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是文學史家、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主要奠基人王瑤誕辰110周年。題為“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的學術紀念展先后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大學與山西大學舉辦。[1]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召開了“學人、學科與時代——紀念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座談會”。《王瑤畫傳》與新版《王瑤全集》也在同年問世。此時距離王瑤去世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無論是以“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概括其人其學，還是透過王瑤的個案思考“學人、學科與時代”的辯證關系，都讓這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在追懷與表彰之上，更添了一重“研究”意味。

此前一年，文學史家、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第二代”學人的主要代表嚴家炎九十壽慶，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求實——嚴家炎學術文獻展”。這一展覽基于嚴家炎捐贈的上萬件文獻，而依托這批文獻展開的“嚴家炎研究”也隨即上馬。[2]與2021年《嚴家炎全集》出版之后以回憶與感發為基調的討論相比，如今的“嚴家炎研究”具有更為自覺的學術意識。

最近幾年，學界的類似舉動還有不少。從2018年開始，《名作欣賞》雜志每期推出別冊“學人畫傳”，2021年起并入正刊，迄今已經為80余位當代學者建立了圖文并茂的學術小傳，可讀又可傳。其中大多數傳主正是現代文學學人。[3]《晉陽學刊》在2017年至2020年設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型態”專欄（黎保榮主持），以學人為單位，以專案的方式討論了“新時期”以來若干個性化的現代文學研究路徑。《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也從2022年開始，推出了“時代風潮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專輯（宋聲泉主持），對于唐弢、王瑤、嚴家炎、李何林、王景山、錢谷融、賈植芳、孫玉石、陸耀東等“第一代”與“第二代”現代文學學人先后進行了專題研究。《傳記文學》雜志則在2024年開辟了“第三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訪談錄”專欄（李浴洋主持），致力系統回顧“第三代”學人的學術生涯。

此外，學人在近年也成為現代文學學科的重要致意對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自2021年起向資深學者頒授“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至今已經為嚴家炎、錢理群、黃修己、劉中樹、凌宇、趙園六位學人頒發。而由致意驅動的更大范圍的學術討論，也以會議、期刊專題甚至著作等形式展開，向更深與更廣處延伸。《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等雜志尤其著意參與其間，及時匯集成果。部分現代文學學人的研究資料編纂也在探索中上路。在這一過程中，對于學人研究本身的立場、方法、問題意識與價值追求的叩問被提上日程。

2024年，“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的譜系與方法”學術工作坊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這是學界首個鮮明地以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既是晚近這一關注現代文學學人潮流的產物以及階段性的小結，更是一次新的發動，旨在正式將現代文學學人研究作為一項內在于文學史與學術史的論題和論域提出。

學人研究的蓄勢待發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值得關注的現象。當此之際，也就需要嘗試厘定“何為學人研究”與“學人研究何為”，認識其作為一種獨立而嚴肅的學術工作的必要、難度與可能。

一 走向“學人研究”

月旦人物本就是風雅傳統，以人物為單位的學案更是近世以來中國學術史研究的重要體式。所以，在任何一門學問中談論學人都其來有自。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雖然起步較晚，但也并不例外。

無論是以1920年代“新文學”進入著述與教學為遠源，還是以1950年代“現代文學”學科作為新的國家建制的一部分被確立下來作近因，一代又一代現代文學學人篳路藍縷的身影與足跡都歷歷在目。“文革”結束之后，伴隨整個國家的路線調整，現代文學學科也經歷了從“重建”到“重構”的過程。由學人組成的共同體完成了這一轉型并且開啟了影響至今的現代文學研究路徑。

學人的具體研究與教學構成了學科的基礎，學人的學術與社會活動形成了學科的網絡。學人與制度之間成就與博弈皆有，學人與時代之間互動與受動并存。不管作為主體還是中介學人，都是學科的本體。在變中前行的學術進程中，學人關鍵時刻的擔當與突破，學人之間的肝膽相照與聲氣相求，以及基于“人”的不同個性而達成的“學”的多元生態，往往都是推動學術發展的關鍵因素。在相對理想的狀況下，一個學術共同體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生命共同體。

因此，在現代文學學科史上，學人的思想與命運很早就受到關注。1994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召開第六屆年會，時值研究會成立15周年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出版15周年，會議選擇以“現代文學研究15年的回顧與瞻望”作為主題。時任研究會會長嚴家炎做了題為《新時期十五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大會報告。他指出，彼時“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研究也已頗具規模地展開”，對于“幾位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像李何林、唐弢、王瑤的學術思想，現在也正在進行專題的研究”。[4]李、唐、王是“第一代”現代文學學人中的三巨頭。當時的現代文學學科正在他們身后繼往開來，研究他們的學術思想可謂恰逢其時。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會議期間，還穿插舉行了一場“王瑤學術思想研討會”。因為1994年是王瑤誕辰80周年，逝世5周年。在1990年出版追憶與懷念性質的《王瑤先生紀念集》之后，王門弟子與學科同人便有“對王瑤先生的研究論著作學術史的研討”[5]的想法，1994年的年會為此提供了契機。不過，當年發表的年會綜述中并未提及此事，直到1996年《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出版，這場會議才廣為人知。但無論如何，此舉無疑是對于前引嚴家炎論斷的最佳見證。而鑒往知來正是其時現代文學學人的普遍心情。[6]

從紀念王瑤到研究其學術思想，由追懷前輩而走向學人研究的努力已經十分顯著。[7]又過了20年，2014年王瑤誕辰100周年紀念時，北京大學召開“精神的魅力——王瑤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2017年，包括會議論文在內的最新一批王瑤研究成果結集為《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出版。不管是在會議開場時倡議，還是會后成書時感慨，陳平原都強調這次100周年紀念“懷念的色彩越來越淡”，將王瑤“置于百年中國學術、思想、教育史上思考及反省的意味則越來越濃”。[8]這基本延續了20年前“王瑤學術思想研討會”的基調，但經歷了更多時間的沉淀，此次走得更遠。

