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新鄉土寫作在思想資源探尋上應該注意整理、研究、書寫現代知識分子所進行的鄉村改革和鄉村復興的理論與實踐，在題材資源拓展上，于寫農運和階級斗爭的重大題材之外，還要關注百年來為鄉村建設作出過實際貢獻的各類先驅人物；在歷史趨勢的把握上不僅要寫山鄉巨變，也要關注山鄉哪些地方是不能變的；新鄉土寫作的當下性追求，不只是指對當下生活情境的表現，也是指其描寫對象與當下時代所具有的精神特性與心理趨向的牽連。當下性的關注固然需要頌歌的旋律，靚麗的色調，但如果只有頌歌與亮色，當下性的關注就會失去鄉土文學傳統中的啟蒙精神，最終也會導致鄉土書寫的虛浮與淺薄。

關鍵詞

新鄉土寫作；新文化傳統；鄉村振興；當下性

20世紀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從文學革命肇始期的《故鄉》《祝福》，到1930年代的《春蠶》《豐收》《邊城》，1940年代的《呼蘭河傳》《李家莊的變遷》，1950、60年代的《創業史》《山鄉巨變》，直到改革開放后的《芙蓉鎮》《古船》《白鹿原》等等，鄉土文學一直是潮流的引領者。這當然是由中國社會的鄉土性質所決定的。鄉土性質不僅決定著這個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歷史命運，也通過這個民族成員的集體記憶決定著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真正具有史詩意識的文學家不可能不關注鄉土生民的現實存在，真正具有史詩品格的文學經典也往往就是一部鄉土中國的政治史、風俗史、情欲史和精神史。正是在這樣的民族文化與社會歷史的雙重規定中，鄉土文學不僅引領文學潮流，而且在敘事、結構和表達方式上建樹起了自己深厚的書寫傳統。21世紀以來，由于都市化進程突然加快了步伐，市場化與全球化的社會大趨勢將人們的視線聚焦在了大都市生機勃勃的躁動上，而互聯網的興起催生了網絡文學的新興體式，曾經輝煌了幾個世代的鄉土文學一度陷入深深的岑寂之中。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和作家開始呼喚新鄉土寫作，這是當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一方面百年來鄉土文學承載著太多的民族歷史記憶和現實政治關懷，一方面則是國家政治層面的鄉村振興戰略也在向縱深拓展，在這樣的政治力的驅動下，人們對于鄉土文學自我煥新的期望愈加強烈，新鄉土寫作的呼吁與思考也就應運而生了。很有意思的是，關于21世紀鄉村振興背景中的新鄉土文學的崛起，學界和創作界的關注點是不太一樣的，學界比較關注21世紀鄉土寫作有了哪些變化，出現了哪些新的動向，而創作界則在思考經歷了都市化浪潮與振興運動的中國鄉土，還有哪些東西可寫，是否有新的東西需要我們去發掘。毫無疑問，這些關注點都是必要的，新鄉土寫作作為一種具有潛力的文學趨向，確實存在并且已經顯露著它的蓬勃生機。對于那些曾經以鄉土寫作為重心的區域性文學而言，新鄉土寫作既是一個新的機遇，也是一種新的挑戰。如何應對這種挑戰，如何激發這種機遇的能量，應該有一些新的觀念為鄉土寫作劈開新的天地，也應該有一些老問題的新反思，為鄉土寫作展開奮蹄馳騁的可能空間。尤其是新鄉土寫作的發展，不僅要面對鄉土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而且要面對新文學誕生以來鄉土寫作積累起來的自我傳統，如何實現這雙重的弘揚與突破，這將是新鄉土寫作能否像曾經的鄉土文學那樣引領文學潮流的關鍵所在。

一

現代鄉土文學的興起，無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果之一。正如丁帆在大陸與中國臺灣鄉土小說的比較中所言：“大陸鄉土小說是‘五四’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鎮。‘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根基是民主、科學與人道主義，‘五四’新文學則是根基在人道主義思想原則上的‘人的文學’。魯迅與其他的鄉土作家所創作的鄉土小說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話語達成一致。”到了左翼文學的興起，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成為作家觀照鄉土的一面鏡子，鄉土文學也自然從人性立場向階級性立場移轉，后來幾十年的鄉土書寫，無論是鄉土歷史的記錄，還是鄉土新變的描募，幾乎都是在階級論的框架中結構故事，觀察風情，塑造形象。直到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鄉土文學才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回歸到“人道主義”的思想基礎上。這個更高的起點是一個融合性的起點，它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融匯了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學、性別政治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多種現代西方哲學思想，也激活了中國文化思想史中的儒道傳統。1980、90年代的鄉土文學精品，幾乎無不是在這三種思想體系碰撞、滲透、融合的相互博弈中獲得自己的思想資源。博弈得越是繁復精妙，所呈現的思想質素就越是豐厚多元，作品所達到的歷史深度就越是超越群倫。

