可同日而語的。梁啟超也盛贊教育家的田地，他認為天下職業，教育家的田地最大最豐富，因為教育這種職業可以教學兼得，“一面誨人，一面便是學；一面學，一面便拿來誨人。兩件事并作一件做，形成一種自利、利他不可分的活動。對于人生目的之實現，再沒有比這種職業更為接近，更為直接的了”（14）。梁啟超的“趣味教育論”，有其理想主義及浪漫主義色彩，對于常倦、易倦、不得已而為之的師者而言，可能很難做到教學相長。有的人守著點老本，年復一年照本宣科，宣完就算，大概30歲以后就再沒有成長，無學則無教；有的人礙于世風不古，退守書齋埋頭苦學，只學不教，學不難，誨人最難。到了現代社會，“倦”更成為無所不在的情緒，就如韓炳哲在《倦怠社會》里所論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生存絕對化，生命變得徒勞（15）。無限擴張的資本卷走所有勞作者的閑暇時間，“看不見”的某些力量精準“計算”勞作者與受教育者的心理時間和物理時間，師者也是凡人，當然很難逃過這種“倦”。梁啟超很有預見性，他視“厭倦”為“人生第一件罪惡，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16），他奉行趣味信仰及積極主義，以“樂”克“倦”，于師道實現孟子所說第三樂——做教育家比做皇帝還要快樂（17），“教育家還有一種特別便宜的事，因為‘教學相長’的關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學問是分不開的。自己對自己所好的學問，能有機會終身研究，是人生最快樂的事。這種快樂，也是絕對自由，一點不受惡社會的限制。做別的職業的人，雖然未嘗不可以研究學問，但學問總成了副業了。從事教育職業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學習，兩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別的職業是一種趣味，教育是兩重趣味”（18）。師道要擺脫現代社會之“厭倦”咒語，師者要獲得最快樂的趣味，可能也別無它法，只能沿著孔子所說的“知之”及“樂之”的道路前行。梁啟超對“教學相長”之理想境界的推行，他的承前啟后之功，也值得后來者反復體會。

梁啟超認為教育家的田地最大，“教育家特別便宜處，第一，快樂就藏在職業的本身，不必等到做完職業之后，找別的事消遣才有快樂，所以能繼續。第二，這種快樂任憑你盡量享用，不會生出后患，所以能徹底。第三，拿被教育人的快樂，來助成自己的快樂，所以能圓滿。樂哉，教育！樂哉，教育！”（19）。梁啟超身體力行得到的教育“樂哉”，在許多不得不止步于“誨人”的師者這里，在師道遭遇挫折的時代，可能是理想主義。但在“諸子百家”的時代，未見得就好于現在的時代，只要在倫理與智慧層面有所抉擇及取舍，作為個體的師者，依然是可以做到“誨人不倦”的。從蘇煒的“師說”新語中，我們既可感受到“師者為人”的全情投入，也可以想象其赤子之心及言行一致，蘇煒是當得起“誨人不倦”這四個字的。

