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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貧亦好”

去過南京師范大學的人都知道隨園。隨園原為曹雪芹祖上林園，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聲稱：“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然，作為小說中的大觀園與現實中的隨園不能畫等號，但有幾分影子卻是確鑿無疑的。隨園名稱是袁枚取的，有“順其自然、隨遇而安”之意，這與袁枚倡導的“性靈說”旨意相近。隨著袁枚以及《隨園詩話》《隨園食單》的出名，隨園便成為南京的一張名片。不幸的是，太平天國興起，隨園被夷為平地。1923年，隨園遺址上建起金陵女子大學校舍，獨具東方風格的中國古典宮殿式建筑群矗立校園。斗轉星移，古樸典雅的隨園如今成為南師大的隨園校園。

當年，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是隨園的主人，現今的中小學課本上袁枚的詩文就有好幾首（篇）。袁枚乃名副其實的才子，12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在科舉時代，中秀才的平均年齡是24歲，中舉的平均年齡是30歲，中進士的平均年齡是35歲。袁枚科舉考試的每一臺階都以跳躍式呈現，可謂人生贏家，讓人艷羨。但是，人生贏家袁枚在官場僅駐留十年，覺得“出山泉不清，在家貧亦好”，毅然棲息隨園。五十年的漫長歲月都浸潤在隨園的奇峰怪石、樓臺竹樹中，遂變作一首首詩、一篇篇文。

“折獄最聰強”

袁枚年輕時入翰林，仕途起點高。但這位才子在滿文學習中卻不夠用功，考試竟不及格。不愿做“俗吏”的袁大才子到頭來只好被外放江蘇溧水知縣，開始了他的斷案生涯。這位年輕后生的政績頗佳。袁枚父親袁濱，是一位擅刑名之學的師爺。他在溧水縣巡游時，驚覺所到之處一片贊賞聲。袁枚有詩為證：“我昔知溧水，阿爺客桂林。得信買舟歸，慰我迎養心。慮我年尚少，居官力不任。入境帶草冠，貌作路過叟。召集翁若嫗，問某官賢否。曰是翰林耶，年才廿八九。折獄最聰強，居心頗慈厚。一村復一村，好字不離口。爺聞不易服，騎驢直上堂……道汝能循良，較勝羅珍羞。”

父親雖然對兒子呵護有加，但在政聲上想必不會硬把金粉往兒子臉上敷，因為他更多是來挑刺、找問題的，希望兒子獲得萬民愛戴，步步高升。事實上，作為才子的袁枚，斷案確實有兩把刷子。高淳縣有位秀才李名世，偶爾聽了一次袁枚斷案，為之傾倒，竟在溧水縣衙旁租屋，“日聽一二事，歸與父老傳”。想想這位李秀才，拋卻功名就是為了“日聽一二事”，也算“性靈獨至”，得袁枚的真傳。

“十日無留遺”

袁枚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陽、江寧任知縣。時間不長，只有短短的七年，卻政績顯赫，給當地百姓留下好印象。袁枚斷案的特點可歸納為五點。

第一是快。袁枚平生干什么都突出一個字：快。科舉考試快，作文吟詩快，斷案快。除緝兇追債案件外，其他案件十天以內一律結案。正所謂“只有大小獄，十日無留遺”。這不是一般官員能辦到的，只因袁枚斷案有獨門絕技，不像一般知縣那樣，抱著卷帙浩繁的案卷“死啃”。許多案件，袁枚根本不看案卷，聽完原被告陳述，案子就判了，而且雙方當事人心服口服。百姓到袁枚這里告狀，不需久等，“裹飯一包”的時辰就可領到判決書，袁枚因此獲得了“袁一包”稱譽。當今各地法院，普遍是人少案多，袁枚的斷案方法值得借鑒。

第二是親民、便民，盡量消除官民之間的隔閡。作為封建社會的縣老爺，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不在少數，袁枚是少有的例外。袁枚認為為政之道追求的是“笑為民父母，痛癢真親嘗”。他斷案時允許他人聆聽，這是一種自信，也是親民的體現。

第三是不僅在法律上考慮誰對誰錯，而且考慮社會效果。袁枚審理過這樣一個案件：湯賓生把房典給友人屈映伯，期限為三十年。未滿十年，湯病亡，妻兒生計艱難。湯崔氏希望屈買絕房屋，但屈料定湯崔氏屆期必無力贖回房屋而拒絕買絕房屋的要求。袁枚認為典當合同成立，屈不買絕房屋也合法，但考慮到本案的特殊情況，屈不應為富不仁，需加錢百千，付于湯崔氏。

第四是重視善后工作。許多案件，案子結了，當事人卻成了仇人，相互之間老死不相往來。袁枚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和為貴”的精神，斷案時立足公正無私，案結后把雙方當事人叫到一起，作揖言歡，盡釋前嫌。也有個別當事人不愿坐到一起，袁枚總是好言相勸，讓他們“明日來”。袁知縣的“明日來”包含著溫暖，寄予著希望。將心比心，江寧老百姓便唱起“江寧知縣明日來”的歌謠。

第五是善于利用耳目。袁枚每到一縣，“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有了耳目，袁枚就對地方的盜賊、惡少心里有數；而且給這些人建立“黑榜”，表現好，才從榜上撤下。在鄉土社會和熟人社會，袁枚的這招非常管用。

袁枚由于斷案方法行之有效，故而在各地都留下好名聲。他也頗為自許，吟詩道：“至今野老淚簌簌，頗道我比他人強！”在溧水做官不足兩月，袁枚離開時，父老夾道送行，并給袁枚披上了寫滿百姓姓名的“萬民衣”。這大概是百姓的最高褒獎。這么短的時間能獲得百姓的擁戴，說明袁枚確實能為百姓排憂解難。

“六經盡糟粕”

大多數人對袁枚的了解限于文學家，其實，他還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被著名法學家楊鴻烈以及思想史專家蔡尚思譽為“大思想家”。袁枚在政治、法律、哲學、美學、經濟、文學、史學、教育、民俗等方面均有建樹。楊鴻烈在《大思想家袁枚評傳》一書中認為，袁枚思想的根本是打破“道統”。“道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儒家的綱常禮教。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就是在儒家“道統”統領下發揮作用的。可以說，打破儒家“道統”意味著沖破封建社會的法律羈絆。

袁枚生于康熙年代，長于雍正年代，仕于乾隆年代，卒于嘉慶年代。乾隆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但就在這樣的年代，袁枚舉著“性靈”的旗幟殺將過來，沖破了封建社會的重重禁區。正如袁枚詩云：“雙目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袁枚對“六經”“少信多疑”，認為“六經盡糟粕”。他的 “性靈說”是對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的抗議，沖擊的是彌漫文壇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文風。在文字獄如火如荼的乾隆朝，袁枚卻敢向儒家的核心陣地（“六經”）猛烈開火，具備這種膽識者有幾人？

袁枚的隨園是曹雪芹當年住過的“大觀園”。大觀園里“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袁枚尊重女性不亞于賈寶玉。他提倡男女平等，抨擊“女人是禍水”的女人亡國論，批判“婦女從一而終”的封建貞節觀，反對女子裹足，肯定女性的社會地位和人格尊嚴。在《子不語》中，袁枚替失節婦女辯護：“況古來周公制禮以后，才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說。試問未有周公以前，黃農虞夏一千余年史冊中，婦人失節者為誰耶？”法律如果違背人性，一定是惡法。而對那些道學先生，袁枚指斥道：“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