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家人把一小團蓬松干軟的新棉，放在他的鼻尖下。只要呼吸尚存，哪怕是最微弱的一絲鼻息，也會被這纖毫析出的一小塊棉花捕捉到。

在長江下游地區(qū)，人們用這個辦法來精確丈量死神臨近的步伐。一些村鎮(zhèn)還有個習俗，家人離世七天之內，夜間，在他臥室門口放置一盆草木灰，清晨，要仔細看一看，有沒有亡魂返家時踩下的腳印。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五，因病滯留常州一個多月的蘇軾，已至生命衰竭之時。從杭州匆匆趕來探病的徑山寺方丈維琳進屋時，他已經(jīng)沒有力氣從床上坐起。彌留之際，神思仍有一絲清朗，他以晚年常有的輕嘲口吻，談到東晉高僧鳩摩羅什，并輕聲口誦了一首短詩送給維琳方丈：“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顯然，病體正成為他不能背負的精神輜重，渴求“無身”的擺脫之愿漸漸滋生了出來。入夏之后，他的狀況時好時壞。有時，熬點黃芪湯喝下，也能硬撐著出來走幾步。一天，他甚至和常來探望的晚輩米芾一起游了園。靠在一塊巨石上歇歇腳，臨江看水，怔怔地半日無語。回來后，他在一封信中向米芾抱怨道：“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爾。不知今夕如何度？”漸至的溽熱暑氣，越來越敗壞他的胃口。他開始拒絕吃飯，每天只喝一點人參、麥門冬、茯苓煎出的清湯。

七月二十八，他在病榻上側身朝里臥著，一動不動，像在面壁。兒子蘇邁、至交錢世雄和維琳方丈連日守在床邊。維琳方丈以他曾做過的端明殿學士名號，輕聲囑咐：“端明勿忘西方”，提醒這個研佛半生的病人，消逝之前，牢記還有個彼岸世界，莫在大霧中走上了別的交叉小道。他聲息微弱地應答：“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錢世雄急了，怕他泄了這臨終一口氣，趕緊又追加了一句：“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他似是攢了攢力，說了在這人世的最后一句：“著力即差”，便撒手歸去。

如今讀來，這句話分明指向存在的自由之境。在對大自然的凝視中，我的遲鈍之心常被喚醒，得到過諸多與此神似的啟示。長風拂過……風并沒有自己的形體，它吹過古橋洞之時，就是橋洞的形狀；它穿過我小院中假山的縫隙時，就是裂隙的形狀。風，從不著意于凝成自身，它在與萬物的相遇中塑形，也因而對萬物有了“說出”，有了無限微妙的消磨。此刻寫此文，窗外正月泄如水。月之澄明，并不刻意映照什么，均等的清輝沐浴萬物，我們得以更清澈地目睹，并在自己最想見到的某物上，有了更深的注目。在語言中，人的良知、欲念、愿望、憂慮等等，難道不正是如此顯現(xiàn)的嗎？一陣風吹來，但不是狂風。一片光線傾下，但不是暴曬。一著力，陰影就深了，本來面目就變形了。

十多年前，朋友送我一幅篆體字“用心即錯”，在書房掛了多年。這四字顯然脫胎于蘇軾的原話。某日，忽覺它與彼時原義其實隔如溝壑，就撤下了它。

蘇軾青壯之時，在現(xiàn)實世界和語言世界中，都十分用力。用他自己的話講，是“不到千般恨不消”。在朝堂上，他的“蜀黨”與大儒程頤的“洛黨”，斗得風急雨驟，不可開交。他擔任過翰林學士，在當時的政治架構中，這是個全然不可從字面揣摩其屬性的崗位。蘇軾自稱：“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他的敵人們也十分用力，即便是在貶往黃州、惠州、儋州的窮途之中，他的言行與瑣事也盡被掌握。錢世雄僅僅給他送了些急需的藥品、食品，就被罷了官。雷州太守在自己地界上設宴款待了困頓中路過的蘇家兄弟，也遭彈劾貶職。昌化軍軍使張中仰蘇之才，惜蘇之遇，派兵修葺驛舍安置了蘇軾，也因此受到嚴厲懲戒。經(jīng)歷了一系列磨難，抵達孤懸海外的儋州之時，他下定了必死之心。可命運偏在此時，給了他一份珍稀的饋贈。在“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則做墓”的一番心理建設之后，仿似云破天開，一種鴻爪踏雪泥般不執(zhí)著、不著力的新境，才真正展開了。

