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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詩（寫本） 選自《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資料圖片

12000余個詞條、1200余幅高清彩圖、400余萬字……擺在眾人面前的《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既沉樸厚實，又顯流光溢彩。作為“敦煌文獻系統性保護整理出版工程”的重要階段性成果，這部辭典日前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

“自藏經洞發現至今，已百二十余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回顧，“這部辭書的出版是中國敦煌學近幾十年來發展的一次總結，也是一個里程碑。”

焚膏繼晷 薪火相傳

“我們這一部辭典是全國敦煌學者通力協作的產品，是焚膏繼晷、奮發圖強長達十年的結果。”翻開辭典，學者季羨林寫于1994年的初版序言，仍擲地有聲。

30多年前，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研究院與上海辭書出版社聯合發起成立《敦煌學大辭典》編纂委員會，在季羨林主持下，全國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100余人參與，積十余年之功，共同編纂完成第一版《敦煌學大辭典》。

“那時，要出版一部囊括敦煌學近百年研究成果的綜合性辭典，可謂篳路藍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黃強回憶，“所幸，集全國敦煌學者之力，探索框架、精斟詞條，日積月累，成就了海內外第一部以工具書形式系統展示20世紀敦煌學研究成果的專科辭典。”

辭典出版之后，成為幾代敦煌學人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30余年過去，敦煌學研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這30年來，敦煌學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主編、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郝春文向記者表示，“許多敦煌文獻和塑像、壁畫有了高清彩色圖版，原來模糊不清的內容清晰可辨，為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學界對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整體認知水平有了長足進步，很多資料的定性、定名和定年更為準確。寫本學等新理論、新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提出和應用，為敦煌學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參與敦煌學研究的已不限于法、日、英、俄、美等國學者，在韓國、印度、丹麥、瑞典、加拿大等國家，也都有學者從事相關研究。”

這一切，為《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的修撰奠定了基礎。

《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于2018年由上述單位再度發起，組織敦煌學界近160位學者，歷時6年編纂而成。詞條數量由第一版的6900余條增加至12000余條，圖片數量由600余幅增加至1200余幅。

“這一版對第一版進行了全面修訂和系統增補，不僅增加了20世紀以來重要的敦煌學考古成果和20世紀末以來重要的敦煌文獻刊布與整理研究成果，還系統增加了現代科技在敦煌學研究與保護應用方面的詞條和現當代重要的國內外敦煌學人物類詞條，與敦煌古代歷史相關的人、事、物類詞條，以及第一版未收錄的其他重要門類如碑銘贊、尊像畫等。”郝春文說。

“以往，我們認為，敦煌文獻的數量在五萬件以上，而據新的統計，數量在七萬件以上，我們把新的數據寫在了這版辭典中。”郝春文介紹，諸如此類重要信息的修訂還有很多，例如對“敦煌學”的定義——第一版將其定義為“新興的綜合性學科”，第二版視其為“新興交叉學科”，突出了它多學科交織的特征。

“這版辭典的修訂，仍是老、中、青三代學者通力協作的成果。”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萃英學者鄭炳林介紹，“撰稿人中既有方廣锠這樣年近耄耋的長者，也有榮新江、趙聲良、張涌泉、伏俊璉等50后、60后，還有來自全國圖書館等專業機構的70后、80后。”

青年學者、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劉波參與了辭典學術史門類詞條的編纂。對于難以查到準確資料的條目，他則聯系約請了最熟悉詞條內容的學者來完成。

海納百川 謹且信實

敦煌是我國歷史上多民族交往共生的重鎮。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為力求反映敦煌學研究全貌，《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也如敦煌文化，海納百川。

“這部辭典分上、下兩冊，選收敦煌藝術、敦煌遺書與敦煌學研究等方面詞條”，郝春文介紹，“辭典涵蓋敦煌歷史、語言、文學、藝術、考古、宗教、學術史等7大部類，下設各時代藝術、歷史地理、佛教典籍、政治、軍事、天文歷法、語言、文學、著作、人物等68個門類。”

翻開辭典，記者仿佛進入了一個琳瑯滿目的世界——石窟、彩塑、尊像畫、神話、服飾、樂舞、寫本及契卷、書儀、歷法、醫學等內容，無所不包。

在“通論”一類中，辭典除通過“敦煌”“敦煌石窟”“莫高窟”“千佛洞”等詞條概述敦煌基本情況外，還設有“敦煌漢簡”“敦煌遺書”“敦煌寫本”等詞條，介紹敦煌留給世人的文化遺產。

在“各時代藝術·代表窟”一類中，辭典依照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北宋等時序排列的詞條，讓敦煌藝術的脈絡清晰可循。

有趣的“生產·生活·科技”類通過“踏碓圖”“釀酒圖”“鍛鐵圖”“馬車圖”“牛車圖”等，將古代敦煌地區人們加工糧食、釀造佳飲、打造工具、交通出行等日常活靈活現地展示出來。

既然是學術辭典，就必須反映學界最新研究情況。

“例如‘鄉里’，第一版只收錄了十幾個。但根據新刊布、整理的漢簡材料，漢代敦煌郡已知的鄉里最少就有五十多個，這些成果全被納入進來，完善了原有敦煌歷史類詞條的內容。與此同時，敦煌石窟藝術、敦煌類書等相關詞條都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鄭炳林分析。

“敦煌文學應當包括敦煌文物中的文學作品、文學活動和文學思想，其類型包括雅文學和大量的俗文學。與刻本書籍相對應而言的‘寫本’，是敦煌文學結集的最重要形式。寫本和寫本群不僅在一段時期內構成中國文學發展和傳播的重要方式，也是當時人們閱讀、品賞文學的基本形態。”在一遍遍打磨文學類詞條的過程中，西華師范大學寫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伏俊璉摸清了敦煌文學的主要形態和基本特征，相關詞條數量也由第一版的572條增加到了第二版的845條。

“守正創新，與時俱進；既體現專業性、系統性，又體現世界性、時代性，是我們編纂的基本原則。”郝春文說。

由于體量龐大、涉及作者人數多，這部辭典一些部類甚至進行了四至五次校審工作，涉及文書編號、造字、標點、王朝紀年等信息時，慎之又慎、反復點校。

“貢獻一版嚴謹信實、能澤被后學的敦煌學大辭典，是我們這一輩學人應做的事。”多位參與辭典編纂的學者表達了這樣的心聲，“希望它是一部工具書，但意義遠超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