貳

“學而不厭”：士子的存己之法

古代的師說，等級規定之余，多會強調師者的舍己為人及“行之以忠”，到了現代，“學”的范圍變得更廣大，“學以為己”之“己”，需要得到更多的闡釋，在“求諸己”的基礎上，“存己”之想似乎更合現代訴求。如師道只講盡忠舍身而不能存己，如師道只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生存之道（退則師道，進則仕途），則教育的趣味與真理不能持久，所謂教育的“樂哉”只是空談，“誨人不倦”的教育理想也只能勉強維系到“誨人”為止。梁啟超引老子之語來形容師道之群己關系，“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20），他很了不起，因為他很早就看到，教育家是需要“存己”的。師道之“己”在傳統教育中，常被盡忠舍身遮蔽，盡管現代學人可以不斷地為師者之“己”添附意義，從個人道德完善之修身傳統入手，為“己”的存在尋找各種證據，但只要“行之以忠”的制度事實存在，一定要為傳統教育之師道的“己”正名的努力都將是徒勞。與其在“己”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倒不如回到“學”對“己”的意義上來。梁啟超把“存己”與“學而不厭”并置，視其為“誨人不倦”的必要前提，有此見識，實為中國近現代教育之幸。梁啟超承認要做到“不倦”，很難，若要克服這個難題，有一個“切實防衛辦法”——“只要學不厭，自然會誨人不倦”“當先生的常常拿‘和學生賽跑’的精神去做學問，教那一門功課，教一回，自己務要得一回進步，天天有新教材，年年有新教法，怎么還是倦？你想學不厭嗎？只要誨人不倦，自然會學不厭”“還有一個更簡便的法子，只要你日日學，自然不厭；只要你日日誨人，自然不倦。趣味這樣東西，總是愈引愈深，最怕是嘗不到甜頭，嘗著了一定不能自已”“真肯學的人自然不厭，真肯誨人的人自然不倦”（21）。按傳統師道之序，“誨人不倦”在“學而不厭”的前面，到了現代，不妨將其順序調整一下，把“學而不厭”置于“誨人不倦”的前面，有“學而不厭”，能“存己”，才有可能擺脫“行之以忠”的陰影，使師道從沉重的君師及師徒人身依附關系中解脫出來。“學”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就會有大量的不學無術，若教師不學無術了，不要說“不倦”做不到，就是“誨人”也會變成“毀人”。現代大學教育體系里，為什么要稱有志于學的大學老師為學者而非師父？現代人在大方向上也許是明白的——為學應該是為師的大前提。

蘇煒樂于“誨人”，更樂于“學而不厭”。他的《走進耶魯》《聽大雪落滿耶魯》《獨自面對》《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等隨筆，既記述師道為人之樂，又講述學而不厭及其對“存己”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天涯晚笛》，有如現代新“學記”，令人常讀常新，此書的文史價值，必將被歷史留下來。蘇煒的“學記”，常常以事帶學，讀者往往記住了重要的歷史人事，而不知不覺忘記了蘇煒的“學而不厭”，也許這正是蘇煒非常獨特的存己之道，再往深處論，這是真正抵達忘我的澄靜狀態。從這些隨筆中，讀者只能管窺蘇煒之“學記”的部分內容，更多的“學”，其實也無從得知，“存己”的真正樂趣在自得其樂，不一定要公之于眾，于教育者而言，“學”雖依附于師道，但學到深處，說到底，還是個私人及“存己”的問題。但是，僅從這些問世的文字中，讀者已經可以充分領略蘇煒“學而時習之”的“樂乎”。于此，擇其與師道相關的“學而不厭”，略述論之。下筆最慎重的，是蘇煒寫張充和先生，筆端之求實、鄭重、深情與節制，讓人感受到，“誨人不倦”與“學而不厭”中有大歡喜，復雜無常的歷史與現實中有大幸運，踐行與感恩能讓人的境界更高遠。張充和先生是國寶級的“國粹大家”，有學人認為她是“以通馭專”之大才，她曾與朱謨欽、錢穆、胡適之、沈尹默、章士釗、張大千、查阜西等諸家有師友之誼，在書法繪畫、昆曲、詩詞創作等方面造詣極深（另，張先生喜古琴琴音，但因“跪指”指法太難，止步于《良宵引》），其“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尋幽》）、“愿為波底蝶，隨意到天涯”（《桃花魚》）等詩詞，心意疏朗、境界高古，寫盡與世無爭者的精氣神、情意及命運，她為沈從文所寫誄文“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其中的“不折不從，亦慈亦讓”，也可以說是她的自我寫照。若要更全面了解張先生，讀者不妨進一步閱讀《張充和手抄梅花詩》《張充和手抄昆曲譜》《張充和詩書畫選》《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談藝錄》《古色今香：張充和題字選集》《張充和小楷》《小園即事：張充和雅文小集》《曲人鴻爪：張充和曲人本事》《張充和詩文集》《沈尹默蜀中墨跡》等書，孫康宜、白謙慎、陳安娜等人在相關原始文獻的編注方面，出力甚巨。蘇煒是張先生最后一撥“書法入室弟子”，蘇煒的洋學生邵逸青、溫侯廷亦是其中的幸運兒，蘇煒所記下的“聽張充和講故事”，為歷史留下一份珍貴記憶。良師可遇不可求，有如此難得的師生際遇，“真肯學的人自然不厭”。真正的“學”，不僅要習得——習得是“知”（knowledge），還要懂得——懂得是“意”（intention），“學”也是一種知己之道，習得不難，懂得最難——要有悟性，也要有光亮和溫熱。

