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

在輝煌燦爛的年代，青銅重器會讓這個年代顯得更加燦爛輝煌。在腐朽沒落的朝代，青銅重器會使這個朝代變得更加腐朽沒落。

翻看自己近年來的文字，這是最有心得的幾句話。

二十多年前，考古和文物，幾乎出不了專業圈，進不了社會話語體系。在當年那樣的環境下，自己突如其來地想到要將青銅重器當成寫作對象。就像一排排不會言語的古代器物展覽大廳中冒出來的輕聲細語，無論說話內容是什么，都會使人身心一震。知識不等于文學，文學必須有知識涵養，這個問題是一切文學作品必須面對的。寫青銅重器的小說，也屬于文學范疇，那么就無法例外。寫作也有臨時抱佛腳照抄資料的，但要抱出溫度、抱出感情，用溫度和感情來融化這些知識，讓之前不曾掌握的知識，與自己的寫作融為一體，看似容易，實則相當有難度。

2002年8月，在許多次踏入湖北省博物館大門后，又一次進入用兩千年前的青銅重器堆積起來的展廳時，既往的熟悉被一張熱情的陌生面孔所替代。那一刻，文學的我以及我的文學，忽然生發出一番新的境界。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曾經以為，那一天，與曾侯乙尊盤的千年一遇，是栽在荒原上的梧桐樹引來天上鳳凰，是茫茫大海撈得一枚繡花針，是三千年經典文化對一個鄉村中學生的無限垂青。以至于，再去省博物館，再次與曾侯乙尊盤面對面時，從內心到面頰都感覺到一種天恩浩蕩。

時光來到2021年，說神不知鬼不覺也好，說是從夢中驚醒也好，說是冥冥之中某種指引也好，一個春暖花開的普通日子，乘車行駛在一向沒有青銅重器現身的大別山中，忽然看見山坡上豎著一塊“金家墩村由此進”的指示牌，我心里一動，下意識地讓司機一打方向盤，急急忙忙地拐上一條蜿蜒曲折的鄉村小路。

這毫無預兆的一個拐彎，事后思索起來，感覺到人的一生，凡是關乎安身立命的事情，都是那根比鄉村小路還要細小的絲絲線線一路牽引的結果。

實際上，少年時就曾初識青銅。很多年后，雖然忘了這番初識，仍出乎意料地寫了一部《蟠虺》，便是一種證明。自己出乎意料地回到屬于少年的有青銅一閃而逝的名叫金家墩的小小山村，也是如此。

家人們在一起回憶舊事，曾經異口同聲地表示，不想再去金家墩。雖然內心免不了懷有對童年的紀念，可那地方實在太偏僻了。

母親去世時，全家人在一起懷想，許多年里，我們家總在不停地搬家，爺爺在世時曾經感嘆地說，我們家就像那在一個地方停不了幾天的鴨棚，三天兩頭就要挪窩。只要父親或者母親的工作有所調動，所謂的家就要跟著從還沒有擺脫陌生感的地方去到更陌生的地方。如此居無定所，待過的地方越多，記下來的東西越少，對少年時代的記憶無異于殺敵三千，自損八百。這也是我們長大后，對一些相同事物的記憶很難形成一致的根本原因。在金家墩時，爺爺用隔著羅田和浠水兩個縣的老家方言，在煤油燈下教我讀《三字經》，惹得滿塆人都用古里古怪的模仿來取笑我家。對此，兄弟姐妹全無印象，我卻如刀子般深深地刻在腦海里。當然，總還有極少數能形成一致的。比如，在金家墩的兩三年，差不多就是母親年輕形象的全部。在金家墩之前，母親的孩子們不是太小，就是還沒出生，不是記不住，就是沒辦法記。后來，當我對家人們說，自己去了一趟金家墩，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兩個小時，家人中也沒有人表示出某種特別的驚訝。

