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20世紀中國詩壇的現代性探索中，穆旦的詩歌創作與譯介始終惹人注目。他的人生軌跡與戰亂時局中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相互映照，成為時代裂變下的獨特注腳。穆旦的現代主義詩風源自其深厚的西學背景與跨文化視野，然而特殊的時代背景曾使其詩學成就長期被遮蔽，人生軌跡亦湮沒于歷史煙塵。歷時17年，作家鄒漢明以《穆旦傳：新生的野力》重探這位詩人，通過大量檔案爬梳與史料鉤沉，復原了穆旦鮮為人知的精神史。

該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穆旦研究資料的空白。穆旦的一生恰似一曲“詠嘆時代動蕩，追尋金色光芒”的命運交響。傳記上部聚焦其前30年人生：從浙江海寧的家族根系，到天津出生后的北遷背景；從南開中學的文學啟蒙、清華園的智性淬煉，到西南聯大時期的創作勃發。青年穆旦的成長軌跡，始終貫穿著對民主進步思想的追尋。他因卓越的外語能力投身遠征軍翻譯工作，命運與戰爭緊密糾纏，文人本色使其懷抱理想主義者的光芒。在詩學判斷與價值取向上，穆旦始終保持著超越時代的現代性視野——這種精神特質，恰是鄒漢明為其立傳的深層動因。

從美國自費留學歸國后，穆旦的遠征軍經歷成為難以言說的隱痛，其人生敘事亦因缺乏自我言說的“英雄性”而充滿斷裂與謎團。鄒漢明摒棄傳統傳記的線性鋪陳，轉而以“散點透視”與“詩解秘史”的筆法，將史料考據與詩性闡釋熔于一爐。他并未沉溺于史料的堆砌，而是以現代主義詩人的敏銳觸覺，在傳主與時代、作品與史料之間保持審慎的距離，通過克制且舒緩的敘事節奏，還原穆旦精神世界中現代性生長的動態過程。

傳記文學常陷于“還原歷史”與“重構靈魂”的二元困境。鄒漢明選擇了一條更富張力的路徑：他以嚴謹的文獻考據為骨架，以詩性解讀為血肉，讓穆旦的形象始終隱現于史料與詩行的縫隙中。這種若即若離的書寫策略，既避免了單一結論的武斷，亦使傳主與時代乃至整個世界的復雜關系得以立體呈現。

穆旦生于1918年，一個傳統與現代激烈碰撞的歷史節點。穆旦的精神歷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求索。鄒漢明將個體命運嵌入宏闊的時代圖景，最終完成的不僅是一部詩人傳記，更是一份關于現代性如何在困厄中破土而出的精神檔案。正如穆旦詩中所言：“在恥辱里呼吸的，要開出倔強的花。”

青年穆旦的成長是一段隱秘的奮斗史。因為自述資料的匱乏，鄒漢明采訪了唐湜、鄭敏、楊苡等人，并到南開大學檔案館搜尋穆旦留下的線索和跡象，以“現代詩人成長記”為脈，運用草蛇灰線的寫法，以昆明、重慶、北京、沈陽等具體可感的生活空間為經線，同時以吳宓、趙瑞蕻、王佐良、鄭敏、羅友倫等人的回憶為緯線，緊緊圍繞求學、西南聯大遷徙、遠征軍、野人山逃生等事件，以點帶面，全面展現穆旦的精神世界。一個人的成長史便是記憶史。某些記憶川流在行動和語言中，它穿過某地并迂回前行。鄒漢明深諳“記憶的主觀性”和“時空的秩序性”，他找到了更貼近傳主心靈的詩篇，以此更貼近靈魂的真實。而涉及愛情，鄒漢明以萬衛芳、曾淑昭、梁再冰、周與良為感情線，勾勒出一個渴望愛情與溫暖的多情詩人形象。

毋庸置疑，穆旦的情感細膩而真摯，初戀萬衛芳是天津的名門之后，從情感上給予詩人以安慰，也給予他“失戀的苦果”；曾淑昭是詩人在中航公司的戀人，他們有著一致的審美，是詩人心中永遠的瑪格麗；梁再冰是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女兒，因詩結識，穆旦對其有愛慕，也算是一種“詩性苦戀”；最終，穆旦與周與良修成正果，在美國留學期間完婚。《穆旦傳：新生的野力》也就在這樣的美好中結束。如果這是一個人生路口，穆旦永遠停在那個瞬間，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閱讀此傳時，我發現鄒漢明有意規避所謂的“身份確認”，比如：著名愛國詩人、“九葉詩派”代表詩人、中國新詩派、西南聯大詩人等，而是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呈現穆旦的創作風貌。此為這部傳記的又一大特色，鄒漢明以詩心寫他傳，將心比心，以人性的發展揣摩詩人的現代性生長，而又將個體人物的命運置身于時代的洪流中。

至于詩解秘史，定會引起爭議。多數人認為詩歌偏于感性、輕逸，很難再現厚重且多維的歷史。在詩與史哪一個更可靠的問題上，陳寅恪曾說：“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笔窌蚴饭俚囊暯嵌a生偏差，他還舉例說《唐史》里，錯誤甚多，時、地、人的關系難以厘清，結論自然不一。唐詩卻是清楚地談到時、地、人，談到人的感情、關系，融成一氣。于是，詩有可能成為更真實的史料。鄒漢明客觀地分析穆旦詩學的變遷與躍升，同時也還原了穆旦“普通且傳奇”的人生。

從解讀《春》《贊美》《出發》《詩八首》《旗》《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難兵士》等作品看，鄒漢明以“形式整齊”貫穿穆旦的學院派風格，也隱含穆旦沉穩的性情、“驕傲于自己的血”的熱忱與孤傲。我甚至認為，穆旦的詩不是晦澀，也非完全的“現代主義”，而是緊貼世界時局的厚重之思?！盎鹧?、深淵、死亡、贊美、赤裸、泥沼、小兵”等詞語，無限貼合現實與人生的境況。細考穆旦的詩學變遷，除了受英國詩人、劇作家和文學批評家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和美國詩人威斯坦·休·奧登的影響之外，穆旦更多的求索還是在西南聯大的文教傳統中探索漢語新詩的現實功用。穆旦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詩學觀點，他的詩歌突破了個人抒情范疇，進入“眾人等于一人、一人等于眾人的世界”，這一理念與徐遲的“抒情的放逐”、袁可嘉的“新詩戲劇化”、聞一多的“要把詩寫得不像詩”的主張具有內在一致性，穆旦也因此成為漢語新詩中“搏求者”的典型。

在穆旦這里，如何用文學改良人生乃至社會，不僅見諸詩歌，更見之于他主編的《新報》。而在鄒漢明的傳記里，穆旦的求索則貫穿現代漢詩的生長和整個時代的變遷。

“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他渴求著擁抱你，花朵”，穆旦的一生，深陷“熱情、彷徨、苦悶、抗爭、遠行、沉寂、恥辱、篤行”的境遇，可他仍然倔強地保持詩人的“良善、純粹與孤傲”，祈愿得到自由和幸福之花。

（作者系嘉興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