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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馬查多

《與死者同行》，米切里尼·維倫什科著，獲得2024年葡萄牙語海洋文學獎的小說類獎

2024年的葡語文學積極回應各國政治局勢和社會問題，呈現以虛構映照現實的多種視角，持續探索主流社會和歷史話語以外的想象和敘事空間。巴西文壇中以女性為主體的敘事尤為矚目，大城市以外的廣闊地區為文學作品提供了多種頗具特色的文化背景。歷史題材則是非洲葡語文學的聚焦之處，文學作品對本土傳統的強調凸顯了非洲葡語作家對國族未來文化自主性的寄望。與此同時，啟發思考、引導共情是2024年葡語文學的普遍姿態，與對立、對抗相比，共存和互相理解是作品中更常見的選擇。

作為“我們”的女性

葡萄牙語海洋文學獎的小說類獎項授予了巴西作家米切里尼·維倫什科（Micheliny Verunschk）。米切里尼出生于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宗教、女性、巴西東北部的生活是她文學創作中最常見的主題。獲獎作品《與死者同行》（Caminhando com os Mortos）是米切里尼正在創作的“叢林四部曲”的第二部，講述了極端宗教活動下女性和性少數群體遭受的暴力與精神創傷。在小說虛構的巴西內陸小鎮，外來的傳教士煽動起人們對魔鬼的恐懼，摧毀了當地原本的生活秩序，令以獵巫為借口維系的父權制暴力愈演愈烈。女性、性少數群體中的一些人遇害，其他人則不得不面對肉體上的暴力和精神上的創傷，在受害者、幸存者、加害者的多重身份之間備受煎熬。曾借助信仰紓解喪女之痛的洛倫薩，如今燒死了從大城市回到家鄉的另一個女兒塞萊斯特，希望火焰能如傳教士所說，凈化塞萊斯特在大城市受污染的靈魂。這一幕和警方針對此事的訊問、調查，恰好被返鄉吊唁一位遇害者的女性敘事者記錄下來。小說敘事破碎而散亂，有強烈的抒情性，傳達出受害者群體面對巨大創傷時悲傷、憤懣、無力的精神狀態，揭露了宗教狂熱分子為其殖民地帶來的恐怖。虛構的情節映照的是巴西面臨的現實風險：在一些地區，信仰貧瘠、社會環境封閉，宗教能夠輕易地超越其他各種因素，形成難以抵擋的毀滅性力量，持續生產群體對群體、群體對個體的暴力。

和《與死者同行》類似的主題也見于伊塔馬爾·維埃拉·茹尼爾（Itamar Vieira Junior）的長篇小說《拯救火》（Salvar o fogo），2024年巴西雅布提文學獎最佳長篇小說獎的獲獎作品。繼2020年獲同一獎項的《歪犁》，《拯救火》是伊塔馬爾又一部以鄉村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小說中，在名為塔佩拉的巴伊亞村莊里，男孩莫伊塞斯曾和年紀最小的姐姐盧奇亞相依為命。他們的母親早逝，父親終日勞作，逃避家庭生活，其余兄弟姐妹都離鄉多年。在一場旱災中，盧奇亞表現出預知自然現象的能力，從此被傳言是能操縱火的巫女、塔佩拉各種災禍的罪魁禍首。莫伊塞斯被送入教會學校讀書，漸漸難以忍受沒有溫情的家庭環境以及缺乏希望的漁村生活，15歲時離家出走，進城闖蕩，30歲才重返故鄉。小說分為四個部分，前三部分的核心情節分別是莫伊塞斯的童年生活、盧奇亞的遭遇、姐姐馬利伊尼亞返鄉，一一揭露村莊平靜生活下的秘密：村子里的女孩被奸殺，兇手逍遙法外；教會控制村子的經濟和精神生活，規定善與惡的區別，實則掩蓋著以獵巫為名的暴力、猥褻幼童的罪行；修道院被焚毀的真相，不是盧奇亞用巫術縱火，而是一名修士的無心之過。姐弟倆則是這些秘密的受害者：莫伊塞斯其實是盧奇亞被外鄉人侵犯后生下的兒子，在修道院讀書時曾受院長猥褻，而盧奇亞成為不知真相的鄉人出于恐懼和迷信尋找的替罪羊。在小說的最后一部分，成年后的莫伊塞斯向修道院院長復仇，與生母重聚、相認，而盧奇亞不再是虔誠的教徒，反而以與原住民祖先相似的方式，擺脫了偽善的修道院施予的道德重負，獲得了心靈的自由。

