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巖：溯源活水 激活全民族文化創新引擎

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李巖近年來全身心投入履職盡責工作中，囑意并維護民聲社情。他深入基層，廣泛開展調研參觀活動，收集一手的民情資料。在推動文化建設方面，他以“文化下基層”活動為抓手，助力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浸潤百姓生活。同時，他積極活躍在各類專題協商會現場，憑借扎實的調研成果與深入思考，為解決文化社會問題建言獻策。在文化傳播方面，他積極參與讀書活動，撰寫“文明的足跡”等專欄文章，在書香中凝聚智慧，通過文字的力量傳播文化理念。在李巖看來，這段履職經歷可謂收獲滿滿，為接下來更好地履職沉淀了力量。

李巖認為，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當今的全民族文化創新充滿了機遇與活力。尤其是隨著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飛速發展，科技賦能讓文化創新擁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中華文明與優秀傳統文化浩瀚、精深，是文化創新的源頭。從《大圣歸來》《長安三萬里》到《黑神話·悟空》《哪吒之魔童鬧海》，足以顯現中華文明的豐足意象和無窮魅力。從萬古常新、氣象葳蕤的傳統文化源頭出發，是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的關鍵。

對于如何激發中華民族創新創造活力這一課題，李巖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進一步加強人工智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觸界、接口與聯系。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數字化、通識化、感知化。讓以DeepSeek為代表的開源大模型數據更有針對性地接入文化傳播與創新平臺，一部手機、一個數字屏幕終端成為大眾暢覽典籍的入場券，讓每個中國人都可以感受中華文明璀璨動人的細節、神奇迷人的魅力，并且借助無限的想象力實現跨越時空、古今對話的新境界。

二是充分利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讓世界更了解新時代淵源有自的中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歷時22載，彰顯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全民族文化的創新創造，應當從文明的起源出發，經過“滿天星斗”式的展陳開放，結合新時代學術成果的多重證據檢驗，構建中華文明脈絡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將更多探源工程的考古成果展示給大眾與世界各國人民，敦煌、故宮、三星堆、海昏侯墓址、多地的大運河舊址等均已成為廣大游客的新打卡地。

三是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與推廣。我國已有44個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位居世界第一。非遺的重要特點是廣泛的民族性與地域性，具有民間文化特征，廣泛分布于中華大地。非遺項目與文創、影視、短視頻等具有跨界融合的特性，是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文化活力的重要載體。每一地、每一處的非遺項目，都蘊含著中華文化的燦爛輝煌與人類天工般的智造，成為文化旅游與文化創意的新發地。

韓敬群：讓文化之風吹向基層

今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迎來了履職第8個春秋。8年間，他始終以雙重身份踐行著文化使命：既以政協委員之責建言獻策，又以出版人之心守正創新。

作為堅守出版一線的從業者，韓敬群將本職工作與委員履職深度融合。在履職實踐中，韓敬群對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有了切身體會：“我一貫主張，共產黨員應該在各個方面發揮表率作用，作為共產黨員的政協委員更是責任重大，理應做出第一流的成績。作為出版社的總編輯，也應該是出版社的第一編輯，這意味著，日常要應對出版社繁雜的業務，留給自己做調研、研究的空閑時間相對較少。”但正因為長期深扎行業一線，能夠全身心投入出版全鏈條工作中，切身感受行業的難點、痛點以及關鍵點，韓敬群的提案針對性也更強，能夠直面行業難題，為行業發聲，助行業發展。

面對行業變革，韓敬群展現出守正創新的智慧。在堅持“為人民出好書”這一出版理念的同時，也推動自己的提案工作實現“從宏觀到微觀，從面到點”的轉型。過去8年，他提交的提案中，涉及原創文學出版、編輯力建設、青年編輯職業素質與能力養成、中國文化“走出去”、翻譯人才隊伍建設、民間文學學科設置、基層寫作者創作處境、文學期刊生存與發展等多個領域。2022~2023年翻譯界泰斗相繼離世引發的翻譯人才青黃不接的危機，促使他深入調研翻譯隊伍現狀，提出將高校學者翻譯成果納入學術評價體系、提高翻譯稿酬標準等務實建議。此外，他還將目光聚焦到民間文學領域，了解到由于受制于學科設置，民間文學這一學科遭遇發展瓶頸，于是他提交了關于將民間文學納入二級學科的提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這一目標已經達成。今年，他又將目光投向文學期刊的生存發展，他認為文學期刊是作家成長的搖籃，是文學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象征。現在部分文學期刊陷入生存與發展的困境，希望有關方面能夠關注文學期刊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幫助優質文學期刊渡過難關，更好發揮繁榮文學創作的作用。

