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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眼淚的歷史》序言中，作者文森布佛開宗明義：“眼睛是靈魂之窗，眼淚則是心靈的信使。”誠然，眼淚是人類天賦的情感權利，悲天憫人是人類的天性，喜怒哀樂是眼淚的品相，眼淚問題不僅關乎性別之分，還關乎古今中外，是當下真實的情感與歷史，更是社會的顯性表達。因之，著名學者、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萬俊人細讀《眼淚的歷史》后，發出“淚何以下？”“淚為誰流？”“淚何以干？”的情感之問。

今日，我們全文推送《淚為誰流》一文，以饗讀者。

淚為誰流

萬俊人

滴水識海，一葉知秋。說的是由微見著的道理，也是自19世紀后期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齊美爾提出并提倡“微觀社會學”和20世紀前期法國年鑒學派迅速崛起以后，諸如田野社會學、專門化史學、社會心理（精神）史等研究開始興起并逐漸蔚然風行的方法論表征之一，而一旦此種方法同諸如法國哲學家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結成某種理論聯盟，別具一格的微觀社會學、專門史學或歷史哲學、情感心理學等新的學術觀念，便很快突破啟蒙時代以降“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天幕籠罩而凸顯為現代顯學。事實上，這類方法的探究洞見，也讓學者解除了許多思想焦慮和理論壓力，獲得某種自由探究、別見洞天的快感。這是我讀完當代法國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安·文森布佛《眼淚的歷史》一書后，油然產生的一種閱讀感受：真切、喜悅而又禁不住若有所思。

春節閑覽，讓我的目光凝佇于這部譯著，感覺一如當年頭一次在哈佛書店見到福柯《性史》的英譯本。盡管我知道，隨著微觀社會學、微觀史學、微觀經濟學等新生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化流行，這類專門史已不足為奇，但仔細搜索發現，該書的作者是位女性社會學（史）家，中文譯者也是位臺灣女性人文學者，其時還是在讀博士生，而中譯本的閱讀讓我進一步確信，譯者還是一位學風文雅、修辭考究的青年語文學者。中譯本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于2022年出版發行，那時候新冠疫情尚未完全了結，因此只好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用我極為笨拙的手機在網上下單訂購。海外網購自然價格不菲，可讓我擔心的只是時間，網上顯示的時限是付款訂購后“兩個月”到貨，實際上我足足等了近三個月才收到書，逾期等待的焦慮幾乎真的讓我拆開快遞時激動得有些淚眼蒙眬了。看來，確如是書作者所言，眼淚同人的心理、情緒、境遇和背景等因素直接關聯，與性別無關。

坦率地說，我還是第一次知道作者文森布佛女士，點出其女士身份絕非刻意，只是想先表明我的直覺：女人淚總比男人淚來得豐沛動人，女性學者對于眼淚的研究也應擁有強于男性學者的優勢。作者自詡這部眼淚史只是一部“小小社會學史”，可我讀后卻有些滴淚觀海的感受，思緒難以平復。氏著除“序”“引言”之外，共策三部13章，中譯本近450頁，法文原版于1986年出版，2022年臺灣商務出版的中譯本所依據的是2001年的法文修訂版，應該是最新版本。

淚何以下？

不知是作者用心設計，還是某種自然巧合，氏著的運思鋪陳竟然同泣者淚如雨下到淚隨風干的流淚過程幾乎重合：作者想通過自己的研究，回答符號學家羅蘭·巴特耐人尋味的詰問：“在哪些社會、哪些時代，我們曾經哭過？從什么時候開始，男人（而不是女人）停止了哭泣？為何在某個特定時刻，感性會淪為濫情？”作者仔細收集和分析了18世紀至19世紀大量法國名家重地的檔案、小說、日記、信箋、戲劇和戲劇評論、醫療報告、禮儀集叢輯錄，還有一些哲學史學名著，小心翼翼地梳理了從法國大革命前后無分男女的“公開嚎啕”，到浪漫主義時期的“私密性抽泣”或“自我鏡面式的梨花帶雨”，再到維多利亞時代的眼淚女性化甚或女性專屬化，哭泣被逐漸弱化、矮化，以至于男人停止公開流淚而最終男女俱近淚干無泣的眼淚“流”程。

