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題記：半個世紀的寫作中，除了在大會上遠遠看到前輩作家或只是聽到他們的名字，我有幸交往的極少。本文的記錄，也僅是雪泥鴻爪。但他們給予我的影響，卻是巨大而深刻的。

大愛

第一次獲文學(xué)獎，是巴金老人給我頒發(fā)的獲獎證書。與他瘦弱溫暖的手輕輕一握，成為了永遠的記憶。

再見面的機緣其實是有的。很多年后，我在省里的文學(xué)社團主事，當時全國各地作協(xié)紛紛建立文學(xué)院，我們也跟著有了想法，借重古人寫《滕王閣序》的名頭，成立“滕王閣文學(xué)院”，找到中國作協(xié)的朋友支持，請求巴金老人題寫院名。起初以為只是癡心妄想，說說而已，不意竟得到巴老的同意。我反而有了遲疑，以我的寫作狀況，有何面目去見世紀泰斗？思忖再三，決定由社團秘書長純粹做公務(wù)出差。

從上海返回，敘述巴老題寫院名時的情景，秘書長十分動容：

病榻上的巴老由女兒小心翼翼地扶起坐好，預(yù)先準備的墊板在被子上放平，老人伸出顫顫巍巍的手，寫了一遍，瞇縫起昏花的眼睛仔細看過，覺得不滿意，又讓女兒抓住他抖得很厲害的手寫了一遍。

巴老以自己的一生詮釋了一種大愛：“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懷有一個愿望……我愿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張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我想擦干每個人的眼淚，不再讓任何人拉掉別人的一根頭發(fā)。”他從不以作家自居，不以名人自居，總覺得自己做得還很不夠。這樣一種“把自己燒在里面”的真誠，是巴金大愛的寫照。而今，他抱病給一個外省文學(xué)院題寫院名，無疑是期望每個追隨他的寫作者都好好努力，取得成績。

巴金題寫“滕王閣文學(xué)院”的兩個原件，我后來交給了省檔案館，留下的照片一直帶在身邊，時時感受老人“把自己燒在里面”的大愛。

風(fēng)范

1993年。蘭州。黃河岸上。

中國作協(xié)采風(fēng)團近十位作家參差肅立，為首的是當時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張光年。相對于這個名字，他的筆名在中國婦孺皆知：光未然！他與冼星海共同創(chuàng)作的《黃河大合唱》，是中國現(xiàn)代文藝史上最輝煌的作品之一。

朋友，你到過黃河嗎？

……

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奔向東南。

……

這些被高昂壯闊的聲音和旋律傳送的文字，曾經(jīng)響遍了中國和世界。

老詩人嚴峻如銅像，但我們都可以感覺到他內(nèi)心黃河一樣的奔騰澎湃。中華民族母親河的磅礴、雄渾、悲傷、堅強、憤怒、咆哮、抗爭，強烈地撞擊著我們每一個人。

第一次見到光年老，是在中國作協(xié)第四次作代會的會場。他在遠遠的主席臺上作大會報告。那不是一篇四平八穩(wěn)、面面俱到、讓人聽得耳朵生繭的大話、空話、套話和教訓(xùn)、指點、要求的八股文章，而是生動、鮮活、睿智、雄辯、洶涌、恢弘、氣勢若虹的文藝宣言，充滿了詩的激情。

現(xiàn)在，他這么近距離地站在我們面前。

除了歷史偶像的光環(huán)，現(xiàn)實中的光年老是一個和善羸弱、平易隨和的老人。

接下來是河西走廊漫長的日程：武威——金昌——張掖——酒泉——嘉峪關(guān)——敦煌。每到一地，光年老都理所當然地被簇擁在人群中心，嚴肅地傾聽，被請教，被請作指示，最后是幾乎無休無止的“留墨寶”，常常要寫到半夜——這差一點要了他的命。