說是饋贈，其實仍是自己動手，解開身上繩索。人若沒有深徹的自我解縛，往往不知曾有那么頑固的自我束縛。解縛與自縛，仿佛只是奇妙地發(fā)生在同一瞬間。難以逃脫的困境，一種盡頭感，給人帶來的勇氣，有時令自己也倍覺驚異。

寫出《記承天寺夜游》這般小品神作，是在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那時的閑，是困厄接踵的亂石縫隙中透過來的一縷光。人為肉身，甭管如何通脫，也未必件件煩惱皆是菩提，十中得一，已是幸運的偶遇。那時之閑，就是這份偶遇。而儋州不同，地僻風清，樣樣都缺，卻人人皆閑。儋州之閑，是絕望之后的豁然開朗，是浸入式的一種神閑，無處著力，也不必著力，是一個權力局外人的日用之閑。一旦定下神來，哪怕已六十二歲了，腕上依然能生出些蠻力來。他自己攪泥砌墻，串葉鋪頂，在城南的椰子林中，筑起了小屋“檳榔庵”。他親手制墨，常煙熏滿面，還差一點把小屋子燒成一把灰。他牽著同食同居的土狗“烏嘴”，滿村子閑逛。當?shù)氐睦枳宕迕褡R字的很少，多數(shù)人過著病不飲藥、殺牛以禱的原始生活，哪里能聽進去一個異鄉(xiāng)文人的閑話？那好吧，他就做一個微笑少語的傾聽者，盤腿坐在樹蔭下，聽村民們講稀奇古怪的鬼故事。域外云淡，當他心中一無所系地閉目養(yǎng)神，“廬山煙雨浙江潮”在整個身心之中彌漫。回首如隔世，舊日因分歧而強行畫下的諸多白線，剎那就消失了。不再去遙想赤壁的“檣櫓灰飛煙滅”，也不必再去警覺地審視那些敵人，今日天下之人，已“無一不是好人”。

……郊外密林中潮氣淋漓，沒一會兒衣服就濕透了。好在林間空地上，晌午直射的陽光強烈，稍坐一下，渾身又干爽了。他常到山中采藥，以多年熬藥救人的悟性，竟首創(chuàng)出了一個用蕁麻治療風濕病的妙方，為此他十分自得。今天聽上去相當魔幻的是，他觀察到蛇在洞穴中，腦袋往往隨光線偏轉，因此他創(chuàng)出“人服陽光止餓”的一套秘修法門。島外友人對他的深重擔憂正逐漸減輕。在往來信件中，他說：“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

鳩摩羅什七歲時，就跟著母親耆婆四下游歷、修行。他頭頂乞缽，缽中放置母子乞來的食物和其他供品。雖然乞缽很重，但童子行走如常。當他長到十八歲，身材發(fā)達魁偉，卻再頂不起同等重量的乞缽了。摔倒在地時，母問其故，他答道：“我心動了。”心動即生不安，心動即是著力。當蘇軾在儋州，不再為早年追逐之物而怦然心動，他的內心漸漸長成明澈、堅硬的鏡面。

美國詩人赫斯菲爾德曾寫道：世界是熟透之后的葫蘆，在變硬的同時，也在變輕……確實，鏡像的世界正在變輕。從鏡中，他恍惚聽到一種溫暖的聲音，如此親近，仿佛只來自他對面的空椅子。隔了六百多年時光，這聲調清新如在耳畔——從另一個全不著力的古人那里，他覓得了神秘而幽遠的呼應。

