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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深愛對方所以嫁給了他，婚后他卻背叛了自己。得知真相后，這位女子憤而放棄不被珍惜的婚姻，并留一首《氓》在《詩經·衛風》中。

只是，這種女性能與男性平等地辯論是非、坦承情感、表達訴求的權利，似乎只停留在了詩經年代，在隨后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在歷史敘事中被忽略、被遮蔽、被污名化的處境。《木蘭無名 緹縈無蹤》《琵琶行：詩與畫的生命史》《命若朝霜》和《紅樓法探》等幾本書的作者，通過鉤沉史料，呈現了封建時代女性不被看見的命運遭際和她們的持續抗爭。

易冷的煙花今何在

《木蘭無名 緹縈無蹤》有一個副書名：“法律史視野下的女性悲喜”。假如這不是“趣味法律史”叢書中的一冊，假如作者張田田不是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也許她會給該書起這樣一個副書名：“歷史上那些如煙花般的女性”。這些星星點點遍布在中國歷史長河里的女性有一個共同點——她們敢于在密不透風的男性世界里振臂一呼，然后卻消失得無影無蹤。比如，替父從軍榮膺軍功后便悄然無聲息的木蘭；比如，緹縈。

相比木蘭，緹縈的知名度要小得多。緹縈，西漢時期齊國太倉令淳于意的女兒。淳于意因罪被判肉刑（包括黥面、割鼻、斷足等殘酷刑罰），被押至長安等待受刑。為了救父親，緹縈毅然隨父進京，并向漢文帝上書。她在陳述肉刑的殘酷和不合理的同時，請求以身替父受刑。她在上書中這樣寫道：“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后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愿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據歷史記載，漢文帝被緹縈的孝心打動后，赦免了淳于意，同時下令廢除了肉刑。可是在張田田看來，與其說漢文帝是被緹縈的孝心打動，毋寧說是緹縈一番關于肉刑之危害的說辭說服了他。此說若成立，那么，最尊重緹縈的說法，應該是她推動了當時的法律改革，而非將其樹立為孝道典范。

然而，連緹縈自己也自省不足。在上書中，她稱自己可以替父承受肉刑以不影響父親自新，言下之意，如果她被黥面、割鼻或斷腿，于世無礙。一方面能勇敢地以自己的文采和善辯救父親于危難之中，一方面又下意識地將自己歸為無用于社會的女性。這并非緹縈一個人的女性觀，而是西漢時期女性普遍的生存狀態和心理認同。

成功營救父親只是緹縈人生中的一個插曲。父親被漢文帝赦免后，緹縈的命運如何？應該嫁人了吧？應該當媽媽了吧？應該得以善終吧？但歷史根本不屑于記錄，歷史只截取了緹縈救父的段落，為后世樹立起一個孝道的典范，便將緹縈的痕跡抹得干干凈凈，原因只有一個——她是女性。如果將緹縈比作煙花，她在救父的那一刻剎那耀眼后便銷聲匿跡，而促成張田田完成該書的那個問題——“少女緹縈后來呢？”，永無答案。

無論是緹縈還是木蘭，包括被這本書提到的那些在各個朝代的公堂上敢于舍命為家人討公道的女性，她們后來都被歷史遺忘，不知所蹤。

歌女被詩人共情后

書名《琵琶行》，所指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嗎？是，也不是。這是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研究員陸蓓容新近出版的一本書，由白居易的《琵琶行》說起。

這本書也有一個副書名：“詩與畫的生命史”。所以該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長詩《琵琶行》的前生今世，一是那些被白居易激發了靈感的書畫家存世的相關作品。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被認為是《琵琶行》的點睛之筆，道出了被貶到江州的司馬與被商人丈夫冷落的過氣紅歌女的共同哀怨。但陸蓓容卻考訂出，白居易未必是在“潯陽江頭夜送客”時“忽聞水上琵琶聲”，這才循聲而去偶遇了原本的“京城女”，并在“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的氛圍中靈感忽至，“為君翻作琵琶行”。“白居易根本就是比照著自己的實際經歷，安排了她的生命歷程。他可能在自己所知所見的女性故事中選擇各種細節要素，用心排列，尋得合理的線索，然后借口說話，讓她站在明處，來講他暗地里的心聲。”這樣的文學手段，叫作“借他人酒杯里的酒澆自己心中的塊壘”。

陳寅恪曾給出過一個說法：《琵琶行》不過是改造后的《琵琶歌》，后者的作者即為文學史上總將其與白居易比肩評說的元稹。元稹詩曰：“管兒為我雙淚垂，自彈此曲長自悲。”《琵琶歌》中“管兒”是人名，“在洛陽的一艘船上，有一位名叫李管兒的姑娘，曾為元稹演奏《霓裳羽衣》《涼州》和《六幺》。她的琵琶也彈得極好，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元稹的詩滿篇都是李管兒的哀傷，然而，能感動元稹卻不見容于所處的時代，緹縈身后的數百年里，女性依然無法在男性主宰的社會里被看見，成為獨特的“這一個”，所以陸蓓容說《琵琶行》中的歌女是白居易綜合了眾多歌女形象而成的“這一個”，言語之中別有含義。

