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2年，作者探望韋君宜（左）

將畢業了。一個下午，北大31樓227房間。

舍友莉莎進門，遞給我一封信，說：“也許這是你在等待的。”

一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封，在紅色的單位名稱旁，有“韋君宜”三個字的鋼筆簽名，字跡有些潦草。

信不長，打開看完，我坐在上鋪，垂著雙腿，淚如雨下。

信中說：“你的才華在閃閃發光。”

我復信后，她很快來了第二封信。君宜讓我周日去建國門她家，說有些話要當面跟我講。

她家在一個深深的院子里，有樹，很安靜。進門就是客廳，也是飯廳，有一張大餐桌。

君宜說：“我們今天吃炸醬面。”

飯桌上，她的女兒楊團說：“是我先發現你的小說，推薦給我母親的。”

來稿有一籮筐，楊團從那個籮筐里把我的小說淘出來，給她母親。她也是知青。

那次見面，君宜告訴我，我寫的東西很私人化，發表的時候應當作些處理。

她還替我作了“出道”的設計。她說，她很喜歡那篇《云》，但作為我的處女作，還是《有一個美麗的地方》最合適。

于是，《有一個美麗的地方》發表于《當代》1982年第3期，做了通欄標題。我立刻被幾個電影廠緊追，后來小說由青年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青春祭》。

另外一篇《云》，我給北大中文系孫玉石老師看了，他十分贊賞，后來由他的同學吳泰昌推薦到《收獲》發表。

兩個中篇連續在國內的權威刊物發表，為我鋪墊了畢業之后的路。陳荒煤、謝冕都為我寫了推薦信。為了盡早成為專業作家，我放棄了北京的幾個單位，到了天津市作協。

我大學畢業時，時任《當代》主編的孟偉哉力主我進《當代》編輯部。

君宜卻說：“曼菱是寫東西的料，她不能像我一樣，到六十歲才來寫自己的東西。讓她到大地上去吧。”

君宜的這番話正合我意。

當時我一個勁兒地要當專業作家。雖然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主辦的《當代》對我很是歡迎，但一想到每天必須看那么多質量參差不齊的來稿，我就難以接受。當編輯要有一顆廣博無私的文心，只想著自己的寫作可不成。編輯永遠是一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回首來路，一個在1982年“出道”的青年作家，后來卻不再寫小說，去做歷史調查與研究，一生不改其道，固然是“天性決定命運”，但也與恩師韋君宜有關。

君宜想把我培養成一個“另類”。大概她看出，我有種異質，不合群，難安身。那個時候，文壇的許多同行都知道，我“各色”，在筆會之類的場合里，總是融不進去。我喜歡天馬行空，常到新疆，跑遍天山南北。

還有一點，是她深思過的，“浮在上面”于我的創作沒有好處。她告誡我，不要加入那些小圈子，不要到處拋頭露面，要到社會生活中去，扎實地做自己的創作。君宜有不同尋常的見地和做法。我與她一脈相承。我們之間不是那種凡庸的“提攜”關系，而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血緣之情。

每當文章寫成發表，我便覺萬事大吉。后來有人提起，說我的作品當時沒有參加全國性的文學評獎，這很奇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在小說界很突出。

一天，我到荒煤家去。說到此事，他很生氣地說：“刊物沒有推薦上來，評獎怎么會有你？”

原來，是《當代》沒有推薦我參加全國評獎。人文社有人告訴我，老太太（韋君宜）曾經發現一位有潛力的知青作家，非常驚喜，有很高的期待，可是在發表第一部小說之后，就沒了下文。老太太怕我重蹈覆轍，所以要壓一下，再看一看。

這有點像北方農民種小麥，要“蹲苗”。就是在成長最快的時期，突然停止供水，讓它旱著。如此，不長高度，卻敦實。

君宜有意不把我送到評獎的行列中，她這個思路影響了我的一生，也符合我的性格。

我自幼受《紅樓夢》影響，“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我欣賞曹雪芹，“野心應被白云留”。

有一次，父親發脾氣，把我的那些文學獲獎證書都扔出了家門。我們這個家庭，并不看重這些東西。不為名利，令我一生損失很多，但損失不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憎命達。”寂寞與淡泊是成就文學的好環境。張繼最有名的詩《楓橋夜泊》，是在落第之后寫的。自古許多文人都是在人生的低谷里寫出佳作。待到前程似錦、門庭若市之時，寫的都是應景之文了。

大學四年級，我有稿費，可以打扮一下了。在北大南門外的海淀路上，我看中了一塊玫瑰色絲綢，買回來自己做了條“布拉吉”。連衣裙長袖，有領，過膝。這一身，既素且艷。絲綢特別適合年輕的身材，我穿上它，得到了校園里人們的稱贊。