思想是文學的光源，勇于和善于被思想照亮，是現代鄉土文學的重要傳統。新鄉土寫作如何弘揚這一傳統？換言之，正如各個時代中的鄉土寫作成就都能清晰地辨析出其思想資源的來路與去脈，那么，新鄉土寫作的思想基礎的建構也應尋覓、探索和發現自己的新鮮資源。思想資源的新，或許就是新鄉土寫作在觀察生活與表現生活方面需要邁出的第一步。近期有學者提出“短二十世紀”的概念來觀察20世紀中國的思想史與革命史，認為“從時間上說，‘短二十世紀’不是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從空間上說，不是始于一個開端，而是始于一組開端。”這一歷史概念的適用性當然有待商榷，但其將短20世紀的開端視為一組而不是一個，這種思維方式確實極具啟示意義。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架構甚至新鄉土寫作理念本身，其實都是將20世紀的鄉土文學史整體性地視為一個時段，這個時段不論是長還是短，不論是時間還是空間，也不論是思想還是實踐，我們去定位它的開端時，就應摒棄單一的、僅有的觀察路徑。“始于一組開端”的理念啟示我們，現代中國鄉土變革是由不同力量的組合共同推動的，現代鄉土變革的藍圖也是由不同的先驅者來描畫的，呈現著不同的顏色、樣式和范本。如果將辛亥革命視為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肇始，鄉土中國的變革無疑是這一場民族復興大業中的重中之重，許許多多的先驅者在推動鄉土中國的變革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才華乃至生命。他們的探索與實踐，就他們自身的思路與策略而言，就是一種開始，同樣屬于“一組開端”中獨特的“一個”。它們或許成功了，或許失敗了，但它們遭遇到的問題，克服問題的方式方法，甚至被問題所克服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值得鄉村振興時代中的各種學科理論予以總結與提升，而文學作為以形象的方式來總體呈現歷史與現實的一門藝術體式，則更是責無旁貸。

例證可以舉出很多。民國時期許多知識分子都意識到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首先有賴于鄉村社會的改革，他們不僅有理論自覺，而且躬親實踐，在現代中國的鄉村改革和鄉村復興史上書寫了大大小小的篇章。譬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提倡的工讀互助，雖然表現的是會員對勞動與創造生活的追求，但在客觀上對鄉村的變革起到了推動的作用。會員余家菊演講鄉村教育問題，其中包括鄉村職業教育、女子教育、貧民教育等內容，其“教育是立國之本”的理念及其一些教育措施，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啟示性。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者之一左舜生在這篇講演發表時做了一個附記，認為“中國在五年或十年內，將有一個絕大的運動要起來，就是‘鄉村運動’。“我們既認定‘少年中國’的基礎在鄉村，所以我尤其希望我會內的同志多從這方面注意”。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1927年即在廣東發起鄉治講習所，1930年代初在山東成立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成立實驗區。梁漱溟后來回憶他當時的夢想就是把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引進鄉村，促進鄉村的發展。他認為“西洋進步從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發展貿易，而犧牲農村發展而來的。我們不能走這個路子”，我們國家的“富強是建在廣大農村之上的”。與梁漱溟并稱民國鄉村建設三杰的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實施鄉村現代化的藍圖，最早引進生態文化旅游的概念來促進鄉村發展；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推廣合作組織，創建實驗農場來解決農民的“愚、貧、弱、私”四大難題，都有不菲的實踐成績。那些傳統的農業省份如湖南，長期以來也具有鄉村改革與復興的思想傳統，如章士釗的農村立國論、周谷城等人的農村社會學研究等等，都在現代產生過重要影響。章士釗早年曾經委托鄉人在自己的家鄉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組織以自助為形式的農村聯合社。在理論倡導上，章士釗也曾利用其意見領袖和政府官員的地位與影響，大力呼吁知識分子關注農村生活，關注文化運動和農村改良之間的關系。1923年，章士釗發表《農國辨》，正式闡釋自己的農村立國主張，1924年發表《農治述意》，反駁時人對他農村立國主張的批評。直到1926年底，章士釗黯然離開北洋政府后，他在回答“何故農村立國”的提問時，還是呼吁“力挽頹風，保全農化，蔚成中興之大業”。可見在時間上，章士釗在這方面堅持得比較長久，他因此受到的誤解之深、批判之猛烈，甚至不亞于其反對白話文運動。但章士釗一直未對自己這一理念認錯，“愚主農村立國，即如后者為近人每以退化篤舊少之，而余自信為新”，顯示他對自己這一政治信念的強烈自信。

