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以來，內蒙古文化繁榮發展，在積極踐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大背景下，內蒙古當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和諧共振。文學創作數量、質量顯著提升，文學創新題材、風格多元拓展。這一時期，無論是深入挖掘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還是直面現實生活的復雜多樣，亦或是細膩描繪自然生態的壯麗與微妙，內蒙古文學都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創造力和藝術魅力。在“各美其美”基礎上，文學作品呈現出一種“美美與共”的創作新態勢——歷史、現實、生態書寫互為表里，個人命運與歷史場景勾連，生態變遷與人類精神共軛。作家自覺地把自然生態納入創作視野，從民族歷史資源中發掘藝術表現的豐富素材，探索生態書寫與民族歷史書寫積極互動的有效方式。

韓偉林的長篇小說《阿爾善河》以阿爾善草原為縮影，通過講述三個平凡牧戶家族橫跨祖孫三代的愛恨情仇和命運遭際，書寫了自1940年代至新時代間七十余年的歷史性變革，逐步揭示了草原生態保育與資源開發之間日益凸顯的現實沖突與對立面，為讀者呈現了一幅既壯麗又復雜的草原社會變遷圖景。草原兒女從社會主義革命跨入建設改革，從反封建斗爭邁上脫貧攻堅、共同富裕的道路。歷史與現實交織，傳統和現代交接，愛情與親情掩映，生命在歷史的長河與時間的洪流中更替。值得注意的是，與專注宏偉敘事的民族史，書寫滄桑厚重的家族史以及關注英雄人物沉浮俯仰的命運變遷史等歷史小說不同，《阿爾善河》在書寫歷史的同時，大量的環境描寫穿插其中，阿爾善河、罕烏拉山、草原、動物等自然生態的變遷隨時代和人物命運的展開被真實記錄。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共同作為敘述背景和人物成長的空間，自然意象序列構造客觀外部環境的同時也展露了人物的生存狀態。更具“真”與“美”的自然描述將小說意圖凸顯的人性本真和歷史走向真實還原，有時甚至成為影響歷史走向和故事發展的重大因素。如，最具代表性的阿爾善河作為牧區的母親河，神秘地關聯著這三個平凡牧戶祖孫三代的生死與悲歡。它在小說末尾的“起死回生”以文學的方式書寫和反思了草原生態環境保護公共政策以及生態文明觀念的歷時性調整。從這一意義上說，韓偉林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通過生態書寫將人類與世間萬物緊緊聯系在一起，使歷史敘述更加立體、生動、多元化，與此同時，生態書寫這一課題也依托歷史書寫實現了“從觀察自然的寫作，到揭示生態危機的寫作，再到整體性思考危機根源與對策、探尋人類精神文明發展而寫作”的跨越。簡言之，在《阿爾善河》這部小說中，生態書寫與民族歷史書寫的文學互動在二者的雙向增益中得到了實現。

喚醒歷史書寫的自然脈息

有學者認為，新時代內蒙古多民族作家的歷史書寫作為內蒙古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圍繞“民族、部族的歷史再現、英雄人物及家族的歷史傳奇兩大方面展開。”文本書寫大多熱衷于“開闊的場景、繁多的人物、宏大的敘事的橫向鋪陳，力圖構建恢宏的藝術格局，并打破傳統的一元論歷史觀，對歷史進行多視角、多維度評價。”《阿爾善河》書寫了自1940年代至新時代間七十余年的歷史性變革，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不能否認這部作品作為歷史小說在歷史書寫上的成就與貢獻。但正如上述所言，大量生態書寫的介入，沖淡了《阿爾善河》在人物、敘事上的宏大與厚重，而帶有某種清新自然的意味。小說情節中的歷史書寫被壓縮抽取為草原這一特定空間內生存、人性的內容，歷史發展的背景、流程被“空間化”“具體化”的歷史面貌、生存狀態以及情感構成所替代。

