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謝冕

孟繁華

“如何運用文學解決當今人們面對的新問題？”“如何在碎片化閱讀時代堅守文學創作的本心？”前不久，謝冕與孟繁華在北京市文聯圍繞“百年中國文學”主題進行了現場對談，師生兩代人關于百年中國文學的精彩解讀，令讀者印象深刻。

謝冕先生出生于1932年，今年整整93歲了。謝先生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觀察者、推動者、見證者。在評價謝冕先生的學術思想時，孟繁華談道，“百年中國的歷史境遇和文化的命運始終是謝冕從事文學研究的宏闊背景，他始終沒有動搖的是文學力求‘有用’的看法。”

謝先生最新出版三部散文集《碎步留痕》《花事》《為今天干杯》，令人感嘆其旺盛的創造力和對文學恒久癡情。

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孟繁華主張的“新理想主義”既是對生命的豁達，也詮釋了文學應傳遞希望。他始終對當代文學予以熱情而持久的關注，在最新出版評論集《當代小說三十家》中，通過細讀30位小說家的經典文本，帶讀者觸摸40年中國當代文學的脈搏。

謝冕與孟繁華的師生對話，不僅折射出中國當代文學從啟蒙到多元的嬗變軌跡，更讓人看見學術上的薪火傳承生生不息。

《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從緣起到實現，歷經了七年多

問：《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叢書共12卷，由謝冕、孟繁華主編，1998年首次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近年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兩次再版發行，在國內外文學界產生極大反響。賀紹俊先生曾回憶說，20多年前，突然看見這樣一套文學史著作橫空出世，當時大家都很驚奇，討論得非常熱烈，因為這種新的文學史的觀念對大家產生了很大沖擊。這部《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是怎樣的？

孟繁華：《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出版，這是一個學術群體共同完成的成果。參加寫作的包括謝冕、洪子誠、孟繁華、程文超、曠新年、張志忠等中國現當代文學重要學者，力圖通過12個代表性年份把百年中國文學呈現出來。需要指出的是，“百年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次誕生于上世紀80年代末期，它的提出者，是叢書主編謝冕先生。出于對學術發展和教學的考慮，自1989年10月起，他以“批評家周末”的形式，對自己的博士生和國內外訪問學者進行教學和研討活動，對百年中國文學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當時在京的許多青年學者和在校的青年教師，都自愿地參加了這一定期的活動。這不僅提高了研討活動的學術質量，同時也為青年學人提供了較好的學術環境。“百年中國文學”的概念，正是這時由謝冕先生正式提出的。

上世紀90年代，謝先生主編了一本名為《中國文學百年夢想》的書，試圖從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描述出百年中國文學的思想文化背景。這些，都是謝先生對“百年中國文學”總體研究構想的一部分。它們都還沒有接近最后的目標。1992年7月始，他逐漸向這一目標靠近。在那段時間里，“批評家周末”的成員，也是叢書的大部分作者，開始就自己承擔的工作在研討會上報告。“百年中國文學”的大部分內容，都曾在研討會上報告過。“批評家周末”的成員們，對每一個報告都熱情地提出了建議和看法，這對于豐富叢書的內容、拓展作者的視野和思路，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謝冕：關于寫作這部書的緣起，還有一個，我在北大從事教育多年，做學問以后，應該思考怎么樣教育培養下一代學者，我認為比起講授理論，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進入學科的方法，當時我為什么將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放入學生的必讀書單？我重視的就是黃仁宇研究明史的方法。這個書對我影響很大，因為黃仁宇先生講明代歷史的方法對我太有啟發了。我很早提供給我的學生書單，就是讓他們掌握學習方法——在這一年當中發生了什么事情，你把它寫成歷史，而且通過這個歷史，看到整個明代歷史，甚至看到整個中國封建歷史。

問：當時《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誕生的過程是怎樣的？

孟繁華：1995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編寫會議。謝冕向全體與會者闡發了《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緣起、過程和追求的目標，并以16字對此作了概括：長期準備、謹慎從事、抓住時機、志在必成。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第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里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這套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第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并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后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后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系。第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上述設想得到了嚴家炎、洪子誠等先生的熱情肯定和支持。

《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叢書，從緣起到實現，歷經了七年多的時間。它的出版，對我們這些參與者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工作，它的整個過程，值得我們深切地懷念。

