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約莫還是疫情之前的事了。有一天黃昏路過市三女中，旁邊就是我小學的母校江五小學（江蘇路第五小學）。那時我不知學校已遷址，只是好奇大門為何緊閉。我沿著圍墻的縫隙往里張望，仍能看到我們上課的那棟米黃色教學樓，看見樓前的那片大草坪，只是草已不那么鮮綠。我尋找著那個六角亭，那個有翹角飛檐的亭子，四周曾爬滿黝黑的老藤，秋天會開紫色小花，飄著淡淡的清香。

市三女中解放前叫中西女中，“江五”是中西附屬小學。旁邊有一家文具店叫中西文具店。那時候比較時尚的文具是卷筆刀，誰擁有一個比較時尚的卷筆刀，都會在班上引起一陣小小騷動。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們普遍貧困，許多同學都穿帶補丁的衣服。冬天很少有同學戴羊毛圍巾，都是家里人用毛線或棉線勾結的領圈。女孩子裹著五顏六色的領圈也煞是好看。老師總是表揚用刀片削鉛筆好的女同學，特別是還能幫助同桌手笨的男孩。“中西文具店”名字一直延續(xù)到“文革”爆發(fā)，改革開放后又恢復了。

許多年后，鄔達克的建筑突然在上海出名，人們才知道，市三女中也是他的作品。那里有拱形外廊的教學樓，鏤花彩色玻璃，專門的音樂教室，比“江五”更大的草坪。我不知當時校園為何有這么個中國園林式六角亭。有一次學校民樂小組排練，慶祝“六一”，新民晚報一攝影記者要來采訪，老師把民樂隊從有隔音板的音樂教室拉到六角亭，臨時把我叫去當小指揮。后來這張六角亭照片發(fā)在晚報文化版上。四十年后，我去了晚報主持工作。命運大概就是這樣，冥冥之中已為你做了安排。聽說那個六角亭后來被拆了，但它的形狀和美感，成了我們老“江五”人的獨特記憶。

市三女中與“江五”只隔著一堵簡陋的矮墻。我們踮踮腳就能看到毗鄰的操場。遠處是綠樹掩映的紅瓦大樓。那里隱隱有一種神秘、安靜、優(yōu)雅的氣息。冬天有太陽時，常可看到一位穿深色短大衣、裹圍巾的老婦人，獨自在校園里漫步。她會隨手撿起紙屑，拔去草坪上的雜草。后來聽班主任說，她就是市三女中校長薛正。想必她在教育界很有影響，否則怎么連小學老師都知道。我至今還能回想起薛正不茍言笑的臉龐。但她的生平故事一直到她離世后才慢慢被人知道。她曾就讀于燕京大學教育系，受五四運動影響，懷有強烈的愛國心。后被聘為中西女中校長。即使在美國人主持董事會的年代，她也堅持要讓更多中國人進入校務委員會、開設中國歷史課。抗戰(zhàn)時期，中西女中被日本軍隊占用，她不顧個人安危，六次去占領軍司令部交涉。之后，她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希望以更專業(yè)的知識培養(yǎng)新的女性。1960年，她被正式任命為市三女中校長。那時，國家正遭遇“三年自然災害”，有人提出把大草坪鏟了種菜養(yǎng)豬，薛正堅決不同意。于是招來攻擊，說她只關心草地不關心人。薛正嚴詞回應：有草地才能不讓灰塵彌漫，我正是關心學生健康，才要留住這片草地。薛正的剛正不阿，“文革”中沒讓她少吃苦頭。直到七十年代后她才重回校園，開始了最后十年的嘔心瀝血。她當時特別重視外語教學，希望年輕一代更多了解世界。有兩位八十年代市三的學生回憶：那時市三的外語教育在全國領先，但老校長似不太關注升學率什么的。有一天下午，全校竟停課聽拉線廣播薛正訓話。起因是有同學在樓梯打鬧撞人；廁所臟、亂、差。那個年代百廢待興，大家普遍活得局促潦草。薛校長卻說：一個廁所里不知道沖水的孩子，一個連個人環(huán)境衛(wèi)生都搞不好的女孩子，將來很難成為一個好的女性，也不能管好她的家庭和子女。回憶者說，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走樓梯不管上還是下，都應該往右走的。廁所應該保持干凈，這關系到每個人的體面。她還說，薛正的這次訓話日后她曾無數次回想。作為教育家，薛正在宏大世界觀前，首先訓誡學生做一個體面的人，這位市三畢業(yè)生覺得這是她在市三女中受到的最重要教育。薛校長的半身銅像，現(xiàn)安放在學校教學樓前。

我們江五小學的校園里，也常可看到兩位老婦人的背影。一位是支部書記彭蕓，她戴一副眼鏡，肩上總披一件深色外套，據說她是南下干部。另一位是校長朱靜瑛，她走路身板挺直，衣著一絲不茍，只是頭發(fā)有點花白。她們倆走在一起喃喃細語，看上去就像姐妹。同學們有時會在背后議論：猜猜她倆誰職位高？彭書記平時沉默寡言，每次全校拉線廣播都是朱校長說話。記得有一次在大禮堂開春游總結會，朱校長批評了有些同學顯擺自己帶的食品，如精白粉面包、蛋糕之類（那時一般家庭早餐吃泡飯，外出大都帶標準粉面包）。她表揚了我?guī)У氖亲畋阋说拇箫炗蜅l。其實比起面包，我確實更喜歡大餅油條。但從此，同學間互相攀比少了。春游時帶自家蒸的白饅頭也有。