這種生態書寫對歷史書寫的增益效果在這部作品中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實現：

以象征達到寓言化效果

張清華認為，“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歷史就是當代人解釋自己的寓言。”這意味著，作家們書寫歷史的目的不僅僅在于鋪陳歷史史實，再現歷史場面，還試圖在陳說歷史的過程中傳遞出動人的歷史情緒、深刻的歷史意識，最終形成對人類的生存狀態與生命形式的寓言式的終極探索。為達到這一目的，在新時代的歷史小說中，許多碎片化的歷史故事被重新排列。在這些故事被放大、轉換角度、象征化的過程中，歷史書寫在現代語境中實現了發揮某種“寓言”作用的效果。這與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意象會造成文本主題寓言化的效果不謀而合，自然書寫與歷史書寫在《阿爾善河》中“強強聯合”，使小說擁有多層次的意蘊與豐富的解讀空間，促成了從內至外、自文本肌理至整體架構的和諧美學共鳴，為讀者帶來了統一而深刻的審美愉悅體驗。

《阿爾善河》中自然意象的使用暗合了黑格爾在《美學》（1979）中關于“象征”的論斷，即“一般是直接呈現于感性觀照的一種現成的外在事物，對這種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來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種較廣泛較普遍的意義來看。”作品中大量出現的自然意象不僅承載著歷史記憶，呈現著地方性經驗，而且還在時代更迭中進一步引發了生態反思。簡言之，就是用具體的事物來代表抽象的概念。如，罕烏拉山下的青白色大石頭，既是南斯日瑪遭遇大雪被永青扎布找到搓雪療傷、戰勝狼群的神秘之地，又巧合般地成為了她與吳喜德共同抵抗狼群的短暫庇護所，在二人苦苦支撐終不敵攻擊，在夢境中即將命喪頭狼爪下之時，永青扎布又如神兵般天降在此……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這塊青白色的大石頭仍見證并參與著往后兩代兒女的生存情態。“歷時性”的命運遭際因場所的統一產生出“共時態”的文本效果，一塊貫穿小說始終的“大石頭”在作者從未開口的情況下傳遞出對歷史變遷，物是人非的感嘆，就像文中說到的“大石頭一定也看過許多來來往往的人，多少故事就藏在周圍。”再如，明根因誤會努爾金于是在暴雨之夜獨自離開，“河岸的路上水汪汪泥濘濕滑”，明根連人帶車不小心扎進阿爾善河中，所幸得到巴特爾的救助才僥幸沒死。由此，游離于努爾金和巴特爾這兩個男人間的感情在巴特爾寸步不離的照顧下以二者的結合收尾。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阿爾善河在小說中第一次下場參與影響人物的命運，明根的母親銅力嘎，姥姥南斯日瑪，在這條清澈的河流的介入下，一個早早地失去了生命，一個深受打擊，悄然出走尋求內心的安定。除此之外，努爾金原本以為通過參與煤化工產業的規劃與實施，能夠為家鄉牧民開辟一條增收致富的道路。然而，現實情況卻與預期大相徑庭。煤化工產業的發展并未如預期般帶動牧民收入的增加，反而因截流問題引發了阿爾善河下游生態的嚴重惡化，甚至出現了斷流的嚴峻狀況。努爾金本人同樣歷經了命運的波折與戲弄，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價。這種事與愿違似乎觸及了馬克思所深刻闡述的“歷史的狡計”——即歷史進程往往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以一種復雜且難以預料的方式展開，也仿佛印證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論斷，“每一種徹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嘗試都只會在打破自然的過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縛之中。”但不難看出，阿爾善河象征的是草原幾代兒女的命運遭際。無獨有偶，金香手中的制香“秘方”，幾經輾轉爭奪，終于在幾十年后等來了它命運中的“豁日黑之人”，由此真相大白，原來這份制香秘方不僅只是金香這一草原少女用生命守護的精神結晶，更是“可憐、可愛、更有深沉憐愛的責任。”因此，吳楚克才會發出這樣的感慨，“短芒鵝觀草，發現它的是阿古拉，也是金香，也將會是她……”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象征的表示就從來不是個體所習得的，而可視為種族發展的遺物。”可以說，這些自然意象的內涵早已超出傳統的”詠物“或”風景“類的表述，而在草原的歷史變遷，人物命運糾葛中具有復雜含混的象征意味。

