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導語

在1988年出版的《中國新文藝大系·中篇小說集》導言中，朱寨把《戈壁灘上的風云》（楊尚武）、《金色興安嶺》（朋斯克）和《山間鈴響馬幫來》 （白樺）三篇小說歸入同一類型。這種歸類的標準大致有兩個層面。第一，就題材而言，這三篇小說“反映了新疆、內蒙、云南等邊疆地區的剿匪斗爭”，他尤其提道，“解放戰爭在這些地區雖然已是余波，但仍能從中感受到它給邊疆生活帶來的震撼”[1]。第二，從藝術價值來看，這三篇作品又以對邊疆地區“風光習俗”的描寫取勝：“如果將三部作品聯系起來閱讀，將大開眼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祖國邊疆的不同‘地貌’、非凡的異域風光。”[2]如果說前者關聯著解放戰爭時期邊疆剿匪斗爭的歷史經驗，那么后者則常常被指認為超越特定時代的自然風景和異域習俗。如果回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的歷史情境，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關的，正如朱寨所說的那樣，“關于邊疆異域風光習俗的描寫，是非親臨其境和深有體驗的作者所不能達到的”[3]。在這里，“親臨其境和深有體會”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說辭，而是關聯著部隊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群眾路線的工作經驗和以“體驗生活”為主的部隊文藝生產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來看，邊疆文學中被文學史家和批評家所看重的“風光習俗”恰恰是在和“剿匪斗爭”這類具體經驗的連帶中產生的，也必然受到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時刻整體歷史結構的制約和形塑。

相比《戈壁灘上的風云》和《山間鈴響馬幫來》而言，本文重點論述的《金色興安嶺》又別具特殊性?！陡瓯跒┥系娘L云》和《山間鈴響馬幫來》的作者都是漢族，他們隨著各自部隊的長距離行軍分別抵達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所以他們的書寫更多是站在部隊的立場上，而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題材則被涵納在部隊“軍民關系”的架構中。而《金色興安嶺》的作者朋斯克卻是出生于東蒙地區的蒙古族作家，他所寫的騎兵部隊與中原地區的革命根據地并無太多關聯，而是在抗戰勝利后才進入革命的、以蒙古族為主體的新部隊。正因為此，在另外兩篇小說中被放置在“群眾”這一他者位置上的少數民族群體，在《金色興安嶺》中卻成為第一義的自我構成。更為重要的是，相比楊尚武的傳奇敘事和白樺的浪漫抒情，朋斯克樸拙的文字恰恰把更多的現實經驗涵納在小說敘述層面。所以相比而言，對它的解讀反倒更容易把握邊疆文藝和部隊文藝在特定歷史語境中一體連帶的關系，也更容易穿透文藝本身，并以文藝為媒介為新中國及其邊疆定鼎的歷史過程提供新的觀照視野。

一、何謂“勝利”？

在1949年所做的《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毛澤東通過古典詩詞表達了渡江戰役勝利的豪情: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4]

解放戰爭在短短數年中即在全國范圍內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既超出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預期，也把當時中國各個階層的進步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卷入這種充滿勝利豪情的歷史氛圍中。對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部隊文藝工作者不僅有更直接和切身的感受，更以通訊報道、抒情詩歌、小說戲劇等多種方式將這種勝利豪情予以呈現和定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極具時代性的文藝媒介和軍事斗爭始終在把昂揚、激蕩、豪邁的樂觀主義激情注入有關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的歷史敘述。不過在勝利豪情之外，這首《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還有另外的意涵未被當時的主流文藝充分把握。例如，七律詩中“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句尤其隱含著毛澤東在勝利時刻對革命情勢的審慎思考，也體現出他對戰爭勝利之后種種情勢變化的預判。身為政治家和中共最高軍事決策者，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在軍事實力占據整體優勢的情形下，境內大規模的戰役已經基本結束，此前在弱勢位置上行之有效的游擊戰、運動戰也將告一段落，而對潰逃敵人的追擊、對小股反動武裝力量的清剿將成為此后軍事斗爭的主要內容。

《金色興安嶺》正可以視為“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故事。具體來說，這篇小說力圖呈現的是內蒙古邊疆地區的剿匪斗爭經驗，正如有批評家精準概括的那樣，《金色興安嶺》“寫的是‘金色的山地間’，一場大戰后的跟蹤搜索”[5]。僅就題材而言，這種敘事在當時的部隊文藝和邊疆文學中并不算罕見。但相比那些借助歌頌勝利形塑歷史豪情的寫作而言，《金色興安嶺》的作者朋斯克卻對“勝利”有著更具現實性的思考，并對“勝利”和“戰斗”的關系做出一種更貼合歷史情境的呈現。

具體而言，《金色興安嶺》所描寫的“勝利”可以區分出兩種不同的形態。

第一種“勝利”是常規性的，它出現在小說結尾處，帶有明確的意識形態意味:

從前次打殲滅戰的日子算起，已經七晝夜了。天快晌午，高空有十來只山鷹雄健的飛翔。

金色興安嶺下邊，振蕩著騎兵的勝利凱歌。[6]

一般而言，小說結尾處所寫的“勝利”常常是一種帶有完成性的最后的勝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邊疆小說寫作中，這種結尾處的“勝利”常常直接對應著新中國成立和邊疆定鼎的歷史過程。但和同時期其他作品相比，朋斯克并沒有為這個“勝利”匹配相應的勝利豪情。事實上，《金色興安嶺》并不以詩化抒情見長，它的整個敘事并沒有伴隨著一個情感強度不斷遞增并最終導向“狂歡化”的精神軌跡。無論是“有十來只山鷹雄健的飛翔”，還是“騎兵的勝利凱歌”的“振蕩”，都是在表現一種情感的“安穩”狀態。這種在最后勝利時刻的“安穩”當然不僅僅局限于小說結尾，從《金色興安嶺》的整體敘述結構來看，作為主軸的“剿匪斗爭”正伴隨著一個致力于將情感“安穩”下來的主體性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結尾處這種“安穩”的情感狀態貼合著騎兵連任務完成時的具體情形，更是“七晝夜”追擊中持續的精神緊張最終“落定”的結果。