自古以來，眼淚都是人們常見卻又不敢輕易談論的一種個體生命的心理—情感外顯癥狀。這并非只是因為人們恐懼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一把辛酸淚”終究只能換來“滿紙荒唐言”的教訓所致，也不僅僅是因為眼淚多半蘊含著某種消極痛苦的情緒使然，更重要的是因為眼淚作為話語主題或思想論題的極端含混，以至于很難說得清楚，論得明白。很顯然，同樣是流淚，你不能把畢加索《哭泣的女人》同17世紀西班牙教堂里的《圣母的眼淚》相提并論，兩者的差別絕不只在前者夸張的油墨淚珠同后者晶瑩剔透的玻璃淚珠之間；甚至，同樣是女人的眼淚，你也很難把畢加索筆下油彩的情人眼淚同曹雪芹宣紙上林黛玉的苦淚等量齊觀，縱然畢加索的情人淚或多或少也有心酸與悲涼，他從自己兩位情人憤怒而絕望的眼眸中看到的眼淚，絕不會只有憤怒與絕望。與之類似但更耐人尋味的是，人們從葉圣陶先生的《眼淚》中可能讀出的，同我們在文森布佛女士《眼淚的歷史》中可能讀出的必定是五味雜陳，莫衷一是。誠然，你可以說，快樂人勸稻草人去車站、碼頭或者嬰兒的搖籃邊尋找他所確信的“同情的眼淚”，因為人們的日常直覺是，車站、碼頭多是離別或送別的特殊情境之所在，嬰兒的搖籃里更是流淌著純真的嬰兒啼哭與純美的母愛淚流之特殊所在，其間發生自然流淚——與人為儀式化的流淚相對應，如葬禮或宗教儀式——的概率遠高于其他地方。讓人意外的是，稻草人最終找到同情之淚的地方不是車站、碼頭、搖籃，而是少年見母屠雞的剎那間，當少年猛然看見母雞被宰，便奮不顧身地沖上去按住屠刀，哀求母親放母雞一條生路，就在那一剎那間，他稚氣未消的臉上熱淚滾滾，那是源自生命摯愛生命的同情之淚！又豈是現代劇場里那些貴婦名媛故意顯露的點滴“粉淚”，甚或親人、情侶相擁重逢或揮淚告別時的眼淚所能比擬的？

然而事情還遠不止于此。人類的眼淚從來就有性別之分，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不單有性別標識，而且還暗示男人的眼淚要比女人的眼淚來得沉重、稀罕，因之較為珍貴，這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女性天然敏感的淚腺，而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和社會角色不允許他們像紅樓里的女性那樣，稍不如意便梨花帶雨、盈盈粉淚。此外，眼淚問題不獨關乎性別，還關乎古今中外，不單有濺濕襟袍的英雄淚，還有街頭血肉橫飛的革命者帶血的熱淚，以及在各種各樣日益翻新的現代影視和網絡視頻上勝似落英繽紛的“角兒”“秀淚”，不管是憑借高超演技拋灑出來的，還是借助某種特殊“眼藥”的刺激催生出來的，抑或是仰仗諸如人工智能（AI）之類的前沿高科技再造出來的，都表明同一個問題：眼淚問題非同小可，不可輕慢，弄不好就會惹得一身氣味，一地雞毛。也正由此，我們才得以見識以“小小社會學”（史）家自詡的文森布佛的理論膽識和學術勇氣，以及《眼淚的歷史》非同凡響的分量。

在該書的序言中，作者開宗明義：“眼睛是靈魂之窗，眼淚則是心靈的信使。”可這濕漉漉的天使究竟自何而來？為何要來？何時到來？符號學家羅蘭·巴特關注眼淚的社會性和時代性，尤其關注男人停止流淚作為感性流露的特殊癥候何時變得“濫情”無忌，這當然是他本人借評拉辛戲劇而興其傷感主義符號美學的疑問：我們在哪些社會、哪些時代哭過？男人何時停止了他們“大老爺們兒”式的哭泣？為何停止？哭泣又何時成為一種濫情的俗套？坦率地說，巴特的這些問題關乎社會歷史之大者。文森布佛對此了然于胸，但卻采取了以小博大的解答方式：她撇開了諸如哲學、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諸人文社會科學的宏大敘事風格，用心于從各種私人信札、名簽、日記和小說、戲劇或劇場、沙龍、酒吧、咖啡館等細微幽靜之處，發現可讀、可解、可論的淚之奧義。在她看來，與其習慣性地瀏覽那些赫然鼎立的名山大川，不如耐心從容地觀察腳邊的小花小草，很可能后者讓你更好地領悟其中真意。果然，文森布佛發現，眼淚是當下真實的“歷史”，情感流露是人們當下真實的“心”理和“情”境，無論是自我情不自禁的潸然淚下還是他人無法掩飾的熱淚盈眶，都是某時某刻因某種情緒被激動而產生的“情理脫序”，既不可阻擋，也不可強催。“想要止住眼淚，和硬要擠出淚來同樣難受。情緒泛濫與猝然驚愕一樣，讓情緒管控或強顏表態都變得無比困難。”