光年老有求必應(yīng)，對所有的愿望都盡可能地滿足。這讓他每天除了坐車、吃飯、回賓館睡覺，大多數(shù)時間都必須站著。不像我們可以隨意溜達，隨意聊大天，隨意坐下甚至找個背靜的地方躺平。一同來的夫人和秘書心疼不已，但勸阻無效。

一行人到了酒泉，光年老終于支持不住，晚上在團團包圍的求字者中書寫時脫肛，被緊急送進當?shù)蒯t(yī)院。第二天我們知道時，車已開出老遠。一行人只有嗟嘆不已。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嘉峪關(guān)，到了敦煌，光年老居然趕來了。一下車就問常書鴻。

常書鴻，1944年任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所長，為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我們到訪的時候，他依然是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他和他的團隊在荒涼寂寞的戈壁沙漠中苦苦奮斗數(shù)十年，開創(chuàng)了敦煌石窟保護事業(yè)。他不僅是杰出的敦煌學(xué)家，還是優(yōu)秀的油畫家和藝術(shù)理論家。他與女兒常沙娜一起，將敦煌藝術(shù)推廣到全世界。他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

那天，兩位老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光年老再三說：我是特地來看望您的，感謝您為中國文化做出的重大貢獻！

常書鴻說：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為人，我將還是常書鴻，我還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當晚，光年老照例在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狹小的會議室留墨。寫的是顯然醞釀已久的好幾首吟詠敦煌的七律，律句工穩(wěn)遒勁，墨跡飄逸典麗。見他依然一臉病容，我極力抑制住了求字的沖動。

沒有想到，河西走廊之行結(jié)束，回家不久，我收到了光年老寄來的墨寶，是他自己最喜歡的敦煌七律中的一首，橫書豎書各一幅。

兩幅字我后來交給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收藏。留在身邊的是一代杰出詩人和文學(xué)事業(yè)領(lǐng)導(dǎo)者的閃光風(fēng)范。

直言

第二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頒獎的座談會上，中國文壇當時最有影響的評論家馮牧講話，近在咫尺聽到他暢言“據(jù)說《小鎮(zhèn)上的將軍》之后，陳世旭就再也寫不出作品了”，真是五雷轟頂；幾天后住在北京一個防空洞中的招待所改稿，同房間一位寧夏作家煲電話粥，電話那頭的人知道我也在房間里，脫口說：“他啊，就那樣了，寫不出了。”寧夏作家趕緊捂住電話對我笑說：“公劉，他夸你呢！”

深更半夜，聽筒里的聲音一清二楚，寧夏作家的掩飾更讓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公劉是我從小崇拜的詩人，我就讀的中學(xué)有圖書館，每次我一進去就翻雜志找他的詩。他的話，我聽著就像死刑宣判。

馮牧和公劉愛護和提攜青年作者在文壇是有口碑的。兩位老師的直言都沒有惡意，他們依據(jù)的是文學(xué)界的輿論，當然不可能想到類似的輿論對一個好不容易得到改變命運機會的年青人有可能帶來怎樣的后果——那時候，省里的好心人正在考慮頂住不同意見把我調(diào)回省城，自從十六歲下鄉(xiāng)謀生，我在農(nóng)場和小鎮(zhèn)呆了十六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帶著妻兒回到日漸衰老的母親身邊。

幸好，調(diào)動很順利。但兩位大家的直言卻像魔咒伴隨了我的整個寫作生涯。正是這種魔咒，激發(fā)了我生就的逆反心理，非要死磕到底！不管寫作會不會有起色，不管會不會頭破血流，撞了南墻也決不回頭。