此外，作為“素人寫作”概念的首批倡導者之一，韓敬群和他帶領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直重視游走在文壇邊緣甚至是文壇之外的寫作者的創作，主張“文本面前，人人平等”。從家政女工范雨素的《久別重逢》，到普通作者許言午的《揚兮鎮詩篇》，再到即將出版的清潔女工王柳云的《風吹起了月光》以及“打工詩人”小海的詩集《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素人作家作品持續引發社會關注。

在出版實踐中，韓敬群始終秉持“好的出版能夠引領文化潮流”的信念。從“百年人生”叢書到 “大家小書”系列，他策劃的系列優質圖書持續引領時代風氣，發時代之新聲。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讓文化之風吹向基層”成為韓敬群的深切期望。他表示，未來將繼續推動素人寫作與專業創作雙管齊下、網絡文學與嚴肅文學雙向奔赴，讓更多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優秀作品破土而出，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注入源頭活水。

蔣勝男：建議設立中國網絡作家協會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知名作家、編劇，溫州大學網絡文創研究院院長蔣勝男頻繁出現在熱搜上，她提出的取消“離婚冷靜期”、加強歷史影視劇創作和傳播、設立中國網絡作家協會、建立全國性網絡文藝工作者組織等提案引起廣泛關注。

在近年的履職過程中，蔣勝男始終如一，堅持以維護人民利益為出發點，深入調研，重點關注民生、婦女兒童保護權益和文藝教育等領域并提出切實建議。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未來仍將繼續做好本職工作，傾聽民聲，關注民意，盡自己的力量在相關領域繼續發光發熱。

今年全國兩會，她聚焦于深耕多年的網絡文學行業，提出設立中國網絡作家協會，為網絡作家群體提供組織保障，引導行業實現規范、良性發展，繼而推動網絡文學成為中華文化振興的重要力量。

網絡文學作者隊伍持續壯大。作為數字時代新興的文化形態，網絡文學經過20余年發展，已衍生出影視、動漫、游戲等萬億級文化產業鏈。網絡文學不僅是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海外用戶超1.5億，彰顯了我國的文化自信與軟實力。

隨著網絡文學繁榮發展，蔣勝男敏銳關注到，一支有別于傳統作家的網絡作家隊伍正逐步走入大眾視野，規模不斷壯大。她提到，據《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數據顯示，網絡文學作者達1500萬人。“對這樣一個上千萬的新生群體力量，及其具有的數億人口影響力，必須要有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對其進行團結、引導、服務，此項工作刻不容緩。”

據蔣勝男介紹，浙江省在我國率先成立省級網絡作家協會。2017年至今，浙江省相繼成立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院、中國網絡作家村，并開辦中國網絡文學周等活動。研究院聚集網文界權威專家，對網絡文學發展態勢和創作現象展開研究；網絡作家村為全國優秀網絡作家提供項目孵化、版權交易、作品改編等產業鏈服務；網絡文學周搭建起多元化交流平臺。在省、市網絡作協聯動下，浙江網絡作家隊伍屢創佳績。這一模式輻射全國，1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網絡作協，但仍有近半數地區未建立相關組織，且各地協會缺乏統一領導，難以形成合力。

亟須成立全國性協會加強統籌協調。蔣勝男提到，當前網絡文學行業還存在作家權益受損、平臺壟斷濫權、內容生態失序等突出問題，嚴重制約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亟須成立全國性的中國網絡作家協會，自上而下統籌協調，推動行業健康有序發展。因此，她建議設立中國網絡作家協會，并強調了其作用：