眼睛不過是被臨時蓋住的泉眼，一俟被某種力量撬開并攪動，哪怕是不經意間的輕輕點撥，淚水便從中涌出，揮灑狂飆。翻看17世紀法國的許多小說、戲劇，不管是出自貴族夫人的手筆還是閨密或筆友的隨筆，都會讓人讀來感同身受，悲從中來。而且，產生這類情緒效應的不只是《紅樓夢》式的言情作品，還有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傷感文學”，以及更多的藏在深閨羅帳內的那些美人日記、私人信箋或私密幽會時的喃喃細語。甭說是日記、札記、信箋之類，就是諸如小說、戲劇、詩歌等帶有作家想象、寄托甚至魔幻化的文藝作品，都不是無風起浪的烏有虛構，而是朝朝暮暮發生在城市鄉村、大街小巷、異域探險或他鄉采風的日常生活經歷的藝術再現。從《克萊芙王妃》到不知名作者寫的《一個避世好人的回憶錄》都會讓讀者滿目熱淚，欲罷不能。

何以至此？文森布佛的考察發現，這些作品的“催淚手法”并非其哲理思想對讀者的心靈觸及，而是其描繪美學與倫理問題的情感刺激及其引發的靈魂騷動，誠如《無常的煩惱》的作者C. J.多拉所言：“思想受到靈魂的愚弄。”此時此刻，“冰冷的理性”遭到遺棄，“溫柔的沉湎”激起漣漣淚泉，這正是為什么盧梭的《新愛洛伊絲》比他的許多政治哲學著作更能感動讀者的真實原因。閱讀產生的淚水源于心靈感應、情感共鳴帶來人們“心心相印”的相互信任。悲天憫人是人類的天性，18世紀法國的盧梭和幾乎同時代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休謨、亞當·斯密都確信，相較于理性或知識，諸如同情、同感、移情之類的情感作為人類道德的“第一根源”更令人信服。在此意義上，眼淚本身便是一種美德，它表露著人的情懷和能力：樂他人之所樂，悲他人之所悲。這讓我想起20世紀早期法國哲學家居友的名言：每一個人都有多于自己快樂所需要的微笑，也都有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淚。同情、道德、利他、犧牲……幾乎所有人類美德都是其生命自身“生殖”和“增殖”的天然表征。而且，催生眼淚的不只是私人或人際的情感感應，即便是私人和人際的情感感應也未必都只是人為的或屬人的。目睹奇異的自然風光，人們也會感動得淚濕心眉，更不用說親歷某種莊嚴的宗教儀式或突發事件了。更復雜的是，眼淚也是一種社會性的顯形表達。“感性是社會（社群）性的自然表現。”正是因為人的群集和社會交往，眼淚才獲得其感通分享的社會意味，反過來，也正是因為人們相互間的情感交通和情感認同，某個或某些人的淚腺才會被撥動，淚泉的閘門才能被打開。而且，文森布佛還有更深的洞察：“同情的天性是圍堵過分自私與專制武斷最好的防線。”眼淚所表現的同感、同情之所以具有人類美德的意義，恰在于眼淚提示或者警醒我們，我們能夠、應該、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必須學會情感分享或情感互助，這不只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麥金泰爾所說的“依賴性的理性動物”，同我們的人類同胞有著天然的情感聯系——一個人生活于孤島既不可能，也未必幸福——更因為誠如居友所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多于自己的快樂所需要的微笑和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淚，因之能夠、應該、在某種意義上必須樂他人之所樂、悲他人之所悲。18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所呈現的盡管有些極端卻相當普遍的流淚經驗，無比確鑿地證明了這一點：在此期間，眼淚不單成了社會化的行為“修辭”，而且也“能從眼淚中讀出政治意涵”，不只是在啟蒙哲學家和史學家的急就章式的著述中，更多且更觸目驚心的是在劇場、廣場、咖啡館、酒吧，有時候甚至是大街小巷，從大巴黎區到“外省”鄉村，幾乎法國的每個角落，都成了人們無所忌憚地拋灑熱淚的絕佳時機和絕佳場所。眼淚從來沒有像斯時斯地這樣獲得如此鮮明而充足的社會公共性，盡管因為革命激情的超度刺激，狂飆的淚水不時夾帶著血跡，以至熱淚帶血，點滴心頭。因此，18世紀的法國眼淚徹底扭轉了此前眼淚的私人性和私密性，同時也消弭了長期盛行的“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性別界限。流淚不再只是女人的情感特權，在革命的歲月里和炮火紛飛的戰場上，男兒拋灑的眼淚遠比女人的眼淚更熱、更多、更肆無忌憚，并且伴隨著更高分貝的哭聲——法國大革命將哭聲變成了“街嚎巷哭”：在聲勢浩大的游行街頭，人們抱頭大哭；目睹街巷戰場上的鮮血和尸體，失敗者的抽泣雖然被勝利者的歡呼蓋過，卻依然隱約可聞，甚至更動人心弦。看來不管是因私還是因公，也無論是好是壞，只要發生的事讓人動情動心，眼淚就會止不住奪眶而出，差別只在于眼淚的品相：或喜極而淚，或悲從中來，抑或愴然涕泗；而流淚的樣式也有獨自抽泣、相擁而泣或無所顧忌地嚎啕大哭、盡情拋灑，抑或梨花帶雨、涕泗橫流；如此等等。

