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被納粹帶走前幾天，她在手稿上最后一條筆記中寫道：“我的周圍是松樹。我坐在我的藍色粗羊毛衫上，在一片腐爛的枯葉的海洋中央，前一夜的暴風雨浸濕了葉子，我雙腿盤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

這是上個世紀的人生一瞬，一位法國女作家在生命終程，躲進文字幻化的避難所里，靈魂終于得到片刻安寧。這樣的文字很難為當代女性作者企及，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女性書寫很容易耽于生活的細枝末節和情感碎片，常常流于空洞矯情。身為一個世俗意義的美女，我無比鄙夷我的日常和情感波動：一條朋友圈的幾百贊，一個主持人水賽的省冠軍，作為消費主義社會價值排序的上位者，面子上的虛假繁榮不斷使我沾沾自喜。某一日突然驚惶，害怕這樣的故事一經寫出，作者也就從美的創造者降格成了被低級趣味審視評判的對象，倫理和價值觀被動隱身，美人變成了play的一環。

我對伊萊娜產生強烈的興趣，起因是我們擁有同款的母親。作為我親眼所見的最美的“70后”女性，我母親的人生一向不缺乏各種傳奇。年輕時被邀約當電影女主角，年過五十還保持著濃密秀發、纖細體態以及緊致的下頜線。當二十歲的我和母親度假時，搭訕者從來都只要母親的微信，甚至有剛認識的阿姨對我提及，說知道我母親，因她名動一時的美貌。

從小，母親留在我腦海里的畫面，不是對著鏡子試穿不同款式的大牌霓裳，就是被一群小姐妹簇擁著在香港購物，眼都不眨拿下稀有皮愛馬仕，還順帶“賞”給二十幾個小姐妹每人一罐數千元的面霜。我是盛世里不和諧的小鼻涕蟲，一再攥她衣角，問媽媽什么時候能回酒店。后來，當我看到出生在大資本家家庭的伊萊娜，同樣也有一位絕世美人的母親，而其母也同樣只醉心于自己的容貌和男歡女愛。我很想知道，當一個作者被困在這樣的基因里，還能不能寫出好的作品？

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像我筆下膚淺狹隘的井底美人一樣，徒勞地羨慕著各大創意寫作專業畢業的青年作家，羨慕他們專業系統的規訓、遼闊的文學視野以及可貴的思想力?？瓢喈厴I生的文學之旅，就像玩一個地圖已經被點亮了的游戲，玩家內心有著完整的坐標系，無論快慢、遠近，至少他們知道自己身處何方。面對一道題目，他們的腦海里已經有了很多種不同的解法，而我對僅有的一種答案還不甚確定。

因此我對這篇小說（或者可以說我的每一篇小說）是不滿意的。倘若短篇算速寫，這部中篇只能算一種巴洛克風格的工筆畫。小說在很多段落描繪繁復，但其目的僅是文字質感上的修飾，是主體結構之外的雕刻，并不有益于事件的推進，也脫離了對角色人性動機的關注。相比之下，“油畫”的小說作者，會像一個無比專業的潛水教練，讀者被引領著不斷下潛，一米、兩米、十米、五十米……徑直沉浸入人性的幽微深海，只有合上書的一刻，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再說到結構設計，一流的小說家不需要借助建立幾個事物之間的拓撲關系來寫作，他們有的思想銳利，有的典雅古意，有的智力過人，得以在同一事物的內部進行瓦解和重建。但對功力不夠的作者而言，正面寫一個人物很容易落于扁平、符號化、細節撐不起人性。因此，我設計了四個女孩子的一組群像，以多個人物提供多種可轉換視角，在敘事中保留了回旋余地，同時也不失豐富立體性。當多個人站在命運的交叉點上，人物關系自然形成了一種自因變量的函數關系。說來慚愧，小說采用這種可變系統是為了取巧和降低書寫難度，回避直接正面地去詮釋人物難以言說的情感命運。

帶著對能力、技術、學養、思想力的多重不自信，我選擇卷起來，拼命補課，去拓展我視野里的文學版圖，憑著我對文學的嗅覺，去追尋我喜愛的作者和作品，去探尋他們的靈魂底色。而這個過程中，卻有了意外的發現。我知道人物不等同于作者，作品內的價值觀也不能直接代表思想，但是我卻總是能不自覺地從作品中看到作者的影子，并且隱隱感受到文本是靈魂在物質世界具象的存在形式。

我一直很喜歡新概念小說，因為里面清澈的少年氣流很打動我，但是這種氣流往往隨著作者年紀增長而越來越稀薄。后來，我認識了一位“35+”的女作者，其學養讓我折服，談話間各種大師和文學理論手到拈來。更讓我深深著迷的，是她對文學的熱愛。全職寫作，帶著五萬塊積蓄搬到廣西鄉鎮，靠信用卡買面包，一個大面包，要分成幾天吃，有二十幾件一模一樣的黑T恤，只為了減少花在著裝選擇上的時間，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是獨自在家寫作，因此她的文字里也有著一種迷人底色，一個朝圣者的靈魂。當青春終將遠離，美人不再，我渴望成為這樣的人。

這讓我想起那位從二十五歲開始棄絕社交，在孤獨中埋頭寫詩的美國女詩人。寫作跟現實存在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對話式的。彼此認同，彼此補給，并在兩者獨立存在之中實現寫作者主體成長過程的雙向滿足。最好的創作者，其創作沖動與生活意味應能融洽地結合在一起，同時以此豐富各自的存在景觀。寫是生存的另一種實現方式，是在想象的世界里構筑現實與可能并存的多種生活。艾米莉·迪金森孤獨寫了三十年，留下詩稿一千七百余首，絕大多數在她身后發表。對她而言，寫是全部，至于能不能被世人看見、認可，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自此，于我，寫作已不是目的，而是重建主體性的手段。

寫作成了最徹底的精神反叛，我要逃離這種受害者也是同謀的處境。當我見到那些“美人”，那些朋友圈時時流光溢彩實則家境貧寒的網紅美女，那些感慨情路坎坷卻隱瞞新婚的選美冠軍，那些各路琳瑯滿目的女主播博主?；?，我開始知道該用什么樣的姿態看待、詮釋這些人物。我想用寫，掙脫美人這個標簽。

寫作也必然要有獨特的精神天賦，去聽到身邊的靈魂心底的哭聲。我試圖寫下很多個身邊的“她”，寫下這些被社會規則馴化的可見個體，寫下操控她們的無形權力，寫精神鏡像里的自己。我想為身邊的一個個人類個體寫作，為人寫作，而不是概念上的人民或者女人。

寫作是漫長的精神跋涉，在智識上一遍遍地解題思路推演，在心性里一次次刷新和自我超越。當伊萊娜在法蘭西組曲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法國人就像厭倦上了年紀的配偶一樣，厭倦了共和國。獨裁對于他們來說，只是短暫的情史。但是他們很愿意欺騙自己的妻子，卻不愿意殺了她?，F在看到她死去，他們的共和國，他們的自由。他們為她哭泣?！彼龑懴碌氖瞧渥吭降乃枷肓Γ瞧鋵χ贫冉Y構、社會群體情緒的深刻洞察，是其對人性的豐沛感受，她也寫下了一個美人自我的不斷地梳理和成長，寫下了內心拼圖一塊塊地推翻、尋覓和重建。這段話的沖擊久久激蕩，因為我也想抵達深邃的文字背后，生命層次的更上層樓。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倍缃?，美人成了可以被赦免的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