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現實主義是研究者繞不開的話題，也是作家無法回避的寫作范式。甚至，放寬到整個中國文學史，現實主義也長期作為文學主流，一度被宣揚和接受。然而，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從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呼吁，到大眾文藝、普羅文學的喧囂，再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提倡的“深入生活”“革命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及至“新寫實小說”的細節摹刻，諸多藝術主張的輪番上演，印證了現實主義的廣闊性。然而，如何參透現實主義的本原，至今仍是一個引發創作者和研究者關注與探索的話題。

海桀的最新中篇小說《詭步探戈》發表于《鐘山》2025年第1期，其圍繞電影制片活動中出現的種種意外、沖突，描摹了影視業的人物群像。小說里有一個可謂題眼的情節，劇本原名《鬼步探戈》，在投資人劉總的干涉下，先是改成了《瑰步探戈》，最后又更名為《詭步探戈》。這三個gui字，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小說的主題：世事常出詭異，而又常常粉飾以瑰麗，病源卻在人心有“鬼”。小說家慧眼辨真假，勘破人心之“鬼”，才能解密世事之詭，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走近現實主義創作的真諦。

正所謂計劃趕不上變化。小說開篇就寫投資人劉總對劇名不滿，這便打亂了制片人湯斌的節奏。開機在即，臨時更名費時費工，又違背劇本創作原旨，實屬出力不討好。劉總為何非要改掉劇本題名？小說里劉總給出的解釋是，一個正能量的故事不應該“起個神神叨叨的名字”，而且“現在市場不好做，尤其電影，既不能抱殘守缺搞教條，更不能標新立異玩旁門左道！”不然，投資沒有產出，沒法向各方交代。但是，湯斌卻無法認同劉總的解釋，還想請趙虹和劉總溝通，因為“兩年多的時間，單是劇本就修改過六七遍，還開了兩次研討會，無論如何也不該開機之后再改劇本啊！”

接著，原本主動要求劇組在小高嶺拍攝的當地政府，居然視合同為無物，不留情面地拒絕了劇組的場地使用請求。也因為這一變故，劇組中出現了連鎖反應，整個劇本不得不修改，煙火大師弓萬強的周密準備成了冗余，妻離子散的他沉迷酒精，讓徒弟出馬。而徒弟黃濤的錯誤處置又令爆炸裝置意外起爆，威力驚人，炸傷了自己。精明能干的制片主任高樺急火攻心，住進了醫院，整個劇組處于分崩離析的邊緣……一部平平無奇的、正能量的劇本，眼看就要成為爛片，沒想到峰回路轉，竟然在呂方導演的運作下力挽狂瀾，票房取得巨大成功，斬獲諸多獎項。小說情節的反轉令讀者心驚，現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常使人感到吊詭。

小說家基于現實批判精神、敏銳的觀察力、強烈的問題意識，抓取了生活的諸種細節，并及時發現了暗藏于生活河流之下的暗礁和漩渦。現實生活的細節呈現在文學世界中，不失真已屬難事，至于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揣測欲望，更屬難事。《詭步探戈》這一“詭”字，恰到好處地將現實生活中的吊詭之處，放在小說的顯微鏡下。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指出，現代社會中作為一個鮮活生命的人被簡化了，“人的生活被簡化為他的社會職責；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簡化為幾個事件，而這幾個事件又被簡化為具有明顯傾向性的闡釋；社會生活被簡化為政治斗爭……小說也受到了簡化的蛀蟲的攻擊。蛀蟲不光簡化了世界的意義，而且還簡化了作品的意義。”現代社會這種對人的“簡化”蔓延到了小說創作中，使得小說本來“照亮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被消解了，使得“小說成為一種最高的智慧綜合”的路徑被阻礙了。也即是說，對于小說家而言，最重要的絕不是奉了特定主題和宗旨進行固定題材的創作，而是要呈現現實社會生活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可以是喜劇之后的悲劇，也可以是禍福相依，還可以是平靜湖面下的暗流、平淡生活中的詭異。

就小說藝術而言，僅僅是再現世事的詭異，似乎還缺幾分滋味。海桀《詭步探戈》從世事的詭異出發，追溯人心深處的名利鬼、金錢鬼和色欲鬼。在小說中，原本主動爭取拍攝的當地政府，卻鑒于拍攝活動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轉而不配合劇組，原因竟是“生態問題，是對當地領導班子考核的重要科目。”可以說，政府態度的陡轉乃源于官員內心深處的名利鬼作祟。同樣地，在拍攝毒販逃亡一段時，上游突然開閘放水沖翻了船只，演員有了生命之憂，導演呂方還在激情澎湃地抓拍英雄，雖說敬業，卻未免顯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冷漠。因為地點變化，就要改劇本，編劇河元二話不說就進行剽竊式修改，以至于令湯斌感到“似曾相識”。然而湯斌卻不以為然，大編劇魯可都勸誡編劇們不要再陷在經典藝術上了，而是要面向市場，“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會抄不會抄”。小說結尾處，當湯斌得知小齊被呂導帶走之后，借著酒興說：“是人，就得有人性；有人性，就得有追求！”王然接道：“是花，就得開！”眾人哄堂大笑，笑的是權色交易的卑劣，其中透露出勘破卑小人性卻又無可奈何的苦澀。海桀正是從這些話語的縫隙中，窺視人心深處的鬼，還原人性的本來面目。

在《詭步探戈》中，人心多變、人性復雜，高樺、超美、童歡、弓萬強雖然都是經驗豐富、業務能力突出的片場老手，卻也有各自的性格弱點和迥異的人生經歷。正因有了這些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小說敘事才能在“人生”與“戲”之間搭建頗具張力的互文空間，將“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進一步上升為某種存在哲學。從世事之詭到人心之鬼，《詭步探戈》的敘事呈現出這樣一種反差美學：人世喧囂至極點之后，人心反而趨于寂靜。你方唱罷我登場，接著奏樂接著舞，同演一幕人生悲喜劇，筵席最終卻不得不散場，眾人皆各奔東西，相忘于江湖。從此，江湖上流傳著一段段八卦和傳說，徒留茶余飯后的刺激和歡愉。恰如作者海桀多年前的一段夫子自道：“忽然覺得，許多時候，寫作對人生而言，正如路旁的過客，不過是佇足的感傷，不過是途中的一瞥。”相比于人間煙火，文學的感傷顯得有些渺小，有時甚至不值一提。但作家之所以不懈守護文學血脈，恰是因為在對生活和人性的熱愛中，在不屈前行的寫作中，能夠體味源自大地和希望的最高幸福。

勘破了人世詭異背后的人心之變，并不意味著憎恨和絕望，而是在人性的撕裂和文化的斷裂中，持續尋找生活的希望所在，探尋一種以文學啟蒙人心的可能。只要沿著這條道路向前走，不放棄熱愛生活的初心，最終總能悟得現實主義的真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窺探人心而熱愛生活的現實主義杰作，用以刺痛進而喚醒日益麻木的神經，點燃同時代人最需要的希望火炬。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