去年在浙江黃巖，有個年輕詩人曾問我對陶淵明的看法。我說，青少年時，住在桐城鄉(xiāng)間，曠野的高壓電線之上，蹲著成排的麻雀，暴雨也淋不走。暮色之中，叫不上名字的飛鳥翔集，村頭地尾籬笆上花開花謝。物象盡是陶詩中的物象，讀陶詩卻全然沒有觸動。可能是胸中莽撞沖突著的少年氣，與此物象不能契合，更談不上有什么深切體味。中年之后讀陶，像扒開了一層蔽眼的世象浮沫，直見水落石出的洗凈之美。沒有造作虛張之聲，沒有一捅即破的語言泡沫。詩中那丘山平蕪、荒草秋溪綿延鋪展，隱而不喪，一派生機。是紛爭遠去之后，收斂清掃的寧靜，也是機鋒磨滅后，忘機自得的喜悅。如果非得用一句話來概括，陶詩是一種在生活烽煙中，百戰(zhàn)歸來時應該讀一讀的詩。

“屢從淵明游，云山出毫端。”蘇軾對陶詩的“相引以為進”，成年后一直就未斷絕。他與陶隔空唱和，從《飲酒》到《止酒》，樂此不疲。放眼詩史，還從未見哪個詩人與另一個詩人發(fā)生如此綿長又通透的干系，其力量也遠遠溢到了審美與詩學的界線之外。其中最緊要的關隘，我覺得，是陶詩中安放著蘇軾的生命遠景。蘇在政敵的重圍與逼壓之下，不斷疏離權力核心。陶則全然不同，他相當主動地完成了一種撤離與隔離，在平和之境中，于飛鳥枯枝這類平凡之物、村口籬邊這些尋常之處，重建了個人的內在生命，構筑起他虛實交加的“理想國”。在那里，每一片葉子都濕漉漉的，都煥發(fā)出新生命的深沉光澤——這樣的境界，蘇不可能不沉浸其中，尤其在挫敗感不斷襲來之后。他曾贊陶“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追隨著陶的語言流變，蘇的“和陶詩”，僅流傳至今的，就多達124首。嗅一嗅兩人詩中渾如天成的沖淡之味，我對比著讀來，恍然常有非陶非蘇、亦蘇亦陶的幻覺。隔著漫長多變的時間云團，蘇軾為《潮州韓文公廟碑》所寫的句子，“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與其說是贊頌韓愈，倒不如說更是一闋獻給陶淵明的敬辭。

在個體的語言勞作中，不著力，其實是一種破執(zhí)。有過一段寫作歷練的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體驗，即常常不自知、不自控地淪入一種執(zhí)念之中：執(zhí)著于詞語在特異結構中的詩性，忽略了平白結構、自然結構中的詩性；執(zhí)著于捕獲、雕琢和苦吟的詩性，忽略了脫口而出、觸目皆是的詩性；執(zhí)著于凝結在是非兩端之上、涇渭分明的詩性，忽略了混沌或者說游離狀態(tài)、難以確切定義的詩性；執(zhí)著于流瀉而下、直奔終點的詩性，忽視了迂回多向、泥沙俱下的詩性。因為執(zhí)念，我們的視野窄化了，心情急迫了，往往被情緒操弄，充塞著痛苦與不安。這里面又有種兩難之境：執(zhí)，是根本性的心靈力量。無此執(zhí)，人生難以自進。但它分明又是一柄銳利的雙刃劍，執(zhí)而后不能破，則新境難出。環(huán)顧我們四周，止于執(zhí)、死于執(zhí)的人，有多少呢？

不破“諸執(zhí)著”，怎么會有“到得還來別無事”，又如何抵達自身的自由？

許多想法、愿望、情緒，一執(zhí)著，就變成繩索了。2009年秋天，我父親去世。他十來歲時就父母雙亡，自己剛懂點事，就要撫養(yǎng)兩個整日里哭哭啼啼、在葬禮上卻笑出了聲的幼小妹妹，其難其苦，可想而知。父親寡言，只在晚年不經(jīng)意的閑談中，才講起年輕時受過的種種白眼、侮辱、脅迫，甚至勒索。幾十年過去，許多細枝末節(jié)，連絆倒他的一塊土疙瘩，都記得一清二楚，可見心中的劃痕之深。送他上山后，我?guī)滋鞄滓购喜涣搜郏幌雽懗鲆皇自妬恚o我們之間的血脈流傳一個確切的交代。夜里，我瞪著充血又失神的眼睛，盯著天花板，聽著床底下細碎的蟲鳴，輾轉反側……許多天，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一種驚慌充塞著我——我想不透的是，父親一生之遭遇，如此艱深、豐厚，為什么竟催生不了幾行詩句呢？