雖然民國時期，政府和一些地方要員都曾在鄉村建設上有過謀劃，1930年代的南京政府曾特設農村復興委員會，韓復渠主政山東時也曾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但真正彌足珍貴的還是上述這些民間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它們才是新鄉土寫作需要重視與發掘的思想資源。這樣說當然不是僅僅要求新鄉土寫作去描寫這些鄉建實踐的歷史與成果（如果能夠描寫亦是鄉村書寫的幸事），而是建議新鄉土寫作注意從這些傳統資源中吸取一種憂時憂國的文化精神，一種自由獨立的思想品格。首先，1950年代以后，新中國的鄉村改造與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積累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但1950年代以后的山鄉巨變，是在一統的政策、一統的方向甚至一統的執行策略的基礎上發生的，無論其成功之經驗，還是其探索之曲折，其歷史反思的路徑也都是既定性的、單一性的，而民國時期的鄉村改革理念及其實踐嘗試，大都是由具有堅定信仰的個人或者志同道合的小團體推動，其理念構成與實踐方式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往往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如鄉村教育、鄉村醫療、鄉村金融、鄉村法治等）對鄉村振興的嘗試。中國鄉村幅員廣闊，地方傳統源遠流長，因而這些個性化的鄉村振興實踐，其理念或模式也許對今日的鄉村振興更有借鑒意義。其次，民國時期熱衷于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許多都是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其鄉建理論并非抱殘守缺之論，而是從一戰以后歐洲文明發展的反思中所形成的，其思路與結論直接針對現代西方工業文明的種種危機。如章士釗在《何故農村立國》一文中開篇就說自己五年前由歐洲歸，廣覽博聞，返始自得，“曠然有見于明農建國之道”。他們一方面看到歐洲工業文明所造成的社會弊端：“其在國內，貧富兩階，相去太殊”，其在國外，則“商軌之僢馳日甚，同業之相煎日急，而謀壟斷天下、取威定霸之英、德兩國，勢且力轟其一，以為一時茍且偷讬之計，因而惹氣古今未有之大戰”。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了歐洲部分先覺者對工業文明異化的批判與警惕，“比者歐洲工黨倡為第一第二第二半以及第三國際諸號，以與資本國之帝國主義抗，所言雖不離工，而考其用心，固隱然有逃工歸農之意。何以故？以其不主謀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故”。可見這些重視鄉村建設的論者，是在歐洲工業化經驗的利弊權衡中，也是在歐洲先覺者們的思想啟示下來思考鄉村建設問題的。他們建設鄉村，以農村為立國之本，并非拒棄現代化與工業化，而是希望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保存一種農國的精神，即所謂“善和平而不可侮，生活單純而不干燥，儉樸而饒生趣，社會安定而太平”的“農國之本義”。他們的這些思考和建樹，顯然具有一種國際視野的高度。有學者很多年前就已指出，“在魯迅的影響下，20年代的中國幾乎與世界性的‘鄉土小說’創作熱潮同步，形成了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鄉土小說流派’”。這是一種很敏銳的觀察，可惜大多數文學史家當然也包括鄉土文學作家，在談論鄉土書寫時只重視其“濃郁民族特色”，而對鄉土書寫的這種“世界性”與同步性，往往不是付之高閣，就是言不及義。

二

現代中國鄉土文學的發展歷史，從來就是沿著兩條路徑進行，一條是鄉土寫實，一條是鄉土想象。這兩種路子都發源自魯迅，最初在魯迅那里是兼容的，后來各自發展，各有成就，形成了現代中國鄉土文學發展的兩種基本趨勢。鄉土寫實傾向于啟蒙，理論根基在于為人生的原則，美學取向上追求史詩品格。對鄉村現實的忠實描寫，甚至可以與社會學、歷史學學科的鄉村研究相互印證。魯迅即是如此，他對七斤、阿Q這種脫離了土地的鄉村浪子的情景描寫，無疑是周谷城等社會學者關于鄉村土地流散問題研究的精彩注腳，而魯迅的追隨者們對這一路數的模仿也頗得精髓，如彭家煌的小說中描寫鄉村權力結構（《慫恿》里寫到鄉村紳士挑撥起來的宗族矛盾）、鄉土倫理秩序的崩塌（《慫恿》中寫到契約意識的缺乏、信諾傳統的消解，《節婦》寫到家族的亂倫以及女性的無力自主的命運）等，又如丁玲的小說“既見證了士紳由政治文化精英轉變為基層權力主體的過程，也知曉了民國士紳的矛盾與復雜之處”，類似的描寫在很多方面可以和章士釗對湖南農村問題的觀察相互印證。另一種路徑鄉土想象則傾向于浪漫，理論根基可以上溯到1920年代周作人等介紹的尼采“忠于大地”的思想。想象沿著生命與大地的關系展開，山川草木等自然生命與人的生命之間的呼應與濡染，成為這類鄉土書寫的通用主題。《邊城》里“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的翠翠，“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竹林的故事》中“穿的是竹布單衣，顏色淡得同月色一般”的三姑娘，她“是這樣淑靜，愈走進我們，我們的熱鬧便愈是消滅下去”，這類浪漫的鄉土想象，即是作者自我童年的記憶喚醒，也是作者在西風東漸的歷史潮流中，對漸漸消失的東方趣味的一種緬懷。從鄉土文學自身的發展看，這兩種鄉土文學的書寫都是彌足珍貴的，在文學史的意義上也并無軒輊。前者表達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呈現出強烈的啟蒙批判性和濃郁的人道主義情感，潛藏著一種“永不回轉”的新文化精神，后者表達的是人與自然的聯系，吟詠出的是在機械文明侵蝕下“回不去了”的鄉土哀歌，清清淡淡的鄉愁中浸潤著深深的無奈。