自然與歷史同構

在傳統歷史小說中，自然生態書寫往往服務于人物的塑造，這使得讀者在閱讀時自然而然地將關注中心投注到自然景物中人的狀態、情感，從而下意識地忽略對具體自然生態景觀地細致描摹，進而接受作者試圖傳達出的某種情緒。因此，有學者認為這種傳統歷史小說中的自然書寫往往是“寫意的”或者是“白描式”的。然而在《阿爾善河》中，我們不難看到，作者韓偉林通過象征使自然糅合了復雜的意蘊，自然以與人類平等的身份下場影響歷史的走向和故事的發展。自然被融入到對人類歷史進程的敘述中，因此，當歷史的颶風掠過阿爾善草原的上空，草原上的草、木、人、畜無一不顫抖呼號，隨著時代變遷或家族命運的演化，草原兒女訴不完的愛恨情仇、命運遭際，都與這里的自然規律共振。就這樣，人、社會歷史、民族文明的演進在作家打造的獨特自然空間中相互碰撞交錯，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同構社會歷史。

作者在《阿爾善河》中大量運用閃回和插敘，在非線性的敘事方式中忽然閃現的自然承擔了連接和推動敘事的重要任務。多條時間線的交織中，并置出現的不同自然事物串聯起來，勾勒出作品中描述的時間與空間，進而構建起一個立體的故事世界。如，小說并不是一開始就直接講述阿爾善草原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而是通過阿勇嘎帶來好消息，永青扎布借口出去放牧，順勢將視線轉移至草原，沿著阿爾善河一路向前，記憶不斷閃回，“如果不看路邊的電線桿子，還像幾十年前的樣子，仿佛所有的人和事，只是藏在那個叫作時間的東西后面。”由此開啟對永青扎布送馬、遭匪、與自治學院文藝宣傳隊結緣進而參與革命這段往事和歷史的回憶。再如，植物學研究者阿古拉在罕烏拉山北坡發現一種優良牧草，當他帶回去給永青扎布看過后，永青扎布大吃一驚，“臉紅脖子粗，慌張站起來，有些喘不過氣來，踱步出去透氣，轉身又折返回來，好像不可告人的秘密被人當場揭穿。幸好陶腦上的氈子只揭開一小半，蒙古包里的暗，收藏了他于暗處的慌張。”因為“這是金香告訴他的一劑香方的關鍵配方！”于是通過一株牧草，因病去世的金香仿佛死而復生般重新回歸到讀者視線，那段少女用生命制香的歲月隨之撲面而來。金香身死多年以后，一株牧草尚且能如此牽動永青扎布的心，他對金香深沉真摯的感情躍然紙上。不僅如此，罕烏拉山北坡還無可救藥地燃燒著阿古拉的心，那里不僅是他采集到寶貴植物種屬標本的地方，更藏著一段深刻的人生記憶。于是對歷史的回憶，便又通過自然的閃現緩緩展開，“他怎么會忘記，那起伏的山體，山腳下曲徑往復，細水潺潺，多少幽深，靜靜地收藏在闊大的山間，陽光不失時機地傾斜照射，顯出斑駁陸離。一切都從一年多前說起……”過去的歷史與當下甚至未來的歷史通過自然的參與被和諧的縫合在一起，“歷時性”事件在似乎沒有聯系的情況下因自然的參與而產生出某種羈絆，正如在尾聲中寫道，“阿爾善草原進入了沉沉的夢鄉”，夢從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兩千多年前的張騫以胡楊枝為節杖，被紫花苜蓿所吸引，帶著親自采集的種子踏上回鄉的道路。但“歷史的號角依是遠去了。紫花苜蓿一路放飛，管它什么上古中古，還是今世，只管延綿流芳。”在現代，“它和全國各地特有的野生種質資源，共同培育出了更多的優良品種，生于田邊、路旁、曠野以及河岸溝谷。”歷史話語中不斷閃現的自然描摹使作者獲得了一種更具親和力的方式，借助這種方式作者在描述過去歷史的同時也在以自己的想法描述當下的時代。在自然和歷史的同構中，《阿爾善河》植根于即時之境，掙脫時空的桎梏，于歷史長河中萃取其本質的精髓。