那時候，少先隊大隊干部也是要選舉的。大隊部會在學校黑板報上公布候選人主要事跡，然后在全體少先隊員中投票選舉。有一年我得了較高選票，同學們開玩笑對我說，這回你可當大隊主席了。幾天后，大隊輔導員魏婷老師找我談話，她那時大概二十多歲，齊耳短發(fā)，率直開朗，在少先隊員中很有威信。她對我說：“我們考慮讓你當大隊勞動委員，大隊主席先讓另一位同學擔任。雖然他的成績不如你，但你要尊重他，配合他工作，并要帶領少先隊把勞動工作抓起來。”我默默點頭。許多年過去了，魏老師的這番話常在我耳邊回響。“尊重人”“重視勞動”這兩顆種子播在了我幼小的心靈中。

六十多年前，學校的條件、設施與今不能同日而語。操場上除了豎著幾根讓大家攀爬的毛竹竿什么的，幾乎沒像樣的體育器械。當中國乒乓球首次奪得世界冠軍后，校園門口拉出了橫幅：青少年，打乒乓球去！走進學校，左手邊并列兩個教室就放著四張乒乓球桌，課余時間，不少小朋友就在那里左右開弓。體操隊的藤圈操在操場上奪人眼目，綠色草地上，穿著白色體操服的少女，時而彎下纖細的腰肢，時而伸展修長的臂膀，時而蜷曲柔軟的身姿……讓我們知道了什么是美的享受。

“江五”的校友們回憶起小學的老師，印象較深的總是幾位語文老師。二年級時是一位叫白杏元的老師。她第一次自我介紹：“我姓白，白顏色的白。知道我為什么姓白么？因為我愛干凈。”同學們至今記得她說話的聲音。她常穿一雙白皮鞋，衣著在當時也算時尚，但顏色都比較淡雅。她上課會表揚那些愛書、把書皮包得好的同學。三年級時，從外校調來一位語文老師叫周幽之。她特別重視朗讀。有一次她讓我站起來讀葉挺的《囚歌》。我讀完，她說：你把“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子怎能從狗洞子里爬出？”這句再念一遍，要先抑后揚，“人”字要拖長一點，這樣才能體現(xiàn)革命者的凜然正氣。她不僅讓我們知道了朗讀的技巧，也讓我們通過朗讀體會朗讀以外的道理。到高年級，我們的語文老師叫王佩娟。她是語文教研組長。個子不高，戴一副眼鏡。她上每一堂課都讓同學提問，十分認真，但從不拖課。那時學校就已規(guī)定，下課要讓學生去戶外活動。（近六十年過去了，看到今天報紙上還在呼吁：把課間十分鐘還給學生。可見有些頑疾還是挺難克服的。）有一回王老師上全區(qū)公開課，課題是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外校來了許多老師，禮堂后排都坐滿了。王老師之前已告訴大家，這堂公開課不做事先安排，大家可以自由提問，所以課堂氣氛活躍，大家紛紛舉手發(fā)言。我也提了個問題：“為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就會變成無限的？”王老師先讓同學們回答。于是，許多同學從不同角度發(fā)言，有時會引來哄堂大笑。王老師最后才做歸納。這堂公開課的效果出人意料，聽課的老師無不點頭稱贊。幾十年后，同學中有幾位也當了老師，她們也總是鼓勵學生提問。她們都相信，能讓學生自由提問的老師才是好老師。

也有讓我難受的記憶。有一次老“江五”人聚會，一位同學悄悄告訴我，她后來去王佩娟老師家里看望過她。王老師曾與她說起：我一直很關心他（指我）成長，沒想到“文革”中他也寫我大字報。我的臉一下子熱了。她說得很輕，但我仍有種無地自容的感覺。不只是因為做錯過事，而且，我已完全忘記了這件事。（人的記憶會不會有意無意地屏蔽？）你可以解釋當時年幼無知、被時代潮流裹挾，但被傷害過的人不會忘記，這就是事實。我真希望王老師還能看到這篇文章，向她表示這份遲到的歉意。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寫下這點文字，是因為江五小學在今天仍有一定影響。記得有一回市里開會，需事先簽到。排在我后面的一位男士簽完名突然問我：“你是江五小學的？”我說：“是的。”他又問：“你當過大隊主席？”我笑笑說：“你怎么知道？”他熱情地伸出手說：“我也是江五的，比你低兩屆。”于是，我們穿越時光，回到少年時代。聊起那片大草坪、那個六角亭、毗鄰的市三女中（他后來當了市教衛(wèi)黨委書記）……我們都高興“江五”今天仍是重點小學。雖然時世變遷，重點的內容也會發(fā)生變化，但山高水長、花開花落，我們都相信有些重點是不會、也不應該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