更耐人尋味的是，明明是歌女的身世激發了元白兩位詩人的創作靈感，后世文人卻只看得見詩人的才華而看不到詩人揮灑才華寫就的女性悲苦。書中“詩”這一部分里有一個章節為“名勝”，在此章節中，陸蓓容從白居易被貶之地江邊的琵琶亭寫起，歷數了《琵琶行》問世之后歷朝歷代文人騷客由白居易的名詩起興留下的詩歌辭賦，“它（《琵琶行》）改變了人們訴諸詩歌來談論貶謫、描摹失意、感傷興廢、寄托哀思的方式，讓不傷心的人領會了，怎樣在文學的游戲法則下表達和欣賞傷心”，可就是沒人透過詩行看到以歌女為代表的唐代女性無處話悲涼的絕望。女性的吶喊，再一次被密不透風的男性世界聽而不聞了。

被清規戒律牢牢束縛的釵黛們

那個被忙于生意的茶商丈夫“忘”在潯陽江頭的昔日歌女，一定不會想到，如果晚生幾百年到了明清兩朝，就算偶遇同情自己的白居易，她也斷斷不敢為詩人彈琴向他傾吐心中之塊壘了。

宋代理學興起以后，“明清兩朝政府把理學思想中的‘男女之防’推到了極致，社會習俗特別推崇對女性的禁錮和貞節崇拜”，何以見得？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柯嵐以法律條文為依據，通過曹雪芹《紅樓夢》中女性的生存困境，給上述結論以強有力的支撐。

其實，用專業的法律眼光研讀《紅樓夢》，《命若朝霜》不是第一本。2022年，一本書名更加直接的《法探紅樓》出版。在書中，作者王秋實以一名執業律師兼法律碩士研究生導師的視角，探析了清代法律制度和禮法對《紅樓夢》中各色人等的戕害。他從《紅樓夢》里選出了近20位人物，將他們分門別類為奴、妾、妻、女兒、丈夫等，從法理的角度給出了致使他們命運悲慘的原因。

五種人群中，最為低賤的非奴莫屬。《紅樓夢》里有名字的女婢總有上百人，其中，又以襲人最為讀者熟悉。這位被寶玉贈名的姑娘，因家境貧困被賣了死契，沒有權利贖身。襲人有恙回家歇息期間，寶玉前去探視，襲人在與寶玉的言談舉止中有意無意地傳達給母親和兄長一個信號——她與寶玉的關系不一般，“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再無贖念了。”他們居然為女兒、妹妹低賤的地位得以鞏固而感到自豪。可又能怎么辦呢？一個賣了死契的奴婢，做妾是其最佳選擇。一個好端端的女孩兒，就這樣在毫無覺知的情形下成了她生活年代的法律制度和禮法的殉葬品。而像這樣已經麻木了的大清女子，又何止襲人。

同樣從法律視角切入，僅從書名《命若朝霜》就能感知到，柯嵐把更多的同情給予了曹雪芹筆下的女性——天色微明，漫山遍野的朝霜瞬間銷聲匿跡，而林黛玉、薛寶釵、秦可卿、王熙鳳、甄英蓮，甚至人見人嫌的趙姨娘，她們的卿卿性命在清代法律制度和禮法的“規約”下，猶如朝霜。

面對不公的法律制度和禮法，清朝女性只能默默承受嗎？至少在《紅樓夢》里，出現了好幾位試圖在毫無人性的律法的夾縫里求生存的姐妹。其中，最慘烈決絕的反抗，來自看似柔弱的秦可卿。

秦可卿之死，是紅學的一道謎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里有一篇文章題為《論秦可卿之死》，俞先生用考證得出結論：秦可卿是因為與公公賈珍茍且被女婢撞破含羞自盡。這種亂倫關系是在賈珍脅迫下的不得已，其實，秦可卿早就被此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第十一回，王熙鳳見到秦可卿忍不住驚呼：“我的奶奶？怎么幾日不見，就瘦的這么著了！”殊不知，根本沒生什么大病的秦可卿，是因為羞恥和恐懼而憔悴的。羞恥什么，自不待言。恐懼什么？在清朝的法律中，雖將親屬相奸定性為嚴重的犯罪行為，但又十分嚴格地保護男性家長的權利，這導致了女性在這類犯罪中成了絕對的弱勢群體。深知個中原由的秦可卿，只能一死以示抗爭。

十二釵中，千方百計地對抗清朝法律與禮法的不在少數。病弱的林黛玉，得知遠在蘇州的父親病重后何以忙不迭地回去？因為要爭取自己的繼承權，其中包括母親賈敏出嫁時帶去的巨額嫁妝；明知道賈府的財政已是一攤爛泥，探春為什么肯在王熙鳳生病期間代行管家？因為她是賈政庶出的女兒，心氣極高的她想抓住機會證明自己。當然，在強大的社會禮法面前，明事理有見識的探春最終仍是鎩羽而歸。

“按照清代的法律，丈夫如果殺妾法律責任是很輕的，正妻如果殺妾，也絕對沒有死罪，比起一般的殺害良人（在清朝，人分兩類：良人和賤民），法律責任要輕得多”，寫到王熙鳳膽敢逼死尤二姐的原因時，柯嵐情不自禁地感慨：“《紅樓夢》用血淋淋的筆法記錄了這樣一個悲劇，這是對古代宗法社會中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最好控訴，這種制度直到1950年代初期才被新中國廢止。”這一句“直到1950年代初期才被新中國廢止”，尤其觸目驚心：那些桎梏中國女性的清規戒律、陳規陋習，消亡的時間并不久長。撫今追昔，我們不能忘卻過去兩千多年里從來沒有停止過抗爭的所有女性，也應珍惜當下女性已有的權利，那可真是得之不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