激活生態書寫的詩意魅力

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加速推進，內蒙古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者積極響應，自發地運用文字作為媒介，深刻剖析生態危機的現狀并深入探尋其根源所在。他們的創作蘊含著濃厚的危機感與生態憂慮，旨在喚醒公眾對自然關系的重新認識，促使人們反思自我內心世界。但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盡管激情生態書寫以其獨特的方式展現了對自然與生態的深切關懷，其背后卻難以掩蓋某些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如思想深度不足、情感表達單一、創作模式雷同等。訓誡式的直接闡述以及問題累積式的表達往往與文學中自然流露的生機與美感相隔膜，缺乏一種內在的共鳴與親近感。很多作品因未能有效將日常生活經驗升華為藝術化的詩意表達，而陷入了“題材決定論”的誤區，使得生態意識的傳達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文學的審美魅力。作者韓偉林在《民族文學》2019年第3期上曾發表過一篇名為《阿爾善河水長又清》的小說，小說以蘇和與圖雅這兩位年輕人的愛情故事為序幕，巧妙地將筆觸深入至阿爾善河這一自然紐帶，深刻描繪了它與牧民朝克家族數代人之間不可分割的命運交織。2023年12月，長篇小說《阿爾善河》出版，小說共十一章，《阿爾善河水長又清》作為第八章被囊括其中。除了篇幅增加，主人公被重新安排，有了更加完整和具體的生活軌跡和命運發展敘述之外，細膩生動的歷史書寫令人格外側目。兩部作品在立足草原生態保護與資源開發利用的現實矛盾對立這一主題上不謀而合，但不同于將目光投射于追蹤關注當代社會草原生態后續發展問題，作者韓偉林為這一故事增添了更為廣闊厚重的歷史背景，這意味著在這部作品中歷史書寫與生態書寫也存在著良性互動：

寫作邏輯“文學化”

“感時而發”這一中國文學的強勢基因被內蒙古作家繼承，他們筆下的生態書寫實際上“出于作家們對于國家民族生存所面臨的‘另一種危機’的憂患情懷。”[8]在這股深邃問題意識的驅動下，作家們矢志不渝地追求事件與素材的真實性再現。他們摒棄了小說獨特的虛構與幻想色彩，轉而追求一種直擊靈魂的現實之真，讓讀者在文字間體驗到生態困境的切膚之痛，進而達到喚醒公眾生態意識、有效傳播生態保護核心理念的目的。但沉重的問題意識或過于泥實的敘述使“說理性”取代“文學性”進而使生態書寫陷入尷尬的境遇。《阿爾善河》中歷史書寫的參與恰恰沖淡了“生態文明建設”這一話語的政治性，將生態寫作重新引回文學化的邏輯。

