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穆旦是誰？

我最初只知道他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海寧，本名查良錚，查家的良字輩。明清兩代，查家是海寧的望族，出過不少中國文化史上卓有建樹的人物。而最近一個大家都還記得的查氏俊杰正是良字輩的查良鏞，筆名金庸，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這是很容易發生聯想的。

事實上，穆旦終其一生都沒有到過海寧。早在20年前，他的長子查英傳在電話里跟我委婉地確認此事時，我驚訝得相當無知。及至后來，我遍查穆旦的史料，也只知道他曾坐火車路經海寧，至于腳踏海寧的實地，確乎找不到任何的記載。不過，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鄉一直驕傲于他的文學成就，始終把他列為當地的文化名人。說起來，這有無可辯駁的理由。就目前所見，穆旦歸國后，在必須填寫的各種表格上，籍貫一欄，他都認認真真地填著“浙江海寧”四字。毫無疑問，海寧有著這個北遷家族的根脈。

我的老家桐鄉與海寧毗鄰，風俗相近，民多往來。我最初大概是從海寧對外宣介的小冊子上知道穆旦的。或許自己也是寫詩的緣故，一看見就很自然地關注到他。然而，習詩之初，我更早知道的是出生在硤石的新月派詩人徐志摩，而非穆旦。現代文學史上，徐志摩和穆旦，一前一后，海寧竟然奢侈地擁有兩位大詩人，這種文化上的卓特，或曰雙峰并峙的奇觀，太不同尋常。當大多數人飯后茶余八卦著徐志摩的種種浪漫故事時，有少數人也在嚴肅地談論穆旦的受難。而對于中文世界這無限的少數人，穆旦的詩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進來的一道光，足夠給蕓蕓眾生以安慰和希望。如實說，在我看來，穆旦的現代詩，經過歲月的淘洗，比起徐志摩或其他聲名煊赫的詩人，讀上去更加耐人尋味，更有那種嚼勁。

一

早在1996年9月，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二十世紀桂冠詩叢”。當時尚在《詩刊》社工作的鄒靜之先生給我郵寄了這套書。收到后，我用3天時間讀完了那冊李方編選的《穆旦詩全集》。掩卷沉思，感慨不可謂不多。這是我第一次系統、全面、細致地閱讀穆旦，不僅讀了他的詩，還懷著極大的興趣研讀了書后附錄的《穆旦（查良錚）年譜簡編》。對于詩人的生平，這次我總算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我對穆旦詩的認識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20世紀90年代以降，我們這些沉迷于新詩創作的年輕人，都喜歡閱讀翻譯體詩，至于本國的新詩傳統，則很少注意，更遑論研究。但自從讀到穆旦，我開始認識到，他的150余首長長短短的現代詩，已經為中國新詩提供了一個值得信任的漢詩文本。這個新詩的文本極具創造性，其形式又如此穩定、堅固，且帶有一種大時代的語調，足以讓創造它的詩人不朽。

閱讀穆旦3年后，因為寫作，我從桐鄉一個偏僻的鄉村中學調入嘉興市秀洲區文化館。剛到嘉興那會兒，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我租住于市中心干戈弄的一個小套間。干戈弄的一頭，靠南即嘉興市圖書館，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閑來無事的時候，我常去嘉興市圖書館下屬的秀州書局閑坐，喝杯熱茶，隨手翻翻琳瑯滿目的舊書，倘運氣不錯的話，可以淘到與穆旦有關的資料。可以這么說吧，那時我過了一段愜意的時光。又過了3年，忽一日，我心有所動，覺得除了寫一點小詩，或許還可以做一點詩歌的研究。而穆旦無疑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選擇。那時，我已經開始散文和詩歌評論的寫作，覺得撰寫一本評傳性質的書，也不會有多大的困難。目標既已定下，接下來，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計劃一次又一次的外出采訪了。

首先想到要去一趟海寧。這不僅因為穆旦的祖籍地在海寧袁花。那時，也可能從秀州書局得到一個消息，說海寧政協有一位老先生正在撰寫穆旦的傳記。2003年8月24日，在當地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我冒著酷暑去硤石拜訪陳伯良先生。我的愿望是向老先生借一冊資料書，如蒙允諾去復印店復印一冊，那是最理想的。

對于我的到訪，陳先生顯然感到突然。在他窄小而整潔的書房里，簡單的寒暄之后，我們的交流始終處在某種遲滯的狀態。陳先生話不多，聲音很低，謹慎地應答著我。這在我是很少有的經歷。最后竟至于連我也很少問話了。而于無聲中，我終于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借閱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紀念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懷念詩人、翻譯家穆旦》。陳先生略略頓了一頓，抬起眼睛看了看我，轉而用很輕很輕的聲音說：“書不知堆在哪里了，一時找不到。”初次見面，他當然也不便告訴我寫作的計劃。但他如此回復，似乎更加重了我的冒失。我臉上開始火辣辣的，甚覺惶恐而不安。現在想來，且不說老先生對我也談不上了解，那時他既已放筆在寫，那冊紀念集就是手頭必備的資料，豈可須臾離身？正尷尬著，只聽得陪同的朋友說了一句“先生一般不出借書”，這才解了彼此的窘困。