除了小說結尾處這場奔襲戰的“勝利”之外，“七晝夜”前的“殲滅戰”則構成另外一種形態的“勝利”。如果說前者是經過“戰斗”贏得的勝利，那么后者的“勝利”卻接續了一場“七晝夜”的“戰斗”。由此，“勝利”在敘事上的終結意義被取消了，這場被安置在開頭的“勝利”突然顯得曖昧起來。對這場“勝利”具體的獲得過程，作者朋斯克沒有做任何描述，他在一開始就著意渲染了朱寨所說的“大戰后”場景：

太陽暖融融地照在烏珠慕爾沁山地——興安嶺的支脈上，像涂上了一層金黃色。軟風一陣陣拂著海浪般的草叢，發出沙沙聲響。濃厚的野草芳香中，還夾雜著稍許的硝煙味；南邊不遠的地方燃燒著熊熊野火，燒紅了半邊天，烏黑的煙霧染黑了低空的幾多白云，使這空曠荒涼的山地構成別致的景色。遙遠的什么地方清脆的響了幾下槍聲，便完全寂靜了，金色的山地間越顯得靜蕩蕩地。[7]

朋斯克的筆觸是偏寫實的，硝煙、野火、煙霧、槍聲被收攝在興安嶺的自然風物之中，呈現出某種高度日?；臍庀ⅰ＿@種日?；瑯芋w現在騎兵連偵察班長巴特爾對俘虜和戰利品的態度上：“報告連首長，戰場打掃完啦，收容了二十三個俘虜，繳獲十四支步槍，一挺加拿大輕機槍……”[8]需要強調的是，這不僅是“戰斗”的日常化，而且也是解放軍部隊剿匪斗爭“勝利”的日常化。正是因為這種日常化的戰爭體驗，朋斯克的小說不僅沒有給“勝利”匹配同時期其他諸多作品中常見的豪情，反而敏銳捕捉到因“勝利”的不徹底而流露出的失落。在偵察班長巴特爾這里，戰利品的報告最終還是要落到“別的胡子都漏網”的憂慮中，而連首長的回答自然坐實了這個令人沮喪的事實：“不用提啦，幾百個胡子跑到這疙瘩，一伙兩伙散著都沒影啦，哪邊都沒有追上，只打死、抓住了十多個胡子”[9]。相比那種特定時刻的樂觀主義激情，朋斯克筆下這種摻雜著失落、憂慮乃至沮喪的勝利感更貼合解放軍基層部隊剿匪的歷史經驗，而這種感覺構造的生成也正是解放戰爭后期敵我力量對比的顛倒和關系態勢的翻轉引起的。對這個重要的歷史情境，小說《金色興安嶺》的敘述從敵我雙方各自的立場給出了明確的交代。

在小說第四節，朋斯克借助“北京喇嘛”的口供勾勒出包俊峰匪部叛亂的行動邏輯：

他們這般不知深淺的家伙，以為內蒙騎兵師一定隨四野入關，烏珠慕爾沁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大軍活動不開，小部隊剿不了，吹噓著什么“用套馬桿子套死當地小八路”，夢想長期盤踞草地，誰知道騎兵師一部頂著他們屁股追上來啦，受到幾次嚴重打擊以后，開始狡猾起來。包俊峰提出“養精蓄銳”口號。能躲避盡可能躲避，所以正運用著他們所謂的“麻雀戰”，小股分散到指定地點集合。[10]

盡管包俊峰糾集的不過是國民黨東北保安騎兵旅的“殘部”，在整體實力上無法和內蒙古騎兵師匹敵，但是“烏珠慕爾沁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大軍活動不開，小部隊剿不了”的地理卻從“殘部”的絕對弱點中轉化出相對優勢。而通過“養精蓄銳”的口號，包俊峰殘部把逃跑、躲避、分散這類失敗之舉提升到自覺的戰術層面，從而找到了一套在烏珠慕爾沁草原長期周旋的生存法則。在這里，“殘部”反倒因為“人數不多”而具備了靈活機動性，而看似怯懦的“不敢見人”也成為令我軍困擾的有力武器，這些都成為“殘部”之所以能“硬”的有利條件。[11]如果從單純的軍事斗爭范疇來看，這里的“養精蓄銳”很難和中國此前的革命戰爭經驗區別來看，也正因為此，包俊峰匪部才徑自使用了“麻雀戰”的說法，甚至連內蒙古騎兵師的戰士自己也會笑稱：“這幫家伙們，也講究起‘游擊戰術’來啦?！盵12]但如果結合歷史來看，這些在敘述中輕松幽默的調侃背后恰恰是敵人“夾著尾巴跑，不好打”的難題。

在小說第五節，這種難題通過對騎兵戰士自身的敘述具體地呈現出來:

是的，我們在戰術、人力、物力上占著絕對優勢。敵人四百多人，不敢迎擊我們一個連；隱匿著、躲避著、妄想跑到寧夏賀蘭山定遠營方面去長期禍害人民。根據兵力我們完全能夠出動一個、兩個騎兵團，甚至一個騎兵師，來個鐵鉗夾圍；但不需要浪費那么多人力、物力，尤其是烏珠慕爾沁北部山地，走一周有時也找不到住戶。大部隊根本就活動不開。[13]

如果說包俊峰從“殘部”的絕對弱點中轉化出相對的優勢，那么解放軍內蒙騎兵則是在“絕對優勢”中不斷遭遇各種挑戰——從“不需要浪費那么多人力、物力”的說法來看，這些挑戰甚至常常是“絕對優勢”本身帶來的限制和后果。

事實上，這種“絕對優勢”已經從感覺意識層面重新界定了解放軍內蒙古騎兵的“勝利”。對他們而言，殲敵的數量乃至敵我雙方的戰損比例都不再能清晰地把“勝利”確認為勝利，俘虜和繳獲多寡更是成為無關緊要的標準。從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局性的戰略考量上來看，解放戰爭后期的勝利不僅僅在于殲滅敵人的軍隊，而是在于從根本上結束戰爭本身，即通過“剿匪”的軍事斗爭打開政權建設的新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僅僅將敵人擊潰是遠遠不夠的，它常常意味著殘部、余匪始終存在死灰復燃的危險，甚至將解放軍部隊拖入無休無止的軍事損耗中。具體到小說而言，開頭這場被評論家稱為“大戰”的戰斗在小說初刊本中被稱為“殲滅戰”，但在2008年收入《朋斯克文集》的版本中被修改為“擊潰戰”。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缺乏殲滅胡匪的思想，嚴重的存在著擊潰打跑的一沖主義思想”[14]被寫入內蒙古騎兵部隊的剿匪總結，而在這里，“擊潰戰”的名稱本身就隱含著“勝利”的不徹底性。由此反顧，小說開頭部分指導員察干“胡子雖然沒全部殲滅，可是也夠他們嗆”[15]的說法更像是蒼白的自我安慰，因為敵人尤其是匪首的“漏網”已經從根本上取消了“勝利”被確認為勝利的前提。