巴西的圣保羅文學獎表彰了兩部長篇小說。其一是盧西亞尼·阿帕雷希達（Luciany Aparecida）的《甜蜜林》（Mata Doce）。盧西亞尼出生于巴伊亞，詩人、劇作家、小說作者。《甜蜜林》是她第一部用本名發表的小說。小說中，在巴伊亞州一個名為甜蜜林的村子，一位黑人女性被一場暴力事件毀掉了婚禮，自此走上另一條人生軌跡，打破傳統，成為村子里第一個殺牛的女性。通過這個人物，小說串聯起了一個古老的黑人家族的故事。這部小說也入圍了雅布提文學獎決選。

同時，圣保羅文學獎將新秀類獎項授予了埃利亞內·馬克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家事》（Lou?as de Família）。和《甜蜜林》類似，《家事》同樣選擇黑人女性作為主人公，以女性為主體講述家族史詩，不過背景設置在巴西和烏拉圭邊境上的小城，為歷史上只能為白人家庭提供家務服務的黑人女性群體立傳。小說的語言技巧富有新意，在葡萄牙語文本中靈活加入西班牙語、約魯巴語語匯，這與作者此前作為詩人、譯者的創作經驗密不可分。

這四部巴西小說在2024年獲得葡語文學重要獎項，成為近年文學市場上高質量女性書寫井噴現象的一個縮影。這些作品的共同點是刻畫女性在相對封閉的社會結構中群體性的境況，表現邊緣地區的底層女性如何承受傳統觀念和制度存續的重負，如何應對重壓之下產生的激烈情緒，又如何以非暴力的手段謀求個人的生存和精神上的解脫。這些小說將群體性的女性形象置于敘事的中心，不僅是在建立特定社會環境下的性別敘事，也是為地方結構中的性少數群體、黑人、鄉下人立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在表達方式、情節處理上都相對溫和。小說揭露特定群體面臨的社會不公正，但并不煽動群體性的反應或激烈的對抗，而是讓人物通過個體的行動獲得解脫，或者側重肯定以女性為主體、通過女性視角建立敘事的行為，將個體的自我確認視為文本內外超脫困境的出路。

若“不提為妙”，那何以為我？

除了群體性的女性敘事，2024年葡語文壇也關注對女性個體生活、內心世界的書寫，強調書寫對女性確立自我的重要意義，以及女性書寫對文學語言和內容的貢獻。

2024年，葡語文學大獎卡蒙斯文學獎授予了巴西詩人阿黛利亞·普拉多（Adélia Prado）。阿黛利亞是20世紀巴西最重要的詩人之一，1935年出生于米納斯吉拉斯州的一座工業城市，從小在礦場、鐵路附近生活，父親是鐵路工人。詩人30歲以后才開始出版作品。在內陸工業城市普通家庭的生活經驗，還有成年后在哲學、宗教、教育領域的學習和執教經歷，都成為她詩歌創作的源泉。憑借1976年出版的首部詩集《行囊》（Bagagem）和兩年后的《射出的心臟》（O Cora??o Disparado），阿黛利亞得到了巴西詩壇的廣泛認可，也確立了其詩歌創作的突出特征：將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的幽微之處與神圣之物聯系起來，既有鮮明的女性意識，又彌合了具體的生活經驗與形而上的宗教話語、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展示出作為文學語言的葡萄牙語豐富的可能性。

