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和現在比，“不見不散”是以前常用的話，只那么隨口一說，乃至都不用說，就由兩方默認了的。它是個口頭的約定，卻和紙頭的差不多頂用，更像咒語或暗號，能在不久的某個時刻，從或遠或近之處，哪怕隔著山、隔著水，也將跟你約定的人一把拽過來、網過來。車水馬龍也好，人海茫茫也好，都不是問題。

我小時候有一個很難控制的習慣，就是胡思亂想。自從聽說了尾生的故事，有一段時間，聽見別人道一聲“不見不散”，我總想起那個守信的人，那個被樹為典型的人，那個抱著柱子面對大水淹來也絕不離開的人。

我讀書的梅嶺小學在梅花嶺下，護城河邊。一座小橋跨護城河，我偶爾從引橋拱洞里走，拱洞已落在地上，人走在其中就跟走隧道差不多，就這么直接穿到另一頭的史公祠。有一回，我瞥見旁邊那幾個靠水的橋洞，陡然想到尾生，覺得在水邊橋洞里說不定就藏著個和尾生類似的避水的靈魂。腳步越來越快。我終于撒開腿奔起來，直到喘著氣站在天空下、人群里。

尾生這樣的人即便在他生活的時代也一定罕見，不然他不會被史書記載。古往今來，對他抱柱守信的事雖有批評之聲，更多的卻是褒獎，視之為佳話，把這事傳至久遠。他沒有完全給當成十足的教條和傻瓜，可見他被訴說的那些時代里，人們對誠信看得重，重過了聰明。好像“不見不散”其實不關乎愛情，不只是情人間的承諾，而是為人的基本了。

當然，如今的我們滿可以說，假如那時就有手機，尾生肯定就有了一條生路。不管怎么樣，“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的時代何時消失的，我說不清。別說手機了，公用電話也難得一見，卻總道一句“不見不散”，不擔心找不著、見不上的時代，它何時消失的，我也是說不清的。

比方說吧，我自己已很難復制二三十年前的自己。那時的我，獨自前往從未去過的大城市，無論東京、斯德哥爾摩還是漢堡、倫敦。從這些個國際大都會的城南跑到城北，心里從不曾有一絲驚慌。我不善看地圖，可是嘴生在自己臉上啊，隨時都可以問，我不覺得丟人。在不止一個街頭，我攔住一個步履匆匆的男士，因為我聽說男士比女士會看地圖。直到今日，我還能看見那個被我攔住的人，他把地圖舉到半高，對著新宿的街，轉著身子、調好方位，“嗯，你看，這是北面，這里是我們眼下的位置……”我總能找到目的地。

現在的我卻越來越膽小了。無論要去哪里辦事，總在前一天就搜索好，看到路線，甚至沿途和目的地的影像。出發之時，立刻啟動谷歌地圖，一味跟著箭頭走。似乎不這樣就會找不著北，就有走了彎路而遲到的風險，不踏實。畢竟電子地圖連時間都給人預測好了。若和別人碰頭，肯定留下雙方手機號碼。不然，我擔心有變化，比如對方的會議拖延了，等等。這不是沒發生過。如今的人個個都忙，即便不那么忙，各地的道路也比從前堵啊。

然而我爸媽年輕時是能成功“接頭”的，就靠一句話：“不見不散。”

爸爸出差在外地，臨時起意，給媽媽寄出一封信，讓她也出來。就這樣，他倆在上海接過頭，也在無錫接過頭。一封信，從上海等地寄出，第二天就妥妥地到揚州、到我媽手里了。

關于這事，我跟我爸有這么一段對話。

“那時候就不怕信給弄丟了嗎？”

“不怕，那時的郵遞，靠得住。”

“就只寫好見面日期？”

“就只寫好日期。”

“怎么定具體時間呢？”

“就那么一班車，火車時刻表寫得明明白白的，都準時。”