漸漸地，我明白了。內心的痛苦是一根繩索，繃得又緊又直，我越是掙扎，勒痕也就越深。我嘗試著去忘掉，既忘掉要寫之詩，也忘掉自身之忘。慢慢地，回到日常生計的雞毛蒜皮中，回到常態(tài)的瑣屑中。一年半之后，當我再次坐在鄉(xiāng)間老屋，看著掛在衣架上、依然撐開如人形的舊衣，清點著他的遺物，眼里不再有淚水涌出，心結一下子就解開了。四百多行的長詩《寫碑之心》流瀉而出，僅僅半天就完工了。

2022年夏末，寫作的焦慮忽然再一次侵占了我。在亳州的曹操家族墓磚展覽廳內，霎亮的聚光燈下，我第一次目睹一百多塊灰硬、黯淡的漢末文字磚。墓磚上即興寫著的簡單文字，樸拙隨興的筆法，字中強烈的情感，展廳特異的歷史氛圍，一下子牢牢抓住了我，給了我莫名的震撼。我想象著那些燒磚的窯工，不知何人、何種遭遇，仿佛只是隨手撿起一根枯枝，在未干的磚坯上，寫下“了忽焉”“亟持枝”“作苦心丸”“頃不相見”“蒼天乃死”這些激烈文字。當年初讀《詩經(jīng)》之“國風”，內心經(jīng)受的鈍鈍撞擊再次出現(xiàn)。回到家中，許多天，我看著堆積至膝的資料出神，心中一片茫然，始終落不了筆。

枯竭之時，當向大自然祈求忠告。這是歌德的經(jīng)驗之談。為了擺脫困境，我跑到大別山區(qū)的一處山谷中住了三天，想好好清洗一下紛亂的自己。

這是一處廢棄小學校舍改建而成的民宿。從窗口看出去，斜坡上，是高大的泡桐、野杮樹、皂莢、懸鈴木、樟樹、五針松、青檀……每一株，有每一株的美。看樣子，有些樹已是百年之軀，身上深一塊、淺一塊地生著苔蘚。溝中，從高處滾落的巨石上，夏季洪水沖刷的銹斑漬跡清晰可見。凹處常見小潭積水，平碧如鏡，長腳蚊一群群貼著水面舞動。三五麻鴨或撲翅，或閑游。這些鴨子體型肥碩，頭插入水中時，翹起屁股的姿態(tài)過于笨拙，不像是野生的。我順著溝底溜達半天，卻也沒找到養(yǎng)鴨的棚戶、牧鴨的兒童。夜間，山道上手電筒的光斑，或隱或現(xiàn)地晃動，據(jù)說是從上海、南京一帶來的背包“驢友”夜游。次日的下半夜，忽聽戶外有人群大呼小叫地跑動，夾雜著女孩子尖厲的哭喊。我披上衣，幾步?jīng)_到門外，房客們也都聚攏了過來，原來是有人被野豬撞傷，送去急救了。這三天，我神清氣爽地玩得快活，只是獨對平鋪的白紙時，寫作的靈感依然杳無蹤跡，心里一下子便閑出慌來。

回到喧囂街市的氣息中，在既定生活的軌道上，沒幾天，我就把原有的寫作計劃拋諸腦后了。一天，車堵在下班路上，想著些亂七八糟的雜事……暮色中，打開車窗，嗅著街心花壇野菊腐葉混合著汽車尾氣的怪味。忽然，一個句式從心中涌出。并非應我的呼喚而來，莫名其妙的，一種氛圍和語調就出現(xiàn)了。像旱地中突然濕了一小塊，我扒扒土，一股細細的泉水涌了出來。順著第一句往下走，長詩《了忽焉》就這么寫成了。回頭去想，山中那幾天的寂靜，仍是著意被“制造”出來的。它依然是一根隱蔽得很深、全然不被察覺的繩索。當你忽的一下感覺自己被松綁，你明白了，此前的自由呼吸只是一個假象。