所謂“更遠”自然意味著某些新變。如果前后對照，其實不難發現2014年與1994年兩場會議的區別。首先是伴隨代際更替，更多青年一代學者加入王瑤研究，他們不僅與王瑤未曾謀面，而且還成長于新的時代與學術背景。同時，盡管都是以王瑤作為研究對象，1994年的會議聚焦其學術思想，“深入了解他文學史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總結他的治學經驗，學習、繼承他的業績和精神”，為的是“促使學科更快地走向成熟”；[9]但在2014年的會議上，學術思想的討論雖然繼續占有一席之地，可對于作為知識分子的王瑤及其在百年中國的命運浮沉的關注明顯上升——借用一篇會議報道的題目“從百年讀書人困窘看王瑤”，已然是王瑤研究的亮點與熱點。[10]概言之，20年前主要是從學科內部看王瑤，希望從這位奠基人的學術思想中為學科尋路；20年后則更多是超越學科看王瑤，把他作為歷史人物進行對話與反思。[11]

在所有現代文學學人中，王瑤研究最為充分，也最為成熟。在其身后二十余年間，不僅從未間斷，而且穩扎穩打，步步蓮花。此中當然少不了王門弟子的不懈堅持[12]，但學界的廣泛參與早已使得王瑤研究不為師門、學校與學科所限，而成為現代文學學科史與知識分子精神史中的公共課題。在陳平原看來，“對于文人或學者來說，去世二十年是個關鍵，或從此銷聲匿跡，不再被人提及；或闖過了這一關，日后不斷被記憶”[13]，王瑤屬于后者。

所以，從二十余年王瑤研究的演進來看現代文學學人研究走過的道路，自是一條天然的線索。從“學者紀念”到“學人研究”，在王瑤身上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但必須說明的是，王瑤研究又是一個特例。因為無論規模、程度，還是影響力與關注度，其他任何現代文學學人的研究暫時都無法與之相提并論。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大部分現代文學學人的討論其實還停留在紀念、表彰與評論的層面上，而沒有真正成為“研究”。甚至嚴格來說，就算是王瑤研究，也仍然“兼及懷念與研究”，只是一種“過渡”。[14]

這便是為何明知近年學人研究日漸升溫，但我依然用“走向‘學人研究’”來描述這一趨勢的原因。“走向”說明尚未“到達”。其間主要的制約因素有三：一是對于學人的關注之所以日益增多，學術本身的驅動力固然存在，但更為普遍的現實條件是圍繞壽慶、榮休、去世、誕辰紀念與著作出版進行的學術活動越來越多，因此相應的發言機會也就越來越多，但此等場合通常具有很強的規定性，不管是現場表態，還是另外成文，勢必以肯定與褒揚為主，并且在很多情況下直接就是以學人本人為擬想聽眾與讀者，語境的規定性會轉化成為心境的規定性，不能不左右討論的性質與方向。二是即便在此之上或者在此之外討論學人，同樣需要面對“人情”與“學理”的兩難。因為整個現代文學學科史的時長有限，作為研究對象的學人或是前賢或是同行（以及或是“對手”或是“冤家”），身份聯結很容易影響判斷，而更為關鍵的是，代入感的過分強烈與距離感的缺乏可能將論述的目標與興趣從考辨導向評騭，更加糾結于學人的主次、高低與顯隱等問題，限制了研究的客觀與深度。三是盡管學人研究的成果日豐，越來越多的學者也認可其價值，但從更為根本的層面上說，大多數學者還是僅將之作為一種附屬性的工作而非專門研究的學術課題來定位，因此就算產生佳作，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與任意性，不可重復與推廣，而目前學人研究比較突出的一些問題——比如，在范圍上過于關注文化中心的核心高校與研究機構，在對象上高度集中于少數具有引領性與話語權的重要學者，在方法上基本以“書”代“人”，也就是以最為顯豁的參照指標——學術著作為研究學人的唯一參考，等等——便都與此有關。倒也不是大家格外“勢利”，而是如果不把學人研究作為一項獨立與嚴肅的課題加以統籌考慮與認真設計，只是附帶性地討論的話，那么自然也就會被更有存在感與現象性的對象吸引。

以上三點——更多由現實活動而非學術本身驅動，無法避免（或正或反的）“人情”對于“學理”的干擾，作為附屬性的工作而非專門研究——都是對于學人研究的很大考驗。雖然近年學人成為備受關注的對象，學界確實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對其加以研究時這些內在的難度還是必須面對的。這是在討論“何為學人研究”與“學人研究何為”之前，需要首先明確的。走向“學人研究”，即便不說任重道遠，至少目前也還得厲兵秣馬，并且具有自知之明。

二 “學中之人”：代際與空間

“學人”顧名思義就是“學中之人”。如果其主要身份與面向和學術無關，也就不是“學人”。但在現代社會，“學人”不僅意味著是“學問中人”，同時還是“學界中人”與“學科中人”。所以“學中之人”之“學”，除去學問的具體形式與內容及其貢獻與經驗，還天然地內含“學界”與“學科”的因素。

當“新文學”在1920年代成為著述與教學對象時，適逢“學術社會”在現代中國形成，一個由職業學者、學術機構、專業期刊以及一套新的學術話語與評價標準構成的“學界”逐漸清晰，“新文學”的研究與教學置身其中，并且與之偕行，既參與構建，也受到約束。待到1950年代，當“現代文學”取代“新文學”成為被“當代文學”反身發明出來的學科概念時，由國家主導的一體化的學術制度與教育制度重組了“學界”。包括“現代文學”在內的各個學科此時都是整個國家規劃的組成部分，而新的規劃自然帶來新的規則。

