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3月1日下午，北大博雅講壇第647期“她們在‘夾縫’中不斷醒來——《中國女性詩歌史》三卷本首發式”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舉行。本次活動由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丹曾文化聯合主辦，北大博雅講壇協辦。《中國女性詩歌史》作者、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孫曉婭教授同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吳思敬教授以及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莉教授就這部著作以及女性在文學史上的際遇進行了討論，下文節選自對談文字稿。

對談現場

孫曉婭：今天要說的話太多，剛才看謝老師和翟姐錄像的時候，我就仿佛看到無數的“她”，這是張莉老師的一本書的名字。這無數的“她”今天到場的，她們是蔡琰、卓文君、上官婉兒、魚玄機、薛濤、李清照、朱淑真、徐燦、顧春、吳藻、柳如是，還有我們近代和現代的秋瑾、呂碧城、陳衡哲、冰心、林徽因、鄭敏、陳敬容、傅天琳、灰娃、伊蕾，無數個已逝的，在另外一個時空的世人，是無數的“她”，今天也來到了這個現場。

我說的這種感受不是一種玄幻的描述，恰恰是我在寫作這套《中國女性詩歌史》的時候真切的感受。我在與她們對話，我在感受她們的精神召喚，我在她們的詩性空間和世界中不斷地漫游，我感受到了她們給予我的豐潤的、光芒萬丈的這樣一種給予。

我也常常問我的學生，為什么在既往的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女性詩歌史，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詩歌的斷代史，比如著名的女詩人陸晶清，她做過《唐代女詩人》，再比如當代的鄧紅梅老師，她做過《女性詞史》，但是這個歷史是從唐代到近代，這是我能夠找到的相關的女性詩歌史、文學的歷史、歷史的文學，關于女性的這樣一個流脈梳理出來。

那么關于中國婦女的歷史演繹，在近代有像梁乙真、譚正璧、謝無量，有這樣一系列的學者。最有意思的是清代一位男性，他做了一個關于婦女的百科全書的歷史，就是《奩史》，“奩”就是梳妝臺，是關于她們的生活、日常，包括墓葬、婚嫁、風俗，這是我能夠找到的。

另外關于性別史、女性史，在海外這些年相關的成果也是不斷地涌現，不過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從先秦至當下的中國女性詩歌的歷史，我從兩點談一談我寫作這套書的歷史緣起。

一個是學術的緣起，一個是出版的緣起。學術的緣起我記得在1911年，日本有第一本女性刊物，其中與謝野晶子在里面有這樣一句詩，她說“山動的日子終將到來，所有沉睡的女子都已經蘇醒。”這是1911年，她寫出的這樣兩句詩。

我常常問自己，在一百多年前這樣一位現代的女性，她已經注意到所有沉睡的女子都已經蘇醒、醒來，那么醒來之后呢？我們看一看1931年陸晶清在她的《中國唐代詩歌史》里，她在序言中是這樣說的：“翻開中國的文學史，間雜在男性的作家中的女作家，真是寥若晨星，依然藏在角落里。”這是她的原話。

到了1933年，大型的女性期刊《女子月刊》的創辦人，也是著名的近現代歷史學家姚名達，他在第一卷第二期中有這樣一句話，他說：“女子因為沒有歷史，所以對于本身不能認識。”

這樣一結合起來我就在問自己，我們為什么沒有形成或者沒有集結人去做這樣的工作，我可不可以承擔或者做這樣的一個工作。這個時間可以說最早是追溯到2006年，那個時候我帶著我的第一屆研究生到灰娃老師家——灰娃老師前不久1月12日剛剛去世，她寫作了第一部中國研究灰娃的碩士論文，那是從2006年開始。

剛才是梳理了寫作的學術緣起，那么出版的緣起呢？要感謝黃怒波先生，他在2018年初為自己的丹曾人文通識叢書向我約稿，說向我約一部中國當代女性詩歌評論這樣的書。我當時就把自己沉寂了很多年的想法、學術抱負和他講，我說我非常感謝，我應允下來這個工作，但是如果讓我做這個工作的話，我想把我的學術計劃，我的寫作計劃，上溯到先秦，下延到不僅僅是我們普遍的當代，而是當下，就是我的這套書截止于哪一天，交給出版社哪一天，我研究的時段就要截止到哪一天。當時黃怒波就應允了，這也是出版方面給予我的大力支持。這樣來回時間已經2025年了，整整這七年我都在做這樣的工作。

