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談論兒童文學的常識，是希望更好地抵達藝術的高遠之地

講這個話題，我的心情是有點兒矛盾和復雜的。

一方面，作為這個時代兒童文學生活的參與者、見證者、思考者，我深知兒童文學領域的創作者、出版者有多么的不容易；另一方面，當我們面對創作現實并試圖去觸碰某種真相的時候，專業的精神和操守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因此，我希望我所表達的思考和批評是善意的，并且能夠被我談論的對象所理解。這是我的基本態度和立場。

近年的閱讀常常令我感到，兒童文學寫作在看似繁榮、蓬勃、鬧猛的狀態中，其實存在著很多的文學軟肋——有很多的問題，很多的淪陷區。這種觀感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想就是“常識的缺失”。

今天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尤其是主題寫作，怎樣在常識的軌道上有節制地、準確地寫作，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什么是常識？我以為，兒童文學的常識來自天地和人間，人性、童年性與文學性的日常及其邏輯。這也許是我一個很個人化的表述。我以為，當我們的寫作跟天地和人間，人性、童年性和文學性的日常和邏輯相矛盾的時候，常識就缺失了，兒童文學就垮塌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談論常識，來談論兒童文學的創作問題，其實不只是談論常識本身，我希望觸及的是兒童文學真正的藝術話題。為什么我們這些在兒童文學領域沉浸了很久的同行們，都深感兒童文學常常是一種道不盡的文學，兒童文學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種特殊的救贖力量和價值？為什么從古希臘一路走來到文藝復興，到近代中國的“五四”時期，從夸美紐斯一直到后來的杜威，包括19世紀英國湖畔派的那些詩人們，把兒童看成“成人之父”？——這當然是一個比喻意義上的表達。就是因為童年身上所具備的那些文化精神特質，當人們對牧歌時代遠去、工業文明時代降臨，人間的沉重、人性的迷茫，感到窒息、無法抗拒的時候，他們會在童年身上去尋找救贖的力量和精神的安慰。這也許正向我們提示了童年和兒童文學所具有的超越性特質和力量。

今天我們講兒童文學的常識，也正是希望兒童文學能用自己的方式，更好地抵達藝術的高遠之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常識不只是一個純技術的問題，它同時也是一種能力，特別是一個精神和心靈的問題。強調這些話，就是想說明一點，兒童文學若干年來的貌似繁榮、興盛，其實隱藏著許多危機。今天講常識，也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二、兒童文學價值觀的人文性，決定著兒童文學的藝術境界和高度

我分兩點來說。首先我想說說價值觀的失守問題。

價值觀的失守，我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兒童文學寫作的一個突出問題。首先是童年觀、人文觀，包括生命觀、金錢觀、權力觀等等。我來舉一些最近一兩年看到的例子。

去年某出版社有一個以一位作家名字冠名的兒童小說征文大賽。我在評審時讀到了一些作品。有一部作品是這樣寫的：大劉阿姨喜歡在幼兒園讓葛新月和沈一雙小朋友幫自己拔頭發。

我覺得在生活當中，幼兒園的阿姨讓孩子幫她拔白頭發，這算是生活中的一個細節。但問題是什么？“幫大劉阿姨拔白發的好處，是葛新月擁有協助大劉阿姨管理小朋友的特權，而且在她和班里的小朋友發生沖突時，只要向大劉阿姨告狀，總能夠得到她的偏袒，這讓別的孩子很羨慕。”我們想一想，這里面傳遞的是什么樣的童年社會學、關系學？兒童文學作品，固然要面對童年甚至是人間的一切，但字里行間的價值觀卻不可輕慢。當你要寫到生活當中的這種細節時，你一定要用對的價值觀去統領、去表達；你要反映它的多元，表現它的復雜，你同時就要用一種清潔的、高遠的、文明的力量把它扳住。

還有一篇小說，寫一個孩子成績特別好，原來不屑于參加跳繩比賽，后來覺得參加比賽對她有用，她又要去參加。一共有四個孩子參加選拔，四選二，比賽后她去看結果。

有兩個挽花跳的隊友手拉手從門里出來，看著她時眼里閃著淚花，“我們沒有選中，你快去看看吧。”

