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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地》，[格魯吉亞]娜娜·艾特米什維利著，[格魯吉亞]安娜·郭古阿澤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58.00元

格魯吉亞作家兼導演娜娜·艾特米什維利的首部小說《梨地》，以冷峻如刀的筆觸，剖開蘇聯解體后格魯吉亞社會的一隅瘡痍，講述了一個關于壓迫、反抗與救贖的女性寓言。這部入圍2021年國際布克獎的作品，不僅因其對邊緣群體的深刻洞察而成為現實主義的典范，更以主人公萊拉的堅韌與覺醒，照射出黑暗中的人性微光。

故事發生在第比利斯郊區一所被稱作“白癡學校”的智障兒童寄宿學校。這里是被社會遺棄的“腐臭圈地”，充斥著性侵、暴力與制度性冷漠。教師瓦諾的惡行被輕描淡寫地掩蓋，甚至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孩子們在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下，逐漸麻木或扭曲。作者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將學校比作“永遠浸水的梨地”——看似綠意盎然，實則泥濘不堪，暗喻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偽善關懷與實質拋棄。

18歲的萊拉是小說中最耀眼的靈魂。她并非智障，卻被困于這所“白癡學校”，成為“被遺忘者中的守護者”。她的脊柱如“扭曲的繩索”，身體瘦弱卻精神強悍，以復仇為信念，以庇護幼童為使命。她為九歲的伊拉克利謀劃被收養的出路，甚至自費教他英語，卻在最后關頭目睹男孩用英語咒罵而逃離——這一荒誕的諷刺，既是對美國式拯救幻想的解構，也是對兒童主體性遭剝奪的無聲控訴。萊拉的復仇計劃并非單純的暴力宣泄，而是對權力結構的絕望反抗。她的成長軌跡，從“躲在老師裙后的女孩”到“不再懼怕任何人”，展現了女性在絕境中自我覺醒的悲壯歷程。

小說拒絕二元對立的簡單敘事。在暴力橫行的環境中，萊拉與孩子們仍保有苦中作樂的幽默感；加害者瓦諾被模糊處理為“老大哥”的象征，暗示暴力的根源在于系統性壓迫而非個體之惡。更微妙的是，萊拉對伊拉克利的保護摻雜著控制欲，而孩子們的互助關系中也暗含等級欺壓。這種復雜性使小說超越了“受害者—施害者”的框架，直指人性的混沌本質：善與惡如同梨樹的根系，在泥濘中糾纏共生。

書名中的“梨地”是學校后方一片沼澤般的果園，未成熟的梨子苦澀堅硬，濕地隨時可能吞噬闖入者。這一意象承載著小說的核心矛盾：對逃離的渴望與現實的粘滯。萊拉計劃殺死歷史老師瓦諾并幫助男孩伊拉克利被美國家庭收養，兩者都是她試圖穿越“梨地”的掙扎。梨地的沼澤性映射格魯吉亞的社會現實——經濟凋敝與道德真空讓整個國家如同這片泥濘之地，既孕育著重建的希望，又時刻拖拽著試圖逃離的個體。正如小說中那座通往墻壁的螺旋樓梯，象征系統性的希望幻滅。這種存在主義困境，使《梨地》超越格魯吉亞的語境，成為對邊緣化生存狀態的普遍書寫。正如布克獎評委會所言，這部小說“為被拋下的人發聲，反抗了冷漠與暴力”。

作為導演轉型作家的首作，《梨地》的敘事充滿影像化特質：洗衣房蒸汽中萊拉脊柱的剪影、葬禮上“不許回頭”的傳統、梨樹林的窒息感……這些場景以蒙太奇般的節奏拼接，賦予文字以畫面張力。作者擅用隱喻（如“被木板釘死的云杉”象征命運黏連），又以克制到近乎殘忍的筆調，將暴力場景處理得舉重若輕。這種風格與主題形成共振，讓讀者在壓抑中觸摸到一絲殘酷的詩意。

小說九章分為三幕劇：第一幕鋪陳壓抑的日常，讓我們目睹了萊拉令人心酸的成長經歷，也看到了她堅韌不拔的性格，更感受到她頑強的生存意志。第二幕聚焦萊拉對伊拉克利的拯救，她就像一位無畏的戰士，為了保護伊拉克利，與周圍的冷漠和不公進行著殊死搏斗。第三幕則在復仇與救贖的張力中爆發。萊拉發誓要殺死她的歷史老師，而隨著故事的推進，這一復仇的念頭與她善良的本性之間的矛盾愈發凸顯，也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緊張感和沖突性。

萊拉的形象顛覆了傳統“受害少女”的刻板印象——她既是被性侵的受害者，也是精于算計的生存者；既是暴力的承受者，也是以牙還牙的復仇者。當她決意為伊拉克利爭取收養機會時，展現的不是母性本能，而是近乎冷酷的實用主義。這種復雜性呼應了后蘇聯時代女性的生存策略：在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中，她們以沉默的堅韌重構主體性。小說中，女性角色（如萊拉、撒謊的伊拉克利母親、美國家庭的收養代理人）構成一張權力關系網，既彼此傷害又相互依存，折射出社會轉型中性別政治的復雜性。

《梨地》最后并未提供廉價的救贖。萊拉的復仇計劃戛然而止，伊拉克利的逃離充滿不確定性，梨樹依舊結出苦澀的果實。然而，正是這種未完成的抗爭，讓小說更具現實啟示意義——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希望不在于逃離成功，而在于反抗本身。正如書中所言，“當萊拉還是一個躲在老師裙子后面的小女孩時，她永遠無法想象，有一天，她會不再害怕任何人”。

《梨地》的英譯出版本身即是一種文化行動。作為首部進入國際主流視野的格魯吉亞小說，它不僅讓讀者窺見高加索地區的文學活力，更通過萊拉的故事，將“邊緣敘事”推向中心。出版商將本書收益用于支持難民婦女，使文本的社會關懷延伸至現實世界。這種“文學-行動主義”的聯動，讓《梨地》超越文學范疇，成為一場跨國界的人道主義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