第一，可加強對全國網絡文學事業的提升，緊緊圍繞團結、服務、協調、引導等工作重心，根據網絡文學的創作特點和隊伍特點，制定工作方法、創新體制機制，建立起黨和政府聯系廣大網絡作家的橋梁。并領導全國各地成立網絡作家協會，形成以點帶面，自上而下的完整組織架構。讓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網絡作家群體都能在當地找到組織，找到歸宿，真正為網絡作家們建立起強大的精神家園。

第二，能起到核心思想引領作用，增強網絡作家群體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和文化擔當，不斷提高文學隊伍的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文化素養、文學藝術學養。引導廣大網絡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創作底蘊深厚、涵育人心的優秀文學作品。

第三，能加強對作家的幫助與保護。可以組織名義，與管理部門及各商業平臺起到聯結溝通作用，及早推出網絡文學版權制式合同，幫助會員提供相應的版權維權協助等服務，構建網絡作家群體與組織機構間的資源共享、相互呼應、交流暢通、合作密切的格局。

第四，可建立全國級的網絡文學評判與獎項，將網絡文學作品與作者推向更高更多元方向。中國網絡作家協會的成立將承擔“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為網絡作家群體提供組織保障，引導行業規范發展，推動網絡文學成為中華文化振興的重要力量。

陳天竺：以出版傳媒之力筑牢全民精神根基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化全民閱讀活動”，這是“全民閱讀”作為國家文化戰略連續12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出版傳媒行業的實踐者，全國人大代表、讀者雜志社總編輯陳天竺對“全民閱讀”不僅情有獨鐘，而且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獨特的觀察。

“腹有詩書氣自華，最是書香能致遠。”深耕《讀者》雜志近20載，陳天竺身上有一股特定的書香氣質，讓人很難忽視。自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她持續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推進全民閱讀等文化事業建設鼓與呼。

近一年來，陳天竺走進機關、企業、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等場所，了解各領域人們對文化產品、文化活動的需求。在深入調研后，今年全國兩會陳天竺帶來了兩條全民閱讀領域的建議，分別是構建全民閱讀標準化體系，加大對西部省份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扶持力度。

構建全民閱讀標準化體系。全民閱讀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涵養民族精神、增強文化自信的基礎工程。“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深入推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中國’”。陳天竺觀察到，當前基層閱讀推廣仍面臨三大突出問題：一是閱讀服務體系尚未形成標準化、規范化機制，活動質量參差不齊；二是專業化閱讀推廣人才匱乏，閱讀經驗、閱讀方法尚未提升到閱讀理念、閱讀理論的層次；三是基層閱讀活動的思想深度不足，傳播效能難以量化評估。因此亟須通過體系化建設與人才培育，推動全民閱讀高質量發展，實現從“量”的普及邁向“質”的升華。

對此，她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構建全民閱讀標準化體系。制定分級分類服務標準，按年齡、職業、文化水平分級設計閱讀資源和閱讀服務方式，形成“兒童—青少年—成人—老年”的全周期分級標準。建立閱讀活動質量評估體系，從參與度、思想深度、傳播覆蓋面等維度設定量化指標。二是培育專業化閱讀推廣人才隊伍。建立閱讀推廣人認證制度，明確“職業閱讀指導師”標準，倡導教育、出版等相關行業引入“職業閱讀指導師”認證，實施基礎層、專業層、專家層“三級培訓機制”。三是強化資源整合與長效保障，推動跨部門協同機制，統籌資金、場地、人才資源，避免重復建設。配合國家推動“家校社一體化”建設的方針，以校園閱讀為根基，服務延伸至社區閱讀，并孵育書香家庭，使閱讀滲透進社會肌理各個層面。創新社會力量參與模式，鼓勵企業設立“閱讀公益基金”，支持基層活動常態化開展。四是以省級試點為抓手，形成可復制推廣的“標準+人才+評估”模式，將全民閱讀推廣情況納入“文明城市”評價標準中，通過政府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夯實全民閱讀根基，為實現2035年文化強國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加大對西部省份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扶持力度。根據《“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關于推動公共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等文件要求，“十四五”期間，全國各地堅持把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作為構建新型公共文化服務格局、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作為公共文化領域重點改革任務持續推動。