在生態文學的人物形象塑造領域，一個顯著的局限性體現在對角色的刻畫上趨向于模式化與類型化。許多人物單薄扁平，缺乏鮮明立體的個性特征，懸浮在表面而未見豐富厚重的精神內涵。生態破壞者和生態保護者作為兩類對立性人物形象在多數文學作品中分庭抗禮：帶著貪婪、殘暴、邪惡的面具的生態破壞者常常扮演著與人性相悖的角色，生態保護者則以正義、勇敢、善良的形象高調登場，自覺承擔著生態保護的責任。這種二元對立的人物設置模式“明顯是對豐富復雜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簡單化書寫，是人性更為復雜的真相的遮蔽。”而在《阿爾善河》中，大量歷史話語的參與首先就在人物塑造上提出了與生態書寫不同的要求，即主人公應該擁有更具體更厚重的人物背景，使讀者通常能夠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發現隱藏在人物背后復雜而又清晰的成長軌跡，人物的精神內涵在歷史變遷、命運浮沉中能夠通過靈肉沖突的立體感得以展現。努爾金作為草原兒女的后代，在父輩諄諄教誨中自覺地承擔起草原的生死榮辱。生態治理中，更是經歷了多次思想轉變，從一開始信心滿滿地認為通過發展工業能使家鄉增收致富，到經歷入獄、親人朋友誤解、阿爾善河斷流等后的大徹大悟，最終摸索出一條樸素的生態學原理：生態與生產的關系“一定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適應與和諧才是目標。”草原、阿爾善河、罕烏拉山等自然景物從社會主義革命到建設改革時期生存狀態的變遷，在歷史的層面一定程度也推動著人物的自我反思，使努爾金不斷接受現實與信念的拷問。于是文中寫到，“渾小子，吊兒郎當，做什么事都守口如瓶，原來騙了所有朋友和熟人。說起來還真有來自蒙古族先祖交予的一股柔中帶剛的基因。”與之相戀的吳楚克，曾經憎恨父親把她放置在無趣的草原深處，但在阿爾善草原腹地，她“看到了山之茂密，看到了草木的寶藏，看到了牧人波瀾不驚的生活。”于是最終成為金香口中的那個“豁日黑之人”，肩負起了傳承制香的責任。這種“宿命”般的思想轉變又與她的父親吳喜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幾十年前吳喜德曾在這片草原上奮斗，命運的糾葛使他難以斬斷與阿爾善草原的羈絆，這種命運的指示依然在他的女兒吳楚克身上發揮著作用。由此可見，使人物性格發生轉變的不僅是單單某個事件的影響，其背后是草原深沉歷史的沁潤。

小說情節上，《阿爾善河》也擺脫了許多生態書寫“換湯不換藥”的書寫模式，藝術的邏輯走進了社會政治學的邏輯。小說別出心裁地設計了班先生與夫人撿到漂流瓶的故事，并在故事結尾刻意安排班夫婦與永青扎布的會面。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北方阿爾善草原家族幾代人命運更替的同時，遠在東南亞某國的陌生人夫婦正不遺余力地探尋著這一家族背后的故事與蹤跡，并由此揭開一段隱秘的歷史。這一情節的敘述相較于小說關于展現草原歷史、書寫幾代人命運糾葛的部分似乎極為省略，然而，去繁從簡，引人深思，耐人尋味。班先生“決定留下來走一走，看一看，準備回去把中國北方阿爾善草原上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讀者可以想見，在生態改革背景下，這一家族的故事是否會被傳播地更遠更遠。除此之外，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復雜而系統的工程，它還涉及若干重大體制改革，如環保督查回頭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政績觀拷問、環境信息公布、人民獲得感等考核目標，這些議題在文學作品中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映射，如轟轟烈烈的草原移民又以牧民大批量回遷收尾；努爾金通過合理利用草種種類順利完成了城市的綠化任務等。在講述這些情節時，《阿爾善河》并沒有單純的堆砌與排列數據，而是通過藝術化的表達來呈現現實中的矛盾張力與碰撞，進而實現文學作品的審美熏陶與社會影響力的雙重深化。

理性思考“深入化”