“文革”結束以降現代文學學科的“重建”與“重構”，也與“學界”的調整互為表里。這一時期學科的規定性開始破除，主體性得以發抒。“人”的解放也落實為“學人”在社會身份與思想觀念層面上的解放。學人集合而成的學科此時具有了更為獨立的形象，在介入時代方面也彰顯了更加自主的姿態。這些都直接影響了作為一門“學問”的現代文學在“新時期”的氣質與路數。所以，在“學問”“學科”與“學界”的表里關系之外，還有一重因果聯系。“學問”是最終的載體，但在“學問”之中包含的則是一個時代與一個學科的信息，是個體或者群體意義上的“學人”的感受、探索與回應。是故，“學人”不是“學問”背后的人，而是“學中之人”，是“學問”“學科”與“學界”中始終在場的那個或者那群人。“人”與“學”無法完全剝離與分開。

學界的演進與學科的發展是學人的主要舞臺。當然，兩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劃定了學人的邊界——學問也許可以突破，但學人很難，除非逃避與抵抗。黃修己強調貫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條主線是“勢大于人”，便是有感于此。[15]不過，“人”對于“勢”的態度從來都有“順勢”與“逆勢”兩種，雖然前者的比例更高，對于“與時俱進”與“因勢利導”的追求也是現代文學學科的主潮，但如果學術生涯夠長，則會見證甚至參與不同的“勢”對于“人”的影響。某些時候，特別是轉折關頭，“人”還可能反作用于“勢”，即“勢在人為”。

不過總體而言，“勢大于人”乃是常態。所以伴隨“勢”的轉移，時代的維度也就內置于學人的學術與生命。通常從代際的角度區別學人，即基于這一事實。以王瑤、唐弢與李何林為代表的“第一代”現代文學學人，在1930年代的時代浪潮中成長，與革命進程共生，左翼不僅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學問底色，也是其人生主調。研究“新文學”是他們的主動選擇。在1950—1960年代，他們直接參與了“新學科”與“新國家”的建設，是這一學科的奠基者。一方面，時勢流轉時他們身先士卒或者首當其沖；另一方面，在他們身上又保持了發自“新文學”本身的相對完整的連續性。他們成為學科象征，既由于起點地位，也因為連續性帶來的意義與價值的穩定和確定。而他們在1950—1960年代培養的學生，便是“第二代”現代文學學人。與“第一代”具有1949年以前的“前史”不同，“第二代”與新的政權同步登上歷史舞臺，昂揚與健朗的氣息“與生俱來”，學術與社會的聯結天然存在。他們在建設的氛圍中做了大量工作，是現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絕對主力，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他們手中真正充實起來的。他們是群體形象最為齊整的一代。當然，他們也是與時代羈絆最深的一代，曲折的歷程都概莫能外。這些反映在他們的學術觀念與風格上。“文革”結束之后，伴隨高考恢復、思想解放運動興起以及整個社會松動，脫穎而出的是“第三代”現代文學學人。他們最為典型的特征是與改革開放的時代歷程命運與共。在1980—1990年代由三代學人共同推動的學科“重建”與“重構”的過程中，“第三代”是最為突出的一代。他們甚至成為學科的新的起點，如今的現代文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被他們重新定義過的。也正是因為“第三代”作為“同時代人”的出現，“第一代”與“第二代”才被指認出來。[16]現代文學三代學人的論述由是生成。從代際角度結構的學科史敘述，自洽而直觀。更為重要的是，建立在時代維度基礎上的時間線索確實能夠從大處把握時勢變遷中的學人，同時也符合歷史實際，故而成為目前學人研究最為通行的模式。錢理群的《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作為學人研究中標志性的著作，便是按此組織。

從代際的角度研究學人，并非現代文學學科的發明。魯迅與李澤厚早已提出這樣的思路，并且為社會學理論與思想史研究驗證。[17]作為一種學術模式，代際的有效性與洞見力無須贅言。不過當循此展開學人研究時，需要明白這只是模式之一，必須與其他角度結合，才能更具效力。

首先，前文指出“學中之人”的“學”包括學問、學科與學界等不同層面，但與學科和學界相比，學問屬于更具個體性與自由度的存在。所以，就算同屬一代，不同學人的具體學術面目也會具有差異。而這種差異提醒我們：第一，當從代際出發時，更加凸顯的必將是一代學人的共性，但共性只是認識價值的證明，不是學術價值的說明；第二，同代學人之間與學科和學界的關系也有不同，“位置”與學術風格和學人氣質的關聯不能簡單對應，但位置感確實會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第三，在不同代際之間，共性與個性的比例也不相同，有的代際共性為主，有的代際個性更多，甚至同一代人在不同時期的情況也不一樣，比如“第三代”現代文學學人在1980年代曾經具有“態度的同一性”，但進入1990年代之后則開始分化，“用眾不如用獨”成為一部分學人的自覺選擇。[18]如果忽略如上三點，只是在代際框架中進行分析，可能導致的結果便是“遮蔽”：共性遮蔽個性、一元遮蔽多元、靜態遮蔽動態。而這樣的敘述也就難免簡化。

其次，代際視野近乎天然地默認了學科的代有傳人，仿佛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但如前所述，不同代際聯通不同的時代經驗，三代學人的登臺也各有不同的時代背景。表面上的“三代接力”其實是歷史轉型再轉型的產物。三代之間當然有傳承，但也有斷裂。陳平原曾經從教育史與學術史的角度提出“第三代”對于“第一代”的“隔代遺傳”。[19]這一說法主要不涉及對于“第二代”的學科史地位的評價，而是道出了更大視野中的歷史連續性。[20]這揭示了代與代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可能本乎自然，可能出于人為，關鍵還取決于時機。那么，“隔代遺傳”究竟是1980年代的特例，還是某種常態？恐怕也有待觀察。至少在青年一代學者近年對于“第二代”學人評價的持續走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歷史情形，這是一種學問與情感上的新的“共情”與“移情”。[21]換句話說，每一代人都是從自身的時代感受出發構造“代際”以及“代”和“代”之間的關系的。[22]黃修己主張“把歷史事實和歷史認識分開”，這對于“代際”論述同樣具有啟示意義。[23]在學人研究中，代際是事實，也是認識；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24]