鄉土寫實與鄉土浪漫兩種傳統，都在1990年代發展到巔峰狀態。《馬橋詞典》對鄉土寫實傳統建構的貢獻，就在于它切入到語言這一人類詩意棲居的根基進行人性反思。此作問世以來，研究者津津樂道于作者分析馬橋語言的語言志意義，也嘖嘖贊賞于韓少功對于馬橋風景與馬橋人思維描寫中的質疑科學理性的人文主義情懷，這些固然都是標志性的成就，但《馬橋詞典》最震撼人心的還是小說中用詞語組合或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換言之，也即只有從人物形象塑造這一現實主義原則的貫徹中，才能真正深刻地發掘《馬橋詞典》在詞語背后蘊含的啟蒙性質。我個人認為，《馬橋詞典》最大的貢獻就是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了鹽早這一形象，《馬橋詞典》中的人物，有的過于妖化，有的不乏類型化，30多年來褒貶不一。但只要有了鹽早這個形象的貢獻，小說就足夠成為經典。這是一個真正具有獨創性的形象，講述的是一個鄉村原罪的故事，從話語權喪失到器質啞發生的順承，從肉身之毒到心靈之凈的反照，從天倫的缺如到人倫堅守的悲涼，鹽早身上真正體現出了人性之善的深度和肉身的人能承受的歷史之惡的最大限度。批判原罪觀念，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多有表現，尤其是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但一百年后，也許《馬橋詞典》只是以這個人物形象的存在而屹立于文學史，因為只有鄉土原罪才最本質性地反映出了20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人道危機，這是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最為偉大的勝利。同樣，鄉土浪漫傳統也是在1990年代的《九月寓言》中，無論詩性語言的張揚，還是象征主題的深邃，都完成了一次輝煌的突破。小說通過一個土地的寓言，把現代“忠于大地”的神話，從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尋找的矯情，推進到懸浮無根的世紀焦慮中。

毫無疑問，20世紀鄉土書寫，無論寫實還是浪漫，其深度都建立在這種尋根的精神基礎上。我曾經將尋根視為20世紀中國幾代鄉土文學作家的一個基本的心理取向，1920年代的喬寓作家也好，1930年代的流散作家也好，1950年代的革命作家也好，他們多是被時代大潮從鄉土裹挾到都市來的，鄉土經驗的親近性與都市生存的疏離感，都內化為一種鄉土尋根的精神動力。雖然1950年代以后，鄉土小說創作所依存的社會結構和城鄉生活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鄉土小說的創作范式越來越向想象和浪漫傾斜，鄉土想象和鄉土浪漫越來越被作家們推崇為鄉土文學的正宗，但只要尋根這一靈魂在場，作家的鄉土情結、小說中表現出的濃郁的鄉村人情、鄉村歷史中的地方志和民族志因素，就能夠融合起來成為一個生氣勃勃的整體。但是，尋根這一鄉土書寫傳統的標志性內核，對于21世紀鄉土文學的作家而言，已經不再是他們需要面對的自我精神問題，至少那種生理與心理的親歷感覺不再像前輩作家們那樣迫切。而且，19末的都市化進程給中國鄉村社會造成的沖擊之劇烈，形成的變化之巨大，也遠非過去世代所能比，傳統的鄉土經驗逐漸成為歷史神話，新的鄉土經驗無論對農裔進城還是對城市出身的作家而言，都是一個陌生的存在。正因此，有學者提出了“新鄉土經驗”的概念來為21世紀鄉土文學的轉型尋找突破的契機，認為我國社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這三種文明形態會并存在中國的文化地理版圖上，“相應的，書寫鄉土中國的鄉土文學就有深廣的現實社會基礎，既不可能被其他文學形態取代，也不會自行消失”，所以，“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不是社會轉型期鄉土文學是否會消失，而是鄉土小說創作如何重新整合社會轉型期陌生的新‘鄉土經驗’，以之應答中國社會大變動對鄉土敘事的歷史召喚”。至于如何重新整合，論者也給出了自己路徑設計，“或以同化的認知方式將中國鄉村的時代新變亦即陌生的新‘鄉土經驗’納入既有的經驗模式與敘事模式中，或以順應的認知方式采用新的思想知識資源改變自我的認知結構，重新整合陌生的新‘鄉土經驗’，探尋新的敘事模式”。這兩種路徑對于鄉土作家如何處理鄉土書寫與外在世界之間的關系，當然是富有見地的指向，但是，鄉土作家如何處理鄉土書寫與自我內在精神世界之間的關系，換言之，新鄉土經驗如何像傳統的鄉土經驗那樣建構起自己的靈魂，恐怕是新鄉土寫作的作家和研究者們尤其需要省思的問題。