最后有一點是要介紹的，一個是我這套書的書名，很多人不懂你是怎樣設置書名的？另外為什么要從先秦開始寫？我用最簡短的語言把這個問題呈現一下。

說到書名，現在大家能看到的市面上已經印制出版的是三卷本。古代卷《月滿西樓》，我想朋友們都再熟悉不過了。就是“雁字回時，月滿西樓”，這是李清照最經典的一首詞當中的一句。還有一個原因，“西樓”是寄寓著女性的精神空間，古代女性的這種相思、孤寂、愁悶等等那種非常豐富的精神空間。“月滿”是一個象征，其實我們對中國古代女性的創作，大家了解得還不夠，我一會兒呈現一系列的數字，就知道為什么用“月滿”，所以古代的書名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現代卷是《詩的女神》，是冰心的一首同題詩，這是她1921年發表在《晨報副鐫》上的一首詩，而且這一卷比較有意思，也有朋友說你為什么選這樣幾位詩人，如果以后有時間我會講清楚，因為這幾位詩人恰恰從她們的貢獻、影響力，從她們的人格，從她們對中國現代性的這樣一種實踐，都是可以稱之為女神級別的詩人。所以這一卷就確立了冰心同題詩為書名。

另外當代卷《漂往遠海》，最初是來源于藍藍的同題詩。但是我心里還有很多可以拿出來做書名的同題詩，后來為什么確定了這個書名，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我很受八十年代趙毅衡老師一本書的影響，他那本書叫《遠游的詩神》，而且恰恰他提的幾個詩人都是男性詩人，談中國早期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比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這樣一批人，他們如何受到西方詩歌的影響，我想形成一種對話、一個呼應。另外我們知道女性現代生命經驗是離不開死亡的，人生死亡的終極，死亡的指向是什么？現代女性的這種自我覺醒，包括她這種犀利的對人性的洞察，對生活的一種批判，她又如何在詩的海洋中，如何向縱深的海面去探挖，這也是我在寫作中不斷要自我思考或者自我提問的方向。

關于這套書還有很多敞開的空間，比如現代還有一些邊緣的女詩人，我已經有了書名叫《滄海遺珠》，現在基本上完成了一半，正在寫。就是陳衡哲、方令孺、陳學昭、白薇、關露、王梅痕、莫耶這樣一批女詩人，她們處于所謂的邊緣，但是她們各有藝術的獨特性和不同方面杰出的貢獻。我想把她們的創作歷程集合到一起做這樣一本書，現在基本上以期刊為底蘊。

還有一本寫的是像今天在座的安琪，還有娜夜、李南、鄭小瓊、林雪、李輕松這樣一批詩人，是當代卷的續本。因為這套書獨立的書名設計就很容易拓展，所以它是敞開的詩歌史。所以我說今天不是總結，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來加入我們撰寫的隊伍。

回到最后一個問題，我為什么要從先秦寫？我給大家一個數據，其實中國最早的文學婦女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不輸須眉，而且很多最早的山歌，大部分都是從女子的口中流傳下來的。比如說南音和北音之始《燕燕歌》《候人歌》等等，包括先秦《詩經》里的《載馳》，可以考據的《詩經》里有二十多首是出自女性的詩歌，這是上古時期，一句話，簡而言之，其實是中國女性詩歌的一個高地，我們從世界的視野來看，任何世界的歷史都沒有這樣一個早期的高地，無論從藝術成就，還是時間的溯源，都根本無法和我們相媲美，這是中國的獨特性。