我猜，當年的我爸爸，也不光是我爸，當年的他們，許多人，腦子里基本就沒有“靠不住”這個概念。總以為一般而言，人與人信得過，即便人與信件，人與車馬，也信得過。

沒錯，信得過，靠得住。我也記得一些外地的陌生環境，在那里，我和出差的我爸或我媽“會師”，那一刻是喜出望外的，是徹底放了心的。誰叫我天生愛操心呢，總覺得萬一我爸或我媽到時間沒來，在陌生的城市里，上哪兒去找啊。然而，在約定的地方和時間，爸爸或媽媽果然突現在我眼面前了。

有一回是在南京鼓樓的一家面館。爸爸匆匆趕來時，我太興奮，撲了過去，隨后就和爸媽急急忙忙出面館而去。玩上一圈，坐在回揚州的汽車上，我才發覺，頭上的有機玻璃頭箍不見了，那是我一時興起，跟同班同學借來美一美的。回想起來，是我擱在面館桌上了。沒法回頭去找。只好買新的，又根本買不到原來那只頭箍的大紅色。同學看到紫紅色的頭箍，自然不開心，我也覺得雙份的惋惜。但這一切，還是消融在見到爸爸那一刻的歡喜里。那歡喜太大，足夠補償別的遺憾。

大約1977年吧，爸爸和媽媽帶我去蘇州拜訪書法家費新我老先生。爸媽此前分別拜訪過費老。我是第一次登門。老先生看了我新近寫的字，也給我講解了、示范了。最后提筆給我寫了一張條幅。我們以為等筆墨干了，就卷起帶走。不承想，費老三下兩下把快干了的條幅撕成了好幾塊。爸媽和我聽到動靜全都傻了，來不及有什么反應。費老微微一笑，說他今天狀態不好，他把這條幅看來看去，總是不大滿意。“改日寫好，回頭寄到你府上如何。”他跟我爸爸商量。爸爸還沒從前頭那一幕的震驚里緩過來，躊躇著，還沒說話，費老又問，或者你們有可能多待一天嗎，明天來拿。這時我正坐在靠天井的一張小板凳上，翻一本費老先生給我看的小書，講蠟筆畫的。我滿心疑惑，這爺爺不是左手寫書法的嗎，怎么也畫蠟筆畫呢，可書上的名字，我認識，確實就是“費新我”啊。但我不好意思直接發問。

爸爸必須按原計劃去盛澤出差，所以媽媽帶著我在蘇州多留了一晚。我們住的招待所里，有三四張上下鋪，沒睡滿，除了我和媽媽，還有兩個說著標準的普通話的女子，和媽媽年紀相仿。傍晚時分，那兩個阿姨結伴從外頭走進房間，嘰咕著，說院子里有一種奇特的香氣。是嗎，奇特的香氣？我和媽媽跑到窗邊，深深吸上一口氣。是的，有香氣飛到鼻翼，哎呀，就是桂花香啊。兩位阿姨來自北方，竟是第一次聞到桂花香。這倒是讓我和媽媽覺得奇特，原來有些地方沒有桂花樹呢。兩位阿姨傍晚在街邊買了一小包橘子，對于吃橘子也很興奮，還大方地給我一只。那橘子聞起來也香，但每一只都不帶橘子皮，像剛洗好澡的光屁股光身子的小孩兒。說是橘皮早已讓中藥房收了去。我剝下一瓣，咬一口，太酸了，沒法下咽。媽媽于是也嘗了一口，確實太酸，縱是可惜，只能悄悄包起、丟開了。

我和媽媽在上海天目東路的北站下車時，爸爸已從盛澤趕到北站，在北站的旅館分配登記處排了兩小時的長隊。那會兒在上海，除非徐家匯、曹家渡等較遠的地方，客人少，有可能直接進旅館投宿，一般而言，要過夜，得拿著單位介紹信，去旅館分配登記處等分派，分到哪里是哪里，沒有二話好講。

