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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藝術美學》中關于“美學譯名”的考辨，無疑是近年來中國美學界最具學術價值的話題之一。“美學譯名考”一文最初發表于《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文章甫一刊出便引發了學界廣泛關注。李慶本教授通過對大量史料的細致梳理與辨析，推翻了長期以來將“美學”譯名歸功于德國傳教士花之安的說法，終結了這一訛傳近二十余年的學術公案，并再次確認了王國維在確立中國近代美學學科地位中的開創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李慶本教授關于美學譯名問題的考釋固然精彩，但是他的學術旨趣顯然并未止步于史料的考證。不論是“美學譯名考”還是“美學譯名釋”，《跨文化藝術美學》的深層關切都在于通過對學科史的重新勘誤與詮釋，回應當代中國美學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漢語漢字能表述西方的‘美學’嗎？ 西方術語可以表述中國話語嗎？‘既是中國的、又是美學’的中國美學是可能的嗎？”簡單來講，就是中國美學何以可能？ 劉康在《什么是“中國美學”（Chinese Meixue）？》一文中更是將其概括為“李慶本之問”。

Aesthetica源起于德國，其本義指“感覺學”或“感性學”。以漢語“美學”二字對譯西方的“Aes?thetica”，在語義的精確性上確實存在可商榷之處，這也使得美學的譯名問題成為學界爭論不斷的話題。而當前中國美學界面臨的困境主要在于，“一方面我們說中國近代以來的美學話語都是西方話語，一方面我們又祈求建立中國自己的美學話語”。《跨文化藝術美學》深刻地指出，這一困境主要源于術語與話語、本源與本體關系的混淆。因此，要突破這一困境，需要從根本上厘清術語與話語、本源與本體之間的辯證關系，在跨文化語境中重新思考中國美學問題。

在跨文化闡釋理論體系中，術語與話語的辨析具有基礎性意義。正是基于對“術語”與“話語”關系的辨析，《跨文化藝術美學》認為“外來術語完全可以被用來作為中國話語”，“本源與本體之辨”則論證了既是中國的、又是美學的中國美學是可能的。通過追溯“本源”和“本體”的詞源學內涵，李慶本教授指出，“本源論不同于本體論，我們不能僅從一個事物的本源去界定該事物的本質”，“判定是否是中國美學話語的標準不能以來源而必須以本體而定，必須看它能否反映中國審美實踐”。因此，癥結并不在于對西方術語的借鑒，而是由于方法論的簡單移植。當研究者忽視術語與話語、本源與本體的差異，將西方理論作為普適性框架強加于中國審美實踐時，才會陷入“失語”的困境。相反，通過跨文化闡釋的方法，始終立足于中國文藝立場，批判地吸收西方文論的內容，使其能夠言說中國審美經驗和情感方式，這不僅能夠不斷革新本土美學話語，而且保持了學術對話的國際視野。這種雙向互動的闡釋路徑，恰是構建“既是中國的、又是美學”的理論體系的關鍵所在。

因此，不論是在“跨文化美學的確立”“走向跨文化闡釋”，還是“跨文化闡釋的空間性”等章節中，《跨文化藝術美學》對王國維學術地位的反復重申，不僅限于從近代中國美學學科史這一維度確認王國維的開創之功，更是意在凸顯王國維“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的文藝批評方式，證明了源于外國的術語能夠成為中國的話語。經過“語境化”“脫語境化”和“再語境化”的過程，德國叔本華的“悲劇”術語，同樣能夠成為闡釋中國文藝作品的批評“話語”。這么看來，“美學，就其術語意義而言，并無中西之別，美學術語可以進行跨文化旅行，實現中西互譯互釋，因而中國美學是‘美學’的。就話語意義而言，中國美學是借用西方術語對中國審美經驗和情感方式的話語表述，是中華民族對美的價值追求的理性體現，而不是西方美學的本土化，因而中國美學是‘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