這并非在揭示詩的某種發(fā)生模式。重負之下，詩無法產(chǎn)生。在漫無邊際的輕快之中呢？詩來不來，依然只是一個未知。我并不知道障礙如何形成，也不清楚何以就有了破障的力量。神游，隨時隨地出現(xiàn)，似乎不用你刻意去做任何準備或鋪墊。那一瞬的神秘，正在于“著力”的無效。這或是心靈的一種真相：深深的盲目與生存細屑的刺痛，沒有一刻不是在相互攪拌著，我們身陷其間，成為自身的囚徒。脫身而出的契機，往往需要沉靜地等待。甚至對這個過程，我們都難以描述。

一首詩，本質上是力的容器。詞與詞、詞與物、現(xiàn)象與情感，各種力在其中碰撞交匯，激起各種反應，在寫與讀之間，呈現(xiàn)連續(xù)而微妙的心靈互動。一個詞該放置在什么位置上，與別的詞之間，產(chǎn)生何種撞擊、連接、呼應，才能讓語言之力的顯現(xiàn)達到最佳狀態(tài)？對語言之力的掌控，事實上是一個寫作者主要的能力。一個詞在一首詩中，像一塊磚被砌在一堵墻中，它要承擔重力，發(fā)生摩擦力、粘接力，承受壓力，提供合力。力，自己也意識到它活在一個整體之中。我所期盼的一種狀態(tài)是，在一首詩的結構中，語言之力既呈現(xiàn)了精確性，又能持續(xù)釋放審美的變量，對不同的閱讀，激發(fā)出形式各異但同樣強烈的心理回響。如果用力過猛，詩的整體性會受到損害，甚至成為一地碎片。但碎片，時而又是更具況味的表達——某些瞬間的用力過度，反而成為一種險中出奇之方。比如李白，是否曾以著意犯險為一種獨門之技？

較之蘇軾“著力即差”的終前之嘆，李白的一生，可謂時時處處著力，力不散盡，則全身肌骨不爽。裘是千金裘，愁是萬古愁，到了臨終一筆，還在自嘆力有不濟。唐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在安徽當涂縣的采石磯邊，病入膏肓，自知不久于世，勉力寫了一首絕命詩：“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馀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鵬舉九天，長風浩蕩，李白猶嫌不足。蘇軾要通過對自我的消解來完成一種超越，而李白總覺得所欲之事遠未完成，需要繼續(xù)揮動想象力的奇崛之棒。他的哀音與蘇軾大不同，甚至恰好相反。比較一下就有趣了，多數(shù)時候，蘇軾身在案牘勞形的廟堂，不得自由，最終死于對田園江湖散淡的向往中；李白身在湖山大澤的漫游中，擁得自由卻又難承其重，最后仍死在濟世之無望中。細究之下，李白“為生民立命”之愿一直很重，在皖南，他寫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為兒子取名伯禽，曾經(jīng)的伯禽是周文王姬昌之子，這里面是否也寄寓了某種愿望？

如果蘇軾的“不著力”與李白的“力不濟”是詩之天平的兩端砝碼，那我們多數(shù)時候其實陷于自我質疑之中：要向哪一端傾斜？也有處在兩端之間，獲得了奇妙均衡的人，比如，在遺言中寫下“悲欣交集”的李叔同。

2019年夏末，在泉州開元寺內的弘一法師紀念館前，我偶遇一幅半枯半榮、枯榮交織的景象。紀念館前栽種的兩棵樹，一株枝繁葉茂，蓊郁旺盛，另一株葉凋枝枯，已然瀕死。一群綠化工人在枯樹旁忙碌，拆除為救活“這個病人”而布置的澆灌、施藥、搭棚等設施。暮色降臨，偶有幾縷絳紅夕光從寺后漫射過來，風過幡動，眼前這些飽含暗示的影像震動了我。我站立良久，寫下《為弘一法師紀念館前的枯樹而作》這首詩——