挽花的女生有四個，兩個沒選中，那我——，馬婧雯想著內心一陣狂喜幾步就進了體育辦公室。

當然，我今天是把這些問題放大了來分析。這段描寫中所流露的自私心理，還有同情心的缺失，對于兒童文學作品的價值、倫理把握來說，是十分值得我們細究和深思的。

那么好的作品、好的童年描繪、好的人文觀是怎么表現的？《莫妮的杰作》是米切爾·恩德的作品。莫妮是“我”的忘年交，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我們經常相互贈送禮物，一起玩耍。有一天莫妮說，“我送你一個禮物好嗎？我給你畫一幅畫。你看我畫了什么？”我問：“這是復活節的兔子嗎？”“這是一個人，然后我再給他畫上衣服，再給他畫上一張床，再給他畫上一張布幔。”這時候畫面一點一點飽滿起來。最后莫妮說，“我要關燈了。”她用黑色的墨涂滿畫面，涂滿了的畫面就是一片黑暗，然后說“這是我送你的畫”。“我”呆呆地盯著這片黑色看了一會兒，點了點頭。“這是一幅杰作。”我說，“特別是在我眼里，因為我知道，上面的確真的畫過些什么。”“我”欣然接受了一個孩子給的一幅關了燈的畫，這是莫妮送給“我”的禮物。

這個故事中有童年生活的依據，有童年天真的燦爛，“我”是抱著理解、贊美、欣賞的態度，欣然接受了莫妮的杰作。而如果有一位不諳此中深意的美術老師，可能會批評：你這畫的是什么！莫妮的杰作是對童年創造力的一種獨特表達，要理解這種創造力，我們需要像故事中的“我”一樣，愿意以朋友的身份，去尊重和接受發生在童年思維里的各種奇妙的搭配、轉折和連接。我想故事中的莫妮是幸福的，因為她擁有這樣一位能夠充分理解她的大朋友。所以莫妮的禮物，既是童年給作者、給我們的禮物，也是童年給整個兒童文學、給整個世界的一份禮物。

《十二只小狗的命運》寫姆林先生家里的母狗生了12只小狗，他照顧不過來，于是想把這些狗送給愛狗的人，可是他又關心每只小狗的命運，所以當他把12只小狗帶到市場上的時候，他會關切地問每個想要小狗的人，你要它做什么？一位魔術師說：“我要兩只，我要教它們在臺上玩把戲！”一位消防員說“這只狗可以和我一起乘救火車去見見世面”。一個太太說，我要把他當成一個寵物狗，打扮得漂漂亮亮。又來了一位雜貨店的老板，抱起一只小狗對姆林先生說：“往后我要它幫我看守鋪子里的奶酪，不讓老鼠偷吃。”……這時，天色漸暗，還有最后一只小狗。有一個小男孩經過這里，一眼看見了小狗，十分高興：“先生，把這只小狗給我吧！”姆林先生問：“你要小狗做什么？”孩子說：“我要和它一起吃，一起睡，做它的好朋友！”“啊，感謝老天爺！”姆林先生舒了一口氣說，“我看這只小狗才是最最幸運的呢！”說完，他把小狗交到孩子手上，把空布袋搭在肩上，哼著小曲兒，滿意地回家去了。

應該說，在《十二只小狗的命運》中，每一只小狗都被安排了一個不錯的歸宿，但姆林先生認為只有被小男孩帶走的那一只才是“最最幸運”的，因為它是被當作一位真正的朋友進入小男孩的世界的。事實上，之前十一只小狗的不同命運，都是為了替這最后一只小狗的命運準備場景和制造氣氛。作品到結尾突然來了一個反轉，一個升華，而童年的獨特與神性也呈現無遺。

剛才談到兒童文學觀念層面的價值觀的人文性，它決定著兒童文學的藝術境界和高度。聯系今天兒童文學的創作現狀，這些問題亟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思考。

三、兒童文學語言的簡潔、形象，最終通往文學的準確

第二點，我想談談創作上的常識缺失問題。談論常識，其實也是討論兒童文學的文學智慧和藝術之道。

首先還是準確性、邏輯性缺失的問題。

準確性看起來似乎是生活邏輯、生活真實性和可信性的問題，實際上它又是關乎文學性的，因為對文學來說準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如果讀者在讀的時候會不斷地產生質疑，那么文學作品的自洽性、完整性、可信性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其次是各種重復、雷同的問題。