基于對這一問題的敏銳把握，朋斯克筆下的《金色興安嶺》才呈現出解放軍內蒙古騎兵部隊基層戰士身上那種充滿內在緊張的“勝利感”——這其中既有因“勝利”不徹底而產生的失落、憂慮和沮喪，更有渴望真正勝利的迫切和焦灼。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對騎兵連偵察班一眾人物的敘述是頗為重要的。所謂“偵察”是民國時期通俗偵探小說特別關注的題材，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關涉軍事題材的小說創作中，偵探小說的相關手法也常常作為一種形式的慣習出現在新作家筆下。在朋斯克這里，“偵察”手法也得到頗為嫻熟的使用，他尤其提到，騎兵連偵察班長巴特爾通過細致的觀察發現匪幫部隊參謀長王鐵山的“金蟬脫殼”，而證據則在于“假王鐵山”尸體的羅圈腿。巴特爾敏銳地意識到：“關里的漢人，尤其是像王鐵山那樣住大地方的人，不可能有羅圈腿，這明明是從小騎馬長大的草地人。”[16]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段在讀者看來饒有趣味的敘述同樣也貼合巴特爾基于內蒙古邊疆地區生活的經驗，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偵察”本身也構成了從“勝利”轉向“戰斗”的環節。例如，對王鐵山“金蟬脫殼”的發現實際上使剛剛發生的“殲滅戰”的戰果大打折扣，甚至也對連首長“把胡子參謀長王鐵山也打死啦”[17]的自信表達予以事實上的否認。盡管如此，副連長巴雅爾卻對巴特爾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你當偵察班長不到兩個星期，業務搞的不賴啊，發現了新問題。”[18]而從敘述層面來說，“發現了新問題”的偵察固然進一步坐實了“勝利”的不徹底性，但也構成對這種表層“勝利”的打破和穿透。由此可以說，“偵察”的起點正對應著“勝利”的不徹底性，也只有通過“偵察”及其所表征的冷靜和審慎，騎兵連戰士才能從那種勝利豪情的裂隙中重新錨定現實的深層構造，并為“戰斗”的重新打開提供強有力的前提。

基于以上論述，朋斯克所理解的“勝利”并非那種流俗意義上的革命豪情，也不是從大歷史層面籠罩下來的時代精神?；蛘哒f，他所關注的并不是“戰斗”之后的勝利，以及“勝利”時刻歷史主體瞬間的情感釋放。就《金色興安嶺》而言，“戰斗”才是敘事真正聚焦的所在，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開頭的“勝利”還是結尾處的“勝利”都是內在于“戰斗”過程的、現實性的環節。

二、“撲空”的頓挫與“奔襲”的美學

《金色興安嶺》“戰斗”而非“勝利”的主旨背后，其實是藝術層面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的涵納。這表現在小說敘述層面，即在于其中的情感不是一個在時代精神牽引下不斷爆發、釋放并沖決現實的過程，恰恰相反，朋斯克筆下的種種情感皆由騎兵的兵種特點、追擊戰的作戰方式和草原具體的地理形勢和社會民情所規定。相比同時期部隊文藝昂揚、激蕩的情感模式而言，《金色興安嶺》中那種不無曲折和參差的情感呈現出某種更現實的形態。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那種由焦慮、失望、煩躁表現的種種挫敗感（當然也包括騎兵戰士對挫敗感的耐受和克服）成為小說敘述最生動的部分，它也意味著這種情感是在與具體歷史情境彼此交織、碰撞的過程中展開的?；诖?，朋斯克在小說第五節有關“撲空”的描寫特別值得注意:

偶然，朦朦朧朧約離二三里地的草地中部，細弱的綠色火光閃了一下，以后觀察良久，毫無動靜。巴雅爾咬了咬牙，下定決心揍一揍看看，低聲喊道：“向后轉！準備沖鋒！”這一下，寒冷困倦老早跑掉啦，全連悄悄分兩下出動，開始慢步，接著縱開了馬，十分鐘后，從北拐進的一、二排射出了一排紅紅綠綠晃眼的曳光彈。這時，部隊距目標半里多地了，“阿拉阿拉”喊聲突然爆發起來，馬蹄迸發著火星、馬刀閃爍……最先一排人勇猛撲過去，里面鴉雀無聲，到最近才發現撲了空。

“別打啦！咱們撲空啦！”喊聲四處傳開。[19]

在這里，朋斯克對“撲空”的描寫同樣是日常性的，其字里行間皆透露出“撲空”是剿匪行動中時常遭遇的挫敗，是內蒙古騎兵戰士必須面對甚至已經適應的現實狀況。從副連長巴雅爾“咬了咬牙，下定決心揍一揍看看”的決策來看，作為指揮官的他已經預估到“撲空”發生的可能性。而和指揮官不同，士兵們聽到沖鋒命令時呈現出“寒冷困倦老早跑掉啦”的亢奮和激情，當然，這也預示他們必然會在“撲空”時遭受遠比指揮官程度更大的沮喪和失落。

事實上，這種由“撲空”導致的情感變化構成了第五節整體的情感線索。在開頭部分，朋斯克用非常詩意的筆觸對騎兵出發的場面展開描述——即將出發的騎兵戰士們處于興奮的心情中，他們高興得了不得。由于是在“出發”這個特定的時刻，這種單純而濃烈的興奮心情并無太多現實的支撐，而更多是對一場即將展開的酣暢淋漓的戰斗的期待和想象。正因為此，朋斯克的描述出現了極為夢幻的比喻：“騎兵像沖破大堤的浪頭似的攤開來”，而各種馬則“像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各種魚類一樣，縱情的撒著歡”[20]。但是，“撲空”后騎兵戰士們的反應卻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多大的失望?。　钡拇鞌〈媪烁吲d得了不得的興奮。語言形式層面的變化勾勒出一個與此呼應的詩意遞減過程，這尤其體現在草原風物的描寫上：“秋風輕輕的在光禿禿的平地上回旋，有幾個牛羊骨頭被踏得楞楞作響?！盵21]在這里，光禿、干燥的無生機感已經切斷了“草地”和“汪洋大?！敝g比喻修辭的紐帶，由此，那些“像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各種魚類一樣，縱情的撒著歡”的馬匹也暴露一種截然不同的現實相：“馬也夠嗆，雖然水草是夠，可是喂豆餅吃谷草長大的一下受不了，有的瘦成‘蕎麥?！切瘟恕！盵22]值得注意的是，朋斯克筆下的詩意情感和現實經驗呈現出一種別有意味的反相關的狀態。將草地比喻為汪洋大海，將馬匹比喻為“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各種魚類”的描寫固然是詩意的，但同樣是一種脫情境的文學想象，而與此相反，這種詩意情感的衰減卻使得某些更貼近歷史經驗的現實描述得以袒露。對此，不妨結合文本敘述做進一步的癥候式閱讀。

