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代性是西方締造的。現代性的締造，是通過革命構建起來的，這就是16世紀的宗教革命，17世紀的科學觀念探索，18世紀的美國和法國大革命，形成了現在我們所說的現代性。“現代性”是指啟蒙時代以來的“新的”世界體系生成的時代，一種持續進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的時間觀念。法國政治哲學家皮埃爾·馬南《城邦變形記》的導論部分，深刻地檢討了歐洲現代性的問題。因此被稱為最深刻的歐洲懷疑主義哲學家。他質問：有沒有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可能性呢？雖然現代性的種種跡象是令人熟悉的，無論是建筑還是藝術、科學，或者是政治組織，但我們并不知道這些特征的共性是什么以及為什么把它們歸為同一類型。我們不知不覺進入看似明顯卻說不清楚的困境中。對現代性的質疑，還有杰姆遜，他在2002年華東師大以《現代性的幽靈》的演講中說：“那種現代性的話語要人們相信的卻是一種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擁有某種別人沒有的東西，但所有人都應該有得到這種東西的欲望。正是這種神秘的東西通過‘現代性’獲得了洗禮和命名，然后再由一批招募來的人把它不厭其詳地描繪出來，四處兜售。”

對于我們而言，在回應西方現代性的同時，逐漸形成了中國的現代性。大約從1840年開始，這個過程對我們來說也格外漫長。杰姆遜說：現代性不是一個概念，是一個敘事范疇。百年來、七十多年來、四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深陷“現代”這個敘事范疇之中。“現代”一直是我們巨大的關懷和焦慮。國家民族要實現現代化；我們個人要成為現代人；學術話語必須進入現代性的場域，等等。“現代”幾乎成了我們揮之不去的夢魘。“現代”也幾乎成了魔咒，它掌控著我們，一如臨床癥狀一樣，或夢中驚起，或幻覺中有重物在身，或欲呼不出，恐懼萬分，氣絕如窒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追逐現代性的腳步不僅沒有停止或放緩，反而越來越快大有失控之勢。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或者說從高加林的年代開始，從前現代向現代的奔赴，成為所有人，特別是鄉村青年最大的目標。在文學中的表達就是像高加林一樣，離開鄉土，奔向現代的表征——城市。于是，青年們從鄉村向城市的奔赴，成為四十多年來中國最大規模的“人口大遷徙”；“到城里去”成為一個時代最大的意識形態。因此也出現了諸多思潮性的文學寫作。比如“打工文學”“底層寫作”以及“城鄉交互”的寫作潮流。但問題是，這個“現代”將以怎樣的方式完成？身體的鄉村—城市的挪移，是否就意味著“現代”的實現？如果是的話，那些奔赴城市的青年是否就找到了他們想象的幸福？無論是邏輯還是事實，我們看到的并不是這樣。高加林、涂自強、陳金芳、翟小梨等，他們并沒有找到他們的幸福。甚至說，他們既失去了過去曾經的擁有，也沒有找到新的未來和可能性。這時有人會說，哈貝馬斯的意思是，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方案。他說得沒有錯。但是，這里也隱含了他講述了一個永不兌現的允諾。或者說，現代性何時才能完成？如果按照現代性正在路過的當下看，“現代的可能未必是好的”。它打碎了過去的一切，而新的可能性并沒有令人信心百倍。焦慮、不安、碌碌無為的茫然和精神世界的空虛，一如置身蒼茫的云里霧里不知所終。因此，我面對現代性不由地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現代性的全部復雜性，從一個方面示意我們不可能完全重復西方的現代性。起碼在文學創作上如此。而且我們已經看到，一心向西方學習的傾向正在發生變化。或者說，就當前的創作而言，小說一方面非常注意“中國性”也就是本土性的開拓和建構。小說表達和言說的內容以及運用的技法，充分地注意了本土文化和心理結構在當下的變化和表現，從而在更深刻的意義上反映了生活的變化和新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四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時代環境，讓我們有可能對西方現代的文學觀念和它生成的土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從而不僅在觀念和方法上進一步理解了文學的西方，而且以“鏡像”的方式，發現了產生本土性文學的可能性。比如阿來的《蘑菇圈》同樣是一部反映鄉村變化的杰作。小說講述了主人公機村的阿媽斯炯的一生：她是個不知道自己父親的單親女兒，被阿媽艱辛養大，她曾被招進工作組“工作”，被劉組長誘騙未婚生子，她同樣艱辛地養育了自己的兒子膽巴，熬過自然災害以及四清運動和“文革”。接著是商品經濟時代對機村的沖擊，世道人心的改變。阿媽斯炯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足以讓阿媽斯炯閱盡滄海桑田。阿媽斯炯重復的是她阿媽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現代”。但“現代”給她帶來的是苦難和絕望。如果沒有工作組，她就不會見到劉元萱組長，就不會失身成為單身母親；如果沒有工作組，她也不會見到那個女工作組組長，整天喊她“不覺悟的姐妹”。這里“覺悟”這個詞由女工作組組長說出來真是巨大的諷刺。她和阿媽斯炯在同一個時空里，但她們面對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她們對覺悟的理解更是南轅北轍。這個女組長后來咯血再也回不到機村了；膽巴的父親劉元萱臨死終于承認了他是膽巴父親的事實。兒子膽巴進入了父親生活的權力序列，他前途無量，只是離他母親越來越遠了。機村變了，孩子變了，曾經幫助阿媽斯炯度過饑荒，為她積攢了財富的蘑菇圈，也被膽巴的妹妹、劉元萱的女兒拍成蘑菇養殖基地的廣告——那是阿媽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現代社會沒有秘密，一切都在商業利益謀劃之中。只是世風代變，阿媽斯炯沒有變。阿媽斯炯對現代之變顯然是有異議的，面對丹雅列舉的種種新事物，她說——我只想問你，變魔法一樣變出這么多新東西，誰能把人變好了？阿媽斯炯說，能把人變好，那才是時代真的變了。阿媽斯炯有自己的價值觀，人變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時代變好了。通過阿來的小說我們發現，美，在前現代，美學在現代；美學重構了前現代的美。美學與現代是一個悖謬的關系。如何理解現代，如何保有前現代的人性之美，是現代難以回答的。因此，阿媽斯炯遇到的難題顯然不是她個人的。