先看習得。《張門立雪》篇，蘇煒帶上邵逸青、溫侯廷，自2008年春，就開始每周四下午去張先生北港宅所習字，習字之余，也師從張先生學詩（“本來，二０一０我介紹助教張琬婷向老人學習昆曲時，張先生也要求我跟著一塊兒拍曲學曲。可是我自己實在缺乏唱曲的慧根，聽過一兩次課就打退堂鼓了”），“從研墨、運腕、臨寫顏帖起步，一兩年間，我和我的美國學生跟隨張充和老人習字，雖未曾吃苦受困，卻也曾頂風冒雪，風雨無阻，并甘之如飴”（22）。習字是從磨墨開始，張先生從不用現成的墨汁，學生習字也必須先磨墨。磨墨的規矩，往小處說，是練臂力（非腕力），把筆拿穩，把人定住，往大處說，是以靜養動，以不動心養其力與志，研墨是“得力”與“養心”之始。何為“得力”與“養心”，梁啟超認為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學者即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貴利達，耳目聲色，游玩嗜好，隨在皆足以奪志”“非有堅定之力，則一經挫折，心灰意冷，或臨事失措，身敗名裂，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所以希也”。養心的功課有兩種，一種是靜坐養心，一種是閱歷之養心，“學者在學堂中，無所謂閱歷，當先行靜坐之養心”（23）。不得力，何以立志養心呢？這樣一看，要習字，怎能不先磨墨呢？心無旁騖才能磨墨，磨墨才能“得力”，中國古人真是再聰明不過，僅寫字這一事，就足將養心與得力合而為一。蘇煒與洋學生們跟隨張先生習字時，張先生已九旬過半，體格不能說健旺了，“但從肩膀到肘子的肌肉線條，都是緊繃結實的”（24），足見習字得力又養心。其實張先生已為洋學生們省去一道工序，那就是洗硯（當然，也可能是記錄者略去不談），洗硯堪稱書畫家的“存己”之道，一般不能假手于人，況且以筆洗硯也是寫字的過程，先得濃厚之墨后得清淡之筆，剛柔并濟水墨天成，費時太長，一個小時的學時，是遠遠不夠的。據張先生記述，“當年重慶曾家巖陶園的吃用水都是用人工從嘉陵江挑上來的，涓滴都是可貴。尹師書桌上一盂清水，從早到晚，先用磨墨，后用洗硯，洗硯時用筆蘸水在硯上來回洗擦，就在廢紙上寫字畫竹，到了滿紙筆墨交加時現換紙，如此數番，硯墨已盡，再用廢紙擦干。并又把筆一面蘸水一面用紙擦筆，也是到筆根墨盡為止。并曾對我說，‘筆根干凈，最是要緊’”（25）。洗硯與磨墨，異曲同工，既“得力”也“養心”——筆根干凈就是養心。習墨練臂是基本功，那從什么開始練呢，張先生的看法是，中國書法是從“點”開始，張先生反復要求學生練習“‘點’的落筆、走鋒和收鋒——先寫好一‘點’，再把‘點’的運筆化進橫豎撇捺，體味保持中鋒走筆的感覺”，而且要從顏體尤其是《顏勤禮碑》開始（沒有被裱托撐大的顏體，一般人難見到了）（26）。私以為張先生之所以強調要苦練顏體，固然與其蒙學之初受教于考古學家朱謨欽有關，更重要的是，顏體能練中鋒與力道，練其點法、撇捺轉筆、提按出鋒，能得人之正與直。書法有如中國古代許多近身的木石器物，如物美合一的屋宇、桌椅、床凳等，都通過其形構及審美對人的成長尤其是行站坐臥等行為進行無聲的教養。習字之余，蘇煒還跟張先生學詩。習詩過程中，蘇煒常有恍然大悟、醍醐灌頂、犯窘驚嘆之感。蘇煒醍醐灌頂，是因為張先生的詩論點化，張先生強調詞要講究音律，“就如平聲，陰平陽平的字眼落到韻腳里，唱起來都不一樣”，作詩喜用明白字，是好的，“我不喜歡把詩寫得曲里拐彎的，費解，讓別人看不懂。其實，文字的淺白，也可以寫出詩味來。古人的好詩，大都是明白曉暢的”，在蘇煒看來，張充和“善于把日常生活入詩”，有“以清淺文字寫出蘊籍詩意的超凡本領”（27），再看張充和《桃花魚》諸詩，確實有“不輸古人”之境（28）。蘇煒犯窘驚嘆，是因為音律和意義重復等問題，張先生精通音律，有童子功，一眼就能看出蘇煒詩作哪里出律和失韻。持之以恒定有成，《袞雪廬詩稿》不負師恩，而蘇煒十多年來為耶魯學生額外開設的書法課，亦能見師道傳承。習字學詩諸事，讀后生感慨，這樣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今可去何處覓得？蘇煒的學生屈光平曾感嘆，“我們學生們大概不知道我們有多么幸運”（29），想必蘇煒亦有此同感。