在第五節開頭，朋斯克已經描寫出騎兵戰士的情感趨向：“他們都是久經劇烈行動慣了的，喜動不喜靜，尤其怕沉悶?！盵23]對朋斯克這類青年作家而言，充滿活力的“動”自然是最容易被藝術呈現和轉化的情感，基于這種標準，內蒙古騎兵易被關注的恰恰是他們騎馬揮刀的英姿以及帶有濃郁民族色彩的“死在馬上！活在馬上！馬刀見血！”[24]的革命豪情。事實上，這種選擇性的表述不僅體現在同時期諸多主流的文藝作品中，也表現在新時期以后對內蒙古騎兵歷史的追憶文章里。而與此相反，“靜”及其“沉悶”不僅很難被藝術觀照，甚至也不符合當時文學整體“熱情歌頌”的要求。但如果從騎兵行動具體的情境來看，他們充滿“動”勢的奔襲同樣可能是“沉悶”的，尤其是在奔襲中的“奔”這個容易被忽視的主體行動環節上。就這一點來說，《金色興安嶺》恰恰挑戰了這種被主流文學敘述定格的歷史景觀，它充分呈現了和“奔”這一環節相關的現實經驗及其背后的主體狀態。

正如朋斯克借助小說敘述提及的那樣，“烏珠慕爾沁北部山地，走一周有時也找不到住戶。大部隊根本就活動不開”[25]。在這里，烏珠慕爾沁草原獨特的地域性特征已經給中共的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具體來說，群眾路線在華北等老根據地的部隊工作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那里，部隊并不僅僅要打仗，還會把相當的精力放置在軍民關系的締結和維護上，因此，軍隊的“人”需要扎根到“地方”社會內部。但在烏珠慕爾沁，騎兵的奔襲行動卻處在某種新的情境中。在小說第三部分追蹤王鐵山的行動中，哈爾夫稱烏珠慕爾沁“這窮地方也怪，很少看見人影”。無論是“很少看見人影”，還是“走一周有時也找不到住戶”，都意味著以“人”為中心的群眾工作并無太多展開的空間。

與此對應的是，騎兵奔襲行動的“地”卻成為更為重要的戰爭要素。在小說第二節提及騎兵偵察班跟隨老向導那順烏力吉追擊王鐵山時，朋斯克對他們經過的山嶺地帶做出了頗為詩意的描述:

一層層起伏的山嶺上面，顯出稍稍聳立的尖山，山嶺上邊明亮起來，淡紅的朝霞逐漸擴大著，染紅了半邊天，染紅了朵朵白云，接著放射出金黃燦燦的直線。山嶺間的曠地長有人身高的茂草、野蒿，池塘蘆葦中偶然發出一兩聲蛙鳴和蟋蟀單調的聲音，野雀驚飛起來“吱吱”叫喚，兔子嚇的跑到朦朧的草叢里去，時而發出箭桿草、桎枳草折碎的聲音。縱橫的山嶺，茂盛的草叢把一班騎兵掩沒了。直到跟前才能聽得出馬蹄兒、馬噴嚏、草叢……諸多的聲音。[26]

山嶺中充滿著尖山、曠地、茂草、野蒿以及各種昆蟲、野獸，這是一個人跡罕至的自然荒野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這不無童話氣息的荒野世界更多是作家朋斯克自身情感投射的閑筆，而在他筆下的小說人物那里，這個荒野世界卻是從一套軍事偵察行動的結構邏輯中顯影的。對急于搜尋敵人蹤跡的偵察班戰士而言，人跡罕至之地構成了一種令人困擾的障礙，用哈爾夫的話來說，它是一個“很少看見人影”的“窮地方”。哈爾夫的牢騷是聚焦在自然地理層面的，“他稍有些不如意，就把烏珠慕爾沁罵的不像話，連山帶水在他看來都不大理想，好像他的急躁老毛病到這兒才得到了滿足似的”[27]。事實上，這個“很少看見人影”的“窮地方”恰恰是敵人試圖藏身的所在，“浩吉格爾山就是禿山呵，那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附近百里以內沒有過蒙古包，要不胡子頭能藏到這兒來嗎”[28]？無論是“禿山”還是“曠地”都暗示出內蒙古地區騎兵奔襲作戰的特殊性——相比中原各根據地部隊以“人”為主軸的軍民關系而言，騎兵奔襲作戰中的“地”顯然占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騎兵奔襲行動中的“地方”（如“窮地方”或“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是一種自然地理空間的概念，而不是一個需要深入和扎根的“地方社會”。面對漢族新戰士小李“浩吉格爾山還有多遠”的問題時，老向導那順烏力吉的回答是“不遠啦，一哈腰就差不多”。[29]但騎兵戰士們的感覺顯然與此不同：“大家知道草地是不講究多少里的，平指是三十多里，再高一點差不多就是七八十里地，他們走了六十多里地，還有這么老遠，在烏珠慕爾沁旗上找住戶，多么不容易呵！”[30]在這里，可以通過里數丈量的地理空間乃是騎兵戰士期待快速經過的空間，而它的廣袤、遼闊卻意味著奔襲戰中行軍時間的漫長，無論這中間有怎樣趣味盎然的風景，都不可能成為他們駐足、停留的理由。在《金色興安嶺》中，正是這樣一個固定的地理空間以及無法縮短的行軍時間決定了奔襲戰中騎兵戰士的主體狀態和情感構造。在這方面，朋斯克筆下的新戰士小李和其他蒙古族戰士之間形成一個有意味的對照。