淚為誰流？

令人費解的是，弄清流淚的起因并不等于明確了人們為之流淚的真正對象，許多情形下，流淚者并不一定清楚淚為誰流，也未必全然明白有時候自己突然就會鼻酸眼濕，眼淚奪眶而出，所謂情不自禁很可能也是淚下無由。文森布佛通過多方面、多場合的細心考察發現，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眼淚，雖然因其集體無意識大爆發和社會無序而遠比17世紀遮遮掩掩的劇場眼淚來得坦然和放肆，但終究還未脫出劇場效應的范疇，只不過是后者無節制、無羞恥感的無限放大而已。當然，人們可以很輕松地因而看起來也總是無傷大雅地把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眼淚定性為“被意識形態化了的”甚至是被社會“制度化了的”眼淚。如此一來，淚為誰流就更說不清楚了：誠如海德格爾所洞見，任何事情一旦流行于公共時空，人云亦云，或者演唱會式的人笑我笑、人哭我哭、一人瘋狂即全體瘋狂，旋即便陷入“匿名”狀態，不知是誰，也不知為誰，更不知誰為了什么。

在公共時空里，如何識別流淚的主體動因和真實對象？托克維爾在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發現，大革命的起因并非是因為社會政治經濟的失敗及其導致人們生活不堪承受的痛苦。康熙大帝在奉勸老臣們歸還“國庫欠款”時注意到，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若上無片瓦，尚能露宿街頭、荒郊野外，但若無米充饑，他們就會揭竿而起，原因十分簡單，無米充饑關乎生命本體能否繼續生存，遠非居無定所或衣不裹體的困境所能比擬，易言之，無米充饑帶來的傷害是致命的。可是，托克維爾發現，造成法國大革命的火源恰恰生發于國家財政較好、國民生活較優的地區和時段。無獨有偶，文森布佛通過書信、關鍵性場合的紀實檔案或私人札記等發現，革命者中確實有“時常沾著自己的淚水”吃著“被淚水泡軟的面包”的、穿不起“套褲”的窮苦者，也有穿著“套褲”戴著“禮帽”的貴族紳士，而且擔當革命運動組織者和領袖的更多是那些口若懸河、滿腹經綸的新生有產者和新“土豪”、新型知識分子（倏然聯想起近代中國革命的情形，何其相似乃爾），例如，渾身洋溢著浪漫主義激情、總是穿梭于貴族夫人和時尚美女之間的大哲盧梭先生，他的政治哲學著述不僅是大革命的激情動力，也成了大革命的思想指南。