在這個意義上，兩位大家的直言不諱也是一種提攜。寫作堅持到今天，雖然沒有可以告慰他們的成績，但我對他們始終滿心感激。

嚴謹

1985年，我受省文化廳派遣，去當時的南聯(lián)盟所屬馬其頓共和國做文化交流，參加他們主辦的一個國際詩歌節(jié)。到達后我才知道與會的還有中國作協(xié)代表團，從北京出發(fā)時，我跟他們同機，只是互不認識。到達貝爾格萊德機場，聽到他們向使館官員的自我介紹：團長、中國作協(xié)外聯(lián)部主任鄧友梅，小說家劉紹棠，詩人張志民、鄒荻帆，如雷貫耳。雖然讀書少，我也多少知道劉紹棠老師上中學(xué)就出了大名，張志民老師的詩“樹老根多，人老話多，莫嫌我老漢說話啰嗦……”更是我的初中課文。能遇上他們，三生有幸。他們年紀大，帶的行李又重，上上下下我不聲不響地主動幫著搬運。

到達目的地的次日，當?shù)亟哟业姆g因事耽擱，沒趕上上午的活動。中午，主辦方把當?shù)赜浾吲牡男侣務(wù)掌从〕鰜恚旁谫e館大堂的長桌上，讓與會者各人挑出有自己影像的照片，每張售價相等于人民幣一元。身邊的張志民老師挑了一大疊，我找到了跟我有關(guān)的一張，作為回國匯報的資料，請他先幫我付費，回頭我有了當?shù)刎泿藕罅⒓礆w還，或者我付給他一元人民幣。出國前，省有關(guān)部門給了我八十美元備用，因為當?shù)胤g沒來，我無法兌換當?shù)刎泿拧Ａ硗獍凑諈f(xié)議，除食宿交通外，當?shù)孛刻爝€會給我等同一百元人民幣的零花錢。

張志民老師皺緊眉頭沉吟了一會，很鄭重地說：我請示一下。結(jié)果是午餐時，鄧友梅老師認真跟我談話，說，你是省里派出的，我們對你完全不了解，中國作協(xié)的經(jīng)費不好隨便挪用的。我沒有想到他們會有這樣的誤會，急了：我只是向張志民老師個人暫借，并且不知道你們買照片用的是中國作協(xié)的經(jīng)費。不過我還是謝謝你們給我上了一課。

中國作協(xié)代表團的幾位老師不了解我，我充分理解。我寫作實在太不堪了，出了一篇就難以為繼，無法讓人有印象。此前不久在京開會，有天晚飯后，著名作家陳建功領(lǐng)著幾位作家去接史鐵生來開晚上的座談會。我久仰史鐵生大名，但素?zé)o交集，于是興沖沖跟上。我把個頭挺大的史鐵生從他四樓的家背到樓下上車，中間他問過我的名字，過些時候，我看到他記敘這次參會的文章，很感動地寫到那天背他下樓的是一位京城作家。我多少有點遺憾，但立刻就覺出了自己小肚雞腸的可笑。

馬其頓方面后來按協(xié)議單獨為我安排了一系列參觀采訪活動，當?shù)貓蠹堦P(guān)于我參與文化交流的專題報道，附了大幅照片，足夠我回國匯報，根本不用買新聞?wù)掌?/p>

從國外回來，我先后收到張志民老師和鄧友梅老師的信。前者代他在《北京文學(xué)》當編輯的夫人約稿；后者特別肯定了我在國外的表現(xiàn)。

可惜我那時候?qū)懖怀鲂≌f，對語言隔閡的外訪也視若畏途。我沒有回信。但一張照片的喜劇讓我看到了老一代作家為人處事丁是丁卯是卯的嚴謹，讓我牢牢記住了切不要隨意求助，尤其在與金錢有關(guān)的事情上一定不要越雷池半步。

讓人嘆息的是，這樣的嚴謹，如今似乎不多見了。

勤奮

劉紹棠老師高且胖，走路有點吃力的樣子。中山裝的大口袋老是給香煙、打火機之類塞得滿滿的。手上永遠抱著一只碩大的拉鏈皮包，里面的方格稿紙把皮包撐得拉不上拉鏈。不管是大會，小會，車上，餐廳，觀光，散步，只要坐下來，他就從包里掏出稿紙，用皮包墊著，“刷刷”寫起來，除了不時推一推近視眼鏡，雷打不動。那些年，他的作品在全國文學(xué)刊物上鋪天蓋地。外訪那幾天，每次見到他，對我都是一種折磨：像我這樣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文學(xué)小乞丐走在他身邊，真是說不出的悲慘。