那天，穿著這條裙子，戴著一枚胸針，到《當代》編輯部赴會，心里還是有點發毛。那是《當代》雜志的頒獎大會。

等了片刻，老太太來了。 呀！一身花旗袍，花哨晃眼，還戴著珍珠小耳環。這可把我樂壞了，忙上前向她問好。

我問君宜，我的裙子如何，她說：“很漂亮！很適合你。”我告訴她，是我自己做的。

那天我見到了嚴文井。我告訴他，我上小學時讀到他的童話，那個關于風和苦孩子的故事印象很深。一個苦孩子病了，風來看望他，可是只能給他帶來一枚又小又酸的杏子。我曾經以為自己就是那個苦孩子，不能得到命運的紅蘋果。可是我上了北大，還登上了《當代》，我獲得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

嚴文井說：“好啊，我的童話有了新的結局。”

君宜對我具有影響力，不只是因為她對我嚴，更是因為她為人之真，信念之純。這在人文社是一股清氣、正氣，可以說，老太太是人文社的鎮社之寶。她在，大家就感覺踏實、有方向。

當時她的《思痛錄》還沒有寫出來，但是她的風骨已經顯現出來了。她始終追求公平、正義，具有高尚的人格。這是她人生的起點。

君宜曾是清華的才女，是與我一墻之隔的師姐。

上世紀30年代末，一次因為參加民主活動，暮色中她和同學躲到朱自清先生的家里。她在《海上繁華夢》中寫道：“教授宿舍旁一條小溪，隔溪一片樹林，一座小土山對面是女生宿舍樓靜齋。夕陽正照在窗上，余霞成綺。我倚窗外望，想著坐校車趕進城去，脫在床上的旗袍懶得收拾了，下回回校來再說。”

然而，這一去就是十幾年。1949年回來時，她已經是老校友。君宜出身名門，原可以走一條平順的路。父親安排她留洋深造，她卻放棄，自去延安，為尋求救國真理，歷盡千辛萬苦，初衷不移。

這與那種為求個人出路或因愛情而投身革命的羅曼蒂克的小知識分子又不一樣。

自少女時代她就有一顆博大堅強、志向明晰的心。到晚年，她仍有著熱血沸騰的靈魂，追思而感痛，著書以明志。

君宜的幾本書一直在我手上，我走遍天涯海角都沒有丟掉。《露沙的路》《海上繁華夢》《思痛錄》，薄而又重。

“薄”，每本書都很薄，字數不多。這是她到了六十歲后才寫的，編輯耗盡了她的時光、神思和精力。“重”，她寫出了一個抬起思考的頭、睜開清醒的眼、講出真話的自己，有著鳳凰涅槃之重。這是世紀風云的重量，這是尊嚴與人格的重量。

我會永遠收藏這些書，這是收藏一顆誠摯純潔的心。我需要她在身邊督促我。

如今，讀她那用心聲寫出的字句，仍令人振奮：

“我坐在大上海的酒樓上，在音樂轟鳴中間忽然覺得什么也聽不見看不見了，只覺得膩煩、膩煩。這種空氣，呼吸長了會壓抑死人。……這還不是在貧民窟，而都是在紙醉金迷的繁華場里所發生的呀！這里的人長年累月過這種生活，使我想起了從前有個老同學在憤怒之余的一句警句：‘生活就是侮辱。’這是一種規律、一種制度，不這樣就不能生活。這到底是享受呀，還是受罪？”

“可知道，當一個女人還很年輕、剛用好奇的眼光窺視著生活的時候，在她周圍就有多少老練到可怕的眼光在窺視著她？可知道，一個女人在男人正成熟的年齡（就說四十歲吧），卻已經到了被人視為該退出舞臺的關鍵年齡，一切希望好像都要隨著花容月貌逝去了，盡管她完全可能再活四十年？”

當我寫出那篇關于新疆的中篇小說《唱著來 唱著去》時，君宜欣慰道：“她可以走自己的路了。”

君宜第一次“小中風”后，我去看望過她。那天我先去領稿費，管錢的人不在。冬天將至，我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就托付時任《當代》副主編的何啟治，請他幫我領稿費，然后去某店某柜臺，買一床鴨絨被，給君宜送去，東西和價格我都看好了。那時鴨絨被剛出來，算是稀罕的。我跟老何講：“如果有差價，不夠的你就掏上吧。”他說：“沒問題。”

離開北京時，我給君宜打過電話，她在那頭叮囑我，要握住手中的這支筆，一直寫下去。

我沒有辜負君宜。