新的鄉土經驗將促進新鄉土寫作敘事視域和敘事空間的擴大，這是新鄉土寫作發展的必然趨勢。丁帆在論及這一趨勢時，曾預估這種擴大“是在兩個相反的方向進行的，其一是向城市拓展，其二是向荒野展開”。從近期來鄉土文學寫作的狀況來看，這種預判無疑是準確的。從前者看，“都市里的村莊”、“城市異鄉者”正在成為鄉土文學的流行主題、流行人物，從后者看，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楊志軍的《雪山大地》之類的作品，不僅受到讀書界的歡迎，而且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評價標準中也被推為代表。這兩種面向對于逐漸走向衰歇的鄉土書寫而言，無疑具有強心針的作用，但在拓展鄉土題材的同時，很有可能消解掉鄉土文學本身的邊際，前者有可能不再有鄉土，后者則有可能轉向生態書寫。所以，新鄉土書寫在敘事視域和敘事空間的擴大方面，向鄉土自身發掘資源才是最值得作家用力的路徑，也才是鄉土書寫自我超越的可行的突破口。鄉土自身的資源，存在于鄉土現實與鄉土歷史之中。鄉土中國的文明屬性決定了這一資源的豐富、廣博與深遠，無論是人文資源、政治資源，還是自然地理資源，百年來的鄉土書寫其實沒有也不可能窮盡這一礦脈錯綜、礦質復雜的文化寶藏。尤其是百年來的中國鄉土書寫長期聚焦于寫農民運動，寫階級斗爭，這種重大題材本來是錯綜礦脈中最為重要的一支，對重大題材的聚焦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說是鄉土書寫發展的必由之徑，但從半個世紀來鄉土文學重大題材書寫的實際狀況看，重大題材在意識形態上的自限性，有可能使得鄉土書寫在開掘資源的深度和特性方面缺乏足夠的思想力量，而熱衷于重大題材的意識形態闡釋，則往往使得鄉土書寫主體在主觀需求上不夠重視多元性的知識儲備與想象力的提升。譬如，在鄉土歷史資源的發掘上，常常是歷史題材書寫只有歷史事件，沒有鄉土風情，而在一些鄉土小說中，則只有鄉土風俗人情的渲染描寫，而鄉土的歷史或者只是戲說、或者只是道聽途說的野史，既無歷史精神把握的大格局，也無歷史細節考據的精準度。近年來的一些鄉土書寫致力于構架地方志與民族志的敘事，或許正是意識到了鄉土書寫與歷史敘事的分離狀態而想有所克服的舉措。但值得提醒的是，走進檔案室抄寫地方志與民族志的塵封黃卷，并不是鄉土書寫的目標，更不是鄉土書寫史詩品格建構的本質性要件，新鄉土書寫要在弘揚傳統中又有所突破，注定要用新的思想來照亮和用新的想象來化生那些塵封黃卷中的歷史幽靈。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各種非文學因素的制約下，重大題材的過度引領也不免導致鄉土書寫的視域出現太多的盲點。譬如，前面所提出的現代鄉建運動，既是個人或者小團體的運動，也曾經是民國政府有意倡導和推動的運動，南京政府曾經在1930年代成立過鄉村復興委員會，1933年至1935年間，全國的鄉村建設先驅者們曾連續組織召開三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涉及的省份將近20個，以增強聯絡、交流經驗、討論問題。由于國內外政治情勢的制約，這些會議以及他們的實驗所提供的各種鄉建模式，對全國的政治格局的影響固然有限，但它們確實展示了抗日戰爭爆發前鄉土建設運動的實績，是百年來中國鄉土建設思想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20年來，學術界對這些鄉建先驅們的思想、策略以及具體實踐的研究逐漸走向深入，其中透露出來的信息是很明白的，那就是鄉土振興本來就是辛亥革命后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中的重要一環，民國時期鄉土建設的各種經驗教訓都是中國現代化思想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今天的鄉村振興運動予以研究與賡續。但縱觀百年來的鄉土文學，關于這些鄉建運動的實績、鄉建人物的命運，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身影，即使偶爾有一點涉及，往往也被表現為負面的因素，成為嘲弄的對象。所以，尊重歷史，尊重先賢，關注百年來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各種有益的藍圖設計，不管這種藍圖的底色如何，關注百年來為中國的鄉土建設作出過實際貢獻的各類人物，不管這類人物曾經的政治傾向如何，這種盲點的消除，我認為可以成為新鄉土寫作弘揚傳統、拓寬視域的一個重要路徑，也正是在這個方面可以顯示出新鄉土寫作在當今鄉土振興運動中應該具有的思想氣度和史識格局。