向那順烏力吉大爺詢問“浩吉格爾山還有多遠”的小李陷入“不耐煩”的焦灼狀態，朋斯克寫“他恨不得馬上飛過去”。[31]中國自身的古典文學傳統有諸多對“飛”的程式化書寫，而現當代文學中諸多流俗的戰爭文學和回憶文字也常常用“飛”這種浪漫主義的筆法形容部隊的奔襲。但如果就歷史經驗本身而言，這種浪漫主義的“飛”的心態恰恰會構成干擾性的心理因素。對小李而言，“飛”意味著他是在用一種美好的想象去觀照一個即將展開的行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廣袤、遼闊的空間成為一個在心理上被快速“帶過”的部分，甚至在潛意識里被排斥于“奔襲”之外——這也正是他之所以感到“不耐煩”的深層心理原因。更為致命的是，這種缺乏現實依托的想象不僅滋生了“不耐煩”的情緒，而且也被用來排遣“不耐煩”:

“山跟前，有很多蒙古包嗎？”小李打算抓住王鐵山以后，痛快的吃點、喝點什么，蒙古包多呢，吃住方便一些，盡管是酸奶豆腐、奶茶也好；更希望小牧童越多越好。[32]

在這里，為排遣“不耐煩”而展開的想象在心理上陷入了行軍已經結束的虛假情境中，而行軍、奔襲的過程卻被過濾了。剛剛入伍的小李把曾經發生的經驗填補進對未來的期待中，而沒有意識到，這個枯燥的行軍過程恰恰是內在于奔襲戰的有機環節，而對這種枯燥的應對、化解也是騎兵不可或缺的素質。

和漢族新戰士小李不同的是，蒙古族騎兵卻有著對長途奔襲作戰更內在的感受，也有著更為豐富的心理層次。他們明確意識到廣袤、遼闊的地理空間已經決定了行軍時間的不可縮短，因此，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這個固定的時間中如何分配自己的體力、穩定自己的情緒，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在行軍中需要快速經過的“地”才會構成一種調節乃至充實主體的存在。在小說第二節，朋斯克寫到巴特爾的出發后的狀態:

約摸走了三十多里地，逐漸進入到更深的山嶺中來了，繞過一個山又是一個山。巴特爾勒住奔放的棗紅烈馬開始慢步走，他們在馬上“顛”得很舒服，剛出來時候乍醒的困倦完全消失了，開始興高采烈地嘮嗑起來。[33]

這里對蒙古族騎兵戰士巴特爾“勒住奔放的棗紅烈馬開始慢步走”的描寫極具現實性，不僅從細節層面描述出他們在面對特殊地理狀況時騎行方式的調整，而且反映出一種獨特的行軍心理:“一個山又是一個山”的重復是很容易滋生枯燥感和焦灼心的，但“慢步走”的方式卻令他們自己“在馬上‘顛’得很舒服”。如果考慮到這是漫長路程的初始階段，就會明白這種獨特的行軍方式及其對應心理的重要性——它既是合理分配體力的需要，也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蓄勢，即最大限度地減少枯燥感和焦灼心，進而消除“剛出來時候乍醒的困倦”。基于此，朋斯克在哈爾夫這個角色上使用的諸多閑筆似的插敘并非無關緊要。盡管政治觀念上有諸多不成熟之處，但這個內蒙古騎兵戰士“是個很好的歌手，東蒙民歌、騎兵歌唱的滿好，四胡也拉的不錯。演劇當反派，打球開坦克車（闖入），是連隊里文化娛樂的活動分子”[34]。對內蒙古騎兵連而言，正是這樣一個活躍的人物用嘮嗑、歌唱、講笑話等諸多方式為漫長而枯燥的行軍增添了亮色和喜感。

通過諸多充滿現實細節的論述，朋斯克的《金色興安嶺》貼近了騎兵行軍的情感狀態本身——在這里，沒有那種基于抽象“勝利”產生的不加節制的情感強度，而是一個基于行軍自身情境和行動邏輯而產生的調試過程。在興奮和沉悶之間，在“動”和“靜”之間，騎兵戰士對“勝利感”的護持和對孤獨、沉悶的習慣性適應有效地配合起來。

三、“故鄉”“階級”與“我們”

以騎兵為題材的軍事斗爭是朋斯克敘述的重心，也是《金色興安嶺》最引人入勝之處。而在軍事認同之外，明斯克也在小說中宣示了這支騎兵隊伍的政治歸屬問題：

我們不是封建王公的騎士，

也不是官僚地主的看家兵，

我們是強大無比中國人民的

嘿！毛澤東的鐵騎兵。[35]

在某種緊張的敵我對立結構中，作者及其筆下人物的政治立場沒有絲毫含混，那是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的重大歷史時刻，內蒙古騎兵明確地站在了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人民”一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少數民族文學敘事中，這種通過歌聲表達政治認同的手法是頗為流行的，也是符合意識形態要求的規范化操作。但如果回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新中國及其邊疆定鼎的復雜歷史情境中，其歌詞內部的諸多歷史層次仍有待深入辨析。例如，歌詞中的這個“我們”究竟是指什么？而“毛澤東”“中國人民”又有怎樣的歷史意涵？對這個問題，小說中重點展開且在藝術上予以成功呈現的軍事斗爭經驗是不足以回應的。前文已經述及匪首包俊峰試圖以“麻雀戰”對付騎兵師，這“激起了更大的階級仇恨”：“被他們連追去的包俊峰胡子狡猾的使著什么‘麻雀戰’，想保存勢力逃到阿拉善去，這簡直是對毛澤東式騎兵的侮辱。”[36]身為政治指導員的察干并不全然是從戰略戰術層面考慮騎兵連的行動，他意識到敵人對“麻雀戰”名稱的使用將直接引發騎兵隊伍的政治認同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掌握著你們的命運！包俊峰想逃跑絕不可能！”[37]也就不僅僅是軍事宣言，它其實隱含著內蒙古騎兵自身的身份焦慮——當“麻雀戰”這類原本獨屬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也被敵人采用時，騎兵隊伍的“毛澤東式”又將如何界定？“我們”和“你們”（“敵人”）的界限又在哪里？基于此，歌詞中騎兵隊伍的政治歸屬問題無法化約在軍事敘述中，而只能在歷史層面上對政治本身予以歷史追問：歌詞中的這個以“我們”指稱的“鐵騎兵”究竟是一支怎樣的隊伍？