更吊詭的是，當國王路易十六終于妥協并含淚簽下退位詔書、緩步走出凡爾賽宮時，革命者尤其是那些來自鄉下和礦區的勞工大眾竟然為他們昔日的國王和王后虔誠行禮，熱淚盈眶，有的甚至放聲大哭。他們不是在為革命的勝利而哭，不是“淚洗（新誕生的）憲法”，而是為國王和王后而哭：“國王是萬眾矚目的焦點，每個人眼淚汪汪。”“這一天和這次的啟程，凡爾賽永遠不會忘記。一群老臣見到國王陛下在平民百姓的簇擁下離開，沒有肅穆的儀式，也沒有森嚴的戒護，在場者無不淚流滿面。”仿佛國王的離開也帶走了他們珍藏于心的東西，而且多年以后人們坦言，國王確實帶走一些人民不舍的東西，比如，習俗、禮儀、秩序和優雅等。然而，一旦路易十六再次轉向復辟王朝的反革命立場，革命者又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斷頭臺，憤怒的吶喊代替了憐惜的淚水。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作為革命政治家的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一度以其豪情萬丈和“不可腐敗者”的名譽而讓其追隨者為之感動得熱淚狂飆，但僅過一年便被當作“腐敗的獨裁者”而被發動“熱月政變”的熱月黨人送上了同一斷頭臺，而且那些曾經為他流淚的革命者此時此刻卻怒目圓瞪，眼眸中只剩下了怒火。僅僅就在一年前，正是羅伯斯庇爾把路易十六送上的斷頭臺，誰能想到，革命者突然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將他者送上斷頭臺的人也被他人送上了斷頭臺，激動的眼淚隨之變成了憤怒的心火。一切都來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人們一下子仿佛失去了判斷眼淚的能力。

大革命的眼淚帶有血腥味，街頭確乎給人們肆意揮灑眼淚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場所，卻因為血淚交織而讓人們失去了辨識眼淚本身的從容與確信。這或許是19世紀浪漫主義興起的重要背景，也是法國人的眼淚開始“由笑轉哭”而變得“反復無常”的內在因由。眼淚成為“浪漫主義的痛苦主義反諷”，并“撼動了個體意識的穩定性與一致性”，有時候，人們甚至難以辨識一個淚眼婆娑的人究竟在笑還是在哭、是高興快樂還是痛苦憂傷。于是，眼淚被當成某種帶有女性固有特性的神經—心理癥狀，或者被視為世態或風俗的社會癥候。更有甚者，人們又開始重新呼吁：做回自己“眼淚的主人”。《世態字典》將眼淚重新定義為：“……眼淚是女人為了要隱藏不忠的行徑，或得到一件喀什米爾毛衣動用的伎倆。在精神危機發作之后，發動眼淚的武器可以達到最佳效果。”文學家福樓拜在《庸見字典》里將眼淚與神經病相提并論，而且暗示，眼淚所表現的癥狀讓“疾病和裝病的界限十分模糊”。小說家司湯達在其《論愛》中則把眼淚說成是“笑靨的極致”。另一位被稱為“作為社會觀察家的小說家”巴爾扎克在談到其《人間喜劇》的寫作背景和動機時坦承，19世紀流行的“世情喜劇”“煽情戲劇”、微觀社會學發現和社會日常風俗才是他創作《人間喜劇》的直接靈感。