弘一堂前，此身枯去

為拯救而搭建的腳手架正在拆除

這枯萎，和我同一步趕到這里

這枯萎朗然在目

仿佛在告誡：生者縱是葳蕤綿延也需要

來自死者的一次提醒

枯萎發(fā)生在誰的

體內更撫慰人心？

弘一和李叔同，依然需要爭辯

用手摸上去，禿枝的靜謐比新葉的

溫軟更令人心動

仿佛活著永是小心翼翼地試探而

瀕死才是一種宣言

來者簇擁去者荒疏

你遠行時，還是個

骨節(jié)粗大的少年

和身邊須垂如柱的榕樹群相比

頂多只算個死嬰

這枯萎是來，還是去？

時間逼迫弘一在密室寫下悲欣交集四個錯字

我想，多數(shù)見過弘一法師臨終墨跡的人，或許都曾像我在心中自問，究竟為何而悲，又為何而喜呢？人的一生，總是被太多的外力糾纏、牽制、沖擊。來自他人和社會的干預、期許、遏制，出于自我的習性、妄心、愿力，無一不是一種力。像一張密織的羅網(wǎng)，也像附在你脊背如影隨形、偶一回頭就難免驚出一身冷汗的鏡子，許多時刻，我們連呼吸都感到局促。此刻要掙斷此網(wǎng)而去，解開、脫去，身輕，豈能不欣喜？然而我們熟悉和依戀的那些人猶在網(wǎng)中，如弱雀被縛，時有哀鳴。我們的往昔，喜怒哀樂喂養(yǎng)的張張面孔，無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都像是從這顆心旋下的薄薄切片，今后再不復得，如何不悲？但這四字的精髓，卻在于交集。砝碼的兩端之重，有一個微妙的匯合點，這個點只在弘一那一瞬的心間黯然涌動，別人又從何體味？無法說出，所以，這交集更是深切。

“交集”是一次形成。沒有這次形成，弘一法師在我們腦中的面貌不是這般模樣。每次瞻他的法像，總覺得那淡然微笑中，有一種真苦味。

小時在鄉(xiāng)下，站在高高的苦楝樹下，看著泛黃干癟的果子，無端地，舌底和腮幫子上會泛出一股奇異的清苦味。放在嘴中輕輕咬一下，果然！就是那個味兒。一個詞語，進入某首詩，所追逐者，就是這特有之味，在別的任何語言結構中、任何氛圍中都不可重得的味道，也是別的任何詞不能替換之味。詞的力量在流動。在詞的旋渦中，還會出現(xiàn)一股仿佛越擰越緊的向心力。正如一個人在世間的行走，一具生命的流動，他的形象、聲音、使命、遭遇，每一個最輕微的細節(jié)都不是孤立的，都不是一根單線條的演變，而是深植于命運感之中。它是交集，然后味出。

休謨曾對世上的因果關系，提出了一個“無限后退問題”。當人們觀察到兩個事件頻繁一起出現(xiàn)，由此產(chǎn)生因果聯(lián)想：當“A導致B”，實際上，我們無法直接感知因果的必然性，只是過度認同了“歷來如此”。如果要解釋A為何引發(fā)B，需要找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C。同樣，C的出現(xiàn)需要挖掘一個新的D來認證。海浪一般渺茫疊加的無限后退。在此我引用休謨，只是想說明，無限后退也正如“力”在語言行進中，詩最為傳神的一種運動方式……

好多人問我，如何說悲欣交集是“四個錯字”？弘一如果不著一字，像維特根斯坦所講的“對不可言說之事，當保持緘默”，那么，這血肉之軀的具象生命又該如何顯現(xiàn)呢？落入字中，每一個字都包含著無數(shù)人使用過的痕跡，都在語義的復雜流變中，進入即迷失，又如何不是錯呢？蘇軾所謂之“差”，并非單純地指向一種“錯”，解讀為“迷失”似更妥當。