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鄉土文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書寫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與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一南一北，都是寫鄉村土地所有權之變以及生產組織形式之變，和這種變更對農民的思想根基、文化傳統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巨大沖擊。此后，鄉村的變，包括體制之變、人情之變、民風之變甚至自然物性之變，一直是鄉土文學的視域聚焦點，寫沒寫這個變，這個變寫得如何，就成為鄉土書寫的一個重要的評價標桿。在一個轉型與劇烈動蕩的革命時代里，關注變化無疑是鄉土文學建構史詩性的必要之旨，但在幾個世代的劇烈動蕩之后，鄉村振興的運動也在走向深化與品質的提升，新鄉土寫作在關注山鄉變化的同時，也應關注山鄉的不變性。不變性是鄉土中國社會的特點，千百年來，人們生于斯，長于斯，終老于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之流循環往復。雖然每一點小小的變化都會引起鄉居者的驚奇與不安，但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倫理秩序、鄉風民俗以及地理習性，乃是鄉民安居樂業的根基。文化與地理融通而成的特性，成為同一個地域生存者的精神基因甚至身體基因，基因是不變的，正是這種不變的基因，讓那些離鄉者常常對故鄉心懷眷戀，所謂狐死必首丘，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文化變了，地理變了，造就一種族群基因的各種環境因素發生了變化，鄉土之民的共同基因不再存在，或者雖然存在，也已深潛而無法喚醒，鄉土也就無法再引發鄉民的精神之戀。張煒在1990年代在為《九月寓言》寫的序中，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說，“我們過去講鄉土的愛，講得多了，反而聽不懂，沒有多少在乎這句話的人，弄到最后人的情感很空泛，很漂浮，沒有了扎實的東西。故鄉的泥土不會使我們流淚——如果我們不是故意流淚的話。我們漸漸離那種情緒很遠很遠了，漸漸成了沒有故鄉的人。”故鄉的泥土為什么已經不能使我們流淚，不僅是因為“故鄉”一詞承載了太多的意識形態內涵，而且是因為“故鄉”已經變得太快，太多，變得我們已經不再認識，那種令內心深處顫動的基因已經不再具有勾連的力量，所以人的情感才“很空泛，很漂浮，沒有了扎實的東西”。為了喚醒這種鄉土基因的力量，張煒聲稱要用“故地”這個詞來代替“故鄉”，因為故地連接著人的血脈，是一切生命之永恒穩靠的依托，無論文化世風的變更是多么頻繁，故地依然是那個可以找回去的不變，“在這里我弄懂了一個切近的事實：對于我們而言，山脈土地，是千萬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們正被一種永恒所襯托，與之相依，盡可以沉入夢囈，黎明時總會被久長悠遠的呼鳴給喚醒”。張煒將“故地”來取代“故鄉”，強調人與大地的原初聯系，無疑為新鄉土寫作處理變與常的關系提供了一條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思維路徑。當然，從辯證法的角度看，無論自然還是人事，無論人性還是物性，在絕對意義上都是時時刻刻發生著變化的，變是必然，不變只是一種表象，是人對自身的永恒與持久性的一種執著，但人類文明恰恰就是在這種執念中獲得傳承與賡續。百年來的鄉土文學作家對變與不變的情感處理一向是比較曖昧的，從1920年代王魯彥《黃金》一類的小說寫拜金性的現代心理催動鄉村倫理秩序的變化，一直到晚近遲子建等作家對游牧文明漸去漸遠的背影的描寫，作家往往對即將變遷的事物充滿哀婉和傷愁，而對造成這種變遷的潮與勢則賦予文明前進的形象。今天當鄉村振興運動迫切需要民族文化傳統加持的時候，變與不變重新成為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新鄉土書寫是否可以從百年傳統的曖昧態度中超越出來，明確地對那些背離鄉土根基的變遷說一個不字呢？