巴西作家塔蒂亞娜·萊維（Tatiana Salem Levy）2024年出版的新作《不提為妙》（Melhor n?o contar）同樣聚焦女性生活，立志講述通常不被講述之事。《不提為妙》是作家基于自身經歷創作的作品。她以第一人稱書寫，從青春期講起，講述性別意識、個體意識確立以來作為女性的生活。《不提為妙》延續了塔蒂亞娜一貫的文體混雜風格，通過拼貼碎片化的第一人稱敘事、日記、信件、影印文件，講述了“我”處理被繼父騷擾、母親去世等創傷事件的經歷。“講或不講”是書中反復出現的疑問，伴隨著“我”的書寫過程。母親尚在的時候，“我”從未將繼父的騷擾宣之于口，以沉默取代了關于此事的講述。是否當真不提為妙？時至今日，是否值得向讀者如此暴露自身？“我”的態度已經與寫作本書前截然不同：從此刻開始，即便有些事已經無法對故人講述，“我”也至少要寫下來。“我們（女人）也應為我們遭受的各種暴力負責……我們首先被告知書寫自己時應當隱秘。然后，當我們決定向其他人展示我們寫下的東西，我們的日記、信件、第一人稱敘述又不被當作文學，或者只當作‘小’的文學。但是，群體意義上，除了有關我們的生活的故事，沒有什么更能說明我們是誰、我們變成了誰。”“不提為妙”可能是因為有時需要粉飾太平，但曾經不提往事的選擇為“我”留下了永遠的困惑和遺憾，也讓“我”因為以沉默縱容性別暴力而心存愧疚。因此，塔蒂亞娜創作《不提為妙》實則是對標題的逆反，是以女性書寫者的身份肯定女性生活個人化書寫的價值——無論是對因性別而遭受暴力的群體，還是對文學本身。

葡萄牙作家戴維·馬查多（David Machado）的長篇小說《喧囂時日》（Os Dias do Ruído），講述社交媒體時代的英雄如何處理作為普通人的內心沖突，小說以第一人稱講述。敘事者勞拉曾是戰地攝影師，直到兩年前偶然殺死一名恐怖分子，制止了一場災禍，自此大受媒體關注。她將這段經歷寫成書，一面環球簽售，一面籌備下一個項目：關于女性壯舉的系列采訪。她依賴社交媒體提供的光環、刺激，從其中尋找逃避現實的借口，但在鏡頭前表演英雄的生活讓她疲憊不安。與此同時，她日夜面臨來自恐怖分子的死亡威脅。直到為了躲避一場追殺，她暫停工作，遠離社交網絡，返回葡萄牙的家鄉小城，處理此前一直逃避的家庭關系，才終于逐漸找回自己，找到記錄和使用社交媒體的意義。通過塑造勞拉這個在虛擬社交和極端現實沖突之間游走的當代女性形象，小說表現了一位女性主義者如何面對從家庭到外部世界的壓力，處理英雄幻想和普通人的自我認知之間的沖突，最終確認自身的位置和力量。

重述歷史：葡語非洲需要何種未來

時隔六年，安哥拉作家佩佩特拉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萬物相連》（Tudo-está-ligado）。2024年葡語非洲作家出版的長篇小說持續探索并重構被忽視的國族歷史，建立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聯。《萬物相連》就是這個主題的典型代表。小說主人公圣地亞哥少校因傷退役，選擇從首都羅安達回到兒時在本格拉的家，思索安哥拉的殖民過往以及社會的深刻變遷。在歷史上，本格拉曾見證安哥拉中部高原各王國與外部之間的人口往來與經濟聯結，是現代城市與農村生活的交界。小說中的圣地亞哥追溯家族歷史，和與祖母的靈魂伴生的銀行職員、巫師奧菲卡相遇、相戀，在現時的生活中發現曾經的聯結仍能尋回，傳統的宗教、信仰、神秘主義也能與當下相連。因此，如今的安哥拉并非只有一條道路，在傳統中蘊含著通往另一種現代的可能。