每個人的生活，其實都是現(xiàn)實世界與語言世界的奇妙疊加。那些尚未深陷語言生活的人，免除了某些焦慮，他們更容易獲取渾不著力的心境。前兩日，讀到詩人馬拉的一首短詩《鑰匙》，寫到美國詩人金斯堡（Ginsberg，1926—1997）的母親寫給他的遺言。

黃昏平靜的光線中，

我流下淚水。

一位美國母親臨終前，

給兒子的信中寫到：

“鑰匙在窗臺上，

鑰匙在窗前的陽光里，

艾倫，結婚吧，不要吸毒。

鑰匙就在那陽光里。”

童年時母親把一把鑰匙掛在我脖子上，

“兒子，要是你回來，

找不到我，那我就是在田地里，

灶臺上有剩飯，你先吃吧，

我還要干活。”

脖子上的鑰匙我早已摘下，

母親在小區(qū)里撿紙皮，

我放在抽屜里的那把鑰匙，

和她手里的一模一樣。

金斯堡曾被稱為美國“垮掉的一代”之父，他集詩人、無政府主義者、漫游者、預言家、宗教徒等復雜身份于一體。他是吸毒者，也是同性戀者，曾參與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在越南戰(zhàn)爭期間，還是一名激進的反戰(zhàn)分子。他的生活中，布滿了激越欲望的陰影。他叫嚷：“別把瘋狂藏起來”。以長詩《嚎叫》為代表的作品中，情緒宣泄的強度令人瞠目：“饑腸轆轆赤身裸體歇斯底里，拖著疲憊的身子在黎明時分，晃過黑人街區(qū)尋求痛快地注射一針！”他在大麻的煙霧中粗魯?shù)卦{咒著，卻又像佛陀一般安靜地冥想與打坐。一種矛盾與撕裂的張力，在他的寫作中，繃到了頂點。如果要找一個蘇軾所謂“著力”的標本，恐再難找到比他更為極端的人選了。

“鑰匙放在窗前的陽光里”——這是我讀到的最溫暖又最神妙的遺言。一個偉大的母親可能從不畏懼死亡，她的臨終叮囑，聽上去，與平日里的絮絮叨叨，全然一個調子，沒有丁點的驚懼和不安。這大白話的遺言，像陽光本身一般燦爛。詩人馬拉由此還摻入了自身的一小段回憶，在小區(qū)撿廢紙的另一個母親登場。在舒緩的語調與暖色之中，兩個母親形象的交替與回旋催人淚下。

1941年8月26日，大詩人茨維塔耶娃給蘇聯(lián)作家基金會寫了一封短信：“茲申請：擔任即將開設的作家基金會食堂洗碗工工作，敬請接納為荷。”沒人料到，這是詩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段話。流亡十七年之后，安靜生活的強烈企圖蠶食著她。被拒五天后，她懸梁自盡。我完全可以想象發(fā)生在她體內的一場對話：肉體的茨維塔耶娃低泣著，瘦弱的肩膀可憐地聳動，她哀求平靜地生活；精神的茨維塔耶娃則雙頰燒出了紅暈，她激奮地在地板上來回走動，為了響應詩的尊嚴，她請求立刻自盡。她可能會說：寫作首要的，是擯棄自我憐憫，而后才能建設真正的語言生活。這就是人與詩雙重的境遇。好吧，這場談話之后，前者服從了后者。深淵般的寂靜來臨。

戲謔是金圣嘆一向的做派。據(jù)傳，大行之前，他還弄了個直率的小惡作劇。1661年，他因“哭廟案”被斬。臨刑之時，劊子手手起刀落，從他的雙耳中滾出兩個小紙團，一書“好”字，一寫“疼”字。離家前，他另寫了一字條：“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也。”趣則趣矣，但怎么看都像一曲著意編排的劇情，有痕跡過深的“制造感”。同樣是寫給兒子的遺言，另一個父親的話卻宛然自肺腑中來。據(jù)《史記李斯列傳》，公元前208年，秦丞相李斯被腰斬于咸陽鬧市。臨刑時，看著最心愛的幼子也在待斬行列，他悲從中來，愴然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而薇依臨終之前，指著窗外的一輪皓月，喃喃地說：“瞧，真理那不可腐蝕之核心，仍在這里。”雨果去世前說：“我看見了黑色的光。”狄金森則以“我必須進去了，霧已經(jīng)升起”這一句，作別人世。

