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漂浮和流動的一切
二十三年前的那個冬天里,我來到上海。白天,我在多倫路的美術館上班,晚上就住在館里提供的甜愛路老別墅里。別墅的院子里有十來株水杉,在西墻邊成了林,樓前有株老枇杷樹,還有幾棵芭蕉、棕櫚樹。我還記得它們的樣子。水杉高冷而迷人,其它樹則都有些老態。天蒙蒙亮時,總有錫嘴雀在枇杷樹上悠緩低鳴,倒也并不覺得吵,但有時還是會在這聲音里醒來。睡眼惺忪的我,透過小窗看著微亮天光里還在顫動的枝葉,覺得像在殘余的夢境里。
從住處出來右轉,順著甜愛路往東走,再向北轉,就到了魯迅公園。要是出來左轉,沿著四川北路朝南走,經過內山書店舊址后沒多遠,就是山陰路,那132弄里就是魯迅故居。說實話,相比于魯迅公園和紀念館,頗顯空寂的魯迅故居是我更喜歡去的地方。通常都是午飯后溜達過去,工作日游客很少見,我從一樓慢慢轉到頂層,會下意識地回想讀過的相關文字……有時會停下腳步,仔細聽這里的空寂,想著那種“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孤獨,還有魯迅寫作的變化跟這座城市的關系。
為什么他的小說基本是在北京期間寫的,而到了上海后寫得最多的是雜文?是不是他在北京時文學創作就抵達了巔峰狀態,而到了上海后則更多是深陷批判現實的戰場?他在北京時能從容地寫自己想寫的,是因為在教育部拿著高薪而不必擔心生計,而到上海后他已是純職業寫作的狀態,大量地寫雜文除了各種論戰的需要,也有生計需求使然?
在美術館工作的間隙,偶爾想到魯迅故居就在不遠處,可以隨時走過去看看,會讓我覺得它更像是某種額外的獎賞。有時候,走在山陰路的梧桐樹下,我會想,最后那幾年,魯迅心里那無法言說的孤獨,文學寫作的終結,以雜文進行的孤軍奮戰,他的驕傲與憤怒、熱腸與冷眼。為了想明白這些,只能去重讀《魯迅全集》。
當然,我做不到像終生癡迷魯迅的孫犁那樣,按照《魯迅日記》里每月附錄的購書單去買書讀書,但我能理解他何以在劫難之后才真正懂了魯迅。我記得他晚年寫過一幅字,用的是《漢書·揚雄傳》里的兩個句子,其中一句是“大道低回”,倒是很適合概括他晚年才有的對魯迅的理解。
我對孫犁的重新認識,也是到上海后,確切地說,是在讀了他晚年的《耕堂劫后十種》之后才有的。劫后重生的他,不求“進”而求“退”,并在“退”中求“變”。正像多年以后我在《退與變:孫犁的意義》里寫到的:“孫犁‘退’回到魯迅,以恢復對‘人’的悲憫;再‘退’出‘有用’之意圖,‘退’回到傳統的志怪、傳奇、筆記的淵藪里,沉潛玩味其中,反復淘洗自己的精神、氣息和文字,最后得到的是一種心無雜念的寫作狀態和至簡至潔的文字風格。”
《耕堂劫后十種》每本都有小說、隨筆、讀書札記,它們形式不同卻渾然一體,且語言沖淡平和、樸素自然,說明孫犁晚年確實已在西化潮流之外另辟蹊徑。后來我起意寫《撫順故事集》時,其實動機與寫法的源頭即是受了孫犁晚期小說觀與寫法,尤其是他化用古代筆記小說筆法的啟發。
在虹口,我住了四年。除了頭一年是在甜愛路,余下三年都在同心路。在那幢據說歸屬海軍的老高層里,晚上我通常都是開著電視機看書或寫作的,而且幾乎是鎖定在央視電影頻道,偶爾會瞄一眼電視畫面,或是聽一會兒某部電影的對白。直到次日早晨起來,我才會關掉電視機。有時候,在白天里,某段臺詞會莫名其妙地浮現在腦海里,而在睡夢中,不同電影的畫面經常會自動剪輯在一起,變成一部熟悉而又陌生的新電影。
整晚開著電視機的習慣直到我搬到楊浦區軍工路五維園區后才結束。在那個老廠房改造的復式空間里,我把新買的電視機放在了一層客廳,此后就再也沒有打開過。在上海地圖上,五維園區剛好位于東北角,于是朋友老吳就嘲笑我,你一個東北人,好不容易跑到了上海,卻偏偏要住到上海的東北。
住在五維園區的那些年,我偶爾還會去多倫路上轉轉,去那家舊書店,老板一直記得我。奇怪的是不管多少次回到多倫路上,我都沒想過再去魯迅故居看看,它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世界。偶爾想到它,也是在我隨手翻開魯迅的書信或日記的時候,而不是在徘徊在多倫路上的時候,它仿佛已變成了符號般的存在,而不復是現實中的實體了。
某個深秋的晚上,我跟朋友聚會,餐廳就在魯迅公園里。喝酒的間隙,我來到外面,順著小路走到魯迅紀念館那里,看了片刻。夜色里,在周圍樹下透射的燈光的映襯下,這座建筑看上去是如此的陌生,甚至讓我有種從未見過它的感覺。
后來,走在幽暗的小路上,在遠遠地看到燈火通明的那家餐廳的瞬間,我忽然想起數年前自己發過的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寫本關于魯迅晚年在上海的書。我會想象他什么都不寫也不看書的時候,站在窗前,默默地觀察那個年代上海的街景,看著過往的人,靜止的樹木,路邊的野貓,被丟在街邊的東西,會想些什么。
我想寫的,還有他在臥床不起的那些日子里,為什么會不時看看床頭柜上小鏡框里的那張圖片,那個在風中奔跑的女子對于他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還有,那個時候,他那始終冷峻而又不失悲憫的內心里,是否獲得了某種從未有過的釋然與寧靜?
轉眼之間,又很多年過去了,可是關于魯迅的寫作計劃仍未落實。我早已從楊浦的五維園區搬到了浦東,住在整日車流滾滾的張楊路邊。在深夜里,偶爾站在窗前,看到這條主干線上一片空寂的時候,隱約中似乎能聽到某種奇怪而又空洞的回響。
有時我會想,自己來到上海后的這么多年里,其實始終都有種漂浮的感覺,而這座巨大的城市本身則始終給我以不斷流動的感覺。在這種漂浮與流動的雙向對應中,很多不確定因素始終在不斷涌現。它們在推動著我以及周遭的一切不斷變化下去,而我的寫作似乎也是因此而持續的。我喜歡那些不確定性因素和所有的變化,它們的存在至少能說明我的人生還沒到答案揭曉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