例如書名的相似和雷同。我在家里的書架上隨意一掃，就看到《巴顏喀拉山的孩子》《顏料坊的孩子》《羊群里的孩子》《手機里的孩子》《逐光的孩子》《回家的孩子》等等。前兩年就有業內人士說，這些年出版的“的孩子”，至少有將近五十本了。

再如情節設計方面的雷同。近年來許多作品的相似度越來越高，兒童小說中常見的題材有邊疆（邊地）、軍人、少數民族、高科技、扶貧等等。一些作品的情節設計屢見撞車和雷同，例如，父母雙亡的情節設計，就在許多作品中出現。這樣相似的情節設計反映了什么問題？

作家寫作時想象力和創造性的有限。為什么會這樣寫？父母雙亡帶給孩子的生活和命運的轉變，想要讓孩子在一個新的環境成長，其實這里面是有很多的生活、心理、藝術問題需要探討的。而有些寫作又往往漫不經心，顧此失彼。

第三，我想說說作品語言的文藝腔、書面腔和表演腔問題。

回到文學常識，談到語言，首先是簡潔。史蒂芬·金的《寫作這回事》里說，寫作最糟糕的做法之一，就是修飾詞的濫用。比如：湯姆勇敢地喊道，湯姆謙遜地說……這樣的寫作，一定是末流的寫作。斯蒂芬·金說，最好的方式就是，比爾說，莫妮卡說……真正的作家都是這樣寫，很少用形容詞來界定人物說話的樣子。

沒有經驗的寫作者最喜歡用形容詞，用語文老師的話說就是好詞好句。一個好的文學寫作，人物此時此刻的情緒、心情、狀態、表情等等，應該在上下文當中來交代。簡潔也是童年時代的基本語言面貌，是童年時代的基礎感覺方式，發現、呈現童年簡潔的語言及其背后的童年情味和豐富內涵，是兒童文學創作的魅力和挑戰所在。同時，文學的簡潔不是把語言的枝葉刪凈，而是尋找、發現、留取最具表現力量的語言。兒童文學的語言不是抽象的簡潔，而是具象、形象的簡潔。它是通往兒童文學的形象語言的基本路徑。

還有語言的準確性問題。我們在文學作品中要表達主題，最好不要直白地表達。關于小說的文學語言，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講，他在字里行間該怎么樣去滲透，又該怎樣呈現出那種童年獨特的經驗和生活，還有童年的語氣和個性特點等，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汪曾祺先生有一篇小說叫《職業》，他寫一個叫賣的小男孩的故事。已故的評論家劉緒源先生曾經說，這是汪曾祺小說當中最好的一篇。這當然有他的趣味在里面，但是那篇小說的確很有意思。一個小孩平常在這里叫賣，有一天沒人知道他突然就放開了，那一瞬間的爆發的確有很多人物的生活、性格、命運的信息在里面。汪先生曾這樣要求小說語言：“寫小說要像說話，要有語態，要使語言生動，要把句子盡量寫得短，能切開就切開，這樣的語言才明確”；“寫小說決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語言必須是活的，就像聊天說話一樣”。

我們現在許多兒童文學寫作者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關于文學語言的最基本、常識性的要求。許多寫作者一寫就是大段的書面語，大人孩子的人物語言都充斥著蹩腳的文藝腔、宣傳腔，就是沒有生活的氣息，沒有人物的特點。汪曾祺幾句話把它說透了，小說語言必須是活的，就像聊天說話一樣。兒童小說的語言，無論是敘事語言，還是人物語言，都應該富有個性和生活氣息。文學語言及表達的簡潔、形象，最終通往文學的準確，通往兒童文學的藝術遠方。

許多時候，文學表達的高下只有一個標準：是否呈現了獨特的準確性。同時無論是準確、簡潔，還是童年的氣息和神性，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都是文學的常識。忘記了這些常識，就寫不出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品，就會遠離兒童文學的藝術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