說不去又去了的我也沒有驚訝，這么做既不是天上掉餡餅，也不是轉世換胎，活成第二世，重新獲得的記憶還是記憶，連久別重逢的初戀都不是。

重回金家墩，從記憶中搜索出來的東西實在有限。

在望見名叫金家墩的小山包的那一刻，內心深處突然迸出少年時驚心動魄的一幕。為了證明這突然浮現的記憶的真實性，我拉著同行的名叫余元兵的朋友，預先說這山坡下有一口水井。走過荒草，走過菜地，走過小溪，記憶中的水井果然還在一塊巨大的巖石下，長長的青石，還壘砌在四周，沿著不到十級的石階走下去，就能像幾十年前那樣雙手掬起清亮的泉水。

那時候，自己正在上小學二年級，母親上班的供銷社房屋梁柱被白蟻蛀了。請來專門防治白蟻的幾個人，在屋后的溪邊找到一條蟻路，用剝去皮的柳條插進USB插口一樣的蟻路中，再像挖戰壕那樣，順藤摸瓜，一路掘進了十幾米后，在小山包的正中央挖出一座從地表上看不出任何痕跡的古墓，巨大的蟻穴就建在古墓中。挖白蟻的人從蟻穴中找出那只蟻王，又拎來十幾斤煤油澆在古墓里，大火燃燒了幾個小時，連同棺木一起燒得干干凈凈。接下來的清理，發生了最可怕的一幕。因為圍觀的人太多，特別是像我這樣年紀的男孩們，不聽大人們的話，拼命地在人縫中鉆來鉆去，總想看那最最熱鬧的部分，同時也在關心會不會挖出富人們陪葬的金子和銀子，想搶先看看真金白銀長什么樣。挖白蟻的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其中一位突然抓起死人頭骨，直接朝人群揮舞起來。孩子們就不用說了，連那些敢上廟里砸菩薩像的膽大男人也都嚇得連連后退。在隨后的日子里，常聽大人們沖著挖出一處深坑的小山包公開議論，并一聲聲地嘆息，這么多人盯著，還是中了人家的詭計，挖白蟻的人故意搗鬼，用骷髏頭嚇唬圍觀的人，趁著調虎離山之際，將古墓中陪葬的金子和銀子藏進了自己的荷包。

重回金家墩時，我已經對青銅重器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已經弄清楚當年觀看挖白蟻的男女老少將古墓稱為“國”的本義。一位同樣是來看熱鬧的小學老師，曾在現場挺有學問地答疑說，表示墓葬的“國”，左邊要加上土字旁。金家墩人所說的“國”，其實是“槨”，在當地方言中二字同音，才產生誤會。1963年前后，考古與文物之學說還沒有在山里萌芽，反而是迷信風俗對人們的影響極大。挖白蟻挖出來的那些壇罐碗碟，被人們用鋤頭一頓亂敲亂打，碎片鋪了半個山坡。只有一只銅做的燈盞一樣的器物，被人拿到母親所在的供銷社售賣。母親那時還很年輕，不想接這件活，故意慢吞吞地與一個要買花布的女子說話。那人站在柜臺外，將賣廢銅的話說了好幾遍。買花布的女子姓王，是我的語文老師的女兒，在縣城里上過初中，她看明白了母親的嫌棄，便拿起柜臺上的秤桿遞了過去，讓對方拿著秤自己稱重，再將稱過重的秤拿給母親看了一眼，看清楚斤兩后，母親用算盤噼噼啪啪地算過，遞上了幾毛錢，還要那人將所謂的廢銅自己拿到后院，放進裝廢品的簍子里。

在此后的時光里，但凡遇到疑似出自古墓的器物，自己雖然沒有像母親當年那樣不肯接受，至少是引不起任何好感的。中學畢業后，在縣城工廠待上十年，才到縣文化館做了一名文化人。受條件所限，大家都是居家上班，唯有負責文物保護與普查工作的那位例外。文化館另外騰出一間屋子，存放收集到的各類文物。那間屋子就在我的居室隔壁。屋子里連普通貨架都沒有，被戲稱為撿來的“破爛”全部鋪陳在地板上。大約是太不重要了，加上那個年代的民風淳樸，那扇門時常敞開著，管理人員也不知去了哪里，誰想進去看，邁邁腿就行。事實上，哪怕一天24小時開著門，也沒有人進去過。因為是唯一的近鄰，好幾次夜深了，那門還明明白白地敞開著，自己不得不動手將其鎖上。印象中那間屋子里，除了“破銅爛鐵”，只有一方據說是某位前朝進士傳下來的硯臺值得一說。前兩年，縣里專門成立了博物館，一幫人花了很多力氣，想在境內的山山水水中，找到一件像模像樣的青銅器，哪怕不是實用器而是明器也行。幾年時間忙下來，仍然一無所獲。