鬼子2014年出版了長篇小說《買話》。許多年以前，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瓦城上空的麥田》等小說，創造了文學絕美的風景。那里似乎也沒有什么先聲奪人的奇異觀念和方法，但讀過之后就是讓你怦然心動，揮之不去；許多年以后，《買話》如蒼老的浮云，那個叫劉耳的老人選擇了返鄉之旅，他要回到故鄉，那里有味蕾的深刻記憶，有他初次體會的男女之事，也有他少年和青年時代不曾示人的諸多隱秘。當然，劉耳返鄉的口實是要療治他老年人常見的前列腺疾病。于是劉耳還鄉了。

小說從劉耳對一碗玉米粥和青梅竹馬的竹子的男女肌膚之親寫起，那是劉耳揮之不去的鄉愁和刻骨銘心的青春記憶。他要回鄉尋找他的過去。回憶是時間的逆向之旅，也是人生只可想象不能經驗的過去。但劉耳的尷尬在于，他返鄉背后的原因，也與他一次不光彩的經歷有關：兒子的秘書黃秘書安排他體驗一次按摩，結果被警察執法發現有傷風化行為，黃秘書通過人脈將其救了出來。因此，劉耳的返鄉也有難以言說的逃避心理。但是，鄉下并沒有成為劉耳的避難所。對個人來說，他臨時起意的返鄉是一種“試錯”行為；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現代性沒有歸途，他重返鄉里，是一種“逆向”的選擇。他的雙重“試錯”，注定了劉耳鄉下經歷的尷尬和苦痛。