大革命不僅“讓老國王的女人能哭的淚水所剩無幾”，也讓幾乎所有法國人失去了把眼淚奉獻給公共世界和公共事務的激情和動力。因之“把真心留給私領域”，甚至把眼淚還給女人悄悄成為浪漫主義憂傷情調的主旋律。“私密即深邃”，點滴藏春池。女人是由戲劇和眼淚糅合而成的，眼淚和戲劇之于女人，一如美酒、詩和劍之于男人，這說法同“男人如山、女人若水”一類的中國山水修辭十分相似。“對女人而言，獲救的方法唯有眼淚一途。”女人即淚人，尤其是獨在深閨人不知的時候，“人母和人妻都是淚人兒”，更不用說那些情竇初開或正在相思臺上淚水輕彈的少女了。當然，不同年齡段的女人眼淚有著殊為不同的內涵：婚前與婚后，淚下殊不同：“前者只有淚水和歡笑，后者只有銷魂和悔恨。”導致這種差別的只是婚姻，而作為一種介乎私人與公共之間的社會性制度安排，婚姻及其帶來的家庭竟然能夠改變眼淚的滋味和性質，使得眼淚的公私界限重新變得含混起來。婚姻和家庭被現代人當作社會的“細胞”，殊不知這“細胞”也是人類淚腺的渡口：它既可能暴露私密的某些信息密碼，也可能遮蔽甚或扭曲私密信息的真實意涵。文森布佛的眼光果然犀利，她悉心發現，一位擁有新爵頭銜的紳士不幸被自己美麗動人的妻子戴上了綠帽子，為了形象和尊嚴，他在有人的地方欲哭而不能，只能在無人的隱幽處獨自絕望地哀嚎。更讓他痛苦不堪的是，他的母親、尊貴的老夫人目睹兒媳傷風敗俗也只能忍氣吞聲，為兒子也為家門而絕望。無處尋找解除羞恥的倫理援助，又不能不顧及好不容易新建起來的豪門榮光，這就是19世紀豪門新貴欲哭無淚的心—情“內傷”。

浪漫主義的情感世界誠然浪漫，更充滿苦澀，因之被冠之以浪漫主義的傷感主義之名，這也意味著浪漫主義的無奈和短命。隨著19世紀法國資本主義世俗化，以及新生中產階級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眼淚被不知不覺地并入了現代“身體的符號經濟（學）”邏輯。眼淚終于被現代化了！眼淚的現代化即是眼淚的私有化＋病理化＋資本化，這不僅使得淚為誰流的對象更加無從確認，而且也使得淚能否再流也成了問題。

淚何以干？

或者，何處能夠找回我們的手絹！

人們習慣性以為，眼淚不過是女人自我拯救的不二法門。文森布佛的研究提示，眼淚何嘗不是所有男女老少自我救贖的情感方式？嬰兒的淚水可換來奶水，老人的濁淚是他們遞給晚輩的老酒，女人的眼淚能夠博得男人的玫瑰，男人的淚珠可兌換天雨。人幸有眼淚，人類不可沒有眼淚！

眼淚是人類天賦的情感權利，當然要自我主張，自我維護，自我珍惜。19世紀浪漫主義對重新做回“眼淚的主人”的吁求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滿足，尤其是在被稱為“道德黃金時代”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明白，眼淚既不能出賣，也不能被收購；既不能成為新天主教“贖罪意義的受難”之“痛苦主義”表達，更不應蛻變為革命的或政治化的“意識形態表述”。眼淚只屬于你我真心或者人我之間的“溫柔”，無須挪用英雄主義或者救贖論的美名。

然而，維多利亞時代太短暫了，其給予人類眼淚的道德庇護也太過脆弱。很快轉入19世紀下半葉，法國人的眼淚似乎和歐洲所有沉醉于現代化浪潮中的人的眼淚一樣，被涂上了資本和市場的眼藥。早在啟蒙時代，天才哲人盧梭便覺察到，“人們繳納眼淚稅的方式，就是去看戲”。劇場同時扮演著公共稅務局的角色，眼淚則從情感權利悄悄蛻變為公共情緒的義務稅。事實上，“……到了19世紀，……身體的符號有了一套新的經濟體系，漸漸改變人們互相傳情的方式”。如果說，18世紀法國人“哭泣的修辭”主要是公共政治意識形態，那么19世紀的眼淚修辭方式則逐漸被市場資本化了。