陳天竺認為，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在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脫貧地區。主要問題是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均衡，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多集中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且部分新型公共文化空間重設計、輕功能，忽視了實用性和用戶體驗。

為此，陳天竺提出建議：一是補齊農村建設短板。推動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由農業農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積極引導和扶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脫貧地區高品質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二是將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納入總分館體系。建議文化和旅游部持續推動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納入圖書館等總分館體系建設的整體規劃，以體系化思路確保新型空間的科學布局和長效運營，拓展總分館體系的覆蓋范圍。為新型空間建設和運營提供專業化指導和多種支持，利用新型空間建設靈活、類型多樣、分布面廣等優勢，擴大總分館服務范圍。三是不斷完善投入和管理運行機制。建議文化和旅游部出臺相關政策，明確不同主體的職責和角色定位。建立和完善社會力量參與新型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準入機制、考核評價機制、獎勵機制和退出機制，制定新型公共文化空間相關的建設和服務標準，提升管理運行的規范化水平。鼓勵社會力量全過程參與，通過“共建共享”激發空間管理運營活力。

吳靜怡：深挖特色文化資源富礦 創新打造多元出版產品

“出版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仍有極大的拓展空間。在眾多可挖掘的領域中，以地方特色文化為代表的各地文化資源極具潛力。”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天地圖書董事長、香港聯合出版集團顧問吳靜怡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要將目光投向粵語嶺南文化這片沃土。作為深耕出版行業的資深從業者，她以專業視角剖析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新路徑。

在吳靜怡看來，粵語嶺南文化體系豐富多元，在出版領域大有可為。她特別提到，粵語嶺南文化在海外擁有廣泛的受眾群體，大量海外華人使用粵語交流，這為相關文化出版產品的傳播奠定了堅實基礎。比如粵語文化，作為嶺南文化的重要載體，擁有獨特的語言體系，其豐富的詞匯蘊含著大量古漢語元素，通過出版相關書籍，可以深入剖析粵語詞匯背后的歷史文化淵源。

談到具體的文化符號，吳靜怡如數家珍：“粵語地區的粵劇是嶺南文化瑰寶，其獨特的唱腔、精美的服飾和極具張力的表演形式，都是出版可挖掘的素材。在出版過程中，不僅要展現粵劇的舞臺表演，更要深入挖掘粵劇從起源到發展過程中所蘊含的文化融合、技藝傳承故事，向國內讀者乃至海外呈現這一獨特的藝術形式。例如，極具特色的英歌舞，雖起源于潮汕地區，但在粵語嶺南文化圈中有著獨特的發展軌跡。英歌舞表演風格剛柔并濟，舞者的舞蹈動作、服飾道具以及獨特的表演陣法都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出版業可通過書籍、畫冊等形式，深入剖析英歌舞的起源、發展歷程，以及在不同時期所承載的文化意義，讓國內外讀者都能深入了解這一獨特藝術形式。”

在飲食文化領域，吳靜怡強調要講好“舌尖上的故事”：“廣府菜、潮汕菜、客家菜等構成了豐富多樣的粵語地區飲食體系，出版業可以圍繞這些菜系，推出一系列融合飲食文化故事書籍，講述它們背后的文化典故，以及在粵語地區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通過這些內容，不僅能吸引國內讀者對粵語嶺南飲食文化的興趣，對于海外粵語人群而言，更能喚起他們對家鄉味道的記憶，增強文化認同感。”

面對數字化浪潮，吳靜怡認為，在出版模式上不能僅依賴傳統出版方式，而應積極擁抱跨媒體融合帶來的多元機遇。對此，她提出“出版+科技”的創新思路：在傳播粵語嶺南文化的過程中，可以制作關于英歌舞或粵語美食文化的短視頻、紀錄片，并通過線上平臺發布，配合相關書籍的出版，形成全方位的傳播矩陣；開發粵語文化主題的電子書籍、有聲讀物，方便海外粵語人群隨時隨地閱讀和聆聽；以立體書出版形式，呈現英歌舞的動態場景、粵語美食的精致擺盤等，給讀者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