所以我要想將這樣一個早期的高地，讓更多的人，讓世界的詩苑看到我們詩歌演繹中的輝煌。另外女性詩歌從魏晉時期逐漸成為文人士大夫的鏡像，尤其到了元代是低谷；我們再往上說，唐代是中國文學的鼎盛時期，但是很奇怪，它恰恰是中國女性詩歌的發展冰點，有史可考的也是我剛才提及的這樣幾位女詩人。到了明清之際，我想重點提出一個數據，它就有一個中興。明清之際，我和我的古代、近代卷的作者趙雪沛老師做過一個統計，目前可以考據下來的有3918位明清之際的女詩人，她們出版的詩集有兩千多部，從橫向上看，與同時期的日本室町時代、江戶時代的文學，或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文學相比（他們的創作多以小說見長），沒有幾個國家能夠有我們明清之際這樣龐大的女性創作隊伍，無論是在詩人、詩集數量上，還是群像與個體的雙豐碩發展狀態上，它們都難以比肩。到了近代，我們說歷史的發展常常呈現一個拋物線，確實到了近現代，中國女性詩歌創作的成績就又呈現了一種下滑，回到八十年代就出現了又一次的蓬勃發展，以至于當下我們說中國的男性詩歌，男詩人作品和女詩人作品是不分伯仲的，所以我想把我剛才梳理得非常粗獷的發展軌跡，以“史”的方向這樣一種線索呈現出來。

吳思敬：在中國的幾千年詩歌史上，包括文學史上，閃耀著光芒的女性詩人的名字，大約只有寥寥的幾位。像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等，大多數，絕大多數女詩人的名字被埋沒了。我舉一個例子，在宋代的時候，有一個女詩人沒有名字，但是她的丈夫叫郭暉遠，所以我們就稱她是“郭暉遠之妻”。有一次她丈夫出門了，出門以后給她寫了一封信。她打開這封信一看，不是信，而是一張白紙。丈夫太匆忙了，寄回來一張白紙。一般人都會很生氣地抱怨一聲，太馬虎了，就過去了。但是這位女詩人由這件誤封白紙的事，觸發了一首詩，她怎么寫的呢？“碧紗窗下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這位女詩人由生活中誤封白紙這樣一件小事，觸發了詩情，而表達了她對丈夫的款款深情。詩寫得非常好，這個女詩人非常有才華，但是她的名字沒有留下來，我們知道她是郭暉遠的妻子。可以說在我們文學史上，被埋沒的女詩人何止這樣一位宋代的女詩人，太多了。這種情況基本上一直延續到近代，甚至到了現代階段，“五四”之后有一些女詩人開始寫詩了，可是在一些教授講課的時候，很少講到女詩人，即使點到的，也只像冰心這樣的個別詩人。所以可以說直到三四十年代，在課堂上都很少講女詩人，特別是新詩史上的女詩人基本不會涉及。這種女詩人被忽視、被埋沒的情況，直到歷史進入了新時期，才有了根本的改觀。

進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舒婷的出現就像一個報春的燕子，宣告了女性詩歌春天的到來。從她以后可以說女性詩人層出不窮，眾多的女詩人在我國的四面八方都出來了。過去講“婦女能頂半邊天”，今天的詩壇女詩人頂了半邊天，甚至于多半邊天。女性詩歌創作的繁榮，它為我們進行詩歌研究，特別是女性詩歌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基礎。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只有對女性詩人的個案研究，把女性詩歌看成一個整體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在以前是沒有的。轉折點是在1995年，當時在北京召開了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就是第四屆“世婦會”，當時在北京的懷柔召開，這件事是個大事，它不僅是我們國家的女性精英、女性研究者參加，而且它對文學各方面都有所觸動，就是在1995年的“世婦會”的啟發和推動之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首都師范大學舉辦了我們國家第一次“女性文學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上，第一線的青年作家都參加了，當時陳染、林白、張抗抗，都是很年輕的；還來了很多學者，成為一個規模很大的對女性文學研究的會議。

就在這次會上，醞釀成立了一個研究機構，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研究中心，這個中心的成立使我們的女性文學研究者有了歸屬，有了統一的協調機構。所以在這之后，基本上維持兩年一次的頻率，召開了全國性的女性文學研討會，就是從1995年以后開始的。

到了1996年，我們《詩探索》編輯部組織了可以說全國第一次女性詩歌研討會。女性文學研討會是包括小說、散文在內，這次我們專給女性詩歌做的研討會，請了當時的女性詩人，還有女性詩歌的研究者，特別是來了很多女學者，可以說是一次盛會。在這次會議之后，我們在《詩探索》上把主要的論文編出來，成為第一個女性詩歌的研究論文的專集。由這兒開始，我們女性詩歌的研究，可以說既有陣地，又有一個組織機構的保證。我們更多的詩人，特別是女性學者投入了女性詩歌的研究。孫曉婭教授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了我們首都師范大學，她從北師大博士畢業以后來到首師大，成為我們中國詩歌中心一個重要的研究人員。當時我們首師大詩歌中心，她來的時候正在做一個重大項目，就是十一卷本的《中國詩歌通史》，這項工作到了2012年，十一卷的《中國詩歌通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件事應當說對曉婭有重大的啟示，她就覺得我們做學問要抓重大項目，不做則已。從這兒她可以說就立下了決心，要給女性文學寫一部史，在我們首師大大環境的影響下。

