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2年，26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陳引馳發表論文《對文學史及其與作品個體關系的思考》，開宗明義提出：“很有必要對‘文學史’本身作一反省，雖然反省并不能保證徹底的澄清，但總比沿襲混亂要好。”又在結尾呼吁：“文學史，我們不妨更多地作為一種文學歷史演變的脈絡來把握，它是更為學理化的、抽象的；而作為另一個學術活動的領域，對作品的理解詮釋，不妨更重在它的完整、活潑的經驗性，是更為藝術性的、具體性的。在文學史的線索里，我們理性地把握了文學歷史演變的骨干，而在具體作品中，我們感性地體驗了文學內在的魅力和價值。”三十多年過去，昔日的陳同學早已成長為譽滿天下的陳教授，已在復旦大學的課堂上講授了30年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并于2024年歲末出版了圖文并茂的《文脈的演進：中國古代文學史講錄》。顧名思義，這部文學史新著貫徹并深化了他早年的中國文學史觀，“澄清”了許多混亂的概念和知識，在古今貫通、中西比較的寬廣視野中勾勒出從古代到近現代“文學歷史演變的脈絡”，既有感性的作品體驗，也有理性的史學建構，融文學史、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于一爐，一新讀者耳目。

一

古代的寫作者并不知曉“文學史”是何方神圣，作為一種學術研究范式，“文學史”是現代性的產物，中國人自己編纂“中國文學史”也是西學東漸的一個產物。多年來，學界機械套用西方現代“純文學”觀念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以審美價值為核心，重形象、重抒情，寫出來的文學史往往是“純文學”在中國的歷史，而不是“中國的”文學的歷史，不符合現代“純文學”標準的議論性、實用性、禮儀性、娛樂性文體和文本長期被排除在文學史范圍之外。其實，文學和文明不一樣，文學的普遍性、世界性固然重要，但文學的民族性也不容忽視，有時甚至是第一位的。王水照先生在《三個遮蔽：中國古代文章學遭遇“五四”》中指出，中國傳統“雜文學”觀念“是我們應予充分重視并加以深入闡釋的民族特點”，而20世紀初以來，傳統“雜文學”觀念被“純文學”觀念所代替，“無法真正把握中國文學史的民族特點，滿足中國文學史主體性的追求”，“中國文學史應該描述出‘文學’從其他文類中剝離、分疏的軌跡”。王利器《文學古訓辨證》一文梳理從孔子時代到建安時期，“文學”含義歷經文獻、經學、學經書之人、文章經籍、文士諸種變化，在這方面早著先鞭。陳引馳教授翻過一層，在書中“導論”部分對“文學”“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學史”等基礎、核心概念進行了精到辨析。

作者講述了從《論語》到《世說新語》中“文學”意蘊的變化，說明從《世說新語》的時代開始，“文學”一詞才具備今天的含義；又通過賦、詩、文章、小說等文學體類的歷史地位升降，表明不同時代的文學觀念有所不同，每個時代有各自的核心文類，“文學”這一概念本身有一個歷史過程。從而推論，文學“是人類文化歷史選擇的結果”，“文學史形成今天的面貌，實際上是基于一定立場選擇的結果，關注的是能夠感動后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情感上的感動，也可能是精神思想上的感動。真正的經典，就是這種有持續的感發力和生命力的作品”。至此可見，作者的文學觀念與對文學的歷時性研究相適應，呈現出一種歷時性的動態結構和讀者接受視角。

那么，何謂“中國文學”？“導論”在中西文學傳統比較的視野中，從兩大方面進行介紹。就文字形式而言，中國文學乃用漢字寫成，漢字一字一音一義、單字成詞、一字多義，書面表達長期言（口語）、文（書面語）分離；就內容旨趣而言，中國文學主流是面向現實人生，注重表達現實的經驗，與此相對應，中國文學具有顯著的倫理性、政治性和社會性。故此，中國文學最高的審美理想是盡善盡美、美善兼備，循此標準，大部分人認為杜甫是中國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家。這些大判斷對我們正確認識“中國文學”的對象、范圍和歷史變遷有著根源性、基礎性和本體性的作用，前引王水照先生一文就認為：“漢文字、漢語言、漢文體是最能體現中國文學民族特色的三個因素，可為今后的文學史書寫提供開拓創新的巨大空間。”