在晚年所做的回憶文章中，朋斯克曾對自己所在的內蒙古騎兵第一師的歷史做出頗為清晰的敘述：

騎兵一師是英雄部隊，一九四六年一月組建于烏蘭浩特，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的培養下迅速成長壯大。它堅決地與封建反動上層進行斗爭，積極地維護社會治安，清剿土匪，鎮壓反革命叛亂，多次擊退國民黨嫡系和雜牌部隊猖狂進攻，保衛“五一”大會和土改運動，南下三次，配合東北野戰軍主力參加一九四七年夏、秋、冬季攻勢，威震遼西，國民黨報紙驚呼“東蒙銳騎，侵擾頻繁”！[38]

這段敘述的內容聚焦于解放戰爭時期，就歷史敘事而言，它內嵌于解放戰爭情境下國共雙方軍事對抗的整體敘事結構，也隱含著符合意識形態規范的階級話語。在與此相隔三十余年的《金色興安嶺》文本中，也有與此高度相通的歷史敘述。在小說第五節，朋斯克通過察干政治指導員的白馬帶出了騎兵一師在解放戰爭中的赫赫戰功:

他喜歡這種烈性馬，這馬四年多時間中老和他在一起，參加過三下舍伯圖、攻打大虎山、西喇木倫河邊打游擊……許多次戰斗。一九四七年夏他還在當排長的時候，他們連用奇襲方法解決了蔣匪遼沈一帶偽政權，敵人報紙上驚呼著:“東蒙銳騎侵擾頻繁……”[39]

但如果做進一步的歷史辨析，就會發現晚年回憶中的騎兵一師軍史是有強烈建構性的。這種建構性首先就表現在朋斯克把騎兵一師的軍史開端確定為“一九四六年一月組建于烏蘭浩特”。烏蘭浩特原名王爺廟，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后，王爺廟系其偽興安省省府所在地。而和朋斯克的回憶不同，更多相關的回憶文字和軍事敘述會把內蒙古騎兵第一師的成立時間追溯至1945年偽興安陸軍軍官學校青年官兵發動的“八一一”葛根廟起義。如當時的起義領導人之一、后曾擔任騎一師師長的王海山即在回憶錄中明確述及:“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在革命勢力的影響下，住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偽滿軍官學校的一批進步青年軍官，團結絕大部分在校學生，于1945年8月11日在王爺廟葛根廟后山殺死日本軍官，舉行了武裝起義，迎接蘇聯紅軍?！盵40]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在“八一一”葛根廟起義之前，偽興安陸軍軍官學?！半`屬于偽滿洲國軍事部，實由日本關東軍控制指揮，是一所綜合性的軍事學府”[41]。在這種情勢之下，軍校中以蒙古族青年為首的生徒隊和軍校、偽滿蒙政府之間的關系頗為復雜：一方面，雙方關系始終存在民族歧視和壓迫，這也為軍校中的歷次沖突以及此后的武裝起義埋下了引線；另一方面，生徒隊的蒙古族青年多出身貴族，是日偽統治特別倚重的對象，他們也難以避免同日本教官、軍事顧問的私下交往。在起義之后，這支騎兵隊伍先后改編為民警大隊、警備總隊、東蒙人民自治軍騎兵第一師，直到1948年才作為內蒙古騎兵第一師正式列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序列。[42]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戰爭期間，東蒙地區部分領導人還曾就內蒙古地區的自治方式問題與烏蘭夫產生分歧，盡管這個分歧隨著1946年承德“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的召開而得到有效解決，但其中的“內人黨”問題還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再度浮現，并給騎兵一師帶來巨大沖擊。事實上，《騎兵一師宣傳隊》的寫作與騎兵一師這段復雜、棘手的歷史直接有關。朋斯克在文章開頭就提到內蒙古騎兵第一師宣傳隊同志在1987年的聚會，大家慨嘆“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的幸存感受，其歷史回憶的動力也由此產生：“在座的這些同志幸存不易，應該把宣傳隊的事跡如實地寫出來，粉碎別有用心的人對內蒙古騎兵部隊的無恥誹謗！”[43]就親歷者和當事人的感受而言，朋斯克面對“無恥誹謗”的義憤怎么強烈都不為過，但從對歷史深入理解的方面考慮，這種義憤下的回憶使得朋斯克將騎兵一師的歷史書寫局限于解放戰爭的敘事框架中，以致錯失對如下問題的追問：原本隸屬于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洲國統治的興安騎兵師究竟如何被淬煉為“強大無比中國人民的、毛澤東的鐵騎兵”？

對此，朋斯克晚年所做的另一篇回憶文章《一九三九年，科爾沁草原》頗值得重視。和《騎兵一師宣傳隊》為騎兵正名的公共意圖不同，《一九三九年，科爾沁草原》是以更個人性的記憶展開敘述的:

少年時期的很多事情都忘記了，一點都想不起來，但是有些重要經歷，卻始終留在腦際，抹不掉，揮不去，歷歷在目，恍如昨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九歲時候發生的諾門罕戰爭叛兵暴亂事件。[44]

在主流的戰爭史敘事中，這里提到的諾門罕戰爭一般被描述為日本和蘇聯在邊境地區的軍事沖突。但就朋斯克這個曾親歷戰爭的蒙古作家而言，諾門罕戰爭的回憶卻更多聚焦于以蒙古人為主體的“叛兵暴亂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曾經參與諾門罕戰爭的偽滿洲國興安騎兵師正是以偽興安陸軍軍官學校中的蒙古學員為主體的，而回憶錄中發動“叛兵暴亂事件”的小喇嘛正是軍校教導團的生徒班長。在《一九三九年，科爾沁草原》中，朋斯克對小喇嘛和聚寶這兩支蒙古叛亂騎兵的命運有著頗為復雜的情感，他甚至在文章結尾稱：“如果他們當時有比較明確的政治目標，對國內外抗日形勢有所了解，是能夠找到生存和發展之路的。”[45]在這里，所謂“生存和發展之路”并不能簡單視為虛妄的歷史假設，而恰恰關涉著朋斯克本人所見證的偽滿洲國興安騎兵被成功改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蒙古騎兵的復雜歷史經驗。

