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王干的《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被作者一再帶回那“眾生”喧嘩的文學現場。

懷舊憶往：一張拼圖怦然心動

《備忘錄》正文前面那張“20世紀80年代發表王干文章的刊物”的拼圖先聲奪人，讓我感慨萬端。王干和我們這一代“50后”學人，從1980年代被視為“青蔥生猛”的青年評論家，到當下成為文壇的“元老級”人物，從新時期到“后新時期”，從新世紀到新時代，40余年間，經歷幾番風雨浮沉，至今仍然多是一線的評論家。

《備忘錄》提供的這張眾多文學刊物的圖片，讓我怦然心動地回望文學生命中的眾多印記：有從新時期一路走來，經歷過山重水復柳暗花明，飽覽風光無限，如今仍然堅挺的《文學評論》《文藝研究》《讀書》《上海文學》《當代作家評論》等，也有很多“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半路上黯然退場：比如，最早打出當代文學研究專刊旗號的《當代文藝思潮》，已故林建法先生曾經供職的《當代文藝探索》，這一西北一東南的當代文學評論雙先鋒；比如崛起于太行山以西，培養出閻晶明、謝泳等評論界名家的《批評家》，以及站位甚高卻曇花一現的《評論選刊》……年輕的學人們或許難以理解，在時代的轉型中，那些敢為天下先的辦刊人，為了能夠說出點有限的真心話語，為了掙脫既有的規范去探索一些可能的范疇，付出過多么沉重的代價。而在當事人看來，那些已經淹沒在歷史深處的一行行文字、一本本“過刊”，都標志著當代文學潮流與個人文學生命的熱烈搏動與血氣蒸騰。

這樣的一張拼圖，是否是作者和編者的深思熟慮，不得而知。王干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過文章，我也曾經是它們的熱情作者。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都是在進入1990年代的門檻之際，先后退出讀者視野的。今天很多人都以懷舊之情回望1980年代，稱之為文學的黃金時代，但是，理想國里也不乏血淚，它的乍然落幕更令人唏噓。市場化時代的到來，并不是天花亂墜遍地黃金，相反，當經濟效益當先、物質貶斥精神、消化打敗文化（“消化打敗文化”出自公劉先生之口）之際，文學一度被邊緣化，不少作家離開“純文學”場域，一批口碑很好的文學報刊因為經費問題被迫停刊或者轉向追隨市場需要和流行文化，這也造成了新的文化困境。

更為重要的是，這就是王干《備忘錄》所必須面對的嚴峻語境——從南向北，由上海發起而延及北京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充分表現出文學評論界乃至人文學界的警覺與危機感。記得我于1996年撰寫《1993：世紀末的喧嘩》時，就對市場化大潮沖擊下的文學現狀和未來走向感到相當的擔憂。陳忠實的《白鹿原》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創作，汲取傳統文化源泉，應對拜金狂潮，既贏得口碑，又占領市場，給當代文學增添了壓艙石，穩住了陣腳，也開拓了新的探索方向。與王干1990年代“文學行動”休戚相關的作品，一部是王干作為文學編輯積極組稿一手促成其完稿問世的王安憶的《長恨歌》，一部是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為時代文學增添新的高度。

一個比較：推濤者與弄潮兒

然而，上述這些堪稱1990年代文學代表作的出現，大都在1990年代中期，1990年代文學是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中啟航的，是時也，海天蒼蒼，混沌迷茫，充滿了不確定性。文壇的沮喪與失落帶有普遍性。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與文學現狀，王干表現出非常獨特的弄潮兒姿態——輕靈灑脫，騰挪身手，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

我所尊敬的文學前輩韓瑞亭把他的評論集命名為《推濤集》，此語深得我心，我也一直把為當代文學潮流推波助瀾作為己任。但這種認知顯然是將自身與文學潮流之間的關系作出明顯區分的。說到我自己，從1990-1992年近兩年時間，我是意志低沉無心向學的，一度疏離當代文學現場。在王干則不然，他不但是推濤者，更是弄潮兒。推濤者是可以主動置身于邊緣乃至可以抽身而退的，弄潮兒則是始終處于波翻浪涌的潮頭，中流擊水，載浮載沉，打把式翻跟頭，與文學潮流共命運同進退。就其大者而言，從八九十年代之交對新寫實小說的倡導，1990年代中期對新狀態文學的鼓吹，為活躍其時一度比較沉寂和失去方向性的文壇起了積極的推助作用，這都是其弄潮兒的本色所決定的。