談到文化出海戰略，吳靜怡表示，隨著世界文化交流的邊界不斷拓寬，文化出海已然站在新風口上。《黑悟空·神話》《哪吒之魔童鬧海》等作品成為現象級爆款，深刻表明中華優秀文化在國際市場傳播的阻礙正逐漸消除，國際受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期待值不斷攀升。出版業應抓住這一文化出海的戰略機遇，針對海外粵語人群以及更廣泛的國際受眾，采用國際化敘事方式和出版策略。在介紹粵語嶺南文化時，運用國際通用的文化表達和敘事技巧，將英歌舞、飲食文化等內容融入到全球共通的文化話題中，如對藝術表演形式的創新、對美食文化的探索等，持續推出一批高質量的文化出版產品，促進中華文化的全球化發展，同時也進一步弘揚粵語嶺南文化的多元化魅力。

陳國楨：人工智能時代應掌握中華文化話語權

最近，我國科技界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就是梁文鋒團隊DeepSeek的橫空出世。他們的研究成果打破了長期制約人工智能發展的技術、成本兩大瓶頸，人工智能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社會生活主流形態將指日可待。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書法家、美術家，開封書畫院院長陳國楨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都有一個趨利避害問題。互聯網的發展，在帶給人們種種神奇的同時，消極、頹廢的東西也大行其道，網絡犯罪、網絡暴力、網絡安全問題層出不窮。西方文化更是借勢推進“文化霸權”，進行“文化殖民”，使人類文化多樣性面臨嚴重威脅。

人工智能是互聯網發展的更高階段，其強大的推理能力是最突出的特點。“它不僅可以通過為人們提供各種解決方案，深刻影響使用者的思想與行為，還可以使心懷不軌者輕而易舉地實現無中生有、移花接木，危害國家、社會，給人民生命財產帶來災難。要趨利避害，就必須為其注入靈魂。這個靈魂就是其推理所依賴的文化資源。”陳國楨表示，這個資源狀況，從個例看，決定著所提供方案的質量與傾向；從整體看，則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話語權的權重，甚至影響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匯聚更多資源力量”，在他看來，既是當務之急，更是治本之道；既是中華復興之必須，更是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正確選擇。為此，他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充實優質文化資源，消除網絡傳播亂象，確保中華優秀文化資源的準確性。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學界對文化典籍整理及其當代價值的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眾多知名學者參與整理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文選舊注輯存》《酉陽雜俎校箋》等一部部為當代學界普遍認可的集大成式的傳世文獻當代整理本，最有條件快速轉化為優質網絡資源。建議通過國家贖買方式，對優質資源上線者實行版權補貼，鼓勵掌握大量優質資源的“國家隊”下場。對于民間文化整理活動，國家有責任提供財政支持。對其成果，可以參照國家文化工程扶持標準進行收購。這是破解中華文化網絡資源文獻少、差錯多等難題的當務之急。

二是推進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擴大有效資源比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與傳統網絡相比，人工智能的特有優勢在推理功能。推理更需要帶有主題標簽的文化資源。人工智能時代，網絡文化資源的本質特點為主題化。中華文化浩若煙海，思想深邃，充滿神奇的東方智慧。要使之成為便于人工智能推理、運算的基本依據和獨立單元，就必須實現資源供給的精要化、主題化、體系化。這樣既可以滿足人工智能需求，也有利于消除長期由關鍵詞搜索帶來的知識碎片化問題，維護中華文化思想體系的完整性。

三是實行資源的大眾化積累、編校的大眾化參與、成果的大眾化分享，開創新時代文化建設之路。為人工智能注入靈魂，確立中華文化話語權是一個事關民族未來、人類發展的重大文化工程。它不能沿襲少數人關門修典、重藏輕用的老路，必須動員廣大民眾積極參與，實行專業編纂與群眾參與相結合。