目前多數關注生態書寫的文學作品不約而同地將關注的目光放置在對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資源緊張等方面的披露上。而與生態息息相關的社會形態、價值觀念、哲學思想等則未得到深度挖掘，自然、文化、精神、哲學等多層面意義上的同構并未在生態文學作品中得到實現。實際上，“環境問題是人的生存狀態深層次的整體性反映，缺乏對人性的整體性關注，缺乏大地意識、宇宙意識，沒有對哲學、文藝學、生態學、心理學等領域都能有所把握、融會的關注和思考，是很難寫得深刻的。”《阿爾善河》相較于其他作品，顯然在理性思考自然生命背后的內在精神，深度挖掘精神生態與文化生態方面棋高一著。這要求作家選擇更自由、更獨到的視角與言說方式切入，恰到好處的歷史書寫很好地完成了這一課題。

在小說接近結尾之處，嘎查組織青壯牧民前往勞模杭蓋家取經，根深蒂固的傳統養殖觀念在實實在在的收益面前被緩緩撼動。巴特爾和小革命討論著杭蓋家生產與生態模式的可借鑒性，小說恰得其時地插入一大段感慨與思考，將生產經營模式的問題上升到草原歷史更替以及人生命運變遷的體悟，“人生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波折。有時不期而遇，有時無從選擇，有時如影相隨，天災人禍帶來的是物質生活的艱辛，愛情波折帶來的是彷徨失意，前進中的磨難和挑戰帶來的是激揚……有過許多輝煌，也有過不少曲折的阿爾善牧民，也在摸索自己的一條樸素的生態學原理：牲畜太多，會造成天然草場退化，沒有牲畜采食、踐踏、排泄，天然草場也會退化。”相比于過分強調對現實自然生態的干預和呼告，以及對錯誤生產與生態經營模式的發泄式說教，從歷史和人生的角度考察牧民的觀念轉變為作品提供了更為開闊的表達空間，情感上也能迅速引起讀者的共鳴。在說到阿爾善草原游牧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正式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時，阿勇嘎在孫子孫媳婦的鼓動下再次回到這片他魂牽夢縈的草原。關于奮斗歲月的回憶引出了生產與生態模式選擇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調查研究”。作者這樣感慨道，“想一想，保護或者開發草原的任何流派和隨之而來的西方什么主義都不適合他。這個世界可以難有一套可以稱得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像沒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但是不能沒有抗拒各種思潮的能力。他不屬于任何‘群’：阿爾善草原沒有什么群，除了羊群、馬群、牛群。”這是阿勇嘎在這片草原上從參加工作隊到貝勒旗建立人民政權，幾十年如一日的奮斗歲月產生的人生感悟。沒有脫離歷史的高談闊論，沒有沖動的快意點題，有的只是一位草原老人用生命的經驗提煉出的生態哲理。在經歷了盲目工業化帶來的草場退化、阿爾善河斷流等生態悲劇事件后，努爾金作為這一故事情節中的“始作俑者”并未遭到作者的詰問與不滿。在面對持續而來的生態危機時，關于生態悲劇的思考在努爾金的心里擁有了歷史、生命以及深層生態哲學的意義，文中這樣寫道，“在努爾金隨之而來的思索里，歷史與現實交織，神話和哲學思想融合，草原特有的靜與動、方與圓、多與少、人與自然、意志與智慧、傳統與現代，一一對接。那些過去的歷史在浩瀚的無窮世界如同瞬間，新一茬青草郁郁蔥蔥，草原又開始了新一輪環圓形周期活動，于現實的天幕，以一種思想的方式不斷隱現。無論怎樣，提供人們一個立場。草原到底有什么用？也許原子彈最有用。可他相信，一萬年后，人類還會需要草原。”對草原生態問題見微知著地體察以及曲徑通幽地探析，比直白地宣告生態觀念、明確地表達焦慮更能展現文本的魅力，生態書寫也能在現實生態危機的多重矛盾張力中以更靈巧的姿態實現困境的突圍。

