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閱讀李清照詞作時，習慣把詞作的敘述者，視為李清照本人，比如在高中《語文》教材必修上冊中的《聲聲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將“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全部與她不幸的后半生相聯系。如此理解是否公允？李清照和丈夫趙明誠的感情，真的如此甜蜜嗎？

男子作閨音

在我們的印象里，李清照與丈夫趙明誠，是一對天造地設的佳侶，二人不僅出身書香門第，而且都酷愛藝術與歷史。他們組成了從物質到精神都十分契合的家庭。

李、趙婚姻這種幸福的印象來自于哪里呢？按理說，最直接的證據應該是當事人的自述，再有就是同時代有交往之人的回憶。

李清照是歷史上第一流的詞人，可實際上，我們并不能將李清照詞，視為幸福婚姻的證據，因為“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言說的“我”不等于作者本人。在諸多詞作中，“男子作閨音”的現象十分普遍，試舉兩例說明。溫庭筠的《望江南》，詞作主人公是一位等待無果的婦人，作者表達其心情為：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可見，當詞作言說的“我”預設為女性時，我們絕不會率先把男性詞人的個人經歷代入解讀，充其量只會認為是作者某一時期情感的變相體現。

相似例子還有柳永的《蝶戀花》。詞中預設的“我”，首先是唱詞之人，更寬泛的理解下，主人公既可以是唱詞的女生，也可以是作詞的男性，抑或兼而有之。柳永寫道：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其中因想念而消瘦的形象，固然可以聯系到深情的柳永，但并不能直接對應。

因此，不難看出，“詞”是一種表達方式，它當然在表達作者的情感；但“詞”絕不等于作者的自傳，當我們用詞去考察作者生平時，需要有極大的“警惕”。

正因為詞作的預設主體女性居多，加之李清照是鮮有的女性詞人，于是后世讀者，特別習慣于將李清照詞，視作其自我寫照。在這種預設下，最明顯的例子當屬一系列關于“憂愁”的詞作。我們先摘錄李清照的三首詞：

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不是悲秋。（《鳳凰臺上憶吹簫》）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念奴嬌》）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武陵春》）

如果隱去背景信息，我們是否能夠說詞中憂愁的“我”便是李清照呢？是否能夠像通常的解釋那樣，把李清照的憂愁與趙明誠的逝去聯系呢？

單純分析三首詞作，《武陵春》的悲傷程度最深，而前兩首難分伯仲，都有一種離愁別緒的氛圍。如果我們假設前兩首詞作于趙明誠亡故之后，也認為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所寫，是否講得通呢？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至親逝去的闡釋效力太大，以至于可以成為一切悲傷情緒的理由。

其實，根據考證，上引的前兩首詞寫于李、趙二人居住青州期間，時間分別是大觀三年（1109年）和政和六年（1116年）；第三首詞被認為作于紹興五年（1135年），此時距離趙明誠逝世的建炎三年（1129年）已過去六年。

從上述例子便可看出，過于貼近李清照本人經歷、完全將李清照視作詞作主體的閱讀闡釋，顯然有所偏頗，也不利于我們真正理解易安詞的妙處。

改嫁的污名

關于李清照的評價，經常被引用的一則材料是王灼的《碧雞漫志》：

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

相似的評價方式還有朱彧的《萍洲可談》：

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

有宋一代，類似于王、朱二人的評價不在少數。一方面，他們稱道李清照的才華，不吝贊美之詞。另一方面，也對李清照所謂的“晚節”進行了道德非議。

關于李清照的再嫁，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第一，改嫁為什么會遭到如此非議？是社會氛圍導致還是個人情況特殊？第二，改嫁是否影響了李、趙二人的幸福家庭形象？

作為遺孀，李清照在她所處的年代，需要為亡夫服喪三年，之后，婦女可以再嫁。事實上，寡婦再嫁在北宋多有發生，美國學者艾朗諾總結：“一般來說，寡婦再嫁在社會下層群體中更加普遍，人們對此也比較寬容；而精英士大夫在儒家男權價值觀的支配下，對寡婦改嫁的抵制更強烈一些。”

所以，無論在李清照的年代，還是在今天，寡婦再嫁都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婦女有權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問題在于，南宋及之后各代，“婦女守節”等思想成為主流，李清照的再嫁，便成為繞不過去的話題。在清代為李清照辯護的學者中，甚至塑造出她從未再嫁的形象，這種對于事實的罔顧，也說明時人對改節的介意。

應當說，李清照改嫁是十分確鑿的事實，可是這種選擇又貌似與李、趙的恩愛形象，構成某種令人尷尬的沖突。于是，現代觀點傾向于將李清照視作再嫁的受害者，以其被蒙蔽的形象減損對其道德的非議、對美滿家庭的負向影響。

可是，無論從文學還是生活，我們都應避免對情感單向度的理解，人的情感復雜而又充滿變化，為什么不能是追憶似水年華，與追求美好未來共存呢？所以，筆者以為，李清照再次追求愛情，并不影響和遮蔽李、趙曾經的幸福。