在南京，我們一家就曾給分派到澡堂子，躺在一天已結束，洗澡客散盡，熱氣也散盡的澡堂子里，在躺椅上睡過一夜。周圍全是躺椅，全是躺椅上的男男女女。所以，在蘇州投宿的招待所實打實地有著鋪位，看上去干凈、敞亮，已是很不錯的待遇。就算是澡堂子的躺椅，對我這么個七歲女孩來說新奇得很，我沒去過澡堂，就覺得新鮮，沒覺得苦。至少我不記得澡堂躺椅上的一夜后，自己抱怨過什么，也不記得脖子有什么不舒服的。

在上海北站，媽媽和我在旅館分配登記處的隊伍里找到爸爸，我們又一起排了會兒隊。盡管有隊伍，窗口還是那么遠、那么擠，而暮色已越來越深。還不知幾點能排到窗口，即便排到了，還不知要給分派到哪里，幾點能住下。媽媽說：“不如我們去夏先生家吧。”夏先生是我外婆家鄰居夏家的二公子，我這一輩的孩子都喊他二公公，意思是，他是我外公一輩的，像我外公一樣親，他是夏家的老二。夏先生在上海建材學院教書。我們隨即乘公交車往武川路方向建材學院教工宿舍而去。

從北站往武川路也就是從北站往復旦大學附近。都在城市北部，比之從五角場到徐家匯、從北往南的穿城而過，還是近的。但也還是有一段車程。那時我們所有的人，我們家還有夏先生家的，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再過九年，我便去復旦讀書了，許多的周末，走在武川路上，走過那家全國聞名的鳳凰自行車廠大門，去夏先生家吃夏婆婆的拿手菜：炸豬排。

從北站出發轉了一趟車，我跟著爸媽終于摸到夏家，早已過了晚飯時間。夏家人很吃驚，但毫無厭煩之色，而是喜出望外地發出歡呼聲。不過夏先生對我媽說：“哎呀，你看你，把小孩子都捂呆了。”媽媽笑了，說一早出來的，怕孩子著涼，確實是衣服穿太多了。

當夜，大人們靈機一動，說這么晚了，也不必另搭床鋪了，干脆男的和男的睡一起，女的和女的睡一起。所以，二婆婆、我媽和我就睡在一張大床上，在小房間。二公公和他家男孩，還有我爸睡在大房間里。

我們只在夏家待了一夜。但我已在這短暫的時間里交上了朋友。第二天早晨吃了香噴噴的上海特色的短胖油條，我就在公用廚房跟鄰家的女孩聊開了。這個看上去比我大一兩歲的女孩，梳著兩條黑粗的辮子，褲腿卷到膝蓋，在一盆渾濁的水里，踩啊踩。

她說她腳底下的，是她家每年必做的腌咸菜，可好吃了。

腌咸菜，我知道！我們揚州也腌咸菜，外婆有她的腌菜壇，媽媽也有。腌菜時爸爸總要幫忙，尤其那最后一個動作，壓上青石塊，就是爸爸的活。但我第一次看到拿腳踩踏的腌法。女孩說，就得拿腳踩一踩才好，就得是小孩的腳。一邊一上一下地踩著、跳著。

我瞧著她的臉，紅撲撲的，白里透紅。我再看向她的腳。

她立刻說：“我的腳，不臭、不臟，還不出汗。”

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她那偶爾露出水面的腳面，也有些白里透紅的。

從夏先生家出來，媽媽去南通繼續出差，上十六鋪碼頭。我跟爸爸坐上開往鎮江的火車。車廂走道里都站著人。我和爸爸幸好有座位，但座椅間很擠。我的腳剛好碰到一只軍綠色旅行包。那只包的主人，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姐姐把我的雙腳輕輕地又堅決地摁在她包上，她的眼睛彎成兩個月牙兒，她用好聽的普通話對我說：“腳放包上。”我爸不肯，說不能把人家的包踩臟了。我只好把腳懸著。懸得累了，拿腳尖搭在包面上。明明坐了一路，腿腳實在是累壞了。

