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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2010年第3期推出俄羅斯當代“新自白小說”小輯，其中有阿爾卡季·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巴布琴科生于1977年，24歲時兩次赴車臣參戰，曾在俄羅斯《十月》雜志2001年12期發表了一組以“戰爭十記”為題的小小說，由此也獲得了“車臣戰爭文學第一人”的稱號。

讀《山地步兵旅》，我聯想到伊薩克·巴別爾的《騎兵軍》。同屬俄羅斯作家，同為戰爭題材，且同為戰爭的親歷者。巴別爾1894年出生，《騎兵軍》寫于1923年至1926年，也是系列小小說。巴別爾說：“我得對事實了如指掌，否則什么也寫不出。”此話用在巴布琴科這里也頗為貼切。兩位作家均為經驗寫作，卻能看出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傳承了巴別爾《騎兵軍》的風格。

不少戰爭文學成為當代經典，2024年1月我讀了英國作家以攝影記者身份寫的兒童小說《第九十四只風箏》，風箏和高墻的元素和意象超越了戰爭，達成了人類共同和平的愿景。對比閱讀《騎兵軍》《山地步兵旅》，不禁讓人想到一個話題：小小說怎樣處理戰爭題材？即從什么角度、什么層面切入戰爭題材？這對當下國內的小小說作家應該也有一定的啟示。

巴別爾、巴布琴科的小小說，從細小細微之處劃開或擊中了人性的微妙，從而實現了文學意義上的超越。這里試舉巴布琴科寫戰爭中動物的作品《一頭奶牛》《沙里克》為例。

《一頭奶牛》，山地旅接替沖鋒旅，沖鋒旅留下了一頭奶牛。奶牛的概況是：病弱不堪，奄奄一息，用了三個動詞點出奶牛餓到何種程度：趴（晝夜趴在地上）、盯（空洞無神的眼睛盯著遠方）、舔（甚至連反坦克導彈彈片打傷的肩膀也不去舔一舔）。這是第一人稱復數的“我們”所見，由牛及人，隱著軍隊食物供給的嚴重匱乏。“我們”的反應是：“第一天晚上，給奶牛抱了一大抱干草”，由此展開了人與牛的互動關系，用一系列動作呈現。一是牛，舔、看、吃、跟、走。其中投射了“我們”的想法，牛的“看”，是“不相信有這樣的好事”，而“吃”則是“一刻不停地吃了兩天”，顧不得睡。又投射了“我們”的猜想：沖鋒旅的傘兵們沒有喂過它。三天后，奶牛能“走”了。二是“我們”，抱、喂、擠、喝。以動作表現人與牛的互動、交流，替代了心理描寫。但是，也隱隱地感到人與牛的隔閡，畢竟戰場上是人與人的關系（敵我）。

有兩個情景構成一頭奶牛的命運：奶牛是怎么站（活）起來的？是怎么倒（死）下去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個情景，奶牛之死，原本第一人稱的復數，漸漸轉換為第一人稱單數的“我”。奶牛的鼻子出血，“我們”不敢正視奶牛的眼睛，因為喝過了它的奶。轉而寫了一個叫奧杰戈的士兵牽牛出峽谷執行槍決，這個過程，沒點出“我”，卻處處顯出“我”的在場。用了一系列動詞：牽、瞄、穿、低、翻、滑。還從牛的角度來了一個特寫鏡頭：“看了我們一眼”“眼睛朝上動了一下，目送要殺死它的子彈”。分明是“我”換位的視角。奶牛死了，“我們”站了很久，“我”發現了小蒼蠅，往奶牛凝結著血的鼻子里鉆。

動詞和命運緊密相關，可見隱在群體的“我”觀注之細微、情感之波動，以動作寫心理的范例：簡潔、生動，單純中見繁雜。終于，結尾處，出現了兩人的對話。此前都是“看”，現在憋不住“說”。“我”拉了下槍擊奶牛的奧杰戈。“我”說：“不過是一頭奶牛。”此為勸，潛臺詞可為：戰爭中人且如此，何況一頭奶牛呢。第二句：“我們走吧。”潛臺詞可為：站在這看，也看不活奶牛。奧杰戈的反應是，兩個“嗯”。整篇小小說，千把字，寫了情景中的動作，結尾來了兩句對話，其中一方僅回應“嗯”，等于不響，卻寫出了豐富難言的情感：戰爭中對生命的無奈，一頭奶牛喚醒了已麻木的人性。

《沙里克》寫了一頭戰爭中的狗的命運。與《一頭奶牛》不同的是，《沙里克》中的“我們”已什么吃的也沒有了，不得已鎖定了這條流浪狗。先是伙夫安德留哈表態，他喜歡狗，不殺它，而且強調“喜歡所有動物”，隱含著對戰爭中的人的失望。繼而，“誰也不想動手”，堅持不殺，最后回轉，伙夫下了決心，領狗到河邊，跟殺奶牛一樣，回避“集體”，一槍了結，甚至沒聽到叫喚一聲。也是由復數的“我們”轉換到單數的“我”，“我”當了煮狗肉的幫手。兩篇小說，都透露出戰爭的艱苦與殘酷。

《沙里克》獨特之處在于，殘酷、冷漠的人與人的戰爭里，人與動物、自然之間有了溫情，戰爭中的人由不得自己，卻與動物、自然結為另一種“和平”的關系。作者寫了動物、自然——樹木、石頭、河流的靈性，那是萬物有靈，反襯出作家對戰爭的態度。

《沙里克》里的那條狗因為“肥”，可以猜定是家狗，只不過主人已在戰火中家破人亡，沙里克是士兵們給它的命名。作品的開頭寫了沙里克形象溫和，其他狗吃廢墟中的動物尸體，沙里克卻只是“看”，但已一只眼橘黃，一只眼發綠，它仍保持著在主人家里的教養。“我們”警告它有被吃掉的危險，就像卡爾維諾的小小說《黑羊》，整個鎮居民都在相互偷，而那個外來者不偷，就被排斥，就被敵視，就被孤立。“我們”先是警告它有被同類吃掉的危險，后又警告它離開，它選擇了離開又回來，于是，誰都不再攆它了，隱含著“我們”要吃它的無奈選擇和微妙轉化。

作者用了兩個詞：警告、選擇。讓人想到巴別爾小小說《契斯尼基村》里的馬，戰爭使馬喪失了選擇和本能，騎兵連的胖女人薩什卡幫助馬選擇：繁殖后代，于是，胖女人調教師長的坐騎。結尾僅一筆帶過戰斗（顛覆了對開頭渲染過的戰斗的期待），點了那是難忘之戰，其實難忘的是調教的過程。而《沙里克》里的警告，也是對置身戰場的一條溫馴的狗的另一種調教，以適應戰爭的殘酷。

《沙里克》的結尾只有一句：“第二天早晨有人給我們捎來了一些碎米。”注意：捎來碎米，隱去了正規渠道的后勤的短缺。

巴別爾和巴布琴科是傳報戰爭消息的人，其小說就如發自前線十萬火急的密碼電報：簡潔、生動。戰爭將一切化為碎片，并轉化為親歷者記憶的碎片。生與死、靈與肉，那么脆弱與渺小，但作家寫出了堅韌和博大的情感。這是對宏大敘事的一種平衡和解構。巴別爾曾說：“我所做的是抓住什么小事情、小傳聞，把它變成一個想拋也拋不掉的東西，它活了，自動會動。”小、活、動，巴布琴科深諳其中的小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