在大別山腹地，漢唐以前的文物極其罕見，偶有發現，也入不了考古專家的法眼。2014年夏天，作為評委參加中國電影金雞獎評選，初選作品中，有南方某地拍攝的一部關于銅鼓的紀錄片，很不科學地將那里的一面銅鼓稱為“世界上最早的銅鼓”。因為《蟠虺》的寫作，我用十年時間積累了一些關于兩周時期青銅文物方面的知識，準確地記得，世界上最早的青銅鼓出土于湖北崇陽境內莽莽蒼蒼的幕阜山中。1977年6月，長江中下游地區如期進入雨季，14日那天，天氣好不容易放晴，崇陽當地的一位男子急著上山砍了一擔柴，回來時路過一處山溪，便停下來洗洗手腳，不經意間發現被山洪沖塌的泥土中，躺著一只后經考證是三千多年前商代饕餮紋青銅鼓，與早年流失到日本、現藏于京都泉屋博物館的夔神鼓并稱為“商代雙璧”。消息傳開，一撥撥考古隊員前來，不說別的什么青銅器，就連稍稍有點意思的古代物什也沒有半點發現。分析起來，只能解釋為，不知猴年馬月姓甚名誰之人，出于某種原因將青銅鼓暫時掩埋于此，不料竟一去不返。大別山中，或許也存在這種小概率的青銅事件，只不過暫時沒有被發現。比如，金家墩這地方，很容易引起考古界和盜墓賊的特別關注。在考古與盜墓通用的常識中，凡是地名后面綴有“冢”和“墩”的，一般來說都與古代墓葬有關。金家墩古墓，是用青磚砌成的，按照古代葬俗，其斷代時間到不了兩周時期，更不可能抵達殷商時代，應當在西漢至明朝之間。如果不是挖白蟻，再晚二十年發掘，那些被當成廢物的隨葬品，誰曉得有多少價值？！

再次想到被賣到金家墩供銷社的那只燈盞樣的器物，依著后來考古知識的積累進行推斷，極有可能是一只青銅鬲。遺憾的是，重回金家墩，找回被遺忘的記憶時，母親已與世長辭，否則我一定要問問，在供銷社工作的幾十年中，有沒有收購到別的青銅器？如果有收購，那些青銅器都長著什么模樣？

一般來說，只要真是青銅器，過目了就會留下深刻印象，就像四川三星堆的青銅神樹、湖南寧鄉的四羊方尊、河南安陽的司母戊鼎、安徽壽縣的鑄客大鼎、湖北京山的九鼎七簋、湖北隨州的九鼎八簋和曾侯乙編鐘等，全部自帶令人過目不忘的能量，真正是“一念青銅，一生重器”。

在縣文化館與文物保管室做了幾年鄰居。接下來到黃岡地區群藝館工作，新單位對門就是黃岡地區博物館，地方變了，與博物館的鄰里關系卻沒有變。那時參觀博物館需要購票，輕易不讓閑人進出。因為是鄰居，常常受邀入內觀看，很快就記住了許公買青銅簠、三翼龍座九連青銅燈等。因為有國家一級文物的名頭，以往有關“破銅爛鐵”的念頭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肅然起敬，耳聽旁人在不斷地介紹，有點大氣不敢出。那時，還只是以十年工廠生活的經驗來判斷，如此精美的青銅器物，自己工廠那幾位六級鉗工和六級鑄造工，加在一起也肯定做不出來。