再看懂得。有持之以恒的習得，已是世間難得，但只有習得沒有懂得，還算不上至樂的“學而不厭”。到“懂得”這一層，就得看文學的本領。蘇煒的隨筆，情意動人、心地敞亮又有活潑氣，最為難得的是，他的筆端處處有懂得，為人、存己，也忘我，其深刻的洞察力，是情感之洞察力，不是經過史學及哲學訓練而成的洞察力，是語言賦予的得天獨厚之感受力。《天涯晚笛》諸篇皆有點到為止的節制，修辭可簡可繁，不可說、不忍說、不必說的度把握得非常好。《哎喲，有鬼喲！》寫張充和先生為沈從文先生寫誄詞之事，張先生自己都想不到十六個字中竟然含有“從文讓人”——真是神來之筆，此篇就事情談事情，歷史與情感，懂的都懂，倒不必說透了。《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寫的是張充和先生與一代書法宗師沈尹默先生的交往，張先生講跟沈先生因昆曲而結識的故事，還談到因擔心高度近視的沈先生找不到回家的路，自己保持一定距離尾隨其后偷偷護送沈先生回家的往事，講述者與聽者，都“看到”了那“時光消逝的背影”。《綠腰長袖舞婆娑》寫的是張充和先生與沈傳芷及昆曲之事，張先生因沈尹默先生的兒子電話中斷而談起沈傳芷，憶及沈尹默先生書法在特殊年代之被毀，氣氛變得沉重，蘇煒不忍老人傷感，打住不談沈尹默先生，轉談沈傳芷先生，不預設不有意引導話題，由得張先生隨意散漫地講，曲人、琴人之往事，既遠，又近，既疏淡，又清晰。其他篇目之好，有待讀者慢品，此文不再贅述。蘇煒之“懂得”，知輕重，知人，知事，《天涯晚笛》諸篇，皆遠離是非且舉重若輕，往事不必都灰飛煙滅，人生的苦樂悲歡與歷史之無常無情，盡在這清朗而淡定的“懂得”中了。蘇煒所記下的這些故事，多與張先生師友親人有關，如果一定要說這些篇目有什么主線，那么可以說，這些故事大多與“教學相長”有關，《天涯晚笛》是張先生的“學記”與“語錄”，也是蘇煒的“學記”。蘇煒曾以“程門立雪”喻其習字學詩之遇，“為待師教，學生立于門外深雪中而不覺其苦”“對師承的虔重和堅持與堅忍”自不待言（30）。不懂得良師益友，永遠不可能有知己，更不可能“存己”。