開拓生態歷史書寫新空間

新時期以來，內蒙古少數民族作家以獨特的視角與話語模式活躍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中，歷史書寫和生態書寫這兩類主題的創作成就以及所遭遇的困境都是當代文學的縮影。生態書寫不是對生態危機的簡單暴露，不是金剛怒目的批判和宣泄。如何提升生態書寫的審美價值、豐富生態書寫的寫作手法是當代生態文學創作中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在這一問題層面上，正如上述所言，《阿爾善河》將生態書寫與歷史書寫融合，創造性地開辟生態歷史書寫主題，使自然生態書寫更具深邃性。

實際上，“自然＋歷史”的話語模式在文學創作中并不罕見。在探討二者間的關系時，有學者關注到，新歷史小說中大量關于自然的書寫內容就與其特有的歷史觀表達和整體的敘述特征相輔相成。如蘇童在《舒家兄弟》的開頭這樣提到：“那條河橫貫椿香街……我的敘述中會重復出現這條河。也許并無意義，我說過這只是印象而己。”在小說中，“那條河”顯然并非如作者蘇童所言僅是偶然提及，縱觀全文我們不難發現，作者正是借它連接起了椿香街的過去與現在。往昔之時，金家老太太與河對岸順水而來的和尚私下交往，因此街上有了“和尚橋”。而后，逃難至此的紅菱姑娘亦在這條河中喪生。椿香街上每個人的命運與情感都宿命般的與這條河交織輝映，彌漫著這條河流所帶來的濕潤氣息。河的氣息“侵蝕著人們的生活，街的歲月也就是河的歲月。人們對這條河毫無辦法。作者明顯著意強調這條河流在椿香街歷史進程中的核心作用，小說通過介入自然景觀，為敘述這個南方小鎮的歷史發展以及人物的命運變遷增添了濃厚的歷史感。在他的《罌粟之家》中，一片片罌粟花與人物命運交織纏繞，串聯起了劉家的歷史。罌粟使原本樸實善良的楓楊樹人變得面目全非，殺死弟弟的沉草、出賣妹妹的祖父、侵犯女眷的長工陳茂，他們的命運選擇都在艷麗的罌粟花中腐朽、破敗。“一到春天的時候，河兩岸的原野被猩紅色大肆入侵，層層疊疊，氣韻非凡，如一片莽莽蒼蒼的紅波浪鼓蕩著偏僻的鄉村，鼓蕩著我的多親們生生死死呼出的血氣息。”它們流動在敘述中，潮濕而渾濁，就像楓楊樹家族陰暗腐朽的歷史。陳忠實的《白鹿原》中，代表祥瑞的白鹿所到之處“萬木繁榮，禾苗苗壯，五谷豐，六畜興旺，疫癘廓清，毒蟲滅絕，萬家康樂，那是怎樣美妙的太平盛世！”白、鹿兩家幾十年由“奪地”引發的爭斗也由此拉開帷幕。“白鹿”這一意象在小說中作為貫穿始終的靈魂，不僅使故事開端與結尾緊密相連，還與錯綜復雜的政治歷史演變相互交織，揭開了一段絢爛多彩、充滿深意的民族秘史。除此之外，自然書寫在新歷史小說中除了被意象化為具體的文化符號外，還豐富著作者多元立體的歷史觀，使文學對歷史的思考拓展至整個自然體系中。如小說《紅高粱家族》中，作者莫言在序言寫到：“謹以此書召喚那些游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愿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梁地里，伏惟尚饗！尚饗！”自然意象的融入使作者巧妙地繞開了直接陳述的窠臼，轉而以更為豐富多元的表達方式，展現了內心那份對自然法則與家族紐帶的崇高敬意。對自然與家族歷史的深刻崇敬之情，在字里行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曲波在《林海雪原》的序言中寫到：“我愛林海雪原的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它們是祖國的錦繡河山。”自然被裹挾進了濃重的政治話語，幫助作者在歷史敘述中介入主觀意識。新歷史小說與傳統歷史小說和革命小說在自然書寫方面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單薄的、寫意的、白描式的自然書寫在新歷史小說中被豐富而蘊藉寬闊的自然書寫所替代，作家在審視歷史進程中試圖突破人類社會的局限，而放眼到整個自然生態。