最后，代際作為一種時間線索，屏蔽了空間對于學人的影響。我曾經以“文革”之后“全國高等院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過渡，說明彼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構成狀況。[25]研究會在迭代伊始有意聯合不同空間中的現代文學學人——除去高校，還有研究機構、博物館、出版社、文藝界與理論界等，并且將全國劃為京津、上海、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與臺港澳九個區域推選理事。后者基本落實，并且一直貫徹下來，但前者進展得并不順利，很快便又回到高校主導的局面中去。空間因素在學人研究中不可或缺，其影響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同機構（包括不同高校與不同類型的學術機構之間）中的學人因為機構性質與工作內容的差異，存在形式與研究方式也會形成區別，這些都會落實為不同的學術特色，更不用說不同機構中各自的學術傳統與人事脈絡本就不同，對于學人的影響更是全面而直接；二是空間視野可以將中心、中層與基層的不同層次呈現出來，對于一門學問與一個學科來說，不同層次的學人各有分工，中心學人的作用當然引人矚目，但中層與基層學人也不能忽略，因為研究和教學是一個立體工程與協作過程，正是由于不同層次的學人在客觀上的和衷共濟，才有學術共同體的發展，才有學問與學科的成熟；三是除去機構與層次兩重空間因素，地域在學人研究中也至關重要，這點值得專論。

在1950年代國家力量的加持之下，現代文學研究成為顯學，并且在高等教育中與文藝學、民間文學等學科一道異軍突起，成為新的時代語境中的“載道”之“學”，甚至一度與古典文學的地位并駕齊驅。這一時期，現代文學更多是一門“一體化”的自上而下的學問，雖然各地也隱然出現不同特點，但地域的因素總體并不顯著。而且分布在各地的不同特點很多不是“因地制宜”，而是在全國格局中的分工使然。直到“文革”結束以后，一段時間之內這一慣勢仍然延續。

1979年，“全國高等院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由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代表醞釀成立。在當時百廢待興的時代氛圍中，研究會的首要任務是推動教材編纂與教學活動的有序恢復。而這一切都需要通盤協調，內在的思路仍然是自上而下。但情況也悄然開始變化，各地的主動性與能動性被逐漸釋放出來，各地之間的合作以及自下而上的支援，成為“新時期”現代文學學科的重要活力。結合各地的學術傳統、區位資源與現實需要形成的地域特色，為學科帶來了更為多元的空間。在此后的至少30年間，大部分的學人幾乎都會天然地和所在地域互相標識，除了“去地方化”最為徹底的北京。

“地域”不僅是與中心相對的“地方”，盡管這樣的參照關系在“新時期”以來同樣存在。“地域”更多提示的是不同的學術風格、資源與話題。這些既有“因地制宜”的凝結，也有騰挪轉移的思量，還有自發選擇的考慮。而“地域”特色一定是通過具體的學人發起、表現與完成的。

引入“地域”，對于以代際敘述主導的學科史而言，是一種豐富與修正。譬如經典的“三代學人”的敘事究竟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地域”視野就可以提供另外的維度。許子東指出，這樣代際分明的敘述可能過多依靠了北京學界，特別是北大學人譜系的經驗，在上海就不是這樣，“只有第一代和第三代被看到”，因為上海的“第二代”學人“或者在學問上不夠強，要么就是和第一代、第三代的關系比較緊張”。在他看來，“北京的學術是連續的，上海則是斷裂的”。[26]以此作為參照，可以發現“第三代”之于“第一代”的“隔代遺傳”也許是普遍的，但北京的學人的代際之所以完整，其實也有賴嚴家炎與樊駿等“第二代”學人的學術突出與人情練達。當然，北京學界特殊的地位與舞臺也不能忽略。許子東的提示可以給予兩點啟發：一是并非生理年齡上不同代際的學人處于同一時空，就會自然形成傳承關系，彼此關聯只是維持機構與專業運轉的需求使然還是確實“有關”，傳承是表象還是內核，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是代際之間的關系既是“學”與“學”的關系，也是“人”與“人”的關系，可能具有十分復雜的面向，學科史與學術史研究容易凸顯“溫情脈脈”的一面，但事實可能并不盡然，我們需要警惕各種可能的“一廂情愿”，斷裂與連續各有價值，后者并非天然優于前者，重點是要尊重事實的一切方面。

當然，強調地域之于學人研究的重要意義有三重前提：一是各地學界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管理模式、組織方式與評價標準過分單一的時代勢必壓抑地域的活力，造成趨同的局面；二是學科隊伍的穩定性，學術特色需要時間的涵養與創造，也需要時間的經營與維系，晚近學人流動性的大幅提升自然會對此造成沖擊；三是地域特點之于學科史與學術史的價值必須在學問中落實，這也是學人研究的基本前提，即其對象是“學人”而不僅是“人”。

前面已經反復說過，“學人”作為“學中之人”，是一種“學問”“學科”與“學界”中人，所以學人研究需要“學”／“人”并舉、“時”／“空”交錯。這是由學人這一研究對象本身的特征決定的。而唯有從對象的特性出發，學人研究才能擺脫附屬性，成為一項獨立而嚴肅的專門的學術工作，在此基礎上對于“何為學人研究”與“學人研究何為”的討論才可以真正有的放矢。