李燕鋒：扎實推動城鄉全民閱讀工作

閱讀是個體獲取知識、增長智慧的重要方式，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精神發展和文明傳承的重要途徑。新世紀以來，我國全民閱讀在政府主導、立法保障、區域推進、科技賦能等方面取得歷史性突破。黨的二十大報告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出“深化全民閱讀活動”，“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深入推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中國’”。

全國人大代表，貴港市圖書館黨支部書記、館長李燕鋒感受到，一系列重磅舉措持續發力推進全民閱讀，全民閱讀法律制度體系逐步形成，全民閱讀設施設備不斷完善，全民閱讀事業蓬勃發展，全民閱讀的平臺與載體不斷豐富，群眾對閱讀的多元化需求不斷得到滿足。但是，全民閱讀事業取得歷史性突破的同時，仍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

一是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農村和中西部地區是閱讀的“薄弱地區”。不少縣級公共圖書館、鄉鎮綜合文化站、農家書屋、中小學校圖書室等基礎設施薄弱，閱讀資源匱乏，人員編制偏少，難以確保日常正常開放。城鄉家庭藏書量、閱讀量、閱讀氛圍、閱讀習慣養成等都存在較大差異。根據2023 年 12 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發布的《中國兒童青少年閱讀現狀與需求調研報告》，我國城鄉地區家庭藏書量和兒童青少年讀物購買量差異明顯，32.6%的農村家庭總藏書量和38.4%的農村家庭兒童青少年讀物數量不足10本，36.9%的農村家庭每年為孩子購買的圖書不足5本。二是經費保障不足，政策落地效果有限。多年來，中央持續加大對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并實施中央對地方公共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補助資金政策、公共文化館（站）評估定級制度等。但是，中央免費開放補助資金政策實施10多年來，補助標準一直沒有調整，沒有跟上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和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三是保障機制不全，城鄉閱讀協同發展的保障機制不完善。四是弱勢群體的閱讀資源與條件有待進一步改善等。

因此，李燕鋒在今年全國兩會建議扎實推動城鄉全民閱讀工作：

一是把全民閱讀作為國家戰略，加強全民閱讀立法工作。在《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正式頒布后加快出臺貫徹落實的辦法，扎扎實實將全民閱讀工作落地落實。并在條件成熟時，將《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升級為《全民閱讀法》或《全民閱讀促進法》，將其提升至法律的層面。

二是加大扶持力度，縮小區域、城鄉之間的閱讀差距。建議國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地區崛起等戰略計劃時，加大對西部和老少邊窮地區的全民閱讀投入，加大包括圖書館在內的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力度，建設更多小而美的智能化公共閱讀空間，提高閱讀設施的覆蓋面、可及性和便捷性。加強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學校的閱讀資源建設，保證專項經費支持學校圖書室或圖書館、閱覽室、班級和樓道圖書角等建設。

三是提高中央對地方公共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補助資金標準，并進行動態調整，對不同等級的館（站）實施相應獎勵機制。建議加大投入，加快推動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落地落實，加快推動數字化智能化智慧圖書館建設。

四是高度重視城鄉未成年人的閱讀。建議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等認真落實《全國青少年學生讀書行動實施方案》，將未成年人閱讀作為全民閱讀的基礎性工作來抓 ；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機構和民間團體也要把工作重點放到未成年人身上，尤其要關心西部和鄉村地區兒童與青少年的閱讀，全面夯實全民閱讀的基礎。

五是從法律法規上進一步完善對包括盲人和視力障礙者在內的弱勢人群閱讀權益的保障，加大對《馬拉喀什條約》的宣傳和落實力度，針對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關于已發表的作品改為盲文出版無需經過著作權人許可并付費等條款，進一步細化可操作的具體措施。

馮曉婷：建立與新媒體從業者適配的職稱認定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新浪微博江蘇總編輯馮曉婷是一位典型的新媒體從業者。她2005年加入新浪，見證了中國互聯網20年發展，對其中的諸多變革具有深刻體悟。多年互聯網運營經歷也讓馮曉婷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她能夠憑借敏銳的直覺，第一時間洞察網絡熱點事件的本質，迅速做出精準判斷，也能夠有條不紊地應對各類復雜情況。