眼淚被現代化意味著眼淚的消耗激增甚至出現巨大公共消費，18世紀的革命讓人們揮霍眼淚，19世紀的浪漫讓女人揮霍眼淚，19世紀末以降至今的現代化則讓眼淚匯入市場大潮，到處逐浪揚波。然而，“眼淚要是量大，便顯得廉價。假設眼淚的效用形成一種經濟體系，那背后必受到嚴格的規范，女性眼淚一旦出現通貨膨脹，會導致她們在情場失勢”。巴爾扎克在記敘悲催的高老頭臨終淚目時，揭示關于人類眼淚的真理：“哭泣一旦變得罕見，便有揭露真相的力量，因為那個真相原本可能被藏了起來。”“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左拉名作《娜娜》里的穆法伯爵若不是蒙受被戴綠帽子這種貴族紳士的奇恥大辱，又怎么會禁不住躲在“靜悄悄的庭院，哭得像個孩子”？他為之哭泣的，也許并不僅僅是因為他終于清醒地認識到“女人是穿裙子的馬基雅維利”——情感主義的政治陰謀家？！還有那個時代盛行的“眼淚的達爾文主義”——一種不僅被男士英俊和女士美貌所浸染，而且也被政治權力和市場資本所浸染的性愛優劣互競秩序所宰制的愛情等級價值觀！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有其特殊情感偏好，這當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眼淚偏好。文森布佛發現，19世紀尤其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布爾喬亞似乎“偏好正色斂容”，注意儀態表情，因此對眼淚抱有相當嚴肅的態度。可是，架不住時代浪潮的反復沖刷和社會時尚的重重壓迫，人們越來越難“管理”好自己的眼淚，毋寧說，人們對自己眼淚的管理權限并未隨著現代公民權利的增強而變得更為自由和強大，反而越發失控：大多數時候，大多數場合，眼淚不再是個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被催生、被調控甚或是被引誘出來的，因之眼淚越來越多的屬于外部性時空，離人性人心越來越遠，離市場、資本、時尚越來越近。更有甚者，眼淚本身也漸漸從一種稀罕珍貴的人性真實，蛻變為某種近似“眼淚癖”的濫情癥候，問題的關鍵似乎不是現代人的淚腺變得更脆弱了，而是他們眼淚的情感溫度或真心含量減低了。

文森布佛的史筆限閾是17世紀至19世紀末兩百多年法國人的眼淚“流”程，其中展示的意涵和味道已然相當豐富、濃厚，讀過仍覺余味款款，意欲未盡。試設想一下：假如文森布佛將其眼淚的史域擴及法國以外并延伸到20世紀乃至當下，情形又當如何？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蒙受犧牲巨大的法國，人民的眼淚真相若何？其中蘊含的苦難和痛楚又該給予怎樣的理解才恰當？再比如，如何理解剛剛過去的巴黎夏季奧運會開幕式中呈現的LGBT畫面？如果諸如LGBT、AI機器人等當代前沿技術的人化應用最終普遍化、完全商業化或日常充分實用化，作為具有自然人和社會人雙重本性的我們，還能否“管理”和“理解”自己的眼淚？這些很可能成為更大的難題！如果說從文森布佛的杰作中，我們還能清晰地解讀眼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意涵，對于當下許多前沿科技應用可能賦予眼淚的意涵我們還能否解讀？畢竟，經過這些技術賦能的眼淚已經不再是自然人的眼淚，而是類人化的高智機器人的淚、無性別差別或“雌雄同體”者的“眼淚”，它更近似我們曾經以藝術的方式所摹繪的諸如西班牙教堂里的“玻璃淚”或“彩墨淚”。

察覺到19世紀眼淚的政治經濟學蛻變，文森布佛已然開始感嘆，人類真實的眼淚日漸稀少，外部公共化或非自然的“飾淚”日趨泛濫，以至于人們曾經習慣用來拭淚的手絹早已在不經意間丟失。現如今，人們對眼淚的擔憂恐怕已遠不止于尋找手絹或者能否找回手絹，因為即便是被政治意識形態“核準的眼淚”，或者被身體經濟學“價格化的眼淚”，也還屬于人類眼淚的范疇，而AI機器人的眼淚卻未必如此，經過LGBT技術改造過的非自然的眼淚因失去自然人眼淚的性別辨識標志，也很難再列入人類眼淚的范疇。筆行到此，耳邊突然響起早些年風行兩岸三地甚至整個東南亞的一首臺灣流行歌曲《酒干倘賣無》，唱的是沿街叫買的人想收購人們酒后剩下的空酒瓶。時下，我們或許可以叫買回收空淚瓶，譜寫一曲《淚干倘賣無》，或者更干脆一些，將其稱之為：眼淚呼叫眼淚，或者，眼淚為眼淚哭泣。

僅奉此小文，以祭奠我們幾近干涸的真情和眼淚！

【萬俊人，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薩特倫理思想研究》《現代西方倫理學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