三 “人大于學”：著作與行動

在我看來，關于學人研究需要注意三點：一是對象選擇。必須承認，并非所有學者都適合成為學人研究的對象。在學科史上，具體文章與著作的“作者”有很多，學術潮流與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也有不少，但能夠以完整的“學人”形象作為討論對象的卻不多。學人研究是一種在研究史之上提升到思想史與精神史高度的研究，而不只是傳記材料的補充。學人研究之“學人”，一定是具有相當成就，同時“人”大于“學”的學人。二是問題意識。學人研究需要具備提問能力，即從作為對象的學人的學術生涯與生命歷程中發現問題，并且在更為綜合的視野中展開問題，人物是對象，問題才是根本。而問題的核心一定與學人和學術有關，以“人”見“學”，也由“學”見“人”。三是研究立場。爭取做到不仰視，也不俯視，亦即陳平原所言，“將其作為歷史人物來看待、辨析與闡釋”。可以致力將學人的經驗進行當代轉化，或者借此敲響警鐘，但首先需要做到實事求是，不能“謬托知己”或者“強作解人”。學人研究要有體貼與理解的能力，太遠太粗不行，但也應當力避太近太親。[27]

如果略作發揮，三點都還可以再做補正。關于第一點，學人研究的對象是學人，而“學人”之為“學人”，憑借的是其“學”，這是學人研究的出發點。但學人研究的落腳點則應當是“人”，否則便不是“學人”研究。倘若停留在“學”的討論，當然也自有意義，不過那就更多屬于研究史與學術史的范疇，而非“學人研究”了。

學人研究必須“人中有學”，但又“人大于學”。“人大于學”有三重意涵：其一，正如現代文學是一種“人大于文”的文學，現代文學史是一部精神史、思想史、學術史、教育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現代文學學科也是一個“人大于學”的學科，學人是“學中之人”，也是時代中人與歷史中人，學人之“學”與時代和歷史互相激蕩，而這一切都在學人之“人”——學術生涯與生命歷程——的層面上展開。學人以“學”名世，但以“人”行世，所以學人研究不能脫離“人”而孤立地討論“學”。[28]其二，“人大于學”涵蓋了“學”的不同方面。著作當然是學人之“學”的主要載體，也是學人研究的基本抓手。學人的貢獻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著作是重要的判斷標準。著作作為進入學人研究的重要門檻，對此無須解釋。但這不是唯一通道。因為學科或者學術傳統意義上的“學”除去創造，還包括傳承、普及、組織與監督。所以，教學、出版、學術活動與學科工作也都是“學”的不同類型。這些方面的“學”只能統攝于“人”而無法體現在著作中。這是“人大于學”的另外一重意涵。其三，強調“人大于學”還涉及對于現代文學學科性質、功能與使命的理解。自創生之日起，究竟應當“學科化”還是“去學科化”的論爭就貫穿于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進程。這見證了從“行動”而不僅是“知識”的角度定義現代文學學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現代文學學人盡管各有選擇，但在整體上都身處這樣的學科氛圍中，也都需要面對這樣的焦慮。對于現代文學學科而言，“知識”還是“行動”從來都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對雙生子。在這一意義上，現代文學學人也就在“知識人”的基礎上兼有“行動者”的角色，這也是“人大于學”的含義所在。[29]

關于第二點，學人研究需要有自己的論題與論域，這是學人研究的學術性所在。學人研究的關鍵在于從“人大于學”出發，以“人”為“學”。[30]

至于第三點，既是學人研究的立場，也是學人研究的方法。當然，還是學人研究的難點。錢理群認為，樊駿是現代文學學人研究自覺的“開創者和最辛勤的耕耘者”。[31]而樊駿恰好可以為這一問題提供例證。在為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撰寫的長篇書評中，樊駿注意到黃著的內在分歧——縱覽整個新文學史編纂史之后，黃修己同意“整體水平還不高”[32]的判斷，可一旦評價具體著作，他對于“絕大多數都持肯定、贊賞的態度”。在樊駿看來，“這一苛刻的總體估計與實際描述分析中評價偏寬偏高的傾向，形成了明顯的反差”[33]。為此，他舉了黃著中關于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部分為例，贊美的文字多達23000余字，而提及“凡從政治視角去評論新文學，《小說史》幾乎沒有什么新鮮的東西”這一根本缺陷時則僅以300多字一筆帶過。推而廣之，黃修己嚴厲批評新文學史編纂史上存在的各種問題，但在舉證時通常以“一部有影響的文學史”含糊其辭，或者只是批判自己的文學史著作，而不旁及他人。這一方面固然顯示了黃修己在治學嚴謹與為人厚道兩種優秀品格之間努力平衡，另一方面樊駿也從中看到了一種學術態度與學術方法的兩難，并且將之提升到“寫作心態”和“編寫原則”的高度加以認識。評論具體的學術著作尚且如此，進行學人研究的難度也就可想而知。樊駿自陳：“我自己遇到類似的情況時，也往往未能免俗，因此事前為難，事后愧疚”。但他的思考比“人情”與“學理”的糾葛更深一層，從而做出了對于學人研究更具指導意義的反思——

如果作者真正把這一切都視為歷史，是歷史留下的一份遺產；如今所做的，不過是回顧往事陳跡，自己探索的重點也已經不是追究哪個個人一時的是非得失，而是重在求索所以如此的歷史因素，和總結其中的歷史的經驗教訓，那么，就不會再糾纏于什么人情、人事方面的顧慮顧忌了。如果說史書的描述評判最為全面深入、客觀公正，首先不就要求史家真正做到無所顧忌，暢所欲言？如果說歷史無情，史家和史書同樣應該是無情的！而作者那些欲說還休的事例，卻表明他多有顧慮，在有意無意地筆下留情。可見歸根結底，是由于他沒有站在應有的歷史高度上，把所寫到的一切作為已經過去了的歷史，自覺地拉開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造成的。[34]