然而，僅將過去的文學文本連在一起，未必就能構成文學史。眾所周知，文學活動包括作品、作者、世界、讀者四要素。“導論”認同主流意見，將作品視為文學史所要處理的中心問題。但又指出，“文學史”首先是一種“敘述”，“文學史是要建立一種內在聯系性”，把眾多文學作品以及與文學相關的活動、事件連綴成一個序列，并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有意義、可闡釋的關系，“其中包含主體的判斷、主體的意識”。陳教授突出了文學史編纂的主體性、結構性和闡釋性，文學史因此成為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闡釋學問題。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主張：“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詮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為‘效果歷史’。”《文脈的演進》要敘述的文學史就是這樣一種效果歷史，既包括歷史上文學作品和文學事件之間的關系，也包括敘述者與歷史對象之間的理解和解釋關系。

“導論”對于文學、中國文學、文學史這些核心概念的考鏡源流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為讀者了解中國文學史提供了本體論基礎，在同類著作中并不多見，獨具自家面目，故特為述論如上。

二

隨后，該書勾勒了從古至今中國文學在時空中的變遷線索，數千年文學的演化脈絡于此清晰可見。

文學史研究的中心議題是歷史分期，包括長遠時間跨度的文學時代（epoch）和較短時段的文學時期（period）。作者在多個章節里借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之說，將中國文學的古今變遷史劃分為三個“軸心時代”：先秦時代、唐宋之際、近現代之際。在19世紀，德國哲學家拉索爾克斯最早提及“軸心時代”的概念，漢學家施特勞斯在翻譯、注釋老子《道德經》時討論了這個概念，到20世紀中期，雅斯貝爾斯發揚他們的思想，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明確提出并論證了軸心時代，認為世界的軸心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亦即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間人類的精神生產進程構成一個軸心，這一時段就是“軸心時代”，中國的孔子、老子和諸子百家，印度的奧義書和佛陀，西亞和巴勒斯坦的先知們，古希臘的哲學家和詩人，都在該時段出現，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使人的存在整體上實現了一次飛躍，這次飛躍為全人類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歷史參照框架，無論人們今天生活在哪里，都會受到這個軸心時代所形成的意識結構的影響。

作者認為，歷代文人常常回溯他們自己所認同的精神源頭，重新思考文學的核心問題和價值，那些被一再回溯的時代即可認為是中國文學的軸心時代。先秦時代形成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后世所有文士的精神傳統，沒有一個傳統文人不接受這種影響，其時的詩騷傳統和“宗經”觀念也延續至今；唐宋之際，詩、賦、文轉型，唐宋詩之爭、唐宋古文凝聚成一個新傳統，各體俗文學逐漸興起，終至與雅文學分庭抗禮；近現代之際，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前后，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文學成為錯綜交合的世界文學格局中的一部分，遠非詩騷傳統或唐宋之爭等議題可以涵括。通行的文學史分期按朝代劃分，自有其道理，但對于把握中國文學整個發展歷程來說尚嫌不足，文學生產和政治、經濟變化既不同步，也不平衡，這種分期不符合文學演變的實際過程，忽視文學體式自身的發展規律，過于僵化，使文學史變成了政治“斷代史”。“中國文學史的三個軸心時代”高度概括了古今文脈的演進歷程，揭示出每個大時代里文學活動的突破性進展、轉折性意義和奠基性作用，也讓學生易于記憶。在近現代文學的巨大變折中回觀古代文學，尤具啟發意義。李楊教授《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就發問：沒有“現代文學”，何來“古代文學”？ 確實，只有引入現代文學的視點，古代文學的歷史面貌、進程和地位才看得更清楚。三大軸心時代之說切合“歷史的實在”，也在宏通的視野中闡釋了“歷史理解的實在”，是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觀照，獨具遠見卓識。