知識分子生活在一個時代應該有一種使命感

問：叢書的第一本是《1898：百年憂患》，這也給整套書定了主題和基調：百年文學實際上是百年憂患。謝先生當時確立這一主題的初衷是什么？

謝冕：“百年中國文學”的提出，受到了黃子平、陳平原等人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啟發，這一文學整體觀的思路有很大的開創性，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思路。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實踐，尚未來得及展開。我們的工作，則是進行具體的操作實踐。為什么“百年中國文學”的思路將視野前移至1895年前后？我認為知識分子生活在一個時代，應該對這個時代負責，應該有一種使命感。我5歲的時候盧溝橋槍聲響了，不斷地換小學、躲避空襲、尋求安全、繼續學業。在那樣一個年代，文學有它沉重的負載，我們既然有過這樣的憂患，就有責任把它書寫下來。要是經歷了苦難，不把它寫出來，有愧于后人。

為什么選擇一百年？正是因為這個一百年太重要了，其中經歷了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我們應該通過我們的寫作把一百多年來兩個世紀之交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學人的感受呈現出來，為時代立下我們的一種看法。

問：謝先生提出的“手風琴式”寫作很有創意，伸縮自如，延展有序。作為書系組織、主編的親歷者，在孟老師看來，12位寫作者是如何做到既能在統一主題之下展現個性，同時又挖掘細節之后的歷史，勾連起文學文本和時代進程的？

謝冕：書系的寫作是開放式的、自由的書寫，作者自己選題目、選事件，主編不說話，大家都在兢兢業業地寫。12本書的寫作就是作者對某一年代、某一時段想法的鮮活表達，12本書寫了100多年中國文學走過的歷程。

孟繁華：謝冕先生提出了總體構想之后，并不強調整齊劃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強加給每個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獨立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每個作者的創造性，讓他們在總體構想的范疇內自由而充分地體現學術專長。

那時，包括洪子誠先生在內的書系的作者，都是這個學術群體的成員，幾乎沒有間斷地參加了“批評家周末”的所有活動。

后來我一直在想：“批評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項目，都沒有“立項”，既不是“國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點”或“重大”；既沒有經費也沒有贊助。但是，書系的所有作者心無旁騖，一心問學。

現在看來，書系在寫作風格和具體結構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謝先生的《1898：百年憂患》，從“昆明湖的石舫”寫起，大清帝國在那個時代把軍費造成開不動的船，帝國要走向滅亡不是顯而易見的嗎？那艘永遠無法啟動的石舫意味深長。洪子誠的《1956：百花時代》，則直接入題正面強攻。我寫《1978年：激情歲月》時，看到一個報道說，當時的上海外灘，一米長的距離里面大概有兩三對青年在談戀愛。通過擠滿了談戀愛的年輕人這個具體的細節，表達一個時代的改變。這就是每一個作者通過自己對歷史的觀察，去書寫百年歷史。

大家是用大文學的觀念把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統一的對象來考慮，寫的是20世紀整個中國文學的一個輪廓。如此等等，既貫徹了主編的整體意圖，又充分彰顯了作者的個人長處。自由的學術風氣和獨立的思想，就這樣彌漫在這個群體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這種力量就源于學人內心的純凈或淡然，與功利無關。

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這套書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經典”。需要強調的是，它經受了30年的檢驗，它還需要經歷更長時間的檢驗。這些作品的學術個性及影響，至今仍為人們熱情地談論。但它不是在整體性的學術框架內系統談論百年文學的著作。如今，書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經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們曾經共同擁有的過去，將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珍惜的人生風景。

他那種學術的堅定性在今天看來都格外動人

問：原來12個年頭、12本書的確定，和謝冕先生在北大首創的著名的“批評家周末”有密切關聯。

孟繁華：是的。我1989年到北大做謝先生的訪問學者，10月份，謝先生的學術沙龍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開始，一個月做兩次學術活動，現當代文學的博士生、碩士生、訪問學者以及在京的一些重要批評家都來參加，當時的場景是，大家抓把椅子就坐在那開始談，后來有過統計，大概有140多人，成為北大重要的學術風景。

這套叢書的寫作當時還有一個時代背景：1985年前后文學評論雜志連續發表了黃子平、陳平原，以及在上海的陳思和等批評家的文論，希望能夠用一個20世紀的整體觀念把中國文學統一起來。后來，謝先生提出了“百年中國文學”，希望能把20世紀的文學打通。

為此，謝先生有意識地在“批評家周末”組織老師和同學做與百年文學有關的報告，從1989年到1995年，準備了七年以后，在北大召開了關于百年中國文學史寫作的學術研討會。按照《萬歷十五年》這樣一些著作的啟發，謝先生做了整體部署，確定了12個年頭、12本書的框架。會上我提出希望這套書能夠填補空白、重估主流、糾正通說、發現邊緣，得到大家的支持。

