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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學大師王國維的一張名刺，出現在拍賣會上，頗為引人矚目。尤其特別的是，這張名刺之上，還有王氏親筆所寫的一通“短信”，更是頗為寶貴。

所謂“名刺”，乃是舊時互通姓名時所用到的一張寫有個人姓名及職銜的紙片，后世又將之通稱為“名片”。名刺的出現年代，最早可溯至春秋戰國時期。那時紙張還沒有發明，投呈者將個人姓名等文字寫在竹片或木片上，這即是名刺的雛形，當時稱之為“謁”。大約到東漢末年正式出現了“名刺”的稱謂。至于緣何稱為“刺”，《文心雕龍》解釋稱，“刺者，達也，若針之通結也”。

古人交往多用名刺，唐代元稹《重酬樂天詩》有云：“最笑近來黃叔度，自投名刺占陂湖”。及至明清兩代，名刺的尺寸、顏色、字體及款式等，漸成慣例。

名刺上附有“短信”，在文人交往中并不鮮見。而這些“短信”，也是研究歷史的佐證。

晚清官員名刺一組，其中不少附有“短信”

1916年10月13日王國維投呈鄒景叔的名刺

名刺透露王國維生活狀況

前文所述王國維名刺上的“短信”內容為：“頓首。頃枉駕失迎，至歉至歉。前日哈園開會，忽派弟為招待員，此與發起人皆未經本人承認者。平生實不慣為此事，故昨、今未到，明日又早祭，現傷風未愈，不可以風，并午后茶話會亦不能到，此意亮先生能諒之也。專此，敬請景叔先生晚安?！?/p>

據查證，此“短信”沒有被收入《王國維全集·書信》一卷，可稱“佚信”。不過，《王國維全集·書信》所收入的另一通信中，倒是提到過此“短信”。那是在王氏寫于1916年10月14日致羅振玉的信中，有“昨晚景叔又來約，適外出未晤，歸乃作函告以該園強予徽章等無禮之事”云云，這里提到的“函”，應當就是指這張寫有“短信”的名刺。據此可知，這張名刺是王國維于1916年10月13日夜，寫致并投呈給鄒景叔的。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王國維第一次將“短信”寫在名刺上了。就在1916年初，王國維攜家眷從日本京都返回國內，亟待謀職。輪船抵達上海后，王氏一家人暫時居住在同窗舊友樊炳清家中。2月13日，王國維將一張寫有“短信”的名刺，投呈到鄒景叔宅中，內容為：“頓首。弟于初七日抵此，寓北山路棣隆里一街三號樊宅。兄何時可來？到后請示知，以便奉詣。此請景叔先生道安。”

值得一提的是，這張名刺，也曾是一件并不為國內學術界所知的拍賣品，而名刺上的“短信”，也沒有被收入《王國維全集》。由此看來，這類寫在名刺上的名人“短信”，既不易尋獲，又較易為人忽視。但此類信息，對于研究名人生平事跡，卻又有著不可或缺、彌足珍貴的文獻價值。

言及于此，有必要介紹一下王國維一到上海便急欲一見的“鄒景叔”了。此人原名鄒安（1864年—1940年），光緒年間進士，擅金石文字之學，富收藏，精鑒賞，博覽古器，考訂精詳。

王國維之所以急于面晤這位同鄉，乃是因生計所迫，想要到猶太裔富商哈同處謀職。鄒景叔早已任教于哈同創辦的倉圣明智大學，因此，在決定是否入職之前，王國維希望能和鄒景叔私下交流一下意見。之后不久，王國維勉強入職，負責編撰刊物《學術叢編》，而鄒景叔當時則負責編撰《藝術叢編》。

之所以是“勉強”入職，乃因王氏聽聞校方總管姬佛陀為人慳吝，恐怕難以相處，且此處人際關系過于復雜，若非生計所迫，絕不愿在此周旋折騰。事實上，在向鄒景叔宅中投下那張附有“短信”的名刺之前，王國維于2月11日曾致信羅振玉，在信中表明了此次入職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底線，希望借此能確保自己只是在此謀得一份薪資養家，不會因此太多牽絆而影響個人治學生涯。信中這樣寫道：“現在景叔回杭，一二日內可至，俟景叔到后與之一見，看其（姬佛陀）為人再定辦法。大約不出二途：（一）使景叔能負責任，則我處只嚴定辦事界限，使景叔擔保每月交稿若干，潤費若干，不問其他；（二）……此次無論如何，學堂事決不問，哈君屋決不住……”