與時間同樣重要的還有空間。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倡議，編著文學史，若“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后，空間離合，而總匯于一書”，“則其間必有啟發”。《文脈的演進》在對文學史進行時間線性探索的同時，也在勾畫文學空間和地理的變化，名之曰“文學活動場域”。

作者從南北文學離合、地域文學興衰和文學中心轉移三個角度俯瞰中國文學空間展開的大勢。從大視野看，中國文學史在空間維度上可劃為兩大階段：中唐以前，文學中心和政治中心重合同一；中唐以后，文學中心與政治中心相對分離而趨向多元化。具體而言，從《詩經》到漢賦乃至樂府歌詩，皆可謂“宮廷文學”，其間的文學活動幾乎都圍繞著宮廷進行；初盛唐之際，隨著貴族社會逐漸向平民社會轉變，文學活動的場域從宮廷擴大到都城，中唐以后，地域文學興盛起來；近現代，文學場域逐漸從中心向邊緣發展，許多重要的文學活動甚至在域外發生，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發生發展有很多域外的起源。古人也講南北、講地域，但很強烈的目的是為了立門戶、分高下。該書講文學場域，目的不在于此，而是要廓清文學發生、發展、轉變過程中實際的活動場域和流布情況，以及文學地域特點的復雜性。讀罷全書，可以感受到，中國文學最初從北方、南方的有限區域發生，從宮廷向都城展開，逐漸形成全國范圍內的多元系統，最終向世界敞開，進入“世界文學”的時代。這份文學繪圖彌補了以往文學史研究對空間關注的不足，揭示出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學在發展過程中的多樣性、多元化和開放性，也表明文學發展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內在動力。

黃庭堅《答王子飛書》云：“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歷史研究也當如此。《文脈的演進》通過時段分期、場域分布，勾勒出中國文學的時空變遷，描畫出中國文學史的坐標系，從而讓讀者知其脈絡、明其走向，對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也有真切直觀的感受。

三

至于知識的準確、細節的豐富、講述的趣味和最新的國內外學術前沿信息，書中隨處可見，不待贅述。由于教學課時的限制，該書先唐部分可稱周詳，唐以后則聚焦于唐宋文學新典范的創立及承傳、近現代文學轉型的多元圖景。不過，作者將中國文學作為整體對待，關注文學體類從韻文到散文、從詩歌到小說、從雅文學到俗文學的重大變化，觀察每個時代核心文類的遷移，強調早期文學脫離音樂之后對文字表現的追求，以作品為中心，編織成一個包蘊文本、作者、文學事件和讀者接受在內的中國文學網絡，在一個動態的時空坐標系中呈現中國文脈的演進。作者運用總分結構、辯證思維和綜合分析，既兼顧到文學史各項因素的內在聯系和相互影響，也強調其中的統一性和差異性，從而把握了中國文學史的整體性和復雜性。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絕不濫用教師權力去強迫或誘使學生奉己說為真理。相反，他反復告誡大家，對文學史中所謂“客觀知識”“客觀歷史”要有懷疑精神、反思意識和批判思維，而且多次吐露自己治學中的困惑，某些問題自己也“不太有把握”。職是之故，該書既是結構主義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解構主義的。這種“隨說隨掃”的言說方式充滿禪宗智慧，提醒人們切莫尋言逐字、盲信定說，也表明中國文學史的闡釋和重寫是一個開放的、未完成的方案。

要之，《文脈的演進》是一部改變以往知識框架和敘述形態的中國文學史新著，以四十萬字和百余幅圖，涵蓋從先秦神話到現代文學的文學活動，中華數千年文脈演變大勢盡收眼底。陳引馳教授在古今貫通、中西比較的參照系中建立起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的內在聯系，重構中國文學史的主體性和整體性，講授通透、見識新穎而又富于趣味，對普通讀者和專業學者均大有裨益。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