樊駿主張的“史家”觀念與“距離”意識是學人研究的學術性最為根本的保證。但要落實，卻并不容易。事實上，樊駿不是謙虛，他自己的學人研究也無法完全回避顧慮顧忌，畢竟情感與理智很難完全剝離開來。樊駿談王瑤、論唐弢，不可能不帶有個人感情。錢理群的學人研究同樣也以正面闡發學人經驗為主，只有在研究王瑤時相對嚴格地恪守了“史家”觀念與“距離”意識。這固然可以用其研究學人“偏重于歷史的梳理與理論的概括提升，注重論述學人的學術貢獻和學術地位”[35]的自我追求來解說，但也反映了學人研究的普遍難題。

錢理群曾經提出歷史與歷史研究之間的“時間差”問題。他主張歷史研究對于研究對象應當“既要‘設身處地’，又要能夠‘正視后果’”，兩者缺一不可。[36]學人研究同樣如此。樊駿指出的“心態”與“原則”問題在本質上就是對于“時間差”是否敏感，能否有意識地維護“時間差”的存在，以及可否在研究中創造“時間差”的問題，即他說的是否“真正把這一切都視為歷史”并且“自覺地拉開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

“距離”不等于“以今視昔”和“以己度人”，而是首先需要做到“設身處地”，也就是“了解之同情”。正如樊駿所言，“重新認識評價過去，并不是否定從客觀的歷史實際出發的歷史主義原則，硬以今天的水平去苛求前人”。[37]反之，也不是把前人塑造成為偶像，認為他們已經不可逾越。作為研究對象的學人是一種認識對象，認識他們的學術思想、道路選擇、現實事功與人生命運需要“設身處地”。這也是歷史研究的基本門檻。但與此同時，還應當“正視后果”：他們的學術究竟產生了什么影響？他們在何種意義上推進了學術發展？理念與實績之間有沒有落差，如果有的話到底是何者在發揮作用？他們與學科、學界的關系是怎樣的，在現實人生中的遭遇與表現如何？他們的經驗與教訓是什么？如果有彎路與敗筆，又應當怎樣認識？等等。這些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也是學人研究的題中之義。

史學研究應當超越評價沖動，不必太過糾結于主次、高低與顯隱等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放棄評價。關鍵在于“評價”的性質：我們應當把學人作為純粹的歷史對象加以認識，而非現實（同一專業、同一時空）中的利害相關方進行評價。他們的經驗與教訓都是認識對象，對于他們的評價也需要接受學術與歷史的雙重檢驗。所以，學人研究是一種對話，而不是對標；是一種參照，而不是觀照；是一種在前人與同時代人的基礎上的尋路，而不是“置身事外”。

“設身處地”是一種學術倫理與研究技藝，而“正視后果”則是一種承擔精神與當代意識。學人研究需要致力于兩者的統一。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并不只是立場與價值的宣示，而應當是研究的結果。樊駿看重黃修己為自己設立的目標——“讓成功的、失敗的都來說說”[38]。但“都來說說”的最終目的并非為了認定誰成功、誰失敗，而是作為經驗與教訓，共同為“學”與“人”走向真正的成功提供啟示。

以上關于學人研究的對象選擇、問題意識與研究立場的三點思考都立足于現代文學學人“人大于學”這一特點，也希望通過學人研究回應現代文學研究置身何處與路在何方。

理想的學人研究應當與學科史研究形成合力。[39]“人”與“制度”的互動才是學人與學科的常態。“勢大于人”固然是主要方面，但如果有意為之，學術工作的特殊性還是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思想、精神與生活的自主空間。“人”的主體性不容小覷。而在更大的范圍中，“人”還時刻都在與時代對話。一代又一代現代文學學人如何因應時變，以學術探索或者人生選擇見證時代并且在時代中完成自我，這也是學人研究值得關注的面向。

當然，對于時長有限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而言，不少學人都是“當代人”，從事學人研究的學者亦然。當代人研究當代人與當代史，自然有諸多難度。但同時也提供了若干契機，就看如何轉化成為學術資源。

在資料采集、語境還原與感受記錄方面，“當代人”都有天然優勢。資料采集工作在很多時候是在“與時間賽跑”，這是在場者的責任所系。近年，多種形式的學人文獻整理工作初見成效，包括文集編纂、手稿影印、展覽策劃、傳記書寫、年譜制作以及研究資料出版，都開展得有聲有色。資料工作不僅包括對于既有的現成資料的發現、考辨與使用，對于“當代人”而言，還可以直接參與資料的生成，比如通過訪談、口述與回憶等方式主動開掘。前面從學術性的角度區別了“學者紀念”與“學人研究”，但“紀念”也自有價值，尤其可以從資料層面構建“研究”的基礎。當然，對于任何資料都需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

除去資料采集，語境還原也是“當代人”所長。無論“言”還是“行”，一般都是在特定語境中做出，并且有其上下脈絡與對話對象的。“當代人”與研究對象處于同一時空，對此自然“近水樓臺”，甚至可以感同身受。而這些對于隔代的學者來說，想弄清楚則可能事倍功半。語境是學人安身立命的具體環境，不僅對于理解其“學”十分重要，更是理解其“人”的關鍵。

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項工作便是感受記錄。對于學術著作的即時評論，對于學術活動的直觀印象，乃至對于學人的觀感，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種“感受”。正如我們不能將現場的當代文學評論等同于文學史論述一樣，學術評論更多記錄的也是當代信息。感受的多寡、強弱與優劣是時風、學風以及學人風格、人格的佐證。感受并不意味著比其他類型的資料與分析工作更加接近真實，但卻提供了通向現實的界面。從事學人研究的學者，需要自覺自身感受的存在，同時自知感受不同于判斷，而是需要將之相對化與問題化。

所有這些討論，都是旨在一方面厘定學人研究的意涵，尋找其可能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另一方面又希望打開學人研究的界限，邀請更多學者參與其間。目前嚴格意義上的以“學人”為對象的研究還不多，并且程度不一。[40]但這一領域大有可為則是不爭的事實。這不僅是因為其完全堪當一項獨立而嚴肅的學術工作，更因為學人研究可以指示未來與照亮自我。