三

百年來鄉土書寫的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對當下現實生活情境的關注。魯迅的《故鄉》雖然有對兒時情景的回憶，但那些回憶只是為了對照當下鄉土現實中的經濟頹敗，至于葉紫的《豐收》、茅盾的《春蠶》寫農村的豐收成災，蕭紅《生死場》中寫婦女的生之掙扎，蕭軍《八月的鄉村》寫東北抗日等等，幾乎無一不是當下現實生活的敘事與情景呈現。所以，鄉土小說創作的傳統范式中，除了民間文化、地方志、民族風習、自然物性等等必要的敘事元素外，現實生活敘事的當下性乃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維度。“把鄉村和城市分開是件很容易的事，把兩者的文學模式分開也很容易；鄉村的或地區的，城市的或大都市的。在20世紀，這些相互分離的模式是對連貫的歷史的一種回應方式，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但總有一些作家堅守著這些模式之間的聯系，他們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在價值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和沖突中，轉向本身就是決定性的”。現代鄉土敘事的當下性關注，在鄉土敘事中引入都市文明現代性的視角，引入現代啟蒙理性，無疑就是鄉土作家堅守這些模式之間的聯系的一種重要的書寫方式。1990年代以來，都市化進程的飛速發展把幾個世代的年輕人虹吸到了都市，都市生存泯滅了年輕作家們固有的舊的鄉村經驗，而鄉村的快速的空心與衰變，也使得年輕作家無法凝聚起新的鄉土經驗，于是21世紀以來鄉土書寫的轉型或者向荒原或者向都市城鄉結合部拓展，也有的直接走向了鄉村地方史的建構，沉湎于對鄉村往昔與鄉村已經消逝的物事的追懷，生態主義與懷舊情結成為鄉土書寫的新的時尚。生態主義對人之權利的消解，大有抽空鄉土文學歷史中人道傳統的勢頭，而懷舊情結體現的是一種往后看的視域和追溯性的思維，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化永遠進取精神的一種反動。鄉土文學不能沒有懷舊精神，但懷舊一旦成為目的，也將極大地消解鄉土文學傳統一直具有的對社會進行介入和引領的影響力。在這種情形下，新鄉土寫作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賡續和弘揚百年鄉土書寫傳統中的當下性向度。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當下性。這種當下性既包括社會生活的即刻情境，也包括特定時代中一個民族共同體在歷史、現實和未來理想的關聯中凝聚起來的精神特性與心理趨向。新鄉土寫作的當下性追求，不只是對當下生活情境的表現，也是其描寫對象與當下時代所具有的精神特性與心理趨向的牽連。所以，寫現實生活具有當下性，也可能并不具有當下性，而寫古代鄉村、寫現代鄉村雖然其題材是歷史，但其精神指向卻可能具有鮮明而強烈的當下性。譬如《白鹿原》和《家山》，這兩部當代鄉土小說力作都是寫鄉土中國百年變局的史詩性佳構，但《白鹿原》創作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個時代的精神特質是改革，社會關注焦點是文化更新、觀念變革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所以《白鹿原》寫鄉土中國百年變局的變，著力點在政治體制的變。浩浩白鹿原上，幾百年來只有一個吏名倉正的官員，豐年幫皇家收稅糧，災年代皇家發救濟，如此而已。原上千百號人的大小事務，都是由家族的族長來管理。辛亥革命后，國家改朝換代，變的標志首先就是原上多了一個保障所，還有幾個帶著槍的兵丁，以致保障所成立時，族長白嘉軒受邀參加成立慶宴，不禁心里納悶這慶宴上吃喝的錢是誰來支付。陳忠實寫到了這一變局標志，體現出他極其深刻而精到的歷史洞察。正是這一變，鄉土中國開始了國家權力與家族權力的分流，保障所長鹿子霖才可以自豪地對白嘉軒說，現在我來管公事，你就只管管家族的私事。公事與私事的分野，國家權力與家族權力的分流，構成了鄉土中國社會政治體制現代性轉型的開端。《家山》的構思和寫作是在21世紀以后，這個時代的精神聚光點逐漸發生了重要的位移，觀念變革轉向到了實業強國，體制改革發展到了體制自信，“四個面向”轉變成了中國式道路與自主知識的建構，“發展中”的理念與謀略提升到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偉業。正是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精神的乾坤挪移，《家山》對鄉土中國百年變局的描寫重心，也從《白鹿原》式的政治性風云卷舒移位到科技精神與實干風格的弘揚。在鄉村變革方面，《家山》濃墨重彩講述的沙灣經驗，一是興修水利，一是新式教育，這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民主精神的體現，是“五四”一代人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理想的表現。小說在興修水利的曲折艱難中勾勒人物的求實精神與忘我品格，在創辦國民小學的甜酸苦辣中寫出人物的遠大理想和奉獻人格，這些鄉土人物的形象特征無疑都是當下鄉村振興運動中最為需要的精神品質。描寫的是過去生活，塑造的是舊時人物，跳躍著的是新時代的脈搏，釋放出的是當下的民族意識，《白鹿原》和《家山》的成就，可以說為新鄉土寫作的當下性追求樹立起了可以效仿的典范。