王干的弄潮兒本色，使得他的文章具有鮮明的當下性和針對性，不但是直面文壇，指點現實，還富有前瞻性，預測未來，窺測方向。這樣的站位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氣，冒險犯難。新寫實小說的首倡就是如此。尤其是他闡釋新寫實理念并且以大量作家作品充而實之以為論據的《近期小說的后現實主義傾向》（《北京文學》1989年第6期）。新寫實小說的旗號打出來已經數月，這篇闡述首倡者意圖的文章所列舉的新寫實小說代表作家作品卻未免過于寬泛。王干對“后現實主義”小說的特征概括，對生活做現象學的還原，客觀而細微的零度情感寫作，作者和讀者從規訓教導到平等對話的關系調整（王干的用語是從“獨白”到“對話”），未必妥帖，其援引的王安憶的《小鮑莊》、余華的《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周梅森的《軍歌》、朱蘇進的《第三只眼》《欲飛》、葉兆言《懸掛的綠蘋果》《棗樹的故事》等，其差異性要大于共同性，把他們打包裝入新寫實小說這只筐，未免有“拉郎配”之虞。但是，在這“粗服亂頭不掩國色”的論述中，王干對文學新質的指認，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當一種文學現象初具輪廓，率先對其予以梳理和概括，用理論性的話語幫助其浮出水面，其建設性的意義是具有開創之功的。只有將自己的思考和寫作都投入到不舍晝夜地涌蕩向前的文學潮流中，從中獲取靈感又迅速反饋其中，從不冷眼旁觀，從不指手畫腳，才是王干這樣的文壇弄潮兒的當行本色。

有人說，作為編輯和文學評論家，從朦朧詩到網絡文學，王干沒有錯過任何一個文學熱點。前后近40年，彼此之間的價值觀念和美學風范有多么大的距離，能夠在諸多文學熱點中自由徜徉而不顯疲態，這要有多么大的生命活力才能夠實現由此及彼的自由轉換。

不老頑童：如何把玩文學魔方

王干最初的理想是當一名作家、詩人，但讀到朦朧詩讓他非常震驚，“他們把詩歌寫到了極致。我覺得不能超越他們，就成了他們的粉絲，北島、顧城、舒婷、楊煉……我對他們的詩歌產生了興趣，一首一首地抄下來，至今還保留著當年手抄的筆記本。”由熱愛而進入朦朧詩研究，其內心受到的感召自不待言。朦朧詩人對理想信念低調而執著的堅守，對現實不屈不撓的批判，以及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動人追求，都是他人難以企及的。

王干在同時代人中間，是最先實現了文學觀念轉換的“先鋒”。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就在和王蒙的對話中提出“文學這個魔方”的論題，在文學的教育功能、認識功能和審美功能及文學的理想性、“文學是人學”諸話題之余，進而大談文學的游戲性即“玩文學”，2017年，王蒙、王干的對話錄增訂再版，書名就是《文學這個魔方：王蒙王干對話錄》。比談論“玩文學”的合法性，羅列“文學是人生的教科書”“文學是作家的白日夢”等說法更為重要的是，王干對文學抱持一種開放的態度，他認為文學是一種動態的展開，具有近乎無限的可能性：“（文學）組合當中便有一種‘無限可組性’。文學實際不能一下子窮盡，就像文學的定義不能一下子下得很完整一樣，因為文學處于不斷組合的過程，在不斷發展。”變與不變，本質與現象，是文學的一體兩面或者一體多面。魔方有六種基本色塊，在玩家手中卻是繽紛萬狀，可以完成多種組合，千般花樣。

這樣說來，不單是趣味無窮，還具有開闊的格局和氣象。王干的文學魔方說，還可以再加發揚：不但魔方自身千變萬化，就是把玩魔方的人，也可以分為各種身份。按思想學派和宗派區分，魯迅有言，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絳洞花主·小引》）。按閱讀者的身份區分，率性翻書者是一種，文學愛好者是一種，學者專家是一種，編輯記者和媒體從業者是一種。法國文學家蒂搏代在《六說文學批評》中，將批評者分為自發的文學批評即讀者批評，職業的文學批評即文學教授和文化記者的文學批評，大師的即著名作家的文學批評，而王干正好是集文學愛好者、文學批評家、文學媒體人和散文作家于一體的多面手。

“作協派”批評：接地氣與“玩理論”

在我的判斷中，批評界的“八十年代新一輩”而活躍至今者，文學觀念都不得不與時俱進。從1980年代至今，是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變化頻密亂花迷眼的時代，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以加速度運行、全方位鋪展的特定時期，也是作為社會生活和社會心理觸角與精神探頭的文學。1990年代以來，主動進行文學與市場關系的調適，對市場化浪潮帶來的城市化、農民工進城和底層生活困境，網絡文學的興起帶來令人眩目的新風景等予以及時地捕捉描述。沒有激流勇進的氣概，沒有輾轉騰挪的身手，沒有隨時調整自己身姿的能力，就會在這千回百折中折戟沉舟，黯然出局。