大約是在2015年前后，她就開始著手這部詩歌史的寫作，她先后以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項目的名義，申請了幾個以女性文學為中心的項目。一邊做項目，一邊進行她對女性詩歌史的全盤思考。經過十年的努力，今年2025年終于推出了，這可稱得是“十年磨一劍”，而曉婭也正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奉獻了她的青春，把她的智慧凝聚在這部詩歌史當中，為我們文學上被埋沒的女詩人恢復了名譽，給她們應有的地位，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這是我今天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這本《中國女性詩歌史》的出現，改變了女詩人在文學的整體面貌，所以她直接地推動了或者說促進了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因為剛才說到，我們歷來的中國文學史對女性不是說完全沒有，仍然對一些重要詩人是有所敘述的，但比起男詩人要差很多，而現在它的啟示就在于我們未來的文學史家，如何把女性詩歌，從先秦到現在的不同歷史階段的女詩人，給她們在文學史中應有的地位和應有的充分的評價。我想她的這部《中國女性詩歌史》對未來的我們下一代，對未來的文學史寫作，影響是深遠的，這也是這部《中國女性詩歌史》的獨特價值所在。

第三，在女性的思想文化史的建設上，具體來說就是在女性學的研究上，這部書也有它的特殊價值，因為曉婭這部書實際上是以女性的性別為視點，來觀察文學現象。所以她的這種女性的特殊性別角度，使我們發現了在歷史上眾多的女詩人的精神歷程，她們的創作經歷，而這種精神歷程創作經歷恰恰就把我們多少年來女人為什么被埋沒，在今天如何恢復女人在歷史上應有的位置，把女人的創造精神、精神履歷呈現出來。曉婭這部書應當說呈現了很多女作家、女詩人的精神履歷，她所觸及的這些內容，一方面是我們一些男性文學史家沒有注意到的，也可能是我們當下女性學研究者要關注的，因為女性學是一個很廣義的學問，它不只涉及文學，方方面面，包括女權運動都會涉及。而曉婭從詩歌的角度，把女性詩人的精神履歷、創作成果展示出來，這對于未來女性學者的寫作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第四，這部書的作者采取了個人寫史的這種方式。曉婭這部書前兩卷完全是她自己的作品，第三卷是和趙雪沛老師合作。但是總體它的設計全是曉婭大的思路，曉婭這種創作形式就是一種個人寫史。我們知道文學史寫作當中有兩種作者模式，還有一種是集體創作。首師大推出的《中國詩歌通史》是十一卷，由十一位主編通力合作搞成的，當然這是一種形式。在當前條件下，要由一個人由先秦寫到當代，那么龐大的體系也是有非常大的困難的，所以采取集體寫作，各位主編都是每一階段的研究權威，組合在一起，也有它的力量和價值。但是曉婭的這種寫作，個人寫史，我認為是一種勇氣，一種很大的承擔，因為三千年，不是說一天兩天，光資料想起來都是很發怵的，浩如煙海。一個是女性詩歌的文本，通常我們寫還要找到最早的原始文本，找這個資料那就費了大勁了，不光古代的，包括現代的也是如此。所以我覺得曉婭在資料方面下了大功夫，有的資料還要梳理、辨別、去偽存真，還要爬梳剔抉，最后提煉觀點，直到完成最后的寫作，一步一步要付出非常大的勞動。

因為我們是同事，所以我知道這些年曉婭為了這部文學史，可以說把很多事情都耽誤了，或者她一切的中心就是為了全力拼出來，沒有這種拼搏精神，就不會有這部文學史。所以我對曉婭的努力，曉婭的拼搏，曉婭的成長，感到由衷高興。我歲數比她大一些，所以要學習她的精神。在此，再一次對這部書的出版、對曉婭表示祝賀。