劉耳還鄉，最先想起的是瓦村的玉米粥和腌制的酸辣椒，瓦村最好的玉米粥是“老人家”熬制的，老人家是竹子的母親。二十一歲那年，劉耳和竹子有過一次“閃電般”的親密接觸。前后大約一小時，在劉耳的記憶里，“那真的就是一道閃電”。劉耳和竹子的關系，讓人想起高加林和巧珍的關系。高加林和巧珍確立了戀愛關系，當高加林要進城的時候，他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巧珍；不同的是，在劉耳即將進城的前夜，他和竹子發生了真實的男女關系。雖然講述者云淡風輕，但竹子的決絕和義無反顧，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鄉村女子對愛情的堅定和隱忍，那里甚至隱含了某種慘烈。給竹子的筆墨極為簡略，但竹子和她的情感及行為，是小說最為動人的篇章。小說對女性，包括竹子、二妹、香女、販雞的小女孩以及受傷的女戰士在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小說最有情感力量的章節。

劉耳到竹子的母親“老人家”家里討一碗玉米粥，那份卑微隱含了他對竹子的愧對和歉疚。老人家真是不給面子，居然沒有滿足劉耳一碗玉米粥的要求，她甚至給狗吃了也不給劉耳吃。這該是多大的仇怨啊。這里有老人家對劉耳“始亂終棄”的厭惡和不屑，也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母親對劉耳能夠實施的最嚴厲懲處——她還能做什么呢。對劉耳來說，這還不是劉耳還鄉最壞的經歷。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是他這個曾經的瓦村人，在村里無人理睬，他連一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他甚至懷疑自己“算不算村里人”。這時一個叫扁豆的小男孩出現了。人稱“牧民”的孫子扁豆的出現，是來找劉耳借錢的。小孩子扁豆借錢，劉耳詢問因由是正常的。可扁豆的執著，也著實讓劉耳疑竇叢生。最后扁豆說明了緣由，他是和別人打賭：如果借到了，扁豆就贏了，如果借不到就輸了。扁豆看到了香女轉送給劉耳的錢，他知道劉耳有錢。和他打賭的是村里一個名叫“光棍委員會”的十幾個光棍。如果扁豆輸了，就用扁豆家的大肥鴨下酒，劉耳因扁豆和他說了那么多話，他先后抽出了十張百元鈔票，五百元讓扁豆去換回他的大肥鴨，五百元給扁豆的爺爺買酒。劉耳說是給的，不是借的：“你剛才給我說了那么多真話，我用錢買還買不來呢。這點錢呀，就當是買了你的話吧！”這是小說“買話”的由來。當扁豆把劉耳“買話”的事情告訴爺爺老“牧民”時，爺爺說了這樣一段話：

他用錢買話這個事，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一個結果！你就想想吧，他不是從來都不給別人借錢嗎，他現在老了，回到村里來了，想吃一碗玉米粥，人家老人家都不給他。這是為什么？他心里不清楚嗎？他心里要是不清楚，他會跟你說這錢是買了你的話嗎？