謝先生組織的“批評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學者應有的精神和氣象，它以潛隱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參與者。我記得當時那個會沒有開多長時間，大家的思想非常一致，然后就各自去行動了。這次寫作對我的學術生涯留下了永難忘卻的記憶。謝先生他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學術領袖，一個是能夠提出這種整體的看法；另外在具體實施過程當中，他那種學術的決心，那種堅定性，在今天看來都格外動人。

十年來，在謝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員先后完成了多項重要的學術工程，“20世紀中國文學”叢書十卷、《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十卷、“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十二卷，在學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給學科建設以極大的推動和影響。這些成果，不僅對百年來中國文學實施了一次重新書寫，同時也以新的觀念改變了傳統的研究方式，為學科建設注入了新質。而這些研究同樣體現了批評家周末的精神，它雖然也是群體性的寫作，但它同傳統的文學史編寫有極大的不同。

問：從文學本身來說，今天的人們是不是還要有憂患意識？

謝冕：我想說做學問的人，他絕對不是為了個人。苦難讓我們失去了很多，但是苦難又是我們的財富。中國近代以來危亡時勢造就出的中國文學，我們的前人就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刻，尋找文學的藥方，用一個個生動的形象喚醒民眾、救國救民、圖強振興。對于今天的文學來說，文學的藝術形象和文學的想象力太重要了，要是文學沒有藝術性，沒有想象力，我們出不了好的作品。

一個好的文學家關心自己以外的人們

問：這套叢書出版帶來了哪些啟示？在謝先生看來，什么是好的文學作品？

孟繁華：這套書出來之后大概一年多的時間，有一百多篇評論出來，非常讓人鼓舞。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對百年文學歷史的熟悉，我們也不可能發現新時期以來哪些作品值得我們記住，一百年的經驗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有了這個經驗之后我們才能夠知道應該肯定哪些作品、拒絕哪些作品。每一個作家都有義務來回答時代提出的命題，但是，我們不能只有主題沒有文學，而塑造典型人物是為了推動我們的文學更健康地向前發展。

謝冕：我認為，一個好的文學家應該站在時代的潮頭，關心周圍，關心自己以外的人們的苦難和快樂，應該給作品增加一些分量，有一種承擔。好的作品最需要的是分量、是境界、是胸懷。比方說，我記住蔡其矯的詩《祈求》，記住路翎先生的《盼望》，這樣的詩沒有華麗的辭藻，但是讓我們心動。我記住《原野》，記住《愛是不能忘記的》，我記住阿Q、狂人、蘩漪……文學也好，詩歌也好，讓人們記住太要緊了，這就是有分量的藝術。

問：孟繁華老師的評論集《當代小說三十家》新作上市，書中聚焦目前活躍在文壇的當代小說名家，比如評價徐則臣的長篇小說《北上》令人耳目一新。

孟繁華：我既是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也是一個一直在文學現場的文學評論家。我的專著比如《眾神狂歡》《中國當代文學通論》等，都是研究性的著作；我出版的文集，大多是文學現場的評論。文學具有反映歷史苦難和社會變遷的責任，需要相信的是：一個作家只要真誠地表達了他對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處境的書寫，表達了他哪怕深陷絕望但仍在抗爭的努力和勇氣，表達了他對人類基本價值維護的承諾，他的作品終會被人閱讀并且熱愛。

書寫河流就是書寫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書寫人在歷史長河中的不同命運。重新閱讀了《北上》之后，我覺得徐則臣作為“70后”作家所能達到的歷史深度以及對現實透徹的體察，確實是別具慧眼別有新意。對徐則臣來說，這部作品超越了他的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和《夜火車》；對“70后”作家來說，它標志性地改寫了這個代際作家不擅長長篇創作的歷史；對當下長篇小說創作來說，它處理了雖然是“70后”一代——但也是我們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

問：新春伊始，謝先生一口氣出版三部散文集，令人贊嘆，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人生哲學？

謝冕：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堅持”。我記得《百年中國文學總系》這套叢書第一版封面設計是黯淡的海面，遠處有微光，幾只海鷗在飛翔。我就是學那個海鷗，在狂風巨浪中飛翔，總有風浪過去的時候。個人的一點點遭遇我真的沒有勇氣來宣揚。我始終對生活抱有熱忱的信仰，熱愛生活，不知老之將至。包括之前我摔倒了也是一樣，做手術換了骨頭，我說我不要躺著，我甚至也不用拐棍，我自己鍛煉、自己走。后來有一次開會，大家都很關心，結果我自己走進會場了，我很高興地擁抱每一個人。我寫詩，不是為了發表，是寄托自己的內心。為什么說這些？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匆匆忙忙，我們力求健康地活著，但健康要有堅持。今天我很開心，我就覺得過得很值得。做自己喜歡的事，快樂過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