前幾年，在一次訪談中曾說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經歷與經驗，前一茬人通過浩大的文學實踐，建立起來的藝術體系，不是用來給后人“冒犯”的，而是作為某種經典給人以路標一樣的引領。后來者如果只想著“冒犯”，就像小孩子時常在大人面前玩點小淘氣，那是長不大的。就像鄉下人說的，總在玩影子的人就不要作指望了。鄙視或打破青銅重器的事，人人都能做到，能夠造出青銅重器的人少之又少。嫌棄或糟蹋托爾斯泰的人，男女老幼都有，能夠寫出史詩巨著的人沒有幾個。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喜歡冒犯還說得過去，都活到五十上下，黃土都埋到胸口了，仍然將“冒犯”掛在兩片嘴唇上，只能說明此人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回過頭來看，這段話所體現的情愫，當年面對許公買青銅簠、三翼龍座九連青銅燈時，就已經露出苗頭。

又過去幾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變成了武漢。新家離湖北省博物館僅一站之遙，在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中，三站路之內都可能稱為街坊，如此又與省博物館做了近鄰。有朋友來，或者閑來無事，便會信步走進去，看越王勾踐劍，看鄖縣人頭骨化石，看曾侯乙編鐘。直到某一天，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地遇上了曾侯乙尊盤，然后就依著不可遏制的文思，寫成一部讓同行們驚訝，更讓自己驚訝的關于青銅重器的長篇小說《蟠虺》。

《蟠虺》出版后，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辦研討會。作為嘉賓的賀紹俊從北京來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越王勾踐劍，還說之前去過三次，三次都沒看成，沒想到這一次又沒看成，聞名遐邇的世界名劍又一次出門走親戚，被別的博物館借去搞專題展覽。我聽后驚呼，這怎么可能，自己每次去博物館，只要想看某件器物，那器物肯定就在其應該擺放的位置上，哪怕是最喜歡串門的越王勾踐劍也不例外。

《蟠虺》出版的新書發布活動場地就在湖北省博物館正門大廳。場面布置得很別致，書中的兩篇賦體文字《青銅三百字》和《春秋三百字》，自己寫成八幅八尺條屏作為現場背景。博物館的方勤館長一見，二話不說，就開出收藏證書，變成他們的館藏文物。最讓方勤好奇的是《蟠虺》的出版日期，他再三問過該書責編謝錦后，不無驚訝地說，這也太神了！《蟠虺》的結尾部分，用預言式的文字提出，既然有曾侯乙，就可能還有曾侯甲或曾侯丙。方勤說，恰好在《蟠虺》出版的4月份，省考古隊在隨州那里挖出一件青銅器，上面的銘文就寫著其主人是曾侯丙。幾句話，說得我們目瞪口呆。

文學如人生，人生即文學。人生最靠譜的是緣分，緣分對于文學也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考古工作和文學創作，都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

每一次考古發掘，毫無例外，都是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進行。那片土地上，子子孫孫不知繁衍了多少代人，放牧種植，居家生活，從沒有人發現自己的腳底下竟然埋藏著一段用金玉、青銅、陶土和漆木做成的輝煌歷史，偏偏考古工作者一來就發現了。2017年5月上旬，行走長江至云南元謀，在縣博物館，聽人介紹元謀人牙齒化石的發現過程，整個人都癡呆了，感覺真正使世界偉大和不朽的是將白日夢瞬間變成事實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緣分。文學創作也是這樣，人生當中，那些人人心中都有、個個筆下全無的狀態，在一般人眼里百無一用，卻被作家寫成令人刻骨銘心的經典。考古工作與文學創作的緣起，在“無中生有”這一點上，實在太像了。

2002年8月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著深意的時間節點。之前，無論本人意愿如何，都被同行們定位為“新鄉土小說作家”。過了那個時間節點，我突然萌生創作一部關于青銅重器、與“鄉土”相去甚遠的長篇小說的靈感。長篇小說《蟠虺》真正完成之際，自己曾經當成冥冥之中的藝術恩賜，以為這是某種天選。我及時記起了金家墩的“國”與“槨”，記起那只賣到供銷社的不明不白的青銅器，記起成了近鄰的與雜物間無異的文物保管室，更記起那使得“破銅爛鐵”升華為國家一級文物的許公買青銅簠、三翼龍座九連青銅燈。真正的緣分，合格的天選，原來是多少年來從未觸碰到我的筆尖與鍵盤的默默積累，這也符合所謂從量變到質變的普遍規律。