然而，盡管自然與歷史在作家筆下早已建立起了聯系，但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生態文學創作的井噴，新時代作家似乎忘記了從這一視角來處理生態書寫所遭遇的困境和呈現的病癥。簡單暴露和批判生態問題，對生態危機帶來的絕望和痛苦進行直抒胸臆的憤慨和宣泄使當代內蒙古少數民族生態文學創作陷入了難以突圍的困境。如郭雪波在《哭泣的草原》中這樣寫到，“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的火紅歲月，呼喇喇地開進了一批勞動大軍，大旗上寫著‘向沙漠要糧’！他們深挖沙坨，挖地三尺，這對植被退化的沙坨是毀滅性的。”這一生態危機歷史的真實描繪，成功地營造出強烈的緊迫氛圍，但在探究社會歷史脈絡的廣度和深度上略顯不足，也未能穿透至人性復雜與幽暗等更為深遠的內在維度。他的《銀狐》在寫到胡大倫帶人集體屠戮狐貍時，對狐貍們的死狀描寫的極為憤慨：“乳白的胸脯，全浸染成血紅色，未閉的眼睛死死瞪著天瞪著殺戮它們的人，似乎在不解的問：‘這是為什么？為什么？你們為什么如此殺我們？’”筆尖帶火，激憤之情借狐貍的詰問溢于言表，但小說的悲劇魅力和思考深度不可避免地被沖淡了。無獨有偶，烏熱爾圖的《瞧啊，那片綠葉》在塑造山外人的形象時，借主人公之口這樣感嘆道“這幫闖進大興安嶺的山外人，真是一群餓狼，又象一群專在獵人頭上飛的烏鴉。呸！為什么盯住我們鄂溫克人不放？我們還沒有死絕！”對“山外人”的厭惡被不加掩飾地表達出來。在這些生態文學作品中，情緒宣泄的背后顯露的是理性思考的不足以及社會歷史場域的缺失。相同書寫主題下，《阿爾善河》顯然較此有著較為明顯的發展。作品以牧戶家族史變遷為背景，展示了阿爾善草原的自然開發路徑。在面對開發與保護間似乎不可調節的矛盾時，小說并沒有因此面陷入田園牧歌式感傷，或是轉入“海市蜃樓”般的浪漫幻想中，而是將環境保護與草原兒女代代相承的精神信仰共融，在歷史變遷的厚重中探尋自然生態的發展之道。《阿爾善河》在繼承了新歷史小說中“自然＋歷史”寫作模式的基礎上與時代話語共振，在國家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大背景下，開拓了生態歷史書寫這一嶄新的文學書寫空間。

黑格爾說過“每種藝術作品都屬于它的時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環境，依存于特殊的歷史的和其他的觀念和目的。”生態文明建設仍在加速推進，對生態文明做出時代拷問，并從文化、歷史、哲學的多維角度進行深入反思，這不僅是現實主義作家敏銳時代感知力的體現，更是他們作為社會觀察者與文化記錄者的書寫自覺。與一般性揭露某種生態危機的文學書寫不同，韓偉林的《阿爾善河》擺脫了生態書寫普遍陷入的審美迷津，通過歷史書寫的介入實現了理想與現實、行為與認知的和諧統一，在藝術表現上更具吸引力，在精神反思層面更具感染力和號召力。與此同時，萬物同生并融的生態觀念重新詮釋了多民族歷史生活的鮮活面貌，歷史書寫也因生態話語的表達突破了開闊、繁多、宏大等統一的藝術寫作格局，而更具清新、具體、生動的美學體驗，為新時代歷史書寫貢獻了獨特的審美價值。除此之外，在生態書寫與歷史書寫間雙向增益的文學互動中，《阿爾善河》進一步拓寬了“自然＋歷史”這一書寫模式的創作空間，開創了生態歷史書寫新路徑，在生態文明建設大背景下，為文學書寫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互動帶來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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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