時隔多年，回憶那個場景，因我的唐突反倒歷歷在目。不過，今天我仍要感謝陳伯良先生跟我談到他跟穆旦夫人周與良及其親屬多年的書信往來，也讓我了解到家屬對于穆旦傳記的意愿。我知道，伯良先生著手早，跟穆旦的親屬熟悉，也多有交流，無疑占有資料收集的便利。可惜，那天因我的不安和過度的敏感、自尊，交談沒有深入，加之天熱，汗流不止，大概坐不多久，就匆匆告辭了。

2005年3月，我突然收到伯良先生簽贈的《穆旦傳》。這是詩人穆旦的第一部傳記。收到的當天，我打電話向他表示感謝和祝賀。記得電話里他轉而問我，我的《穆旦傳》寫得怎么樣了。我實話實說還沒寫。他告訴我得抓緊時間寫。據他所知，國內有研究者正趕寫著穆旦的評傳。電話那頭，聽得出，陳先生的說話是輕松的，全然不似初次交流時的那種沉悶和生澀。但這回輪到我支支吾吾了。其實，關于這部計劃中的傳記，由于資料搜集的難度，我差不多已經在打退堂鼓了。

二

2003年11月底，我趕去溫州老城區花柳塘采訪詩人唐湜。這一次，幸虧有當地作家程紹國兄的介紹和陪同，我很順利地采訪到唐湜。而且，還意外地獲贈他書架上多余的一冊《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懷念詩人、翻譯家穆旦》（應是唐湜《憶詩人穆旦》一文的兩冊樣書之一）。唐湜見過穆旦，很早就寫過穆旦詩歌的長篇評論，盡管他那時因小中風，話不多，且語多含糊，但從唐湜那里疙疙瘩瘩聽來的穆旦，也給了我一種如在目前的親切之感。

2004年1月31日，新年正月初十，在林莽和鄒靜之兩位先生的介紹下，我去清華大學荷清苑采訪詩人鄭敏。在鄭敏家里，我跟她愉快地聊了一個下午。臨走，鄭先生拿出《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紀念文集》交給我，告訴我可到附近的文印店復印一冊。窮書生為了節省一點復印費，書中那幾篇稍長且已有收集的文章我就跳過沒有復印。所以，現在我手頭保存的這冊特別的紀念文集，根本就是缺頁而不完整的。

北京采訪結束，我又南下去了天津，走訪了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在天津詩友的幫助下，這次在南開東村采訪到穆旦的鄰居、同事辜燮高、董澤云夫婦，也部分地獲得了詩人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工作時的一些有意思的生活細節。辜先生后來還給我來過一封信，因擔心采訪時口頭表述有不恰當的地方，他特別關照我以信中的文字表述為準。辜先生經歷過非常時期，謹慎緣于他們那一代人背負的生活經驗。其嚴肅如此，也頗令我動容。

也許是機緣巧合，在與穆旦交往密切的當事人中，我還采訪過來新夏和楊苡。來新夏2004年來嘉興參加圖書館的百年慶典活動，我跟他在秀州書局見面，坐下來聽他聊他的“棚友”穆旦。來先生跟我講到特殊時期他與穆旦一道打掃游泳池和廁所的往事，講的人和聽的人，仍都感覺異常沉重。而楊苡，早在2004年的時候，我曾致信問候，可惜當時未聯系到她。不料15年后的2019年10月，經“青春詩會”詩友吳兵兄的介紹，我終于走進楊苡的書房。這一年，楊苡已過百歲，其思維之清晰，記憶力之好，簡直是人間的一個奇跡。因為事先已有電話聯系，楊苡也有所準備。我們非常愉快地暢談了一個下午的穆旦。臨別，她親自送我到小院子的門口，還一再地指引我回返的路徑。我跟她說，希望過段時間能夠再去看望她，楊先生說了一句：“歡迎！”頓了一下，睜著那雙亮閃閃的大眼睛，很有個性地告訴我：“我很少說歡迎的！”我跟楊苡的長談，自然也納入相關的章節。回家的路上，我感慨萬千，甚至覺得，楊苡以她異乎尋常的長壽，似乎正等待著這一場關于穆旦的長談。感謝這位睿智而直爽的老人為我帶來了一個立體的詩人形象。