除了擔任新浪微博江蘇總編輯，馮曉婷還擔任江蘇省新聯會副會長以及南京市新聯會副會長。在新聯會的交流活動中，馮曉婷關注到新媒體工作者職業發展境遇。尤其是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型的從業者，對于職稱評價空缺的事情，感到很困惑。經過一系列深入調研，經過與河北省政協委員胡鵬以及江蘇省政協委員侯先棟的討論交流，她愈發堅定地認為，要為廣大新媒體從業者發聲，也有責任為健全網絡生態長期治理機制做更多事情。

馮曉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崛起，我國新媒體行業發展勢頭迅猛，從業人員數量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他們深度融入數字經濟大潮，積極為產業創新、信息傳播貢獻力量，在網絡生態中影響力廣泛。然而，從職業規劃角度來看，新媒體從業者目前的職稱評價體系存在諸多問題。雖然每個人對于職稱的在乎程度不同，但一個科學合理、完善健全的適配性職稱評價體系，本應是助力從業者明晰職業發展路徑、提升專業技能與社會認可度的重要依托，如今卻因種種缺陷，難以充分發揮其在職業晉升引導、行業規范塑造以及人才激勵等方面的關鍵作用，這無疑對新媒體行業的長遠發展造成阻礙。馮曉婷強調：“我所關注的絕不僅是自媒體人士，而是涵蓋整個新媒體生態中的從業者，這是一個范圍極為廣泛、不容忽視的群體。”

在馮曉婷看來，新媒體從業者是伴隨互聯網技術發展與新媒體行業興起而出現的新興群體，依托網絡平臺，以內容創作、傳播、運營等為主要工作方式，在信息傳播、文化交流、經濟發展等諸多領域發揮著獨特作用與巨大影響力。但是，新媒體從業群體一直缺乏與之對應的職稱評定。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社會傳統觀念帶有一些對“非正規職業”的偏見，雖然新媒體從業者已超過2000萬，拉動關聯產業超3萬億元，但仍有不少從業者對職業認同感低。其次，人員工作流動性較大，部分從業者為追求流量忽視社會責任，傳播低俗、虛假信息現象頻發，影響了整體的社會形象。此外，新媒體平臺很多是較大規模的互聯網上市公司，內容生產與管理流程規范，員工有內部技術序列、管理序列等體系，與收入掛鉤，相比之下，外部職稱吸引力不足。而自媒體人士身份多元，很多是白手起家、非科班背景，更依托于流量、粉絲與市場的認可，對職稱缺乏需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2022年9月修訂的職業分類體系中首次標注了97個數字職業，其中包括數字出版編輯、網絡編輯、全媒體運營師等，基本涵蓋現在新媒體從業者的職業與崗位，也給他們的職稱認定帶來了適配性。

馮曉婷表示，如果通過標準化的職稱體系，客觀、公正、科學地評價新媒體從業者的專業水平和正向傳播貢獻，讓社會各界看到其專業的技術含量與積極的社會貢獻，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整個群體的職業認同感、價值感與成就感。對此，她認為，可以參考網絡作家的職稱認定體系及各地已有的經驗，適當放寬學歷要求，憑工作年限、內容生產年限、發布量及閱讀量/播放量、爆款數量、直播在線人數等作為基本的申報條件，并設定階梯式標準，對以上內容的正向影響力、主流媒體轉載數量、公益形象、品牌價值等進行考核。獲得省級或國家級行業協會、相關政府部門、權威平臺頒發的獎項，有第三方數據權威平臺評級，有技術工具賦能，有專業領域知名專家、學者組建專家庫評審等等作為加分條件，一些特殊重大貢獻可作為破格條件。

馮曉婷建議，可以選擇互聯網經濟發達地區作為試點，將職稱認定作為一種激勵而非強制性措施，實行周期性審核，從“終身資格認證”轉變為“動態能力認證”，同時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將職稱認定與從業者權益掛鉤，如可以適用于薪酬待遇、住房或租房補貼、創業扶持、積分落戶等人才政策。通過“動態評價+信用約束+彈性標準”的組合策略，以品德、能力、內容為導向，弱化學歷、資歷等要求，既鼓勵行業創新，又防范短期逐利行為，助力健全網絡生態治理。