不過，劉紹棠老師偶爾也有放松的時候。有一次，在當?shù)匚膶W(xué)團體一位很優(yōu)雅的女士家里做客，也許是想起了長滿蒲柳的大運河家鄉(xiāng)，他向女主人介紹說：鄧團長年輕時是文工團出色的評劇花旦，扮相和唱腔都極美。隨即就提議“鄧團長亮一嗓子”。

鄧友梅老師猝不及防，不便推脫，漲紅了黧黑的臉，捏著小嗓子唱了一段，字正腔圓，聲情并茂，唱得真是好。只是與他唐裝里的壯實身體頗不相稱，多少有點滑稽。

劉紹棠老師爆笑起來，特別洪亮，特別爽朗，頭仰著，全身顫動，脖子和臉都極其飽滿。讓我頭一次見識：大作家除了有非凡的勤奮，還有平凡的可愛。

溫暖

日前查找資料，從網(wǎng)上看到徐懷中老師五年前獲了茅盾文學(xué)獎，一年前已經(jīng)故世。悵然良久。

我與徐懷中老師只有一面之緣，全國第四次作代會，偶然與他同座。小學(xué)我就從鄰居的高中生那里聽說過他的《我們播種愛情》，心里惴惴的。看到我的代表證，他輕聲說：看了你在《人民文學(xué)》發(fā)的《驚濤》，挺好的，可你為什么又接著發(fā)結(jié)構(gòu)完全一樣的《驚濤續(xù)篇》呢？藝術(shù)是最忌重復(fù)的！

我呆呆地看著他，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幾年，是小說的黃金時代，文學(xué)的天空，群星閃耀。仰望星空，我眼花繚亂，說不出的惶惑和焦慮。作代會結(jié)束，回省后，在一次長久的枯坐之后，我忽然鼓起勇氣給徐懷中老師寫了一封信，說我寫得特別苦，完全沒有方向，寫作始終是小鎮(zhèn)業(yè)余作者的水平，無法達到社會期望的專業(yè)作家的要求，對小說的認知就停留在馮夢龍的時代，當時的“尋根”、“先鋒”、“意識流”、“身體寫作”、“私小說”、“反崇高”、“零度情感”、“文體革命”、包括我仰慕的同輩作家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還有王安憶《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以后的小說，我都看得云里霧里——雖然理智上知道，對文學(xué)發(fā)展來說，那都是有益的探索。

我并沒有指望徐懷中老師回信，我寫那些，只是一種被當代文學(xué)主流圈遠遠拋下的絕望的哀鳴。

徐懷中老師很快就回了信，說：別著急，你有那么多生活積累，多學(xué)習(xí)，多磨練，慢慢就會找到感覺的。別人怎么寫當然可以了解，但還是要走自己的路子，自己覺得怎么順手就怎么寫。在不在什么“圈”不重要，重要的是言為心聲，表達出真情實感。

我反復(fù)咀嚼那封信的一字一句。在徐懷中老師，那也許只是一位溫厚的成熟作家很自然釋放的善意，對我卻是一種莫大的鼓舞。遺憾的是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也不好意思再寫信打擾。如今，他已離世，直接聽他教誨的可能性沒有了。不過，雖然我的寫作依舊沒有長進，但他對一個幾乎陌生的習(xí)作者的簡單明了的肯定和點撥，長久地溫暖著我，成為我至今還沒有放棄寫作的一種動力。

方正

第一次見到李國文，是1980年他到廬山開筆會，我和他有過一兩次短暫的交談，在一群文壇大家中他給我的感覺特別隨和。與會的云南作家彭荊風(fēng)老師祖籍江西萍鄉(xiāng)，私下對我說：我算是你老鄉(xiāng)，提醒你一聲，這么多大家來了江西，你該宴請一次，表示禮貌。我一時張口結(jié)舌。