孫曉婭：非常感謝吳老師，他對我的學術理路做了非常細致和清晰的梳理，有一些細節也讓我回到了昨天。剛才吳老師說的有一點，作為女性學者，我做女性詩歌史是不是有什么優勢，我其實有一點，我自己感受，同為女性這種感同身受的能力和這樣一個機緣，比如對女性身體的周期，女性的責任、身份，關于女性的這種自我的意識確證，這些方面可能確實比男學者、男性要有一定的先天優勢。今天我也是非常高興請來了張莉教授，張莉教授同樣是一位女性學者，是非常優秀的，她是多年來深耕于女性文學研究，在這方面她的成果，我尤其喜歡她的《持微火者》，這也和我最初說到謝老師這種傳薪續火有一種暗合，接下來有請張莉教授。

張莉：因為我做女性文學研究，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作為同行，我也深深能夠意識到做這樣的女性詩歌史的困難。因為說實話，雖然我做女性文學研究，但是我做詩歌研究方面非常少，我對做詩歌研究的老師有一種莫名的崇拜，因為我覺得研究詩的老師首先要有詩心，要有詩性，自己要有詩意，所以我剛才聽師姐在這里講她寫作的時候，我覺得她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詩人，我為她感到高興。還有是就在她寫詩歌史的過程中，我覺得她完成了詩歌研究者的成長。

我自己也讀了《中國女性詩歌史》的三卷本，但是坦率來說，我并沒有一字不落地讀完，因為我拿到三卷本時間有點晚，但是我看三卷本的時候就在想，剛才吳老師講了一個特別動人的故事，就是古代女性詩歌的創作，剛才曉婭師姐也說了，有很多中國女性寫作者，她們在古代是不被看見的。我當時想到一個問題，大家看到這個三卷本是上千年的文學史，但是古代文學史只有一卷，現當代一百年有兩卷，每卷本其實都是大約35萬字，所以也就是一百萬字的詩歌史中，古代文學只占了1/3的篇幅。為什么？因為這些女性她們在歷史上，她們的寫作是不被正視的。大家知道寫作、書寫是一種權利，這些權利是有些人可以寫詩，有些人是不允許寫的。就像剛才說的那位妻子，她怎么能夠被大家發現，是因為她的丈夫把這首詩發表了，否則她也沒有發表權，所以很多女性寫詩是在家信、家書中，她們的家人把她們的詩再二次流傳，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才能看到，如果她的家人不允許她寫，就不會流傳下來。

我看第一卷的時候首先翻到李清照，因為李清照對我們來講，她就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那顆明珠，因為她寫得好，而且她非常棒地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國古代文學史，無論你是不是寫女性文學，你必須提到李清照，如果你沒有提到李清照，中國文學史就是不完整的。所以通過李清照個案就會發現中國女性寫詩歌，如果她們被允許寫詩，如果她們的詩歌足夠有空間，如果有平臺可以發表，她們的寫作才華是可以與男性比肩的，即使是在古代。但是李清照又是多么多么珍貴，她是文學史上的奇異，她是一個個案，因為她首先要命好，她有一個愛她的爸爸，非常為她的才華感到驕傲的爸爸。然后她長到18歲，她要遇到那個愛她的男朋友、丈夫，她丈夫還要允許她在結婚之后寫作，而且愿意把她的詩作和各位同行分享，在這樣的情況下，她才可以完成且不斷地被流傳，當然最重要的是她的才華，她的勇敢，她要表達她想要表達的，所以你會知道“綠肥紅瘦”“人比黃花瘦”，這些屬于女性的視角，女性的聲音，女性的表達，任何一個男人也寫不了，但所有男性同行都覺得她寫得好。我們知道一個傳說，趙明誠把他的詩和李清照的詩都放在一起給他的朋友看，大家都知道是李清照寫得好。不用說男人寫的還是女人寫的，只要放在一個匿名的空間里，女性這位寫得好。

所以從那個角度上講，你會知道中國女性是有詩才的，只不過幾千年來被埋沒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曉婭師姐做了一個非常卓越的貢獻，就是她把歷史上所有那些默默無聞的，今天我們能夠查到的優秀女詩人聚攏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卷，也要讓更多的人看見她們，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機會有幸得以窺見中國古代從先秦一直到明清，這樣一個時間段里那些寫過詩作的女人們，那些寫過詩作的姐妹們，雖然她們的詩在當時沒有被看到，也可能在當時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但是今天只要我們看到，我們應該給她們公正的評價。