我的鄰居小宇，外公外婆家在江都。小宇爸媽是前后莊鄰居，同一所小學讀書，不同級。后來男孩去上海工作，女孩在揚州。偶然回小學聚會，彼此眉眼兒認得，說話投緣，談起戀愛。小宇的外公也在上海工作。準女婿和準丈人結伴拖上大包小包回鄉過年。因為東西多，得走水路，家里距郵局遠，收電報不便，也沒電話可接，一般都是上海那邊修書一封，估摸一個到達日期，讓家人到碼頭迎一迎。輪船要開十幾個小時，船到六圩，往江都方向的幾個人給駁上一條小船，往鄉下小碼頭去。輪船還在江中乘風破浪，這邊的家人已推上獨輪車往碼頭趕，單程兩三個小時。

大約1965年春節前夕，估摸著人到江都的這日，天降鵝毛大雪。小宇奶奶半夜就從被窩里爬了出來，丈夫死得早，家里只有她和六個孩子。她在冰天雪地里高一腳低一腳地走，總算看見小碼頭了，白茫茫的一片水，一片雪，一個人影也不見。頂著一頭雪花，她又推著獨輪車、一跐一滑地回家。第二天，小宇的外婆半夜起來，推上獨輪車。雪已停，土路凍著，結冰的路走起來不比下雪時容易。這一次，人和東西都接到了！這件比小宇出生還早上幾年的舊事，小宇的爸爸一直掛在嘴邊，那時他已從上海調回揚州，臘月年蒸時節，可能是觸景生情，“哎呀，”他說，“那一年過年，那場雪真是大。”這話連我也聽到了，我問：

“小宇家爸爸，你到底往家里帶了什么好吃的啊？”

我去城郊大陸莊或大明寺的路上見過獨輪車，獨輪車不起眼，但它可能裝了，能放幾只豬仔，也能載上兩個七八歲的娃娃。什么樣的年貨必須讓獨輪車來裝啊？我們本地有花生糖、芝麻糖、澆切片、云片糕之類，小宇的爸爸一定帶了什么我聽也沒聽說過的上海貨，除了能肯定它們很多、很大，我實在想象不出會是什么。

“哦，就是米和油。棉衣里裹著油瓶子，袖子里灌著米，腰上系著米袋子。平時吃食堂，一年攢下的米票油票換來的。上船其實是要查的，不許帶，碼頭上的人睜只眼閉只眼，也就放我們一碼。家里人多，不夠吃的。”

我愣住了，噎住了。這是我完全沒料到的回答。小宇的爸爸說得那么細，不像是編出瞎話逗我玩的。我從他嚴肅的語氣里也聽出他家里人非在碼頭碰頭不可的重要性。

古代有尾生抱柱的傳說。還有李源與友人僧人圓澤一同從水路入川，相約十三年后的中秋夜，會于杭州天竺寺外，而他倆確實以某種方式得以重逢的故事。現代影視中也有人尤其情人相約某年某月、某處重聚的情節，多半一方去了，一方不來，不來的人或因心境改變，或因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多半將這歸結為宿命。

如今，有時候我爸不經意間提起往事，我媽聽著聽著忍不住要打斷話頭，“哎呀，還是不要說了吧，以前真是苦。”爸爸卻總是興致勃勃的。他們兩個截然不同的反應我都理解，我倒不是和稀泥，而是覺得：那時候的那些事真是苦的，可還是能看到人物走動在那時的場景里，看上去有洋溢著的高昂興致。那時真是窮得叮當響，上哪兒哪兒都不便，可也真是有不少美好意念，以及從那意念中生出的溫暖和力量的。

我還是喜歡人與人的嘴里、心里認乎其真蹦出的那句簡單的話：

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