別有意味的是，發表于1953年的《金色興安嶺》對歷史的追溯恰恰超出了《騎兵一師宣傳隊》的解放戰爭時間框架，而是勾連出和《一九三九年，科爾沁草原》高度對應的時間線索和歷史脈絡。就小說內部的形式構造而言，騎一師在解放戰爭中的赫赫戰功雖然也被作者多次述及，但它們并不具有推動敘事的功能，而只是一種強化意識形態的政治修辭。但在小說第一節，朋斯克寫到漢族新戰士小李“撿著了一把胡子扔的日本戰刀”，“刀上還刻著‘諾門汗戰爭凱旋紀念’”[46]。這里的“‘諾門罕戰爭凱旋紀念’引發出偵查班長巴特爾這個人物的回憶，由此，朋斯克另辟出一條與正在進行的“剿匪”截然不同的歷史敘事:

“七年前，被鬼子抓去在阿爾善北邊修工事，監工的憲兵上尉色仍用哈爾夫繳的那樣上面有字的日本戰刀砍傷了我的肩膀。那時候我們整天刨石頭、背洋灰，干著牛馬活兒，吃發霉的小米粥，誰想到有今天呵！”[47]

和由政治指導員察干借白馬追溯的“四年來”相比，這個由日本戰刀引發的“七年前”的敘事延展出更長的歷史時段。如果說前者基本扣合著以國共對抗為主的解放戰爭史，那么后者卻溢出了民族國家內部不同集團斗爭的框架，而將中國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偽滿洲國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等多方勢力整體性地涵納進來。也只有在這種有著高度復雜性和極致張力感的歷史情境中，“鐵騎兵”的“毛澤東化”或“人民化”的發生機制才能得到更貼合歷史的理解和把握。

對何謂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人民”，《金色興安嶺》似乎已經用“階級”給出了直接而明確的答案。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機制下，朋斯克對《金色興安嶺》的寫作當然無法避免大規模階級話語的運用，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騎兵一師宣傳隊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朋斯克幾乎是在一種頗為自覺的意義上利用他所諳熟的階級話語結構小說敘事。例如，盡管巴特爾通過日本戰刀引發出更長時段也更豐富的歷史回憶，但朋斯克卻從小李這類新戰士的視角對他的身份做出了一個階級界定：“班里小李他們幾個，只知道班長是農民出身，在舊社會受過很多折磨，當過勞工，但因為他從師教導隊受完訓分配到這個連不久，具體的情形可不知道。”[48]“農民”和“勞工”的早期經歷為巴特爾賦予了清白的出身和明確的立場，更為重要的是，它通過敘述層面的身份設置斬斷了這個主要正面人物和騎兵一師復雜歷史之間的緊張糾葛。盡管小李這類新戰士的言說角度給這種明確的立場平添了一些含混，但在隨后對“可不知道”的“具體的情形”的補敘中，這種含混被階級話語進一步消泯。對在阿拉善修工事的巴特爾而言，監工的憲兵上尉色仍“是蒙古人又是同鄉”，但無論是“族面”還是“鄉面”都未能阻擋色仍“砍傷了我的肩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界定色仍敵人身份的并不是民族歸屬和地域認同，而是階級出身，即他作為“大地主包臺吉諾顏的兒子”和“日本東京士官學校的學生”的身份。在故事情節上，朋斯克對色仍的身份埋下一處伏筆，直到小說結尾才揭示出——自己和戰友們日夜追擊的匪首、化名漢族的包俊峰正是那個砍傷自己肩膀的色仍。在這種機巧的設置中，巴特爾和色仍（包俊峰）就構成了同一民族內部的階級“復仇”故事:

“色仍！你聽著！七年前在阿爾善修工事，你用日本戰刀砍傷了我右肩膀，還大搖大擺的說：‘死了不如一條狗’，今天你又用美國卡賓槍打傷了我左肩膀，可是我們把你俘虜了。這回我說：給內蒙人民除了一條花臉狼，罪犯！你敢說一句話嗎？”[49]

在這個敘述中，巴特爾稱“日本戰刀砍傷了我右肩膀”，“美國卡賓槍打傷了我左肩膀”，但“把你俘虜了”的卻是“我們”。由此，一種以階級話語構筑的“集體”優先性也就確立起來。

但需要指出的是，階級話語在小說敘事中的展開并不是一個順滑的過程，相比情節設置上的機巧，情感抒發的變形成為小說敘事更為突出的癥候。例如，巴特爾對自己“仇恨”的講述是在“金色興安嶺”的抒情段落處強行插入的，但“仇恨”的講述很快又被“當時我們都愛唱‘達亞布爾’……”的溫情回憶沖淡和繚繞，以至于哈爾夫興致勃勃地唱起這首他“十三歲就學會了”的歌。朋斯克在此動情地寫道:

歌聲婉轉悠揚。幾年來頻繁戰斗環境中誰也沒唱過民歌，連想都沒想到它，猛然唱起來，大家都想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十首二十首民歌。聽慣了牧歌的那順烏力吉連連贊美，在他聽來，農業地區的歌子，別有味道。[50]

但是，“皺了皺眉頭”的巴特爾卻再次將仇恨的情緒強行插入進來:

“松樹搖又搖，是秋天的涼風吹。誰逼散我們老和少？是‘滿洲’和日本。”[51]

在這里，階級敘事未能從情感層面涵納“象征著故鄉的美麗、可愛”的“金色興安嶺”，而用一種立場意義上的“明確”將那種飽含著故園之思的“味道”帶了過去。這里需要進一步辨明的是，在內蒙古邊疆地區的歷史情境中，在這部由蒙古人所做的內蒙古騎兵題材小說作品中，“故鄉”究竟指涉著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當下諸多生活于中原地區的讀者常常會把內蒙古邊疆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空間范疇予以理解和感知，但這種理解卻忽視了內蒙古邊疆空間內部的豐富的差異性。對此，由蒙古作家朋斯克寫作的《金色興安嶺》恰恰提供了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內部感知方式。就歷史而言，經由“八一一”葛根廟起義而成立的內蒙古騎兵一師本來駐扎在東蒙地區的興安盟，對此，小說中也有明確表示。在小說第二節，老向導那順烏力吉問：“小伙子們，你們全是哪個旗的呀？”巴特爾即明確回答:“我是圖什葉圖，他是扎斯圖，差不多都是興安盟的?！盵52]老向導“嘿嘿，遠地方呵！”的感嘆表明，騎兵一師在烏珠慕爾沁地區的剿匪斗爭其實是異地作戰，完全可以稱為離鄉離土的遠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重見興安嶺意味著他們是在奔襲作戰的任務中與故鄉遭逢。只是在這里，“達亞布爾”引出的故園之思并不指涉中原意識下一個整體的蒙古邊疆，而是具體地落在“農業地區”的東蒙興安盟。其次，所謂“故鄉”并不能簡單視為文學表達的一般性情緒，它內涵于其中的政治意涵也須得到進一步辨析。在近代東亞整體的歷史結構中，外蒙古的獨立和內蒙古作為新中國邊疆定鼎的歷史是一個多重力量交織的復雜過程，除了此前知識界普遍關注的蘇聯、日本等外部勢力干涉之外，蒙古地區自身內部的多重復雜結構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但朋斯克卻借助老向導那順烏力吉之口給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線索：“我小時候聽見烏珠慕爾沁人的故事，就像聽外國的事兒一樣。早先各旗王爺各管各的，簡直是個小國家，我作夢也沒想到走著走著到烏珠慕爾沁來啦，這真就叫做‘南征北戰’吧，哈……”[53]在蒙古以游牧為主要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歷史中，各部的割據及互相征戰始終棘手的問題，而在近代，蒙古地區各盟旗王爺的割據始終和外部勢力的干涉彼此糾纏。直到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邊疆展開的革命為內蒙古地區政治的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機，騎兵部隊本身的“雜色”構成就是這種整合有效性的一個例證，那順烏力吉的感嘆透射出這種人心變化的軌跡:

“以往聽努圖克人說，外旗人差不多都是像狐貍似的，坑蒙拐騙什么壞事兒都干，可是這里不僅有科爾沁人、哈爾沁人，還有達斡爾族、漢族人，這些小伙子們一個個都這么好，張嘴大爺閉嘴大爺的?！睅字軄斫o部隊作向導中，階級兄弟的友愛溫暖深深感動了他。[54]

由這些表述能夠看出，所謂“故鄉”其實隱含著蒙古地區內部各個盟旗之間的身份歸屬和政治認同問題。在解放戰爭時期內蒙古自治區成立的整體情勢中，如何打破各個盟、旗之間因地域、部族而產生的隔閡，并用“階級兄弟的友愛”重新鍛造具有連帶性的情感紐帶，將會是各級、各民族革命干部特別注意并保持高度審慎的問題。也正因為此，巴特爾才會說達亞布爾的“味道”不如興安騎兵的歌子“明確”。在《金色興安嶺》中，巴特爾這種極具癥候性的情感邏輯并不是孤立的，例如，老向導那順烏力吉的兒子被包司令殘殺的故事也連帶著同樣的階級復仇故事。而在騎兵連偵察班戰士們歡快的說笑聲中，巴特爾卻請求那順烏力吉“把兒子被殺害的經過講給我們聽聽”，這也使得敘述從說笑場景重新轉回偵察任務。就小說整體而言，這種反復插入的階級話語固然嵌合乃至生發出某種敘事，但它和敘事者自身情感的齦齲狀態卻始終未能得到化解。

當然不能否認，朋斯克的文學敘述沒有把“味道”真正涵納在“明確”的階級話語中，《金色興安嶺》中關于“故鄉”的情感呈現為一個持續遞減的過程，尤其是在小說末尾，飽含故園之思的“金色興安嶺”則被推至淡遠的歷史后景位置。但同樣需要承認的是，這種不無公式化的表達還是透露出“我們”背后整體性的政治構造和相應的情感寬度。

結語

1946年開始的解放戰爭在短短數年間即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在從中原各個根據地進抵邊疆之后，面臨諸多新的狀況、情勢，既有的革命經驗也隨之得到豐富、調整乃至重構。就歷史而言，部隊在邊疆地區的革命經驗有力保障了新中國邊疆地區定鼎的歷史進程。就文藝來說，當時眾多的部隊文藝工作者通過不同形式的作品對這個進程予以藝術呈現和歷史記錄，而這些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中國對邊疆地區的想象方式和理解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的部隊文藝和邊疆文學呈現出一體連帶的關聯性。但80年代以后，本來一體連帶的兩者卻出現了微妙的裂隙。一方面，新時期的文壇和知識界愈發凸顯的藝術本位逐步將邊疆文藝維度凸顯出來，由此，一種“純文學”意義上的邊疆敘述開始主導文學創作和相關批評話語，甚至在公眾意識層面生發出一種帶有特定中產趣味的現代邊地想象。而另一方面，隨著革命及與之相關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落潮，對新中國邊疆定鼎過程至關重要的部隊經驗逐漸消失在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和整體性的公眾討論中。與此相伴隨的是，作為新中國邊疆文學初始形態的部隊文藝及其生產方式也不再為人所注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朋斯克和《金色興安嶺》這類作品還有著重要的意義。這并不是說它們需要在“重寫文學史”的意義上得到經典化的追認，關鍵的問題在于，由于作家因應時代的精神要求以及作品本身樸拙的現實主義筆法，這些文本不可能不烙印上歷史展開的痕跡。而如何發現和捕捉這些文本的癥候，如何通過嚴肅的學理分析追索這些文本在具體情勢中動態生成的歷史過程，仍然是一個值得充分討論和深入思考的議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釋

[1] 朱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孔羅蓀、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導言，第3頁。

[2] 朱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孔羅蓀、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導言，第3頁。

[3] 朱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孔羅蓀、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導言，第4頁。

[4] 毛澤東:《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頁。

[5] 朱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孔羅蓀、朱寨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中篇小說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導言，第4頁。

[6]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7]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8]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9]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0]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11]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2]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3]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14] 《內蒙古騎兵第一師剿匪總結》，《剿匪斗爭·東北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頁。

[15]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6]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7]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8]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19]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0]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1]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2]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3]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4]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5]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26]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27]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28]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29]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0]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1]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2]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3]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4]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5]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36]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37]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38] 朋斯克:《騎兵一師宣傳隊》，《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頁。

[39]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40] 王海山:《內蒙古騎兵第一師剿匪戰斗的回顧》，《剿匪斗爭·東北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頁。

[41] 馮學忠:《“八·一一”葛根廟武裝起義》，《文史月刊》2006年第8期。

[42] 王海山:《內蒙古騎兵第一師剿匪戰斗的回顧》，《剿匪斗爭·東北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994頁。

[43] 朋斯克:《騎兵一師宣傳隊》，《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頁。

[44] 朋斯克:《一九三九年，科爾沁草原》，《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頁。

[45] 朋斯克:《一九三九年，科爾沁草原》，《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頁。

[46]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47]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48]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49]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8月號。

[50]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51]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52]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53]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

[54] 朋斯克:《金色興安嶺》，《解放軍文藝》1953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