當下性的追求，在任何時代的創作中都是作家必須具有的一種人文情懷，但在今天的新鄉土寫作中顯得特別重要與迫切，這是因為，當代社會的發展是都市文明引領下的發展，當下通訊技術的發達和交通條件的便捷，已經使得鄉土不再是封閉和原始性的地方。都市與鄉村的對立，這是鄉土文學產生的地緣條件和情境驅力。正如馬克思在談及都市鄉村關系時所指出的，“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但“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是城市鄉村化。”所以，從統一走向分化，鄉村城市化的過程必然帶來古老鄉村與現代都市之間的對立，尤其是在鄉土中國這樣的歷史情境中，鄉土與都市的分化是在外力強制下的遽然的斷裂，這種對立所帶來的不安與焦慮就尤其強烈。魯迅在論及現代中國鄉土文學的產生時提及的僑寓、放逐、回憶與自慰，無疑就是這種不安與焦慮產生的現實基礎。不過，在都市文明滲透鄉村文明的初級階段，這種對立是隔絕與疏離中的對立，盡管不安與焦慮，鄉土依然是一個封閉而自足的存在，以它千百年集聚起來的習慣與秩序，抵御和抗衡都市文明的侵蝕，悲壯而哀婉地演繹著一個又一個“最后一個”的消逝者故事。而在當下這種通訊技術與交通便利的條件下，都市與鄉村的對立則是交融與親近的對立，在這種都市鄉村交融對立的文明結構中，都市文明的惡性因素或許與鄉土文明中固有之惡性因素結合起來，創生出新的文明怪胎，就像當代許多科幻恐怖片里的生物怪胎一樣，危及人性的健康。當今鄉土生活中，現代民主的程序正義和封建時代宗法家族理念的融合，現代科學技術方式與各種底層迷信觀念的結合，現代經濟發展中的土地荒蕪與環境污染，現代金融主義對傳統勞動觀念的沖擊，女權意識的新興與鄉村留守兒童的增長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昭示著鄉土文明建設遭遇到的現實困境。新鄉土寫作要與鄉村振興的時代主題關聯起來，既要展現鄉村文明發展在現代化道路上的迅飛猛進，更要發揮和弘揚百年鄉土文學的啟蒙精神，用精微而犀利的現實批判眼光來觀照鄉土文明的絲絲縷縷，檢視鄉土文化的土壤變異將生長出什么樣的文化花卉，結出什么樣的精神之果。這種當下性關注，無疑是檢驗新鄉土書寫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尺。

近些年來，鄉土書寫對于當下性的關注，從總體上呈現出的是十分熱衷的狀態，關心鄉土生存現實，又一次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推動與引領的文學行動。值得提醒的是，當下性的關注固然需要頌歌的旋律，靚麗的色調，但如果只有頌歌與亮色，當下性的關注就會失去它的傳統精神，最終也會導致鄉土書寫的虛浮與淺薄。現實批判與啟蒙理性，這是百年鄉土文學傳統的靈魂所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即使如《創業史》《山鄉巨變》這些紅色經典在謳歌鄉村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能以銳利的筆觸去解剖和批判農民自身的精神痼疾，批判國家意志的方式缺陷，那么，在經受了改革開放大潮洗禮的當今時代里，新鄉土寫作對鄉村振興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歷史之惡或人性之惡更應該保持最大的警惕，鄉土文學的研究者們對作家筆下刻畫的歷史之惡或人性之惡也應該予以高度的重視。超越過去的鄉土文學是新鄉土寫作的時代使命，但超越本身也是需要自我反思的。記得在一次魯迅研究的學術會議上，曾經聽過一個以寫農村和故鄉出名的青年作家的發言，大致意思是說現在鄉村書寫應該超越魯迅，魯迅只寫了農民的苦難，魯迅筆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過笑臉，所以現在她不僅要寫農民的哭，同時也要寫農民的笑。這個志向當然是很令人欽佩的，但我也不免有點懷疑，哭，往往是發自內心的，不平則鳴，但笑則有可能苦笑、假笑和傻笑，寫農民的笑時，苦笑當哭，幾乎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假笑是刻意迎合的笑，傻笑是沒有意識的笑，兩者的共同特點就是缺乏自我主體性，不是“聲發自心，朕歸于我”的內曜與心聲的外顯。如何辨別出假笑和傻笑，那是需要見識與眼光的。早在一百年前，魯迅曾經曾經稱贊過鄉土中國“氣稟未失之農人”，“厥心純白”，但魯迅也深刻地意識到，千百年來的民生多艱，再加上治人者的思想統制，已使得鄉曲小民往往“心奪于人，信不繇己”。所以，善于寫農民之苦難并且期盼農民“群之大覺”的魯迅，也曾用“過客”的警言尖銳地表達過他們那代人不愿回轉故土的心態，因為“回到那里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百年中國鄉土文學的發生是很幸運的，有寫過《社戲》《故鄉》的溫情魯迅，也有寫過《過客》的冷峻魯迅，正是這兩幅不同的筆墨的融合，鑄造成了一個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與批判精神的人類良心。所以，從個人的信念而言，我還是相信魯迅對農民的苦難書寫，敬佩鄉土文學的啟蒙精神。今天的新鄉土寫作如果不能像魯迅那樣識別“皮面的笑容”“眶外的眼淚”，甚至迷失于這種“皮面的笑容”“眶外的眼淚”之中而不自知，新鄉土寫作對于百年鄉土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弘揚，就會淪為一句空話。這是值得我們的作家尤其年輕作家注意的。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