2002年8月中旬，翻譯《秋風醉了》等小說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賈菲博士來到武漢。談完專業上的事，便帶她就近參觀湖北省博物館。記不清這是第幾次進到專設的“曾侯乙館”，我剛一進門，就被一名大概是部門負責人的工作人員認出來。他不容分說地安排別人領著賈菲去看曾侯乙編鐘，觀看編鐘樂舞，并口稱要將一件比前者更有意義、堪稱“國寶中的國寶”的器物介紹給我。穿過密密麻麻的人群，繞過件件都是國寶的青銅重器，我們停在一處空無一人的角落里，一件名叫“曾侯乙尊盤”的天花板級的青銅重器出現在眼前。我震驚自己之前為何沒有發現此物，更震驚于此物氣象之磅礴壯闊、內涵之豐饒深幽、工藝制作技術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我還沒有弄明如此奇美的來龍去脈時，腦子里猛地冒出一個念頭：可以將曾侯乙尊盤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對方進一步介紹說，一起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已經成功復制出好幾套，可曾侯乙尊盤是什么方法造出來的還沒有弄明白。曾侯乙尊盤制作方法的千古之謎，進一步放大了我以曾侯乙尊盤為小說素材的念頭。

不少人喜歡將文學創作說成是一門手藝，淺顯說來的確有道理，至少不是重大誤判。好的玉雕匠人一眼能看出某塊原石蘊藏著巨大的藝術潛能，好的木工師傅一眼能看出眼前的木料有無可能制成上好的家具，靠山吃山的人嗅一下風就曉得哪片林子里長著難得一見的山珍，靠水吃水的人能透過寬闊的水面看清水底藏著的是泥鰍還是金色大鯉魚。突如其來的藝術靈感，從因到果，看上去與各行各業頗為相似，深究起來差別還是挺大的。菩薩怕因，凡夫怕果。在曾侯乙尊盤面前，考古界有人依著推理，開口臆斷在東方大地有著悠久歷史的范鑄法難以造出如皇冠上明珠一樣的青銅重器，便急切地將兩千年前只在西方文化中盛行的失蠟法強加于此。文學作品如果也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的搞法，就會退步變成各種事物的說明文字。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在于文學必須承載絕大部分技術工作與科學工程無法承載的完整的人文空間。

考古工作同樣不可以說成是一種手藝。

當然，也有將“考古”當成手藝的人，這種人十有八九是盜墓賊。

眾所周知的三星堆，其典型的縱目面具，曾被廣泛傳說成來自西域，更有傳說是未知世界的不速之客。此類說法，多是受著名利驅使，既然是我甲發現的東西，豈能由你乙來作結論并收獲成果。幾十年后，隨著考古發現發現再發現，基本弄明白了，三星堆文化的源頭很可能是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頭文化。

考古的終極目標指向文化，盜墓的唯一目的才是利益。

假若只盯著某幾樣器物，絲毫不去顧及其他，僅僅落得一個手藝高超的感覺，如此就站在盜墓賊的立場上了。

在湖北省博物館，從距今約一百萬年前的鄖縣人頭骨化石，到距今約四千二百年的石家河玉人像，從云夢睡虎地秦簡，到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等，一路看下來，就像在一條文化長河上漂泊，一切金錢美譽等有價之物皆如糞土。

文學這行越琢磨越覺得與考古太相像。在墓葬方面更是如此，那修造大墓的人一門心思只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曾想過，將此時人生景象藏于黃土之下，給彼時的后人留下因故失傳的文化品相，既升華了歷史，也夯實了時下。當然，這些必須經由考古來實現。換成了盜墓，顧不上見風即化的絲綢，顧不上井井有條的規制，顧不上文字符號表達的地理方位，情人眼里出西施，在盜墓賊的眼里，上百米長的甲字形大墓，抵不過一枚指頭大小的玉琀；規模堪比地上宮殿的券頂大墓、四周精美絕倫的壁畫，比不了一件純金簪子。