在同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巴圖克鼓王》（Mestre dos Batuques）中，安哥拉作家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選擇了安哥拉中部高原拜隆多王國的歷史作為故事背景。歷史上，拜隆多王國在葡萄牙殖民期間戰敗，但《巴圖克鼓王》為安哥拉的這個獨立王國虛構了一場勝利，以及勝利的推動者、主張平等與和平的葡萄牙中尉揚·平托。1902年，出身拜隆多的揚被從里斯本派往安哥拉，調查一隊葡萄牙士兵死亡的真相。揚深入故土，與老友、王國的巴圖克鼓隊首領恩金戈相認。小說中的巴圖克鼓隊是拜隆多王國的核心力量，能以鼓聲讓人產生幻覺，在戰場上無往不利。憑借鼓隊和揚的配合，恩金戈推翻了前國王的統治，脅迫葡萄牙政府承認了拜隆多的獨立。敘事者萊拉·平托是揚與安哥拉姑娘盧克雷西亞的孫女，在20世紀末，二人去世多年后，根據家中長輩的日記和口述，結合史料，勾勒出了歷史的另一種可能。小說中，史實與虛構情節、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交錯登場，以虛構對抗殖民者歷史敘事淡化本地傳統力量的趨向，強調了安哥拉殖民歷史和歷史敘事的復雜性。

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的新作《河盲》（A Cegueira do Rio）同樣聚焦歷史和文化傳承主題，通過虛構，為歷史事件補寫出了不可能被記載的部分。1914年，莫桑比克北部與坦桑尼亞的交界處的羅伏瑪河，一小支德軍襲擊了河對岸的馬濟瓦哨所，駐扎哨所的11名本地士兵和唯一一位葡萄牙士官均喪生。基于這段歷史，《河盲》虛構了一位僥幸逃脫的本地士兵納塔涅爾。納塔涅爾前往附近村莊，向村中號稱正在重寫《圣經》的神父西斯南多求助。與此同時，駐扎莫桑比克島的葡萄牙殖民軍隊和主教尚未得知哨所遇襲的消息，正遣森特諾上尉前往馬濟瓦哨所，向哨所那名士官和“傳播異端”的神父發難。德軍小隊的隨隊醫生從對岸逃出，與納塔涅爾、傳教士、本地女性阿魯茲一行同往哨所舊址。森特諾上尉和幾名遇害者親屬也在半途加入。人人各懷心思，試圖憑借往事留下的痕跡構建對自己有利的敘事。然而，隨即有消息傳來，整個莫桑比克都失去了文字，所有文件都失去了內容。葡萄牙在莫桑比克殖民統治的名不副實暴露無遺。葡萄牙人本就只駐扎在幾個碼頭，對廣袤的陸地缺乏掌握。此刻，沒有航海圖的指引，他們無法航行，也失去了海洋。這是非洲對不請自來的殖民者的復仇和教訓，提醒他們非洲并非無主之地。阿魯茲決定代表殖民暴行的受害者前往莫桑比克島，以重新教會葡萄牙人寫字為交換，要求殖民政府道歉。在小說的第三人稱敘事中，穿插著各色人物的第一人稱敘事，不同視角的講述、不同人物的情緒構成和聲，共同揭露了殖民時期的政治壓力、信仰混雜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人們內心的沖突。在小說簡短的前言、后記中，作者引述了作為小說情節前因后果的史實。對于莫桑比克人，這些歷史書寫僅以被殖民者、受害者視之，而小說補寫了他們未被書面記述的行動，展現了莫桑比克土地上悠久而頑強的精神力量。與《萬物相連》同樣，《河盲》取材于歷史、著眼于當下，試圖在重述歷史中尋找面對現在、面對自身的方式，以本土文化傳統啟發通往未來的道路。

在2024年，葡語文壇呈現出強烈的現實關切。尤其在小說領域，作家對敘事的建構意義表現出鮮明的自覺性，無論是確立新的敘事主體，還是以虛構重述歷史，都是在為看似已成定論的敘事建立并確認新的視角，為主流社會、歷史話語中的弱勢者立傳，讓沉默者發聲。在探索女性、鄉村、種族主義問題、國族歷史等題材的新寫法的同時，葡語作家有意識地通過文學創作承擔起各自的社會責任。這些作品在2024年能夠受到各文學獎項和圖書出版市場的認可，說明文學仍保有來自讀者的期許，有希望喚起更大范圍內的思考和共鳴。

（作者系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文學院文學理論與文學史專業博士候選人，葡萄牙語文學研究者、譯者。譯有米亞·科托《飲下地平線的人》，胡利安·福克斯《抗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