王干的獨家優勢在哪里呢？按照晚近的說法，批評家被分為兩個大的類別，其一是作家協會派，其二是學院派。王干是屬于前者而且從一而終的少數人。他大半生都是文學期刊的編輯，從《文藝報》到《鐘山》，從《中華文學選刊》到《小說選刊》，王干都是文學生產流程中的重要一環。我們習慣于說編輯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稱贊編輯工作的默默奉獻精神。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是編輯工作的基本操守。杰出的編輯不僅被人們稱作編輯家，更是思想文化和文學思潮的直接引領者締造者。1940年代的莫斯科，俄羅斯思想家和文學理論家別林斯基先后在《祖國紀事》和《現代人》做編輯，由于他的影響，《現代人》和《祖國紀事》成了當時進步知識界的重要輿論陣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茅盾接掌《小說月報》，為以“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現實主義雄風滌蕩纏綿悱惻的“卅六鴛鴦苦命鳥，一對蝴蝶可憐蟲”立下汗馬功勞。王干的編輯生涯，不但使他“接地氣”，而且要接讀大量的作家手稿，能夠在風起于青萍之末的時候就及時辨別風向，做出迅速判斷，發放作品的通行證，而且積極跟進，為之鼓吹，發揚光大，形成一定的文學氣候，確實是把編輯與批評家的雙重功能發揮到了極致。

1990年代，以“短平快”和“娛樂大眾”及商業化為特征的傳媒的興起，是以紙面媒體為主，并且對同樣是紙面媒體的文學報刊形成相當的壓力。一大批文學報刊紛紛從“純文學”品相轉向為流行文化、通俗文化，這也是“消化打敗文化”的一大表征。王干的姿態是隨機應變，通過對“聯網四重奏”的策劃，既堅持了文學刊物的純文學追求，又能夠借助聯手造勢，把文學期刊也做成一種文學媒介，在文壇和出版界積極爭奪話語權，爭奪市場份額，實現互動多贏。

作為批評家，王干的文章很少搬弄現成的理論，不像當今的學院派論文，如果一篇文章不曾引用幾位中外名家，尤其是正當行的西方學者的言論，就顯得沒有理論色彩。王干偶爾也會“玩理論”。在《備忘錄》中，僅有的一篇理論對話《“東方”的沒落——與哈斯頓教授一席談》，就是一個案例。它以巴勒斯坦裔學者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揭示與批判為理論背景，圍繞著西方學者對中國的誤讀誤解，以及國人對西方眼光的刻意迎合，與來自西方的約翰·哈斯頓教授進行較為深入的理論對話，要求西方學者認識到“東方主義”的偏頗與誤導，放棄“有色眼鏡”，能夠切切實實地以現實的中國狀況為考察對象，進而作出切合實際的認知與判斷。然而，據我的研判，這是一篇無厘頭寫作——約翰·哈頓斯教授似乎查無此人，也未曾履及南京，或許只是王干的文字游戲。這種對中國當代文學走向和中華文化的重新思考與評價，是在1990年代中期新的全球視野和歷史語境中，作家和學人轉向從傳統文化中尋取思想文化資源的大潮所致。

文本分析：批評家的看家本領

王干還有一個強項，對于文學的語言及敘事學有獨到的敏銳感覺。《北島 孤獨的島，真誠的島》一開篇，就抓住“島”“帆”“星”“云”等詞語意象切入北島的詩歌內部，進行深度探析。他還是最早一批評價海子和駱一禾詩歌的學人，在為兩人的詩歌合集所寫的序言中，給駱一禾以高度評價，講到其“長短句協調的和諧”：“駱一禾與海子同樣都是大山。海子是爆發的洶涌狀態，駱一禾則是爆發之后的凝固之勢。雖然表象是平靜的，但依然是生命流動的痕跡。駱一禾的詩以其語句的延長與從容表現出智者的風度，他詩中那種長短句協調的和諧是他知性與靈性交合的象征。”《尋找敘事的縫隙——陳染小說談片》是從“時間”“陽光”“告別”等關鍵詞入手，討論陳染的《嘴唇里的陽光》《無處告別》等作品的肯綮。在敘事的縫隙中捕捉到作品的某些意旨與節點，并且加以升華。

把文學當作文學，從文本出發，是從事文學評論的基本前提，稱職的學者要有審美意識，也要有藝術分析。但當今的大量文學評論，其中的藝術分析和審美評判往往都是語焉不詳的；外部研究從資料爬梳、時代背景刻鏤和文化研究窺測“歷史化”與“學科化”、社會學、空間理論、情動理論、聲音與圖像分析等與文學的關系。我不反對理論，離開理論引導和啟迪，文學評論就變成自說自話信馬由韁，但只講意義和引申，不講辭章、文采、結構、敘事，尤其是藝術感覺，那文學和其他文字材料的區別又何在呢？

針對近年來當代文學研究中文學性訴求稀薄的狀況，學者張清華曾表示要加強當代文學的文學性研究，希望借助各種方法路徑，提升對于文本與文學性價值的關注，這也是我近10年間經常思慮的問題。當代文學研究要以審美優先，要“把文學當作文學”，而不是自貶為歷史學的“附庸”，或看作是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的經驗材料。讀王干的《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也是在重讀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重新回到豐富而駁雜的文學現場，回望新時期、新世紀和新時代文學的來時路，照亮我們前行的方向。

（作者系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榮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