三

在最初的一些采訪和資料收集完成之后，我因工作調動以及專注于詩歌創作而中斷了穆旦的研究。其間，我不時聽到朋友和眾多文學前輩傳話給我，希望我寫出《穆旦傳》，這其中包括這些年研究穆旦碩果累累的易彬博士。而我卻以年紀大一點再寫也不遲為理由，一再地推延著傳記的創作，直到2018年的一天，我心血來潮，將一篇舊作交微信公眾號“采藍小調”推送以紀念詩人誕辰一百周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分社主持“文學紀念碑叢書”的編輯魏東讀到推文后，通過其他朋友，問到我的郵箱并發來郵件，詢問我“有沒有繼續推進的打算”。我當然愿意。就這樣，幾番溝通，他報送了選題。半年后出版社通過了選題，我這才著手《穆旦傳》的寫作，在接下來的11個月里，我順利完成了兩卷本37萬字的寫作。可以說，沒有素昧平生的魏東的盛情推動，傳記根本就不可能在這一年動筆，或者我壓根兒就不會這么快地去完成它。從這個角度說，應該鄭重感謝魏東兄，正是他對于嚴肅的傳記文學的推崇，以及對于詩人穆旦的理解和熱愛，最終促成了這部傳記的誕生。但好事多磨，書稿2020年2月交付之后，排版并校訖，封面也已設計完成，卻一直未能下廠付印。這一擱就是4年。也是機緣巧合，書稿兜兜轉轉，終于找到譯林出版社，蒙譯林社副總編輯陸志宙女士青眼有加，書稿最終得以出版。

回想起來，穆旦跟譯林的緣分，還要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初。1991年3月，印刷量巨大的穆旦譯著《普希金抒情詩選》（上下）轉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我手頭正好保存有這一版本）。需要說明一下的是，2023年1月，譯林社出版了楊苡的口述自傳《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關于穆旦的回憶，雖然也不多，但它有鮮活的細節，又有情義，是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這次趁書稿最后校改的機會，我摘引兩段，補入拙著，也算是對穆旦至交楊苡先生的一個紀念。

自李方首次編輯出版《穆旦詩全集》、陳伯良首次撰寫出版《穆旦傳》以來，穆旦的資料收集和研究做得最為完備的，應該是中南大學的易彬先生。易彬所著《穆旦年譜》《穆旦評傳》的相繼出版，為我的寫作提供了諸多的便利。易著相當翔實，完全想象得到當年他采訪、搜集資料的艱難。拙著《穆旦傳》的完成，受惠于易彬兄近年的研究實多，行文中引用之處，我都已一一注明，但在此我仍要由衷地說一聲感謝。

此外，我還要給朋友和家人送上這遲到了數年的感謝。

東君，小說家，20多年的老友，他曾陪同我采訪唐湜，還給我網購到不少唐湜和穆旦研究的書籍。特別是他通過私人關系，幫助我聯系到南開大學檔案館，讓我順利查閱到該處保存完好的 穆旦原始檔案。拙著第二部得以順利完稿，離不開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沈方，詩人，十數年來持續不斷地談論詩歌的老友，寫作中，每遇到手頭缺少相關的資料，首先就想到請他幫我下載電子書。由此，很多與穆旦有關的文檔，只要我報上書名，他就耐心地在網上查找、下載并整理好發我。這些史料，大大方便了我的寫作。

海寧一位不知其名的收藏家，知道我在寫傳，輾轉要到我的電話，給我寄來了他從拍賣行競購來的穆旦手寫材料（復印件）。另一位收藏家老友，競拍時，意外看到流失的穆旦手寫材料，當場拍了照片發我，供我寫作時參考之用。

此傳撰寫期間，我的女兒鄒宜笑正在南京師范大學讀研，利用高校校園網的便利，她也幫我下載了不少相關書籍和論文資料。此外，她的導師、著名評論家何平教授曾托她帶來一大本自行裝訂成冊的穆旦研究論文資料集。何平兄最后還鄭重向譯林出版社推薦了此書。在此，我深鞠一躬。

感謝穆旦長子查英傳，許多年前的越洋電話仍舊回響在我的耳邊。感謝天津小說家秦嶺先生、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元青教授、南開大學檔案館張蘭普先生、自小在南開大學校園長大的穆旦同事張文彬之子張尊先生等。感謝譯林出版社副總編陸志宙女士和責任編輯張黎女士為本書的出版付出的艱辛努力。本書付梓之際，欣聞獲“2024年嘉興市文化精品工程重點扶持項目”，特此致謝。

最后，我要感謝南開大學一位不知名的老員工，在天津高鐵站乘往八里臺的公交車上，我巧遇這位退休多年的老人，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她告訴我，很多年前，她在南開校園里遠遠地見過低頭行走、若有所思的穆旦。因為同在一個校區，她那時對詩人的不幸遭遇也有所耳聞。老人嘆息一聲之后，就跟我講起了那些年的南開往事。臨別的時候，這位眉清目秀的老人特意走到我身旁，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兩個手掌中，然后，她輕輕地拍了拍我的手背，用那根蒼老而顫抖的食指，在我的手心里認真而動情地寫了一個字。我沒有記住這個字。但是，我記住了她跟我說的一句話：“今我不述，更等何時。你做的是有意義的事！”聞聽此話，我心頭一熱，覺得十多年的資料搜集以及近一年高強度的寫作期間所有遭遇到的困難都不值一提了。這也許是傳記作者得到的最好的安慰，何況這句話，我何其有幸，能夠當面從一位經歷了往事的南開老人那里聽到。我把這一切，看成是冥冥之中的穆旦找到他的對話者并熱情贈予他的一種特殊的緣分。感謝這位傳奇的翻譯家和詩人，其卓越的才華和豐沛的一生，20多年來默默滋養著我的寫作。我想，這正應和了詩人的一行詩：相信終點有愛在等待。

（作者系作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