無論是現實還是過去，劉耳的經歷沒有風起云涌，但那些云波詭譎的歷史改寫了劉耳風光無限的過去。我們看到了另一個劉耳。

劉耳還鄉后重新經歷了“過去”。但物是人非事事休，瓦村已經不是過去的瓦村，重要的是劉耳也不是過去的劉耳。劉耳“重返”過去，是“重返”了他當年不被人知的“秘密”。他隱瞞了置換明通可調到縣里做記者的名額，隱瞞了和竹子那道“閃電般”的經歷，隱瞞了十四歲明樹慘死的過程，隱瞞了明通和他一起用七個雞蛋慰問女戰士，而宣傳時只有劉耳一個人的事實，那是改寫明通命運的“雞蛋事件”。劉耳院子里出現的七個空雞蛋殼，意在表明，事實盡管被隱瞞，謊言也必定會揭穿。在這七個雞蛋殼面前，那時狡詐的劉耳現在應該羞愧難當；當時的劉耳恰恰成了“標兵”，成了紅極一時的“名人”，他還曾自以為得意地警告明通。荒誕的生活是被組裝起來的。除了劉耳和明通命運的對比，還有劉耳和竹子命運的巨大差異。那道“閃電”過后，劉耳可能偶爾會想起竹子，但他對竹子的命運一無所知，劉耳后來看到了竹子寫給他的“劉耳收”的十封信。這十封信給了劉耳最沉重的一擊：他辜負了也傷害了一個癡情又自尊、忍受過巨大傷痛女子的心。竹子因那晚“閃電般”的經歷懷孕了，她打掉了孩子便不再有生育能力。這時劉耳的心理處境可想而知。諸如此類，是他還鄉后浮現出來的。這是一個人揮之不去的創傷記憶。這個記憶才是真實的劉耳。

我們還看到了《買話》對現實的批判。鄉村中國經歷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在文學作品中有不同的講述，那是《人生》、是《陳奐生上城》，是《種包谷的老人》、是《命案高懸》、是《世間已無陳金芳》，是現在的《買話》。是高加林、陳奐生、馮幺爸，是尹小梅、是陳金芳和劉耳，構成四十多年來鄉村人物的序列形象。當然，還有《買話》中的十幾個光棍，還有竹子、香女、老人家等。只有走進生活的細部，我們才會了解真實的鄉村中國。《買話》的生活化彌漫四方，小說就像一條生活之河，瓦村的生活細節在河流中不時泛起，我們仿佛就置身在瓦村的人物和生活之中，他們因鮮活生動而賦予了生命。我注意到，以《買話》的細節真實和整體性荒誕構成了它的“先鋒”品格和精神。從《買話》為代表的、表達當下中國生活的小說，示喻了來自中國本土生活的“先鋒文學”，正式登場了。這些作品包括李宏偉的《信天翁要發芽》，李修文的《猛虎下山》，鄭小驢的《南方巴赫》，牛建哲的《耳朵還有什么用》等。另外，《買話》的價值更在于它用隱喻的方式，講述了一個當下鄉村中國的故事。表面上它波瀾不驚，但只要認真閱讀，你就會知道什么是驚心動魄。《買話》的成功，是一切都在云淡風輕的講述中，生活的力量無比巨大。對普通人來說，他們就生活在歷史的皺褶里，歷史不會講述他們，但細節構成的歷史是難以顛覆的。曾經光鮮的劉耳，在“重述歷史”中轟然倒塌，個人的歷史也是經不起拷問的，我們也曾想忘記或抹去某些歷史，一如史官講述歷史一樣。而他要療治的“前列腺炎”，是老人家用一個蔥葉和一支竹筷子治愈的，他的尿道通了也是一個隱喻，那就是他自青年時代開始的糾結和謊言被徹底戳穿也就徹底地療治了。當竹子的母親、“鄉村郎中”老人家去世時，瓦村辦了一場盛大的葬禮。所有的人都來了，他們去為一個“老人家”送葬，就是在為一個再也難以經驗的生活的憑吊。那里隱含的巨大感傷如驚雷滾地麗日經天。現代性改變了鄉村中國，但現代性的兩面性我們并沒有充分認知，特別是它的“另一種面孔”。這就是，現代性不只是一條不歸路，通過劉耳的遭遇我們發現，現代性還是一條讓我們進退失據、進退維谷的道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為什么還要這個流行了幾個世紀的現代性？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個手稿，它的題目是《因紐特人的啤酒罐》，是寫東格陵蘭生活的非虛構作品。因紐特人的困境以及現代人和因紐特人在觀念上的巨大沖突。通過因紐特人會更清楚地發現我們自己。作為“現代人”的我們迷失了自己，我們受困于時間，我們是自己的掘墓人。我覺得現代性的故事可以終結了，余下的應該是我們對它的反省、檢討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