董月琳：盡快編寫泰國標準化中文教材

全國人大代表，柳州工學院語言文化與國際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董月琳，長期深耕高校英語教育教學實踐研究領域。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她敏銳地意識到語言教育是文化交流和溝通橋梁的關鍵作用，將目光聚焦于語言教育的難點、痛點和空白點。

在一系列相關調研走訪過程中，董月琳特別關注到泰國的中文教育政策。她認為，泰國的中文教育政策不僅深刻影響著泰國國內的文化生態，促使多元文化共生共榮，增強本土文化活力，而且為國際中文教育發展提供寶貴經驗，對推動國際中文教育在教學模式、課程設置、師資培養等方面的革新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董月琳表示，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泰國是全球第一個將中文列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國家，截至2023年，泰國共有3000多所學校開設了中文課程，已形成從幼兒園學前教育、初級教育、中學教育、職業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中文教育體系，泰國的公立學校把中文列為必修課程。多年來，泰國人學習中文的熱度與日俱增，從2006年的20萬人如今增長至逾100萬人。全球有2000多萬的中文學者，其中泰國中文學習者的比例高達5%。然而，現階段泰國使用的中文教材卻存在標準化、專業性、職業化不足等問題，影響我國國際話語體系建設。

一是教材雜亂無章，缺乏統一標準。泰國目前有2000多所中小學，其中開設中文課堂的學校超過1500所。此外，泰國是全球開設孔子學院數量最多的國家，目前開設了16所孔子學院，注冊學習中文人數有100多萬，但使用的中文教材卻缺乏統一標準和規劃。泰國使用教材主要來源于中泰教師合編和中國大陸教師自編教材。據泰國教育部統計數據，泰國77所高中中文教材中，中泰教師合編占比約48%，中國大陸教師自編占比約39%，泰國教師自編占比約13%。且中國大陸教師大部分并非漢語教學科班出身，專業理論知識嚴重匱乏。廣泛流通的教材存在繁簡體字混雜、文言文和現代文穿插、拼音注音不分等多種問題，影響漢語學習效果和學生學習興趣。標準教材的不足和缺位導致片面淺顯的學習，甚至造成知識層面的誤導，影響樹立我國形象的教育教學渠道發揮正面積極的作用。

二是中文教材專業性、職業化不足。當前，泰國中文教育教材多為通用型、基礎型教材，且不少教材難易度不分，甚至出現兒童、成人，中級班、高級班共用一本教材的情況，難以完全滿足不同學習群體（如成人、兒童、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習者）的個性化需求。例如，《快樂漢語》雖然在中文教學中被廣泛使用，并被認為是一套很好的中文教材，但它主要是為母語為英語的學生編寫的，書中只有中文和英語對照，而沒有泰語。對于英語水平不高的泰國學生來說，使用這套教材學習中文存在較大的困難。雖然泰國中文教育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行業性中文教材仍然較為匱乏。現有的中文教材大多側重于日常生活或商務溝通，難以滿足各個行業對中文學習的特殊需求。

“今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暨‘中泰友誼金色50年’，在泰國推廣高質量的華文教育，可為中泰兩國的下一個5年乃至10年，甚至更長久的友好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為了更好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董月琳建議，外交部和國家漢辦（孔子學院）協調泰國外交部、教育部支持，并由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牽頭，協同毗鄰東盟的廣西、云南兩省標準化委員會編制綜合性中文教材標準，并充分調動桂滇兩省高校及泰國高校的專家學者、旅游行業人員和中文教師共同參與教材研發工作，編寫內容豐富、結構合理、實用性強的商務中文教材、人工智能中文教材、旅游中文教材等行業性、職業化的教材，滿足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學習者，確保教材的專業性和實用性。同時，以標準化中文教材更好地服務國際中文教育推廣工作，助力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