打開學人研究的界限即豐富學術觀念本身。學人的多樣性提示了學術道路的多重方向。更為重要的是，當以“人大于學”為前提看待學人時，也就可以從單一的評價標準中超越出來。我曾經辨析“研究史”“學術史”與“學科史”三者的異同。[41]前兩者都以著作為主要對象，學科史則內含了教學、編輯、組織與監督等更多維度。凡此，對應了學人的不同選擇。以著作為中心當然無可厚非，但這一邏輯也可能忽略甚至遮蔽了維系一門學問、一個學科與整個學界運轉與發展的其他力量。優秀的教師、杰出的編輯、具有公心的組織者與秉持大義的監督者，都是學科史上的重要角色，也都應當進入學人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對于現代文學學人而言，現代文學學科本就強調實踐，是一種介入時代的行動。這一學科的不少學人都具有實踐者與行動者的品格，而這也是學科特征的重要保證。這對于如今越來越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啻為一種提醒，對于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固化的學術觀念更是必要的校正。

“人大于學”，更加重要的永遠是“人”，是豐富的、多種多樣的、在不同層次的崗位上工作的“人”。對于“何為學人研究”與“學人研究何為”的回答，必須包括對于“人”的價值的確認，否則便有可能走向教條與空洞。

黃修己注意到，“新文學”誕生伊始，“還在潮聲喧鬧中，迅即有了對它的歷史敘述，為其建構歷史，而其敘述者、建構者又往往就是當事人或當時人”。在黃修己看來，“這可能是現代文化領域的獨特現象”。與此相關，在爾后的數十年間，“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各種類型的新文學史著作蜂擁而出，爭奇斗艷，成果琳瑯滿目”，“身處這一行當中的人，也許不以為怪：實則在文學史的編纂史上，也在史學史上，這是很奇特的現象”。[42]

循此放眼望去，可以發現對于現代文學學人的評論之多大概同樣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平行比較的話，在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幾乎只有公認的大師可以成為以“人”為單位的言說對象。而在文學研究，尤其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研究中，對于文學史家與批評家的關注則覆蓋了各個時段與各個代際。即便認為目前的現代文學學人研究的水平尚待提高，可其體量已經十分龐大。這一“很奇特的現象”應當如何認識？本質是膨脹還是焦慮？兩個方面的因素也許都有，但從更深層次來看，可能更多還是焦慮使然。

就像“新文學”從創生之日起就得通過不斷的自我辯護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一樣，現代文學學科雖然已經走過不短的歷程，但是究竟如何在現代知識體系與現代社會架構中安頓自我卻依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然，這一張力也是現代文學學科的價值所在，但在客觀上又確實導致了學人對于自我意義感的反復確認。于是便有了大量關于現代文學學人的討論。

現代文學學人研究需要面對這樣“很奇特的現象”，不過其必要性與可能性卻并不建立于此。學人研究應當也必須在更長的歷史視野中尋找定位。學人可以與時代同行，但學人研究則主要需要經受時間的打量與檢驗。

我們當下仍然只是在“走向‘學人研究’”。學人研究何時可以成熟？我想，既有賴其作為一項獨立而嚴肅的專門的學術工作的成立，也有待現代文學學人與現代文學學科更加自信與自立。

注釋：

[1]2024年5月7日，“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王瑤和他的世界”專題展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開幕；6月11日，“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紀念展”在北京大學校史館開幕；9月11日，“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作為山西學者的王瑤先生”學術文獻專題展在山西大學美術館開幕。

[2]代表性的成果參見《新文學史料》2024年第3期《文學青年嚴家炎的自我調適——〈論所謂“藝術方法與世界觀的矛盾”〉考釋》（付丹寧）、《關于錢鐘書——嚴家炎的未刊手稿》（陳艷）與《1949年前后的文學指引——談嚴家炎〈我所知道的吳淞中學的一些情況〉》（徐清揚、張蕾）三文。此外還有陳艷的《嚴家炎與新時期“文學的現代化”——以嚴家炎和夏志清的對話為中心》（《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4期）與《嚴家炎與施蟄存“新感覺派”爭議考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等。

[3]參見李浴洋《為當代學術史“立此存照”——讀〈名作欣賞〉“學人畫傳”系列》，《北京青年報》2023年7月24日。

[4]嚴家炎：《新時期十五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

[5]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后記》，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6]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在1995年出版，即是一例。黃修己在1994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六屆年會上報告《中國現代文學史理論與實踐的回顧》就是基于該書寫作。他在文末呼吁：“學術上的動蕩多發生于思想沖突劇烈的社會背景下，而各種思想沖突今天甚至今后一段時間，可能會處于潛隱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大的突破不一定會出現，如果能夠利用這時機，好好總結，吸收大發展時期的各種各樣的思想，就有可能出現集大成性質的成果。這是我們的新機遇，讓我們好好地把握住它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這是當時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某種共識。

[7]早在編輯《王瑤先生紀念集》時，編者就有意在紀念詩文之外，收錄了討論“先生的理論建樹及其在教育、學術崗位上的業績”的研究文章8篇，作為“初步的鳥瞰式的概述”。參見《王瑤先生紀念集·編后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頁。但更加自覺地將王瑤作為學人研究的對象，還是從1994年“王瑤學術思想研討會”開始。

[8]陳平原：《風雨讀師四十載》，《風雨讀師》，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25頁。

[9]嚴家炎：《王瑤學術思想討論會開幕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第2頁。

[10]參見彭蘇《“從百年讀書人困窘看王瑤”》，陳平原主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77～493頁。該文原刊《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1期（6月23日）。

[11]在2024年舉行的“學人、學科與時代——紀念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座談會”閉幕時，陳平原提出學界未來對于王瑤的討論將更多圍繞“學人與時代”，“學科”這一關鍵詞可以去掉。