不過，李清照在第二段婚姻中，確實被一定程度欺騙，且十分不幸。張汝舟是南宋的低階軍官，與南渡之后的李清照相識。張汝舟對當時孤獨無依的李清照多有照顧，可實際上，他覬覦的是李、趙二人多年的收藏，婚后，張汝舟更加直接，竟發展為“遂肆侵凌，日加毆擊”的家庭暴力。

在這種情況下，婚姻顯然無法維系，然而，當時婦女狀告丈夫并離婚，會被判處監禁，也就是說，離婚可行，但李清照要付出牢獄之災的代價。即便如此，李清照還是毅然結束了這段關系。

后來，得益于綦崈禮搭救，李清照免除處罰。對于再婚，今人可見最直接的史料便是李清照為表感謝而寫作的《投翰林學士綦崈禮啟》。她在信中說：

忍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駔儈之下才。身既懷臭之可，惟求脫去；彼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

雖有駢文渲染的些許夸大，但不難看出李清照的痛苦和決絕。

漫長的余生

而今，我們對于李清照、趙明誠夫婦的美好想象，要歸功于李清照在《金石錄后序》中的書寫。如上所說，詞作可被視作夫妻二人感情的表達，但受限于表達方式，不能將其完全當作李清照的自傳作品來審視。

《金石錄后序》的兩條主線是李、趙二人的收藏和夫妻間的回憶。李清照曾不無動情地回憶道：

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這段往事指夫妻二人本錢不足，但為了收藏甚至典當衣物，可是，他們非常快樂，陶醉其中。這段故事十分動人，既有年輕夫妻的同甘共苦，又有作為知識分子的志同道合。序中還包括溫情而典雅的生活圖景，比如：

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后。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

這里背景是因為黨政，趙明誠長期貶謫于青州，夫妻二人沒有沉淪，依然在生活中互相討論知識，而李清照博聞強識，總是在家庭“知識競賽”中勝利，趙明誠不及妻子，也絲毫不以為意。從中，我們看到一位平和的丈夫，一派不失雅趣的氣象。

如果只讀這些，我們當然可以說李、趙夫妻的感情令人羨慕。可是，如果縱觀《金石錄后序》全文，便會發現，李清照的重點其實在說文物收藏。除上述段落外，李清照以趙明誠之死作為節點，引出了收藏坎坷的經歷。首先是趙明誠生前的囑托：

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

這表明趙明誠對于收藏的重視。接下來，李清照便歷數藏品的丟失，包括搬運途中的舍棄、朝廷大臣的討要、當地村民的竊取，最終的結果是“所謂巋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

可以說，余下的收藏，不僅是李清照多年來顛沛流離的明證，更是和趙明誠摯深感情的唯一寄托。于是在文章結尾，李清照又動情地說道：

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指趙明誠）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蕓簽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看著亡夫的字跡不免思念，他們的感情也被剩余的書畫藏品所“鐫刻”。

“序”作為一種文體，于典籍前后，多是記錄緣由、臧否高下；但“序”同樣可用于人際交往，比如贈序、別序，唐宋之間比比皆是。縱觀《金石錄后序》，李清照是以藏品為主線，帶出過往的回憶，既有典籍之虞，又有人情之思。所以說，“序”的可信度較高，起碼高于詞作，我們也幾乎可以說，李、趙確是一對恩愛幸福的夫妻，或者至少他們曾有過美好的歲月。

此外，不應忽略的是，作為一篇公開的文字，《金石錄后序》也有李清照為自己“驗明正身”的意圖。依王仲聞、徐培均等看法，序文應寫于紹興四年（1134年），而在紹興二年（1132年），李清照結束了與張汝舟一系列不堪的風波。斯時，李清照生活缺乏依憑，而趙明誠之前的官員身份和因公殉職，都能讓她獲得朝廷的物質補貼。

所以，艾朗諾認為，李清照對于李、趙感情的塑造有三個潛在的意圖：其一，她希望重新成為亡夫趙明誠的“命婦”（朝廷官員的遺孀），能夠拿到朝廷頒發的月俸；其二，她想與趙家親屬重歸于好，協助她重獲“命婦”地位，或至少不阻撓她的行為；其三，她想恢復自己在士人中的“才女”光環。

在我看來，艾氏之說甚為精到，李清照對于趙明誠的塑造，固然出于美好的回憶，二人的感情令人羨慕，也頗有悲劇之美感。但是，也應該注意到李清照其他方面的用意，即是否在有意渲染并加重他們二人之間感情的美好。

可以說，正是《金石錄后序》，方才讓世人得以窺見他們的感情，在歷史上也屬于鮮有的女性表達。我們以李、趙美好的愛情，預設閱讀李清照詞，絕無邏輯上的抵牾。只是，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憂愁都寄于李清照名下，也不應夸張趙明誠之死對她的影響——理解文學作品，不應簡化人情感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