考古同樣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同樣是由有七情六欲的男男女女來做的事情。看上去所面對的是死去幾千年的古人，骨子里還是由正在地上行走的活人來做各種各樣的決定。今天的人只能寫今人，今天的人即便寫的是古人，所言說的也無一不是今人。如果真將這些后來者寫的古人當成真正的古人，免不了會成為一種笑談。

2015年國慶節中午，方勤邀請我同他一道去棗陽郭家廟考古發掘現場，他說可能有重要器物出土。這話引起了我的興趣，二話沒說就上了車。越野車一路狂奔，傍晚時分趕到那里，人還沒站穩，一名考古隊員就迎上來說，挖到青銅鼎了。第一眼看過去，青銅鼎還只是露出一點鼎耳。天色完全黑下來后，既是為了安全，也為了讓我見識見識，考古隊員們便將青銅鼎連同大塊泥土一起挖起來，抱回附近的實驗室。借著電燈光，方勤用竹簽一點點剔去泥土后，一臉釋然地表示，這是一件實用器。在他的指點下，我湊近一看，青銅鼎的底部，以及從青銅鼎底部剝落下來的泥土黏合面上，有著一層薄薄的煙炱，是青銅鼎的主人在兩三千年前用柴火長期烹飪肉食形成的。書本上的歷史總顯得離我們過于遙遠，從書本上了解到的歷史，所形成的概念，要么是數字，要么是詩句。在考古隊員的手鏟與竹簽下，歷史以一縷煙炱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升起，讓人得以清清楚楚地望見祖先們活生生的煙火。

2022年秋天，武漢市漢南區的一個公開活動上，與方勤偶遇，他送我一只當地發現的天獸御青銅尊仿制品。得知我開始寫作以湖北京山蘇家壟出土的九鼎七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他很好奇，為什么不寫曾侯乙大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我笑稱，按兩周時期的禮制，九鼎七簋所缺少的一只簋，就好比貌似天衣無縫的歷史出現一個破綻，使得后人能夠探究那些秘不授人的歷史真相。方勤聽后，會心一笑。相對唯有面對歷史的考古，文學可以做，也應當去做的正是對考古的“考古”。

今人與古人，現實生活的活色生香與青銅器物的無情無感，怎么看過去都是沒辦法湊到一塊的，更別說將其組織到一部具有鮮活趣味的較大作品中。如果說作家身上具備某種常人所沒有的超能力，也就體現在將毫無關系的兩種事物“打通”，再令人信服地黏合在一起，構成一種方便流傳的文本，揭開不曾在社會生活中拋頭露面的文化面紗后面的人性隱秘。在這個過程中，難點在于有沒有看到考古專家沒有看到的。像曾侯乙尊盤、九鼎七簋等國寶級的青銅重器，經過多年研究，考古專家絕對不會留下非專業人員也能看出來的破綻。無論如何，相對于人類強大的想象能力，個人的才華都有局限性。在考古專家的眼里，器物認定的最高標準是時間。在作家這里，認定的是器物存在的空間，是青銅器物所承載的王朝更迭，青史長河。從這個意義上講，從考古專業里分離出文學元素是最難的。

2024年夏天，《聽漏》作為“青銅重器三部曲”的第二部剛剛出版，我便去了大冶古銅礦冶煉遺址。在一片深褐色的土地上，有一串三十幾只的腳印，用極端措施保護起來了。那是四千五百年前的青銅工匠們留下來的，腳印大小不一，雜亂無章，頗似某種災難來臨，猝不及防的人群四下奔走的場景，若說是工匠們普普通通的日常工作狀態也基本符合。時間久了，別的猜測已無多少意義，明白青銅文明在史前就已經發端，便足以成為當今文化藝術靈感的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