[12]參見陳平原《風雨讀書四十載》，《風雨讀師》，第123～179頁。文中“大樹倒下后的回響”、“著作重刊與全集編纂”、“薪火如何相傳”與“永遠的鞭策與未完的闡釋”四節，均涉及王瑤研究的展開過程。此外還可以參見魏建《名師與高徒相互成就的典范——觀測王瑤的另一種視角》，《魯迅研究月刊》2024年第8期。

[13]陳平原：《“學者百年”與“百年學者”》，陳平原主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第370頁。

[14]陳平原主編：《王瑤與現代中國學術·小引》，第5頁。譬如，陳平原提及王瑤曾經提醒以學生或者私淑弟子身份研究前輩學人時“要正視這百年學術發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視學者性格中的缺陷”。陳平原由此引申，“話是這么說，可在嚴于師生之分的中國，要弟子毫不留情地舉起犀利的解剖刀，很難操作”，“我的立場是：著重發揚光大，但不說過頭話，尤其不能把黑的說成白的。至于有些過分難堪的地方，因無關論述的大局，盡可不必親自去發掘”。陳平原：《風雨讀師四十載》，《風雨讀師》，第155～156頁。

[15]參見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勢大于人”》，《黃修己自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107頁。

[16]參見李浴洋《略論“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三代”——“第三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訪談錄”小引》，《傳記文學》2024年第1期。

[17]魯迅最早提出從代際角度考察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興替。根據馮雪峰的回憶，魯迅在1936年曾經計劃寫作以“四代知識分子”（章太炎一代、魯迅一代、瞿秋白一代、馮雪峰一代）為線索的長篇小說。馮雪峰：《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斷回憶》，《魯迅回憶錄（散篇）·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8頁。1978年，李澤厚循此更進一步，主張具體分析“六代知識分子”（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紅衛兵一代）的成敗得失，因為“每一代都各有其時代所賦予的特點和風貌、教養和精神、優點和缺陷”，“縮影式地反映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李澤厚：《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480～481頁。

[18]趙園的思考與追求就頗具代表性。參見袁一丹《“用眾不如用獨”——趙園與九十年代學術轉型》，《文藝爭鳴》2023年第1期。

[19]參見陳平原《我的“八十年代”——答旅美作家查建英問》，《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364頁。

[20]關于“第二代”現代文學學人對于“第三代”的幫助，陳平原說：“我們這一代‘文革’后培養的研究生，目睹這個學科的迅速崛起與逐漸成熟，且大都得到嚴（家炎）、樊（駿）等先生的引領與庇護，沒有他們的傳幫帶，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會碰到更多障礙。”陳平原：《教材編寫與嚴謹求實的一代——關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及其他》，《小說史學面面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178頁。

[21]可以旁證的是，黃修己也提出過“第二代”現代文學學人中的部分學者對于“第一代”的導師一輩朱自清等人的“隔代遺傳”問題。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導言》（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此說盡管并未產生影響，但也值得注意。

[22]當然，“三代人的合力”也是一種真實的歷史感受。比如，嚴家炎認為，“文革”結束以后“應該說還是三代人的合力，才勉強彌補和消除了‘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斷層”。賀桂梅：《從“春華”到“秋實”——嚴家炎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9年第6期。這與“隔代遺傳”論述構成對話，但兩者的重點其實不同。

[23]黃修己：《文學史和學術史研究的并行》，《黃修己自選集》，第114頁。

[24]代際的相對性主要由參照標準決定。現代文學的“三代”學人也好，魯迅與李澤厚所謂“四代”“六代”知識分子也罷，基本都是以轉折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作為“斷代”依據的。這一標準遵循的原則是在兼顧生理年齡的前提下“逢轉必斷”。但如果放大歷史視野，也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只有“晚清”與“五四”兩代；而1949年以來，則只有“毛澤東時代”與“后毛澤東時代”兩代。這時，三代現代文學學人就又是同一代人了，因為他們在歷史經驗和情感結構方面都與“毛澤東時代”糾纏在一起，真正與他們形成區別的是1990年代以后登上歷史舞臺的學人，即“70后”與“80后”。

[25]參見李浴洋《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之際》，《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26]許子東、李浴洋：《為我的“問題”，找到合適的“方法”——許子東教授訪談錄》，《傳記文學》2024年第3期。

[27]李浴洋：《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之際》，《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28]這與在研究中倡導“人歸人，文歸文”的原則并不矛盾，兩者的重心不同。事實上，“人”與“文”/“學”無法決然分別。強調“人歸人，文歸文”實際也是對于“人”的某種態度。

[29]參見李浴洋《知識與行動——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化”與“去學科化”之辨》，《文藝爭鳴》2025年第2期。

[30]當然，這里的“學”應當取其比較全面的理解。人品、學風與師德等因素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一方面，需要杜絕把學術道德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學人在現實世界與生活世界中的表現并非可有可無的參照。

[31]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史論·后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頁。

[32]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舊版后記》（第二版），第342頁。

[33]樊駿：《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頁。

[34]樊駿：《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第185～187、190～191、191頁。

[35]錢理群：《“文學研究是一種接力的事業”——讀宮立〈風骨：中國現代文學學人素描〉》，《現代中文學刊》2020年第3期。

[36]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150頁。

[37][38]樊駿：《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第192～193、194頁。

[39]參見李浴洋《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之際》，《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40]錢理群的《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是一部投注心力的研究著作。錢理群自述，其制定計劃，“有意識地盡可能地涵蓋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人”。但即便如此，結集成書時，他表示只有對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學人的研究大致實現了自己的目標，關于“第三代”則留下遺憾：“這些文字更多是一種評論，而非嚴格的研究，寫作對象的選擇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主要限于我所熟悉的北京學界，并沒有統一的構思和計劃。”錢理群：《有承擔的學術：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論集·后記》，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36、437頁。

[41]參見李浴洋《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之際》，《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42]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導言》（第二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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