所以我認為，這部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就是曉婭師姐她帶領我們重新看見中國歷史上、中國文學史上那些卓越的女作家們，那些女詩人們，我覺得這一點特別了不起。

近一百年來中國女性的地位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就是從“五四”開始。“五四運動”重新發現婦女，重新發現兒童，女性即使她不是妻子，即使她不是女兒，即使她不是母親，她依然擁有人的權利，人的主體性，所以男人不是標準，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在“五四運動”開始之后，中國女性可以拿起筆寫作，她可以擁有寫作的權利，她有發表的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看到文學史在發生變化。所有的女詩人，她們的詩作不斷被發現，不斷被發表，所以你會看到現代文學史上，我們有35萬字那么多的女作家被看見了，這個不是發掘，這個在當時的文學史上就有那么多的人看見，當代文學史更是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近一百年來中國女性生活所發生的變化，它直接促進了中國詩歌創作的變化。我剛才說詩是高級的，并不是說因為我的師姐寫了一本詩歌史，而是因為整個文學創作里，我們都知道詩是最難寫的。現代白話文寫作最容易寫的可能是散文和小說，最難寫的是詩歌，因為詩歌需要凝練，需要一種詩意，需要一種意象的傳達，所以它的寫作技術是高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看到，尤其是新時期以來，或者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女性詩歌進入了一個高峰，包括剛才吳老師講到的舒婷。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們知道所有人都喜歡舒婷，舒婷在我們今天文學史上所意味著的就是好的詩歌，女性的詩歌，女性的聲音。我們看到這里面也提到了翟永明，剛才我們看到翟永明老師的表達。女性詩歌史要寫她，但是如果問中國當代詩歌史要不要寫翟永明，當然要。所以我們會看到你重新看見那些女性，但同時在看見過程中，你會意識到中國女性她們的創造力，她們的文學才華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或者在未來還會得到更充分的展現。

所以我自己在讀三卷本的時候，我最大的感慨，一個研究者他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肯定是做前邊沒有人做，但是我可以用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到我目前能做好的樣子，我想在我看來，目前就是孫曉婭老師竭盡全力帶給大家最好的中國女性詩歌史。我相信，她最大的幸福可能是和這些女性寫作者們獲得了情感的共鳴。我看文學史，包括她前面講到的薛濤、上官婉兒詩歌的時候，我常常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生活在唐朝，生活在明朝，生活在清朝，你是一個有才華的女性，你能夠出來嗎？出來的可能性太小了，所以一方面我是感到自己作為現代人或者當代女性的幸運，另一方面，用情同此心、情同此理這樣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些作家才華的時候，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的修史者，孫曉婭老師她其實更貼近她的寫作對象，她完成了一個文學史上女性詩歌共同體的構建，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剛才說她也許有一天會成為一個詩人，所以我也很期待她有一天寫出屬于她自己的詩歌。

當然我也要說三本書的書名《月滿西樓》《詩的女神》《漂往遠海》，我覺得這三個意象都把握得很好。“西樓”注定了這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生活空間。《詩的女神》，從這個時候我們知道女性開始寫作了，但是我覺得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意義的寫作，因為有“詩的女神”這個詞，但是沒有“詩的男神”，因為男神根本不需要強調，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寫作詩歌。為什么要強調詩歌女神？是因為此前沒有，所以通過這樣的方式告訴大家，女人開始寫作了，所以我相信21歲的冰心寫下《詩的女神》的時候內在里面有一種驕傲，看，我也是在寫作的人。但是真正平等意義上的詩歌寫作，它一定是在全民寫作的基礎之上，所以我非常喜歡的第三個名字《漂往遠海》，它告訴我們女性內心的天地有多大，我們的詩歌筆觸就有多寬廣，哪怕你是一個行動不自由的詩人，比如我們知道有一些女詩人，雖然她的身體殘疾，但是她一定能夠打到我們靈魂的遠處。