那時候我在小鎮(zhèn)文化館，工資和妻子的加一塊不到七十元，上有老母，下有幼子，不管怎樣精打細算，還是月光族。《小鎮(zhèn)上的將軍》稿費加獎金四百元出頭，早貼補了柴米油鹽，絕對想不到大宴賓客，而且是如此眾多的八方貴客。在當?shù)貛孜桓F哥兒的幫助下我后來總算硬著頭皮，在一家低檔的餐館湊了一桌，比筆會主辦者每天招待的伙食差得老遠。

李國文顯然看出了我的拮據(jù)，不久江西某機構(gòu)邀請他和劉心武、王安憶講課，我去賓館看他們，見面他就說：坐一會你就會回家吧，這次可千萬別請客。

這讓我有了給他寫信的勇氣。那時候沒有電腦，我的字很潦草。而李國文的回信卻幾如印刷品：娟秀，工整，一筆一劃，一絲不茍，沉著而端莊。讓我嚇了一跳的是抬頭的稱呼：“世旭文兄”！生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李國文幾乎是我的長輩了。他這樣放下身段，暗含的是對晚生的愛護。

愛護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稱呼上。1987年創(chuàng)辦不久的《小說選刊》轉(zhuǎn)載了我的短篇《馬車》，同期有一則對《馬車》的短評，二百多字，剛健有力，情采斐然。短評作為刊物言論，沒有作者署名。收到樣刊后我看到主編的名字是“李國文”，因而猜想，那則短評會不會出自他的手筆？以《馬車》那樣陳舊的寫實，能發(fā)表的地方很有限了。小說發(fā)表之前，已經(jīng)歷了一次退稿。好不容易發(fā)表了，得到轉(zhuǎn)載，還有點評，我的竊喜是可以想象的。

我把那則點評反反復(fù)復(fù)讀了幾遍，雖不敢藉此就認為《馬車》真的就像點評的那么出色，但至少給了我?guī)追肿孕拧?/p>

幾年后我的一個長篇出版，出版社照例開研討會，以廣發(fā)行，讓我也幫著找?guī)孜淮蠹遗鯃觥Ｎ业谝粋€想到的就是李國文。我心里很沒有底，李國文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推脫的。那時候還沒有“紅包”一說，參會的人除我之外都住在北京城里，最多就是報銷往返“面的”票——有公車的連這也免了。紀念品就是一冊拙書精裝本，一文不值，還挺沉。

但我的話剛完，電話那頭立刻就傳來了李國文極爽快的回答：“行啊，我去。”

那個長篇并非成功的作品，參會的作家、評論家也并沒有太多談?wù)撟髌繁旧恚嗟卣J可了寫作的認真。有一種前輩和兄長的溫情在其中——他們希望我能挺住，能堅持下去，不要灰心，不要氣餒，不要半途而廢。既然把文學(xué)看得神圣，就永不要背離它！

我跟李國文見面的次數(shù)不多。早年去過兩次他的家。鐵道部宿舍樓一樓盡頭，一個狹窄的院落，百十來平方的室內(nèi)，是一個潔凈得似乎消過毒的世界。一切都井井有條，到處都纖塵不染。讓進入其中的我有玷污之感。兩次又都恰遇那兒鴻儒滿座，讓我自慚形穢。以后也就不便打擾了。

好在我可以從文字里感受他的氣息。“封筆”小說的李國文,轉(zhuǎn)身成為隨筆圣手。于說古論今、嘻笑怒罵中，對中國文人弊端痛下針砭，毫不留情。從他挖苦的那些死人身上，許多活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不能自在。虛榮淺薄如我，領(lǐng)教這些文字，總不由得面紅耳赤，如芒在背，“渙乎若一聽圣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枚乘《七發(fā)》）。

如果說李國文熱誠的援手，給予了我堅持寫作以切實的扶持，那么他人格的方正，則給予了我做人為文的模范。

后者更讓我受用不盡。

2024，8，8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