古代“學記”，多為“建國君民”以及化民成俗，現代的“學而不厭”，自然有其崇高的使命，但不得不說，現代文明為人的“存己”開辟了道路，它為人的完善鋪設了最大的善意。蘇煒在耶魯教中文，語言課程雖“輕”，但“輕”有輕的好處及“大義”，這種課程不必執著于立門派，自帶超脫，可免去被學生異化之困。“誨人不倦”，但又無意成宗立師，將教學熱情止于課堂，育人而不束心，此為逍遙。“學而不厭”，得力、養心、立志，此為士人的大自在。于“師道”中見逍遙，“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以中國古道行世界主義；以“學而不厭”化解士人的疑困與掙扎，于“學記”中得個人自在與自由。這些，大概就是蘇煒的樂乎之道了。

蘇煒的隨筆，語言坦誠而生動，他能帶著情感走，更能帶著情節走，合情感與情節之力，成就自然天成又熱情洋溢的文字世界，這種獨異而超凡的書寫能力，極大地開拓了當代散文的文體世界。情感容易，但在散文里實現情節之力，實屬不易，這大概源于蘇煒內心的敞亮與細致：日常生活不是雜亂無序，萬事萬物之間總有聯系，善用眼耳口鼻嘴，善用身體的感知能力，自然能找出情感里的情節、情節里的情感。蘇煒的散文，真正回到了中國語言文字之溫潤入世的狀態：事中有情，情中有事，人事合一。這種狀態，也源于對人之“不倦”的語言大道，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每一個字，從其可書畫的形體來看，都有其審美形態，即便是壞、惡、丑、罪等字，用書法寫出來，都是美的，要說文字有光，這能書畫出來的美便是光，文字本身的光亮，不是讓人去使壞、作惡、擇丑、犯罪，而是要用光的力量讓人懂得美與善。“學而不厭”與“誨人不倦”，這些與語言文字密切相關的“行”，就是對美與善的“知”與“意”，蘇煒的散文世界很大，單篇論文遠不能及之，筆者擇其師道及學記述之，不敢說懂得，只能說是對“游于藝”與“游于心”的感思，這些來自文明深處的“樂乎之道”，也是現代文明的光源之一。

注釋：

（1）胡傳吉：《“怪力亂神”里的歷史與超現實》，《小說評論》2020年第1期。

（2）（3）（17）（18）梁啟超：《趣味教育》，陳漱渝、宋娜選編：《梁啟超論教育》，第129、85、132、133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4）（5）（6）（8）蘇煒：《代序：講臺的詩與香味——耶魯二十年記》，《聽大雪落滿耶魯：蘇煒自選集》，第5、2、3、11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7）蘇煒：《“教書比天大”——耶魯大風雪記感》，《聽大雪落滿耶魯：蘇煒自選集》，第76-77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9）（10）蘇煒：《后記：光亮種種》，《聽大雪落滿耶魯：蘇煒自選集》，第365-366、36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11）蘇煒：《語言改變生命》，《走進耶魯》，第6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12）（13）蘇煒：《母語的諸天》，《走進耶魯》，第10、19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14）（16）（19）（20）（21）梁啟超：《談職業》，陳漱渝、宋娜選編：《梁啟超論教育》，第84、84、87-88、87、88-89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15）見〔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22）（24）（26）（27）（28）（30）蘇煒：《張門立雪》，《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第175、165、169、177、179、175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23）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學約》（1897），《梁啟超全集》（第一卷），第107頁，北京出版社，1999。

（25）張充和：《從洗硯說起——紀念沈尹黙師》，白謙慎編：《張充和詩書畫選》，第215頁，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14。

（29）孫康宜：《序二：我所認識的蘇煒》，蘇煒：《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第29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