孫曉婭：張莉教授非常敏銳，她經常可以發現很多被潛伏的優秀的作家，這是她在現場女性文學非常優秀的貢獻。我是一直尊敬她的工作加能力，我想把我自己的能力轉到歷史的文學史中被湮沒的女詩人上。就著剛才張莉老師說的，我們確實要發現，去打撈。和剛才吳老師說的例子對應的，我還想講一下賀雙卿。賀雙卿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和香港一位學者做交流的時候，我是從他那里得到信息，然后才找材料的。他說美國有一位學者Paul Ropp出版了一本書Searching for Shuangqing，China's Peasant Woman Poet，還有中國一個女學者，這個我自己早就讀過了，叫杜芳琴，她也寫過《尋找賀雙卿》。兩個人專著出來之后，都到過賀雙卿的老家金壇，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學者和胡適的考證是一樣的，賀雙卿是查無此人，這是歷史的一個虛構。

還有一些學者得出的結論是賀雙卿確有其人。我是持后者的態度，但今天因為時間有限，我不能更多去講。賀雙卿是誰呢？這也是讓我做這個工作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她是田家女，用我們現在來說就是打工者。或者說打工者都不是，就是田間勞作的女子。就像剛才張莉老師說的，她們寫作條件差到什么程度，她以葉為紙，以粉為筆，所以她的很多作品現在唯一能夠追溯到的就是《西青散記》，在這里面我們能找到她二十多首詩，也是當地邊緣文人、男士，和她有交流，或者欣賞她。就像很多人贊賞柳如是一樣，有陳子龍，有錢謙益，可以給她做更多的唱和和文本的推廣，甚至明清之際，很多男性士大夫出來給女性做刊印工作，推廣工作。

賀雙卿不幸在于她所嫁非人，讓我想到我們說婚姻不幸詩家幸，比如葉嘉瑩先生她是典型的例子，賀雙卿也是一樣，她的夫家是暴夫惡姑，她的丈夫可以惡到什么程度呢？田間勞作的農婦但凡送飯稍微晚一點，什么也不去講，我先揍你一頓，她要恪守婦道，即便這樣，她依然沒有任何的反抗能力，所以最后二十多歲就走了。

她的經歷讓我想到了白薇，她的婆婆惡到什么程度，會因為她的一點小過失，把她的耳環拽下來，這些歷史上都是有記載的，她的臉是流血的。讓我想到我在指導學生寫白薇的時候，我說女性最讓我痛的是白薇，她的婆婆曾經把她的腳筋打斷了。

這兩個就是異時空的女性，她們經歷了這樣悲慘的婚姻，但是她們的詩文和她們的生活既有貼合，又有這樣一種隔離，詩文帶給我們的是另外一種文筆，她的文筆非常清新，可以看到對田間、自然這種書寫。我們說中國女性，你讀她們的詩歌，就可以看到她們的日常生活史，你可以看到地域史，可以看到她們的精神史，看到她們的詩性的變遷。所以賀雙卿讓我深深感到，這個工作要盡早去做，而不要給歷史留下更多的遺憾。

就像我在寫作過程中，作為寫作者我們有很多撰寫的優勢，比如說寫鄭玲的時候，有很多無從考證的，包括她當年因詩受難的一些無法寫諸歷史的一些細節，我就得益于她的先生陳善壎老師，陳老師他現在在病床上還在看我們的直播，他說但凡我能來，我都想到現場來。他們的副文本，比如他有很多舊體詩詞，其實就是鄭玲老師正文本的一個注釋，通過陳善壎老師的舊體詩詞，我們能對鄭玲老師做一個更豐滿的人生和詩詞向度的補充。

再比如像翟姐，翟姐很多詩一些細節，比如她寫《母親》的時候，究竟是在什么樣的語境中各有說辭，我就可以作為一個同時代人去求證翟老師，詢問你這個寫作的背景，然后我做一個考辨。

另外要說到舒婷老師。我和舒婷老師一起去美國參加一個中美詩歌交流活動的時候，她和我講，“曉婭，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橡樹，以為真有一個橡樹在那里，我由這個橡樹來寫，其實不是，《致橡樹》是我當時看到一個日本的動漫，一個狐貍在橡樹底下，由此而寫出，不是一個實有的植物。到了美國的時候，最讓我感動的是，很多在美的華人會說這樣的話，舒婷老師，你改變了我的婚姻，因為你的《致橡樹》，我的婚姻都發生了變化。”這是現場的、在場的這樣一些資料、史料，我想如果不是把它通過這樣一種方式留存，可能我們的后人還要考證這個人是不是真實存在。我只是打一個比方，當然現在這種大數據的時代，可能不存在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