即便是最為精純的藝術創(chuàng)造，也難以消除制造感的痕跡。本質上，藝術就是一種制造，一種說出。好的創(chuàng)作者，最大程度地抑制著制造感，擺脫了力的劃痕，以求得自然生成的氣質。于此見高下之分。但狀態(tài)上的不著力，并非是要清除內在的張力或戲劇性，相反，在表里的沖突上，甚至還要去強化一種氛圍。金圣嘆談到這個話題時，曾以水滸傳中李逵的形象舉例說，“寫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樸至”，認為“寫極駭人之事”，在敘述語調上卻要“脫卸”，以“極近人之筆”求得“動心”“現(xiàn)身”。這當然是高明的說法。所以散淡的陶潛，在臨終絕筆《自祭文》中，依然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欲望的傾瀉，在語言中是一種危險之物，如果壓抑得住，若隱若現(xiàn)，不妨讓這成為詩中形如鬼魅的一個神秘主角。但往往意外的是，詞語對個人積習和情緒擴張有一定程度的盲從，這是詩人個體有限性的一種外溢，好的寫作者在此處，保持著老獵人般的嗅覺和警惕。

有時，當我們行在山間，忽見一涼亭。這亭子是一種制造，一種說出，只是它在與山水的融合中，制造感像漣漪淡至消失，仿佛它本該從那里生長出來一般。

詩連通著它所欲呈現(xiàn)之物，不能靠推理或在邏輯層面中的完成。只有生命內在的活潑，散射出靈性之光。詩之不著力，詩之神游，最美妙之處是它在各種感知系統(tǒng)間，進行著其他文體難以浸入的自由轉換。一聲鳥鳴，可以在視覺和聽覺上，同時留下雙重的劃痕；一個盲人可以看見正在減弱的色彩；一只小獸，能嗅出在它面前打著旋渦的哨聲……感官之力，甚至是一種錯覺效應，在奇妙地推動這一切。

當你神游之時，曾為某個詞駐足，請你忘記這個詞。當你被一種景象卷入、停頓，請你借道這景象背后的緘默，從那兒遁去。即便與真理相遇，也是偶然和非必要的，詩在人的精神遠行之中，把人本身的自我質疑也推向極端，它幾乎是在表明：任何被歸為真理的東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理意味著一種語言之力的終結。在詩的內在裝置中，最不可言傳的微妙之物，是我們在無盡的遠游中，不斷遭遇詩在心中剛剛醞釀時，那種心靈初萌的狀態(tài)。因為不可說，也因為“不著力”并非要體現(xiàn)為一種明晰的結論，所以莊子鼓盆而歌，王羲之坦腹東床，而元好問寫道：“讀罷離騷渾無味，好個詩家阮步兵。”阮籍真正放下了，你在每一條神游的小道上，都會遇到他。

我在寫作中的快樂，是神思在峽谷中、洞穴里、山脊上、驚濤旁、漣漪中，不斷轉換著語言步調的快樂。也是在鳥撲向暮晚林梢的弧線上，在刺入我書房玻璃的光束浮塵上，在大夢退去時仍于耳中“嗡嗡”響著的回聲中，不斷找到一個更為隱蔽的自我時的快樂……

當我寫下、說出，倘在哪個字上停滯了一下，那個字，就是錯字。

【作者簡介：陳先發(fā)，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詩歌委員會副主任，安徽省文聯(lián)主席，安徽省作協(xié)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主要著作有詩集《寫碑之心》《九章》《陳先發(fā)詩選》、隨筆集《黑池壩筆記》（系列）、長篇小說《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十月文學獎等國內外數(shù)十種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