從信中所強調的個人入職底線來看，王氏只想在此專職編撰稿件，別的事務概不涉入，堅決不愿牽扯到任何日常事務之中。通過后來王、羅二人的大量通信來看，王氏入職哈同花園之后，雖經鄒景叔盡力斡旋，對這份工作仍有些既不情愿，又無可奈何的情緒。

時至1916年10月中旬，王國維突然遭受到了一次人格精神上的“重創”。原來，這段時間哈同花園中創設廣倉學會，有人指派王國維寫一篇記述學會緣起之類的啟事。王“乃隨意寫空話數百字與之”，“而六十余（歲）老人乃更作一啟發布”。原本，王氏既不愿寫這類文字，勉強寫畢后又被否定，也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為此，在10月14日致羅振玉的信中稱，“此事在維以為脫此關系，深以為幸”。沒想到，鄒景叔偏偏要為自己的同鄉討個公道，遂與這位否定王氏文筆的老人“大起沖突”，“力詆為荒謬”。不過，最終印行的還是這位老人所寫啟事，且還在沒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將王國維列為學會發起人之一，印在了這張啟事上。更令王氏不滿的是，還將其指派為“招待員”，給其派發了專用徽章，令其佩戴于胸前。對此，王氏堅決不從，將徽章“藏之不用”，之后“即擬絕跡不往”。

正是在致信羅振玉的前一天，鄒景叔又來約見王國維，可能是想就此事勸慰一下。不巧的是，當時王氏外出，二人未能晤面。外出返歸之后，王氏深感有明確表示個人態度之必要，于是“歸乃作函告以該園強予徽章等無禮之事”，這是要向鄒氏表明前幾次開會沒有出席的前因，同時還表達出了隨后也不會出席此類會議的一番原由，對此也誠摯地向其致以歉意。所有這一切，都附寫在了王氏名刺之上。

胡適在名片寫“薦稿信”

與王國維有著諸多交集的胡適，在名刺“短信”方面也有著不少故事。在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舊存文檔中，有一份發明“新式速記”的學者劉學濬的簡歷，其上粘貼著胡適的名片，名片上寫有一封“薦稿信”：“云五先生：劉學濬先生（兩年前曾作趙元任兄的助理員）著有‘新式速記’一書，他很自信，很想由貴館出版。我勸他和先生接洽，倘蒙許他寄呈審查，至感。適上，廿四，四，七。”

這封簡短的“薦稿信”雖未被收錄在《胡適全集》《胡適文集》《胡適書信集》等通行文獻中，卻真實地反映了胡適對學術交流與推廣的支持。劉學濬作為中國速記學領域的先行者，在多個學術領域都有所涉獵，胡適為其向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推薦書稿，不僅體現了胡適對人才的賞識，也見證了當時文化學術領域的交流與互動。

類似這樣的胡適名片，應當還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還曾有一本政府內刊，徑直將胡適投呈給某位官員的名片上所附之“短信”，全文照錄并刊發了出來，意在令內部讀者周知此事，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兒呢？

原來，1948年10月20日，胡適在浙江大學講演。因工作日程排得很緊，下午4時，講演完畢的胡適即刻從杭州乘車返歸上海。臨行前，胡適給時任杭州市長的周象賢留下了一張名片，名片上寫有幾行簡短的留言。

十天之后，當時的《杭州市政》封面上，醒目地印著“胡適來杭游覽留片向市長道別”的報道標題，并附有胡適名片上的留言內容。其實，胡適的留言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內容，更像是對一位久未謀面的舊友，予以道別留言罷了。只不過，刊物編輯以“其文字似有韻腳，瑯瑯可誦，宛如一首新詩”的特別介紹，再加之胡適“來杭游覽，勾留二日，各方知者極少，即胡氏老友之周市長亦于渠離杭之日得知”，給人以神秘匆促之感，做成了一篇頗為引人注目的頭條報道。

對于約略了解胡適生平的讀者而言，這么一篇共計500余字的報道，以及包含其中的約70字的附寫在名片上的“短信”，即已大致勾勒出了胡適生前最后一次杭州之旅的行跡。那滲透于字里行間的歷史信息，有著不可多得的生動鮮活之感——所謂“歷史現場感”，無非即是如此這般。

至于報道中稱胡適和周象賢的“老友”關系，大概是指二人既曾為同學，又曾為同事的關系。1910年，胡、周二人均考取美國庚子賠款第二批留學生。周氏于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歸國又在北大出任工科講師，與當時同在北大任教的胡適有同事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